1. 研究背景
进入到数字媒介时代，我国新媒体技术出现并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门户网站、网络论坛、社交网站、直播与短视频等多种新媒体形式不断涌现，中国社会悄然陷入了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传统社会的边缘群体正日益已成为我国信息社会的重要传播载体和新媒体时代的实践主体 [1]，逐渐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央。性少数群体正属于这类群体，由于异性恋文化霸权的影响，性少数群体整体处于弱势，亟待寻求权力与地位的提升。新媒体自然而然成为了该群体赋权的“武器” [1]。2016年，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迅速崛起，社会影响力突飞猛进，为性少数群体赋权提供了新的途径与机遇。时至今日，性少数群体在抖音平台不断发声，社会影响力逐渐提升，这引发了研究者对于抖音平台中性少数赋权生态与赋权效果的思考，并期望以此为性少数群体赋权由“自发”走向“自觉”作出贡献。
2. 文献综述
2.1. 赋权与新媒体赋权
赋权(empowerment)从字面意义上来讲，指赋予或充实个人或群体的权力，挖掘与激发主体潜能的一种过程、介入方式和实践活动 [2]。由于诸如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制度的限制等多种现实因素，处于社会底层或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总是缺乏维护自身权益和实现自我利益主张的权力，即处于无权或少权的状态。所谓“赋权”就是赋予这部分群体权力，推动社会权力结构不断优化 [3]。
赋权的过程与基本的社会传播过程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无权与少权群体赋权的达成需要通过信息传播实现 [3]。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与相关研究的深入，对于赋权的讨论延伸到了不同时期的媒介情景中。在大众媒介时代，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已经开始就传播中的权力分配、弱势群体在传播中的地位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具有了赋权视角的基本关怀。杜威强调了“传播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 [4]，对于大众传播的权力分配功能进行了思考；拉扎斯菲尔德与莫顿在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阐述中强调了社会联系与协调，其中就包括权力的协调与统一。“新媒介的兴起必然打破原有群体对于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垄断” [5]，在电子媒介时代，电视、广播等新媒介为赋权提供了新的途径与挑战。媒介受众的普及与能动作用的彰显，为无权与少权群体权力的赋予与社会地位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把关人理论的出现揭示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不利地位，知沟理论与数字鸿沟的命题凸显了信息社会中不同群体的阶层分化，传播过程中信息的不平等限制赋权作用的发挥 [6]。
在数字媒介时代，新媒体作为一种低门槛媒介，具有很强的民主化倾向。新媒体技术对既有传播结构的解构，对于既有权力秩序与权力结构的消解为赋权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7]，学界涌现出了大量有关新媒体赋权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取向与关注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维度：
第一，新媒体赋权的机制。新媒体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也引起了赋权机制的变革——研究者在传统的“个体主动赋权模式”，与“外力推动赋权模式”基础上 [8]，联系新媒体技术自身的便利性、普及性与深度渗透性，更加强调无权与少权群体自身的主体性、关系性和能动性的“参与式赋权”与“互动赋权”成为新媒体赋权研究领域的主流模式 [9]。在实际传播过程中，新媒体赋权的典型事件的发生不断推动新媒体赋权机制研究的完善。丁未通过对于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自组织的赋权发生、发展过程进行个案分析，探究新媒体赋权的理论建构与发生机制 [10]；陈浩、吴世文通过华南虎照片事件的个案分析，探究网络社群的自我赋权机制等 [11]。新媒体赋权机制的应用十分广泛，从国际、国内、社会等宏观层面，到公益救助、健康传播等不同领域，甚至被拆迁群体、青年农民工高校、创业大学生等细分社会群体均有覆盖 [12]。然而，针对许多无权与少权群体的赋权研究仍存在空白，性少数群体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群体。
第二，新媒体赋权的效果。赋权不仅仅是一个发展过程，更是一个目标，一种对权力的再分配 [3]。新媒体赋权所带来的结果如何，对于社会权力结构产生了何种影响，是相关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命题。就此，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结论，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新媒体所带来的赋权与去权现状展开。新媒体本身是一种技术，它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传播的民主化发展与权力的民主化建构，使得边缘群体能够以主体的身份做自我叙述，从而打破了主流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 [13]。同时，又形成了去中心化的伦理关系与多元化的伦理场域，赋予了无权与少权群体求得社会尊重形成身份认同的机会，推动社会实现更为平等而理想的伦理状态 [14]。但新媒体技术下所形成的权力的重新分配仍然具有局限性，部分群体仅仅获得了“平等的幻象” [15]，甚至由于互联网的技术控制造成了“去权”的状况。在微博自闭症议题社会网络分析中，虽然微博这一重要的新媒体平台的关怀为自闭症群体提供了赋权的机遇，然而，由于商业资本的力量与流量逻辑的渗透大多为信息数据泡沫，稀释了社会对于该弱势群体的注意力资源，同时也消解了自闭症群体的自我效能感，导致相关病患群体的集体失声 [8]。网络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警告我们，这是一个残酷的，充满剥削与排斥的信息时代 [16]。在一定层面上，网络社会复制并放大了传统社会的不平等与阶级差异。由于新媒体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层次性，我们不禁反思：在全球信息产业链条中，无权与少权群体通过低端技术能够得到什么 [17] ？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剥削与压迫是否将无权与少权群体置于新的“去权”困境？
2.2. 亚文化空间创设与社区自治
在集体的维度，赋权作为一个互动性的社会过程，其中必然依仗着人际互动：个体以互联网为桥梁在虚拟空间聚集，通过情感认同与信念支撑形成不同的社群组织，进而推动达成作为分散个体所无法达成的目标 [18]。进入到数字媒体时代，正如麦克•卢汉的预言，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地球村”的现实。现实社会中各亚文化群体在这个数字化的地球村空间中构建了一个个生动活泼、具有反抗精神的创造性文化生产空间，并且采用“微小而不逃离”的方式与其他群体和社会进行互动与交流。他们在不同的网络平台用风格与技术构建起专属于自身内部成员的象征性文化空间，对内进行情感沟通与价值确认提升群体归属感，对外不断进行边界开拓与文化输出，由此推动了群体赋权，获得了较强的网络话语权与影响力。
这种网络亚文化群体作为一种“新”组织形式，在自我管理层面与传统组织管理方式具有较大的差别。由于社群组织建立的前提是个体的自主性、自发性与非强制性群体目标，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使用传统的强制性规章制度实现群体管理，而是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涉及准入机制、通用语言与文化仪式的“扁平化”社区自治模式。例如，林品对于“二次元”亚文化群的研究表明，国内ACG文化社群已经形成了测试性准入、特有的语言符号等比较完善的自我管理模式，并且逐渐形成了“二次元民族主义”的情感归属 [19]。然而，关于网络社群文化的研究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不足，尤其是性少数群体的网络空间自组织研究尚且处于空白。
2.3. 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状况
性少数群体指在性倾向、性别认同、性身份或性行为等方面上与社会上大多数人不同的群体 [20]，主要包括同性恋、双性恋、无性恋、跨性别、间性人等，一般用LGBTQ表示。性少数群体在当今社会所占有一定的比重，并且遍布世界各国各地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指出，性少数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际遇”，属于自然现象 [21]。但在历史上，性少数群体往往作为一种社会疾病出现，与艾滋病相联系，同性恋也曾被列入精神疾病 [20]。而该群体由于缺乏社会认同与尊重，长时间处于社会的边缘，是典型的少权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政策与法律的完善、社会文化的发展等客观因素，加之性少数群体不断争取自身权力，该群体的生存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指出：“在亚太地区(包含中国在内)，性少数群体是社会中最为边缘、最为弱势的群体之一”。
当前，有关于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维度：
第一，性少数群体自身的基本状况。从性少数群体自身出发，相关研究围绕着性少数群体的心理及生理健康状况、日常生活状况、经济状况、群体归属、自我实现状况等多个维度进行展开 [22]。揭示了性少数群体的特性、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多重困境与相应权力的缺失。
第二，性少数群体与社会。一方面，研究者关注于社会环境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影响，重点讨论性少数群体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从政治与法律、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性少数群体权力缺失的原因。另一方面，性少数群体与社会及其他社会群体的互动也是性少数群体研究的关注焦点，例如，性少数群体与家庭的关系，性少数群体争取权力的行为，与性少数群体有重要关联的社会事件等。在中观与微观层面探究性少数群体政治权力、经济地位、伦理正当性的缺失的生活境遇。
2.4. 数字时代性少数群体的发声现状
在新媒体产生之前，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力，权力阶层通过对话语表达的控制将性少数群体与艾滋病、自杀、犯罪等议题捆绑，为该群体贴上负面标签，造成了该群体的媒介形象污名化 [23]。由于传统媒体传播过程的单向性，性少数群体很难形成有效的反馈，并且缺乏发声的渠道与机会。
进入到数字媒介时代，无权与少权群体主动进行自我赋权代替权力阶层的“施舍”成为社会权力结构改善的主要途径。被禁锢在传统社会边缘的性少数群体逐渐摆脱自身束缚，寻求改变自己少权的现状。由于新媒体技术对于传统传播格局的冲击与以计算机、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通讯工具的普及 [1]，他们开始以新媒介工具为“武器”，在社会上不断发声，冲击着异性恋文化的霸权地位，为达成自我赋权的目标进行着多种文化实践。美国UCUI性少数社区成员使用邮件传输技术向在线邮件列表名单中的用户分享来自同性恋战略研究所和国家同性恋特别工作组的新闻稿件，加强社会对于性少数群体有关的政治问题认识来提高政治赋权 [24]。在中国，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与网络社群为性少数赋权打开了新思路，位于广州的“女友组”公益机构以QQ群、微博为中心建立属于“女同、女双、跨性别、酷儿”的网络栖息地，甚至形成了线上线下联动的格局 [1]。
然而，相关研究对于短视频平台中性少数群体的发声状况关注不足。2016年被称为短视频爆发元年，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数字媒介时代的最重要新媒体形式之一 [25]。性少数群体在抖音平台上的发声的活跃度，抖音平台的可视性、互动性等特性及抖音平台极高的社会覆盖度与社会影响力，都体现出对于性少数群体在该平台的发声现状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抖音性少数大V、“彩虹”短视频内容的涌现正是性少数群体新媒体赋权的现实证明。但当前研究缺乏在“新媒体赋权”理论视角下对于性少数群体抖音短视频平台自我赋权行为的探究。这正是本研究将着重探究的方向，期望能够对于在短视频时代背景下性少数群体面临的赋权生态的新特征与赋权行为的“得”与“失”作出新的解释与贡献，填补这一研究图景的空白。
3. 研究问题
本文从新媒体赋权的理论视角出发，对抖音平台中性少数群体的赋权行为进行研究。从抖音平台中性少数的赋权生态与赋权效果两个层面探究以下四个问题：
1、抖音平台中性少数赋权是怎样实现的？它呈现出一种怎样的赋权模式？
2、对于性少数群体，抖音平台的新媒体生态如何？这对于性少数群体开展自我赋权有怎样的帮助与阻碍？
3、抖音平台中性少数赋权取得了怎样的标志性成果？
4、抖音平台中的性少数群体是否面临着去权的困境？性少数赋权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
4. 研究发现
4.1. 赋权生态
4.1.1. 赋权模式：“主动赋权”引发“外力推动”
赋权作为一种发展过程与介入方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外力推动赋权”，指无权与少权群体以外的其他群体主动介入，引导无权与少权群体通过积极行动改变自身的不利处境，增强他们的权力与能力，从而使社会权力结构趋于公正 [26]。在这种模式下，无权与少权群体是被介入的对象，是被赋权的客体，赋权的结果与效果主要依靠外力。第二类是“个体主动赋权”，指从无权与少权群体的主体性出发，该群体主动参与，激发自身潜能，从而更大程度上掌握社会资源和自身命运，改变无权或弱权的社会现状 [2]。在这个模式中，无权与少权群体既是赋权行为发起的主体，又是被赋权的客体，赋权行为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该群体本身。
纵观抖音平台中性少数群体的赋权行为，可以发现赋权的源动力始终掌握在该群体手中，属于典型的“个体主动赋权”。他们主动成为信息生产者，输出与有关性少数平权的内容。以“Damien”账号为例，账号本身的拥有者“Damie Lu”毫不掩盖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且积极为本群体发声，发布了诸如“恐同源于无知”、“同志平权的终极目标”、“和没有出柜的人交往有什么风险”等主题的短视频。这些短视频聚焦于性少数群体的现实生活，主动为性少数平权设置议题，主动寻求为自身赋权、为本群体赋权。这体现出了性少数群体在赋权过程当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现实社会中平权观念与制度的缺失和性少数群体切实的生存、生活需求之间的张力的存在促使他们主动在抖音平台发声，进而呼吁社会提升性少数权力与地位。性少数赋权行为产生源于他们的现实生活需求，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于该群体内部，并且赋权的相关议题设置由自身掌控，是典型的内生性赋权。
从实践的视角来看，“个体主动赋权”与“外力推动赋权”并不完全互斥，二者互为补充、相互配合所形成的复合赋权模式是一种更好的路径 [8]。当前，抖音平台的性少数赋权模式有复合化发展的倾向，非性少数群体也逐渐参与到为性少数赋权的努力过程中。以“5.17国际不再恐同日”在抖音平台上的发声状况为例，美妆大V“花爷Bera”、剧情账号“小小码头”、阿米尔汗抖音官方应援站“阿米尔汗咨讯台”等非性少数群体博主都参与其中，发出了“Love is Love”的呼吁。他们一方面声援了同性恋群体，扩大了性少数群体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这种积极的态度为非同性恋群体接纳同性恋者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由于外力赋权是由外部主体主导，与内部主体相比具有更强大的说服力，尤其是在性少数这种敏感性议题上，外力推动能够极大地促进赋权进程。但目前抖音平台中性少数赋权仍以主动赋权为主，外力推动的主要来自其他个体或群体的自发性帮助，赋权作用极其有限，二者尚且无法形成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良性循环。而传统媒体的“支持性传播”作为“外力”中最为重要的支撑力量尚且处于缺位状态。
传统媒体的“支持性传播”指的是大众媒体利用信息生产传播和社会沟通的职能为弱势群体提供非物质性支持 [27]，是传统媒体对于无权与少权群体重点关怀的重要体现，也是“外力推动赋权模式”中外部力量的重要源流。在短视频时代，以抖音平台为例，这种“支持性传播”体现为平台中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为代表的官方媒体账号对于弱势群体的重点关怀。然而在性少数相关议题上，这些官方账号所代表的传统大众媒体仍然持“观望”或消极态度，对相关问题避而不谈，性少数群体总体在大众媒体上的可见性不高 [23]。这种传统媒体媒介支持的缺失必然会影响性少数赋权的深度与广度，导致赋权无法深入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层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传统媒体应该以关注性少数现实生活、设置平权议程与框架、授予性少数群体正当性等多种方式，为性少数群体的赋权努力提供媒介支持，形成强有力的外部推动力量，促进社会权力结构改善。
4.1.2. 焦点领域：以“日常生活”为中心向外展开
抖音平台上，性少数赋权行为聚焦日常生活领域，从微观层面发声，通过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推动自身赋权。比如，“脏脏星Ztar”、“聂胡刘成”等男同性恋情侣账号，他们的视频内容主要集中于展现自身日常生活中的小片段，以Vlog、情景剧、微访谈等多种形式展现自己的幸福恋爱生活。他们正是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点滴的流露，凸显性少数群体恋爱状况议题，推动自身与群体赋权。
西方性少数群体赋权更加关注中观与宏观层面，聚焦于政治、法律、价值观念等领域。例如，Youtube视频平台中，“顶流”美妆博主“Jeffree Star”呼吁性别自由，为跨性别群体平权。UCUI的LGBT组织成员采用邮件传输的方式促进建立一个对性少数群体更加友好的社区，表达了对于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的赋权愿景 [24]。这些新媒体赋权行为延续了西方性少数赋权运动的发展趋势，正如黄兆群提到的：“同性恋越来越成为社会变革和人们习性变化的开路先锋” [28]，他们坚持宏观制度与规则的变革为目标。
与西方相比，中国性少数群体的赋权行为显然更加具体化、生活化，他们深入到每一个个体不同的日常生活情境当中，更加关注现实生活领域，希望解决关于自身的具体问题。同时，围绕着日常生活赋权的中心，具有向社会认同、消除歧视等宏观层面发展的趋势。但是这种扩展尚且不是“自觉”行为，他们尚未像西方性少数群体一般主动提出诸如取得政治权力、社会权力的宏观赋权诉求。因此，西方性少数群体的赋权实践也为我国性少数赋权提供了借鉴，性少数群体在聚焦自身日常生活的同时，应该给予诸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破除性少数群体职场歧视”等社会层面的问题更多的关注，推动性少数群体赋权向宏观层面发展。
4.1.3. 舆论生态：“圈内”与“圈外”的鸿沟
“信息茧房”的形成是当今新媒体技术与信息社会不断发展的结果。这也使得网络社会关系出现茧房化趋向，人们更倾向于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抱团”，排斥与自己看法与意见差别较大的人。由此形成了“社群的茧房化”，群际之间存在着刻板印象，网络社会矛盾化趋势明显 [29]。这种现象进一步升级，发展成为了网络圈层。在对于性少数群体的问题上，基于抖音平台的推荐机制，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支持性少数群体的社群与反对性少数群体的社群的形成。抖音的推送机制符合“信息茧房”形成的条件，不断强化每个个体的具有误会与偏见的态度与思想偏狭，不断加深有关于性少数群体具有矛盾观点的两个圈层文化的对立与冲突。如何促进性少数群体破圈，弥合这种“圈内”与“圈外”鸿沟，防止形成性少数群体在自身圈层内部“自嗨”的现象，是性少数群体赋权必须考虑的问题。
4.2. 赋权效果
4.2.1. 赋权：性少数群体权力的获取
(1) 话语权的获得
相比于传统大众媒介，新媒体的发展给予了社会各群体平等发声的机会，信息的占有者和发布者不仅仅是权力阶层，更是广大民众 [1]。性少数群体也在不断发展的信息社会中获得了“发声”的机会，他们能够“独立自主”地将本群体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通过不同的话语形式向受众展现，这正是性少数自我赋权的基础。
性少数群体意见领袖的形成是该群体话语权提升的重要表现。近年来，诸如“我叫Abbily (艾比)”、“赖佳新”、“Silves”、“聂胡刘成”等千万级、百万级粉丝抖音大V频频涌现，一跃成为了抖音传播体系中的意见领袖。他们坐拥着庞大而复杂的粉丝群体，为展现性少数群体的真实形象、求得社会认同、表达群体诉求等赋权行为提供了流量基础与社会影响力。由于主流媒体在性少数议题上的缺位，这些性少数抖音大V成为了相关信息的直接生产者和议题引导者。以近段时间有关性少数“母”现象的讨论为例，性少数群体意见领袖主动发布视频，强调性少数群体应该坚持做自己，来对抗性少数群体应该更加“阳刚”的观点。部分意见领袖主动表明自己的“酷儿”或“跨性别”身份，指出“母”仅仅是一种正常性格，并不带有贬义。意见领袖的发声冲击了“‘母’即丑陋”这种来自异性恋文化霸权的评价标准，推动了观念中的性少数平权，又推动了对于“酷儿”群体社会关注，深化了性少数赋权的深度。
性少数话语权提升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抖音平台中性少数底层用户以性少数的主体身份发声，参与相关议题的讨论，推动性少数群体赋权。例如，“唐姐(唐言唐语)”抖音账号发布以“腐文化”为标题的有关“同性恋主题在网络传播是否合理”的争议性内容，展现其本身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消极态度后，众多性少数普通用户通过评论区留言或发布视频“@”该账号的形式，对其观点进行反驳，主动捍卫同性文化的正当性。与传统媒介相比，性少数群体拥有了自主发言、自由发声的权力，底层用户也能参与到讨论当中，反抗歧视与压力，助力自身与群体赋权。同时，这种普通用户的讨论与对话，又推动了性少数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意见交换，助力性少数“破圈”。例如在“唐姐(唐言唐语)”的视频评论区，一些年轻性少数用户与60后、70后进行了交流与沟通，让相当于他们父母辈的人群了解了性少数的内心真实想法。这种跨群体的对话的产生正是由于抖音平台具有较强的社交可供性，而在其他的新媒体平台则难以达成这种对话。这也为性少数群体扩大自身影响力，推动平权观念深入其他群体与社会各个阶层提供了基础与前提，助力性少数复权的深层次发展。
(2) 可见性的提升
可见性本意指目光所及的范围、程度及能见度，在不接触媒介技术帮助的情况下，取决于人的生理能力及所处的时空环境。可见性同时也是“公共性”概念的核心，是社会权力赋予的前提 [30]。长期以来，我国的性少数群体被有意识忽视和边缘化，是一个相对的“禁区”。加之同性恋、跨性别人群在传统的家庭观和伦理道德观中受到歧视，被认为是对人类正统家庭观念和世俗价值取向的颠覆 [31]。性少数群体的权力问题逐渐转变为“被掩盖”、“被忽视”的不可见状态。在社会意义层面，可见性与承认紧密相连，承认是知名度的一种表现形式。性少数群体的不可见状态近乎等同于该群体不被社会承认，也从根本上剥夺了该群体争夺社会权力的可能。
进入到数字媒介时代，新媒体技术的兴起彻底打破了可见性的时空限制与大众媒介对于可见性的垄断，将赋予可见性的权力下放到每个社会个体手中。在抖音平台，每个性少数个体都可以主动发声，不用经过大众媒介把关就能够自主展演自身生活。他们通过“自我披露” [32] 的方式提高本群体曝光度，使性少数群体逐渐走入了大众视野。同时，短视频的视觉性较之文字更加形象直观，受众可以直接看到性少数群体中活生生的个体，这为他们了解性少数群体生活现状，破除“污名化”标签提供了有力途径。可见性的获得使得性少数群体逐渐走向阳光下，逐渐被社会承认。
(3) 网络栖息地与社群文化的形成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构建了网络社会这一新的社会形态，其作为现实社会的延展和扩大化，不断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 [33]。在现实社会中，性少数群体陷入赋权无门的困境，而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他们拥有更多赋权的可能。这促使他们开始通过建立社群的方式开辟属于本群体的网络栖息地，既作为自己现实生活的补充又希望可以以此改善现实生活。
抖音并非社交软件，但它却成为了新成员的“来源地”与社群文化的“宣传阵地”。抖音性少数群体大V通过向QQ粉丝群、微博群聊引流，向建立在社交媒体平台的社群转化流量。虽然这部分群体并不完全是性少数群体，但是他们对性少数群体持积极态度，并且愿意为性少数群体赋权提供支持。抖音性少数群体大V之间的相互交流又带动了粉丝群体相互交流，促进不同社群相互联系，进而推动性少数的网络生存空间不断拓展。在“同道中人”的不断增多过程中，他们逐渐形成并强化群体身份认同，形成了同一的身份烙印，在精神上有所依赖、有所归属 [18]。
在性少数网络生存空间开辟的同时，性少数网络亚文化悄然诞生。并且随着性少数赋权的发展，该群体的亚文化产品逐渐产生，并不断传播。打开抖音，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带有显著性少数群体文化标志的话题。“#彩虹”、“#彩虹男孩”、“#攻”、“#受”等这些带有显著的性少数烙印的话题已经形成了一种破圈传播的“梗文化”，其中凝聚了性少数群体性别平权、性别自由等亚文化观念。该群体通过制作独特的亚文化风格的视频内容，建立亚文化话题标签，推动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属于性少数文化的文本与文化识别系统，并积极向社会、扩散传播。这冲击了异性恋文化霸权，逐渐调整社会文化体系，体现了文化层面的性少数赋权。
4.2.2. 去权：平权的幻象与赋权困境
(1) 话语权行使的困境
抖音平台的兴起，使得性少数群体具有了自由表达的话语权，但是在话语权行使的过程当中仍然具有观点碎片化、群体对抗、话语权不均衡的问题。
首先，短视频的形式令意见表达碎片化，很难形成深度的意见交换。抖音的视频时长限制分为：15秒以内、60秒以内、10分钟以内，大多数视频集中于前两种时长限制。因此存在视频短、内容少的问题，受传者容易断章取义 [34]。并且抖音的推送机制限制了视频之间的连续性，随缘“刷”视频的使用方式令每个视频成为了相对独立的单元。然而，有关性少数群体的相关问题，有如：性向的成因、性少数群体“污名化”、出柜问题等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都需要深度的意见表达。囿于信息碎片化的表达，意见的传播仅仅停留在知晓层次，尚且无法深入态度层次，因此话语权行使的有效性存在局限。
其次，由于视频信息的碎片化表达，原本合理的群体对话更容易蜕变成为群体对抗。有关性少数群体的争议性视频评论区经常会看到对于性少数群体持支持与反对的群体的观点碰撞，但这通常情况下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从主观参与评论的出发点与客观效果上，群体交流的作用极其有限。对于性少数的正确认识观点的传播需要合理的对话，深入讨论，对于对性少数群体持消极态度的群体实现价值观层面的说服。但这种情绪化的评论类似于网络“对喷”，会引起其他群体的心理防御，加深对性少数群体的刻板偏见。
最后，抖音平台中性少数群体内部存在话语权不均衡的现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不均衡。第一，账号地位分层带来的不均衡。在抖音平台上，坐拥大量粉丝的抖音大V往往是“高颜值”性少数个体，外貌条件平庸的性少数群体则缺乏发声渠道与发声代言人。王晴锋曾在自己的研究中指出，同性恋社群中的“精英人士”占有了同性恋社群的绝大部分话语权 [35]。在抖音平台的性少数群体大V很大程度上也与这种“精英人士”相接近，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良好的自我认同，并公开出柜，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资源调动能力。然而，大部分性少数群体依然处于尚未公开自我身份，缺乏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现状，与“精英人士”产生巨大的差别。他们在抖音平台的发声缺乏流量的支持，所拥有的话语权地位较低，“精英人士”又无法为他们代言。这种由于地位的分层而导致的话语权不平衡，在抖音性少数群体发生中广泛存在。第二，群体之间的不均衡。目前性少数群体抖音大V主要是男同性恋群体，评论区讨论的主题与焦点也是男同性恋问题。然而，女同性恋群体则曝光度较低，总体上来说性少数群体中的不同性别所具有的话语权分配不均衡，男同性恋群体占有着最大比例的话语权。
(2) 凝视中的规训
法国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指出“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 [36]，在他所构建的“全景监狱”中，可见性被视作是一种具有持续规训力量的权力组织，会带来一种铭刻性的“永久可见性威胁”，主体会在被凝视的过程当中不自觉地调整自我行为。在新媒体语境下，可见性带来的规训力量依然存在。性少数群体在抖音平台上的高可见性不仅带来了赋权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来自抖音平台的潜在监视。性少数群体的所有赋权行为被置于平台预算法的凝视之中，从而带来了强大的规训力量。“流量”正是这种规训权力的外在表现，平台通过算法实现“流量的分发”在可见性空间中进行塑造平台所推崇的主流模式。性少数群体在也会为了“流量”对于自我行为进行不自觉地调整，从而产生了“什么火拍什么”的现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来自规训力量的操控，消解了自身赋权诉求的表达。
“流量的分发”的背后则凝聚了异性恋文化霸权与泛娱乐化的凝视。在异性恋文化规训方面，由于异性恋用户和异性恋文化在抖音传播体系中占主流和支配地位，并成为“流量分发”的重要依据。性少数群体在发布内容时，为了吸引流量，便逐渐契合这种异性恋文化的要求。例如，在抖音平台中以个人或情侣形象出现的抖音大V，经常会强化自身的“攻”与“受”属性，并且“攻”会刻意展示自己类似于健身等爱好，更加阳刚的性格，有意刻画自身的“男性化形象”；而“受”则会更加的阴柔，具有“女性化形象”。这种“攻受”属性符号化，正是来自于男女性别符号。在泛娱乐化方面，由于“流量”深深地铭刻着现代娱乐工业的烙印，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性少数账号故意发布具有性暗示、故意夸张、强制煽情等内容，令自身沦为了消遣与娱乐的对象。由于抖音平台的视频内容存在真实性与表演性存在模糊的边界，这些内容导致了性少数群体形象的“再污染”，强化了社会对于该群体的刻板偏见，导致他们在被凝视的过程当中陷入了主动“去权”的困境。
(3) 虚拟与现实的割裂
目前，在网络虚拟环境中，非性少数群体对于性少数群体持更加积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而在现实社会中，则较为保守、消极。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对性少数态度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年轻人对于性少数的态度更加开放和自由，而中老年群体则更加保守，网民则主要是青年群体。虽然抖音平台的用户年龄体系相对更加完整，但中老年群体的“主场”依然在现实社会而并非网络，他们的态度深刻影响着现实社会中对于性少数群体的主流观念。另一方面是由于接近性差距，网络社会尚且与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距离。人们在网络社会中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包容度更高，而在对于涉及自己日常生活可以接触到的层面观念更为保守。《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的相关数据指出，对于在现实生活中，介意与性少数群体交往的人群占比1/3；介意自己的子女是性少数占比更高达2/3。并且在学校、工作单位等现实生活的实际环境中，对于性少数的歧视更加严重，与网络环境中的包容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种网络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观念鸿沟，导致性少数许多被赋予的权力仅仅停留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不能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落地，他们的虚拟生活与现实生活存在着严重的割裂。
在美国性少数赋权过程当中，形成了许多的现实组织，例如“同性恋自由阵线”，与众多现实运动，例如“同性恋解放运动”。这些现实努力为美国的性少数群体赋权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因此，我国赋权应该在“网络”与“现实”两端共同发力，推动实体化的性少数社群发展壮大，并不断在现实生活中表达自身赋权诉求、形成性少数赋权运动。从而将新媒体赋权落到实处，弥合这种虚拟与现实的割裂。
5. 结语
在数字媒介时代，性少数平权在激烈的社会变化中得到极大的发展。性少数群体利用不断发展的新媒介技术开展了多种类、多层次的赋权实践，抖音短视频平台中性少数赋权行为正是其最为鲜活的缩影。在短视频时代，性少数群体主动摒弃了传统媒体话语框架下的误解与偏见，为自己找到了更为自由与开放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他们积极利用新媒介获得新身份，用自己的方式争取长久以来被“异性恋”主流社会所剥夺的权力。性少数群体的新媒体赋权行为，就是他们利用新媒体技术抗争“异性恋”文化霸权的过程。如今，性少数群体话语权的获得、可见性的提升、亚文化的形成等都是他们抗争的成果，证明他们权力与地位的提升。但是，这与真正的性少数“平权”尚且具有一定距离，依然需要多层次、多主体的长期赋权努力，进而不断推动性少数赋权行为由“自发”走向“自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无论性倾向和性别身份如何，每一个人都会赢得平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