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新冠肺炎来势汹汹，短短几十天席卷全国，给全国上下各族人民造成巨大灾难，这是我国自成立以来遭受过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起公共卫生事件。在此次疫情发生之际，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和带领各组人民举全国之力共克时艰，深刻地诠释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抗疫精神是中国精神在新时代的体现(郑忠梅，2021)。抗疫精神的传承需要青少年的主动参与，反之，抗疫精神也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以往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国家责任感较低、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凸出(郭永兴，孙继红，2021)，而抗疫精神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奋斗精神与担当的品格(王建，2021)。以新冠肺炎背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强化社会责任担当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宋乃庆等，2020)。
国家认同指“公民通过确认自己是否属于某一国家，从而形成个体归属于某一国家的意识，产生对国家的归属情感，并以一个主动参与者的身份关心国家”(管健，郭倩琳，2019a)。国家认同是国家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下，加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教育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陈丽君，胡恒恒，2021)。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国家认同研究，从研究领域上看，主要集中于国家认同与个体差异、族群认同、宗教认同的关系(于海涛，金盛华，2013)；从研究对象上看，以港澳台青少年和少数民族青少年等特定群体为主，对于青少年这个普遍群体关注较少；从研究方法上看，大多采用形而上的主观思辨法，缺少量化手段(陈丽君，胡恒恒，2021)。基于此背景，本研究拟采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入手，选取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开展实验研究。
国家认同不仅要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社会信念、价值观等个体差异的影响(于海涛，金盛华，2013)，而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息息相关，拥有正确价值观的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更高(吴培启，宋彤，2021)。因此研究作出假设1：社会责任感会显著预测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水平，社会责任感高的大学生国家认同程度也高，社会责任感低的大学生国家认同程度较低。
学者仲寒利(2019)认为时代背景、社会发展、文化是影响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且文化影响对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影响最大(刘森林，2017)。抗疫精神作为新时代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更加具有伟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在新冠疫情这种重大突发事件下，更是一场国家认同教育公开课(胡鑫，2021)。因此研究作出假设2：在新冠肺炎背景下的抗疫精神文化的启动会显著预测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水平。在抗疫精神的激励下，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少年国家认同水平会显著提高，且抗疫精神的启动能显著提升尤其是低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水平。
2. 方法
2.1. 被试
实验对象为高校在校本科生，在实验开始之前采用整群抽样法对300名被试用大五人格量表中尽责性分量表进行筛选，以尽责性得分高低27%为筛选原则。在得分前27%的被试中选取高责任感被试39名(男生21名，女生18名，年龄17~23岁，M = 19.71，SD = 1.28)、低责任感被试28名(男生10名，女生18名，年龄17~23岁，M = 19.75，SD = 1.34)，两组被试的尽责性得分(总分在31~57分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高责任感组M = 45.46，SD = 3.87，低责任感组M = 35.96，SD = 2.12，t(65) = 11.57，p < 0.05)，然后将高责任感、低责任感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最后实验组30人(高责任感被试18名，低责任感被试12名；男13名，女生17名)，控制组37人(高责任感被试21名，低责任感被试16名组成；男生18名，女生19名)。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尽责性分量表上的得分差异不显著(实验组M = 41.60，SD = 5.59，控制组M = 41.55，SD = 5.90，t(65) = 0.90，p > 0.05)。
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自愿且之前没有参加过类似的实验。
2.2. 实验设计
采用2 (抗疫精神视频启动：观看，不观看) × 2 (社会责任感：高，低)的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则是被试在成人国家认同量表上的得分。
2.3. 实验材料与工具
2.3.1. 抗疫精神视频启动材料
经过前期筛选，挑选出5个视频组织35名没有参与后续实验的被试观看并进行视频评分。5个视频来自于网络，视频形式为微纪录片以及歌曲mv，视频素材均来自于疫情期间一些感人新闻报道的剪辑拼接，例如客车司机不远千里运送物资，医护人员战斗一线，志愿者捐款、捐赠口罩、物资等。以往研究表明，被试对情绪材料越熟悉则越容易诱发情绪体验，并且在感动的情况下被试的利他行为会相应提高(艾娟，贾喜瑶，2021)。因此在唤醒度(1：非常平静，7：非常激动)、效价(1：非常不愉快，7：非常愉快)评分的基础上加入对视频熟悉度、感动程度(1：非常不熟悉/不感动，7：非常熟悉/感动)的评定。问卷采用7点计分。最终选取视频材料1 (感动程度 = 5.86 ± 1.50；唤醒度 = 5.46 ± 1.48；效价 = 5.74 ± 1.36；熟悉度 = 5.51 ± 1.46)、视频材料3 (感动程度 = 5.91 ± 1.22；唤醒度 = 5.74 ± 1.46；效价 = 5.91 ± 1.29；熟悉度 = 5.60 ± 1.31)；视频材料5 (感动程度 = 5.91 ± 1.15；唤醒度 = 5.51 ± 1.70；效价 = 5.71 ± 1.51；熟悉度 = 5.43 ± 1.48)三个视频组合成为“抗疫精神”视频启动材料。视频分别为《全民抗疫》微纪录片、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抗疫版mv、张杰《只要平凡》抗疫版mv，视频总时长为12分40秒，分辨率为1080 × 1920。
2.3.2. 问卷
成人国家认同量表(Chinese-National Identity Scale, C-NIS)：量表由管健、郭倩琳编制(管健，郭倩琳，2019b)，由26个题项和5个维度构成，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大五人格量表中“尽责性”分量表：由John等人在1991年编制(John et al., 1991)，该量表一共12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从1 (非常不同意)到5 (非常同意)，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得分越高说明社会责任感越高。本研究中的alpha系数为0.6。
2.4. 实验程序
实验在西南科技大学心理学实验室内完成，实验室干净、敞亮、舒适，无噪音干扰。在正式实验开始之前告知被试此实验结果仅用作学术研究，让被试据实作答，并保证实验结果保密，不会用作其他用途，得到被试的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开始实验。
本次实验的流程如下：首先通过大五人格量表筛选出作为本次实验的高责任感组和低责任感组的被试，再通过随机化的处理将两组平均分成四个组，即高责任感A组，高责任感B组，低责任感C组和低责任感D组。接着将高责任感A组和低责任感C组组成本次实验的实验组，高责任感B组和低责任感D组则组成对照组。实验开始时，实验组观看作为被试国家认同感的启动材料视频，对照组则不进行任何处理。实验组在观看完视频后用成人国家认同量表对实验组施测，对照组直接进行用量表测量。实验结束之后，被试获得作为报酬的精美小礼品并离开实验室。
3. 数据结果
为考察被试的社会责任感和抗疫精神视频启动在国家认同上的差异，以国家认同得分为因变量，对其进行2 × 2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在国家认同得分上，被试的社会责任感主效应显著(F = 4.18，p < 0.05)，高责任感被试的国家认同得分显著高于低责任感，即高责任感被试的国家认同更强；抗疫精神视频启动主效应显著(F = 15.28，p < 0.000)，观看抗疫视频的实验组被试的国家认同得分高于没有观看抗疫视频的控制组被试，即观看抗疫视频被试的国家认同更强；社会责任感和抗疫精神视频启动交互作用显著(F = 7.96，p < 0.01)，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抗疫精神视频材料的启动下，实验组的高责任感、低责任感的被试的国家认同得分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没有观看抗疫精神视频材料的控制组中，高责任感的被试的国家认同得分显著高于低责任感的被试(见表2)。
Table 1. The variation resources from C-NIS
表1. 国家认同问卷变异来源情况
注：*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2. The national identity scores from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表2. 国家认同问卷实验组控制组得分情况
4. 讨论
社会责任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王晓瑭，安利萍，2017)。实验发现，社会责任感主效应显著，高责任组被试的国家认同分数明显高于低责任组被试的国家认同分数。这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即社会责任感会促进青少年群体的国家认同(朱皆笑等，2014)。社会环境和内在动机是影响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因素(魏海苓，2014；杨丽丽，2015)，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高责任感群体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更能感知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力、组织力，这种对国家认可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提升了国家认同(雷冬红等，2020)，同样，构建国家认同也需要构建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程亚运，杜贤赞，2020)，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无论是古代文化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是当代以“爱国敬业和谐友善”为代表的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无一不在彰显责任感在中国精神中的重要地位，从责任感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推测来看，高责任组被试会主动认为自己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事务，更加关心他人、社会以及国家发展状况，并将自己的高责任变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在这个过程中又进一步加深自己对国家社会的感受和理解，故而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认同。
实验发现，抗疫精神被启动的被试的国家认同分数明显高于其他被试。在本实验中，相对于并未观看抗疫视频的被试而言，观看了抗疫视频的被试在新冠肺炎背后全民抗疫精神这种正能量积极情感的引导和鼓舞下，对国家认同程度明显提升。这也与以往的研究者的研究结论基本符合，即相比于中性条件，在积极情绪状态下的被试更容易产生对自身所涉及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孔亚亚等，2020)。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以抗疫精神为代表的中国精神体现出大量热爱祖国，奉献他人的精神内核，视频材料则是以直观的媒介方式进一步突出的这种精神表达，发挥了良好的情绪启动效应。情景的重现以及自身的感动对国家认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猜测在视频材料中呈现出来的各行各业的无私奉献、全国一条心互帮互助共度难关的氛围让观看视频组的被试产生了道德感动，并且被试街市此次疫情的亲身经历者，可以感受到国家政府，各行各业都为整个民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而呈现出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实验法发现，在抗疫精神的启动下，青少年群体对国家的认同程度明显增强。国家认同教育是提升青少年群体对国家、民族更深入了解的必不可少的一步，是构建民族自豪感的重中之重，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认同，同样也只有在认同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为其做出贡献，为其感到自豪。
基金项目
本文是西南科技大学2021年大学生创新基金项目“新冠肺炎背景下的中国精神对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影响”(项目编号：CX21-012)研究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