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中国的诸多城市已进入“移民迁居时代”、“迁移迁居”也已成为一座城市永葆活力的重要动力。流动人口的迁移将会大大影响一座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和功能空间，可以说流动人口的迁移变化是影响城市建设、定义城市功能的重要因素，这也使得流动人口的迁移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各地新出台的各项政策不断吸引各方面的青年人才，使其加入到各地的城市建设中，成为新一代的流动人口。相较于老一代的流动人口，青年流动人口有着年龄、知识和技能上的优势。在各地所出台的人才政策里，学历层次的提高打破了以往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结构。因此研究青年流动人口的迁移意愿有助于一座城市未来各方面的发展，也为解决新一代流动人口引发的各类问题提供一定的依据。
2. 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在城市化的进程下，诸多因素导致人们自身居住地的变化，诸多学者对流动人口的迁移意愿也有着大量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一下几方面：第一，对人口迁移意愿的判断标准。一类是将户籍迁移作为迁移意愿的表征指标。将户籍迁移可看出迁移者的强烈的迁移意愿且便于统计。但以农民工为代表的老一代流动人口“人户分离”的现象较为突出，因此将户籍迁移意愿作为表征指标的研究缺少个体层面的数据造成了当前户籍迁移研究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户籍迁移的研究较少 [1]。另一类是将作为长期居留意愿作为迁移意愿的表征指标，而我国学者在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上的研究较为完善与丰富，本文也将以此作为因变量。第二，研究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迁移意愿。有学者研究流动人口家庭式的迁移，认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是以完整家庭式迁移为主导模式，且迁移结构也更加多元化，小型化 [2]。也有学者研究青年女性初次迁移的趋势和影响因素，青年女性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下，初次迁移率上升，发现农业户籍、未婚、无子女、较高受教育程度、非农职业、较高收入等特征的女性，有较高的迁移率显著，并且提出不仅要关注人口流动的存量，也要关注人口流动的流量 [3]。第三，研究视角与理论的不同。本文是基于社会融入概念和理论来研究流动人口的迁移意愿，而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融入概念和理论进行了不同程度上的拓展与丰富。国外学者以“文化熔炉”角度、“心理融入”的视角，以及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en将社会参与因素加入到社会融入理论中，认为只有当社会成员平等地享受基本社会福利，主动参与社会交往活动，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融入 [4]。而国内学者根据我国自身国情，将融入理论拓展化，有“再社会化说”“新二元关系说”“融入互动说”“融合递进说”等 [5]。第四，对于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的划分多样。大致上，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户籍制度；职业、经济收入和人力资本；流动人口家庭流动方式；城市公共服务和城市发展能力 [6]；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7] 等。其中，一座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中，经济收入因素仍占主要部分。学者刘立光以社会认同的角度来分析影响青年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他认为从整体来看，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感相较于老年人来说较弱，对其长期居留意愿作用较强的是职业类型和本地是否有住房 [8]。还有些以城市规模为切入点，进行流动人口迁移意愿的研究 [9]。这些学界关于流动人口迁移意愿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但对影响青年流动人口迁移意愿的因素并非归纳完全，因此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在社会融入概念、内容上的研究，选取一些对青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的因素，从人口学因素、经济学因素和家庭因素三个方面出发，研究了社会融入与青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两者关系的内在机理，希望既可以丰富影响青年流动人口迁移意愿的因素，也可以为各个城市制定人才政策，帮助青年流动人才融入城市，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社会融入将会对青年流动人口长期迁移意愿具有促进作用。
假设2：社会融入对老家有宅基地或农田的青年流动迁移意愿有抑制作用。
假设3：社会融入对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长期迁移意愿的明显促进作用。
3. 数据来源、变量处理与模型选择
3.1.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数据随机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本点，并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由于各个组织对于青年群体的年龄界定不一，如：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定义青年群体为15~44周岁；中国共青团定义其为14~28岁；中国国家统计局定义其为15~34岁。在本次分析中，依据世界卫生组织于2017年确定的年龄分段(即15~44周岁)，经过筛选后，本分析中青年流动人口的样本量共有134,120人。其中男性为66,740人，女性为67,380人。
3.2. 变量的选择与描述
1) 被解释变量
由于我国采用以户籍管理为特色的基本社会管理制度，各类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对于户籍不同者来说也是不同的，换句话说要想与当地人享受相同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便需要有当地的户籍，但由于流动人口中“人户分离”的情况发生频率较高，因此欲探讨青年流动人口的迁移意愿，不仅仅要考虑户籍上的迁移。在本分析中，将获得当地户籍作为永久迁移，将愿意落户当地作为永久迁移意愿，在数据中与此相关的问题为“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本文将其作为永久迁移意愿的代理变量，并对回答“愿意”的样本赋值为1，“不愿意”或“没想好”赋值为0。
2) 核心解释变量
由于本文是以社会融入为视角切入，故从微观的角度，从心里距离，社区治理，社会交往三方面切入，将青年流动人口对自我社会融入情况的主观感受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因此在数据中与此相关的问题有“目前在本地，您家有被本地人看不起吗？”；“您是否同意‘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这个说法？”；“2016年以来您是否给在单位/社区/村提建议或监督单位/社区/村务管理？”；“您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不包括顾客及其他亲属)？”。除此之外还添加对青年流动人口在当地生活上面临的困难，如“目前在本地，您家有生活不习惯的困难吗？”，以创建多角度的社会融入的核心变量，具体对以上问题的回答的赋值可见下表1。
4.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具体为：1) 人口学特征：性别、户籍性质、婚姻状态；2) 经济学特征：受教育程度、就业身份、职业；3) 家庭特征：户籍老家是否有宅基地、现住房是什么性质、同住的家庭人数。各变量基本描述和统计情况如下表1所示。
Table 1. Defines variables and their standard description
表1. 定义变量及其标准描述
5. 实证结果
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二分类(0,1)变量，所以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研究自变量或控制变量对因变量变化的发生比，并直接使用Odds Ratio进行分析。根据在实证分析中，我们通过青年流动人口这个群体，分别从自变量社会融入和控制变量中的人口学特征、经济学特征和家庭特征分别进行检验。模型1是社会融入对青年流动人口长期迁移意愿的影响，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人口学特征变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了经济学特征变量，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增加了家庭特征变量，是自变量和全部控制变量的统计结果，其中多数变量显著。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Binary Logistic statistical results of long-term migration intention of young floating population
表2. 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迁移意愿二元Logistic统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Z值。
根据表2，模型1的统计结果显示，社会融入中部分变量对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迁移意愿的确有促进作用，如在社区治理方面，青年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或村务管理上每提高1个单位，其长期迁移意愿发生比就会提高19.2%。故假设1：社会融入将会对青年流动人口长期迁移意愿具有促进作用，部分得到验证。但社会融入中部分变量对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迁移意愿的确有抑制作用。如青年流动人口在当地生活不习惯性提建议每提高1个单位，其长期迁移意愿发生比就会降低19.9%。该现象也较于理解，各个地域有各自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青年流动人口迁移到本地势必将会引起生活方式、文化和语言等的不适应，因此生活差异引起的不习惯，将会影响其长期迁移意愿并起到抑制作用。模型2的统计结果显示，人口学特征中户口和性别的不同会影响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迁移意愿有抑制作用，户口中农业人口每提高1个单位，其长期迁移意愿发生比就会降低。在青年流动人口中，由于将年龄限制在17~44周岁，对于30~44周岁的中青年流动人员来说，当他们是农业户口，家里很有可能拥有自己的宅基地和田地，对于他们来说，流入到当地是未来更好的经济需求，这更优于生活需求，因此在当地追求到一定的经济利益或不适应当地生活后，将会重新回流到老家。在性别上，青年男性的长期迁移意愿比青年女性的长期迁移意愿低。故假设2：社会融入对老家有宅基地或农田的青年流动迁移意愿有抑制作用，得到验证。模型3的统计结果显示，经济学特征中教育年限(学历)将对对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迁移意愿的确有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各地所颁布的吸引人才政策，因此对于受教育年限越高或者高学历人才来说，留在当地比留在老家的发展更好，因此教育年限每提高1个单位，其长期迁移意愿发生比就会提高16.4%。故假设3：社会融入对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长期迁移意愿的明显促进作用，得到验证。模型4的统计结果显示，老家拥有的宅基地和在当地住房性质会影响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迁移意愿，并起到抑制作用。由于老家拥有一定的宅基地，而大多在本地的青年流动人员是采用租房的形式(整租或合租)，因此会在住房成本上花费比重较大，一旦当地的生活成本显著高于其经济收入，青年流动人员迫于生活压力，而回流至老家，选择生活成本更小的老家，因此这两个自变量都会影响长期迁移意愿，起到抑制作用。在老家拥有的宅基地每提高1个单位，其长期迁移意愿发生比就会降低24.6%，抑制效果较为明显。在本地的住房形式越接近租住，每提高1个单位其长期迁移意愿发生比就会降低3.3%。
6. 总结
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社会融入角度对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迁移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1) 社会融入中部分变量对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迁移意愿的确有促进作用，如青年流动人口积极参与社区或村务管理；但社会融入中部分变量对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迁移意愿有抑制作用，如青年流动人口在当地生活的不习惯性。2) 人口学特征中户口和性别的不同对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迁移意愿有抑制作用，非农业户口和女性的永久迁移意愿相对来说较高。3) 经济学特征中教育年限(学历)将对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迁移意愿有促进作用，对高学历人才来说影响更大，可能原因是各地所发布的人才吸引政策有助于高学历人才在当地落户，享受与当地同等的公共服务与社会资源。4) 老家拥有的宅基地和在当地住房性质会影响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迁移意愿，并起到抑制作用。可能原因是老家的生活成本比当地的成本小，老家也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对生活习惯和语言等都非常熟悉与适应。
社会融入是人口流动者对当地经济、文化和生活的一种适应和感受，社会融入也拥有着丰富和多维的评价指标和意涵。青年流动人口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有着学历与知识技能优势，因此研究青年流动人口的迁移意愿也有着更强的现实意义。对于青年流动人口来说，他们对于流入地拥有着更多的考量，单单的经济吸引不再是唯一的。除了经济发达的地区，青年流动人口对于一座城市的主观印象和感受也将纳入到考量的因素里，这也将成为青年人才与城市之间的双向选择。因此各地在未来出台的政策中，除了增强经济吸引力，一座城市的社会包容度、文化、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等方面的提升也将纳入到政策的考量范围中，吸引到各方面的人才进入城市建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