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儿童随着父母及家庭成员迁入城市，城市中流动儿童的数量急剧上升，逐渐成为流入地的长住居民。从教育部2019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概况——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可知，2018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增加至1424.04万人，占在校生总人数的比例为9.5%；其中，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比例为79.4%。伴随着流动儿童的迅速增长，其社会适应问题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已有研究显示，由于城乡文化差异、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流动儿童在教育资源、人际关系、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与普通城市儿童相比相对薄弱，使得流动儿童适应不良成为普遍问题(申继亮，2009)。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城市流动儿童群体仍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持续存在，他们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他们现在的心理状况、生活状态、未来的发展都会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格局。如何保障流动儿童的健康发展，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以往有关流动儿童心理与行为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关注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另一类则基于差异比较的视角，将流动儿童与一般儿童比较，从心理品质、学业成绩、人际关系、问题行为等方面发现流动儿童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对于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也做出了很多贡献，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对我国城市流动儿童的研究主要是从问题的角度出发，认为流动儿童由于流动带来的不利处境，他们或多或少会出现一定的发展问题。因此，该领域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流动儿童心理适应的消极方面，例如问题行为、抑郁、社交焦虑、孤独感等(方晓义，范兴华，刘杨，2008；邹泓，刘艳，李晓巍，2008)，并且大多注重对其心理适应问题的诊断和干预。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流动儿童自身存在的一些个人特质作为其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素，例如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希望、乐观等)，积极情绪体验，自我概念、自我效能感、社会身份认同等，但只有少数人探讨了流动儿童歧视知觉对社会适应的影响，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社会支持(张岩，谭顶良，2019)和同伴关系(余益兵，2018)等因素。随着当前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以及孟万金提出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在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关注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发现其自身的积极因素，培养其心理弹性，从而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文化适应是大势所趋。然而，以往关于培养和发展心理弹性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大学生(宋英杰，2018；吴曼，孙雪芹，2019)，留守儿童(赵昀，李杨，周翔，2019)和特殊群体(房悦，徐琴芳，陈卉，2019；倪炎，2018)等，对流动儿童的研究较少。
已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歧视知觉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何丹，2014)，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显著负向预测其学校适应水平(何丹，2014)，而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其心理弹性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待进一步考察，这对于进一步了解流动儿童在危险因素(歧视知觉)下如何更好地完成社会适应具有重要价值。根据Kumpfer (2002)提出的心理弹性框架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外部环境和个体内在的心理弹性因素(如认知、情感等)以及中介作用的动态机制构成了心理弹性的框架，由此，心理弹性可能是歧视知觉影响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素。依据心理弹性框架理论，本研究将影响心理弹性的两个因素：个人力和支持力作为调节变量(个人力即个体内部的心理弹性因素，支持力即外部环境支持力量)。
基于以往研究的不足，本研究拟围绕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一：流动儿童歧视知觉、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两两相关显著；
假设二：心理弹性中的个人力和支持力对歧视知觉与社会适应的调节作用显著。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便利取样法，被试来源于广西南宁某中学的学生，以班级为单位，采用团体测试的方法进行问卷测评，且测评由经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当主试。共437名流动儿童，将户籍所在地不在南宁且跟随父母或其他亲人到南宁来上学的儿童界定为流动儿童。
2.2. 研究工具
1) 个体歧视知觉问卷
本研究采用刘霞和申继亮(2010)编制的个体歧视知觉问卷。该问卷由流动儿童在学校和社会生活中经历的四种典型歧视事件组成，量表共20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由被试判断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频率。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
2)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采用胡月琴和甘怡群(2008)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RSCA)。该量表共包含2个因素和5个因子。2个因素是指个人力和支持力。个人力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三个因素，支持力包括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采用五级计分，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7，五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9~0.71之间。
3) 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
采用胡韬编制，郭成修订的《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胡韬，郭成，2013)，共43题，采用5点计分，问卷的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社会适应的水平越高。该量表由个性宜人、人际和谐、学习自主、观点接纳、集体融入、生活独立、环境满意7个因子组成。社会适应的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7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6~0.84之间，修订后的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信效度良好。
2.3. 数据处理
主要运用SPSS22.0进行数据处理，并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 v3.3 by Andrew F. Hayes)进行调节模型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研究数据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表明，根据特征根大于1的标准，采用未旋转的因素分析共析出了21个因子。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的变异为18.80%，远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由表1可知，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与个人力、支持力、社会适应呈显著负相关，个人力与支持力和社会适应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variable (N = 437)
表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N = 437)
注：**P < 0.01。
3.3. 调节模型检验
采用Hayes开发的PROCESS宏程序(Model1)来检验调节模型(Hayes, 2013)。结果(见表2)显示，将个人力放入模型后，歧视知觉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1, t = −2.25, p < 0.05)，同时，歧视知觉与个人力的交互项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 = 0.1, t = 2.41, p < 0.05)，表明个人力的调节作用显著；此外，将支持力放入模型后，歧视知觉对社会适应的影响显著(β = −0.12, t = −2.45, p < 0.005)，这种效果不受支持力的调节影响(β = 0.06, t = 1.24, p > 0.05)。
Table 2. Moderator model parameters of individual power and supporting power
表2. 个人力和支持力的调节模型参数
注：*p < 0.05，***p < 0.001。
为了描述个人力的调节效果，本研究划分了流动儿童歧视知觉对社会适应的预测结果，分别为低水平(M-SD)，中等水平(M)和高水平(M + SD)的个人力，结果如表3所示，对于高个人力的流动儿童来说，歧视知觉不能影响其社会适应，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包含0，高个人力作为流动儿童的保护性因素，可以降低甚至消除歧视知觉在其社会适应过程中的消极影响。在个人力的低水平和中等水平上，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均不包含0，歧视知觉对社会适应的影响显著。因此，该调节模型成立。简单斜率检验(见图1)表明，对于低个人力的流动儿童，高歧视知觉会带来更低的社会适应，b = −0.20，p < 0.001。然而，对于高个人力的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社会适应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b = 0.07，p > 0.05。
Table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dividual power between discrimination percep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表3. 个人力在歧视知觉和社会适应间的调节效应
Figure 1. Simple slope test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dividual power
图1. 个人力调节效应的简单斜率检验
4. 讨论
根据本研究结果显示，流动儿童歧视知觉、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存在两两相关的关系。研究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一。第一，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心理弹性显著负相关。研究结果与以往一致，即歧视知觉得分越高，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水平也越低(王盈，2017)。个体心理弹性的高低意味着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是否能够运用自身的资源或者外部支持力量克服困难。心理弹性高的个体可以通过内外的资源缓解危险因素(歧视知觉)带来的不良反应，因此树立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有利于把困难和逆境化为动力，解决问题，更好地成长。
第二，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与社会适应也存在显著负相关，流动儿童的身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更多歧视，因此其社会适应水平比起非流动儿童来说更低。研究者发现，流动儿童感知到越多的歧视，其负面情绪(如焦虑、自卑以及孤僻等)也就唤起得越多。流动儿童在学校受到同学的言语歧视，身体羞辱等，可能会造成学习成绩下滑，不愿意上学等负面行为，继而出现学校适应不良。
第三，流动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呈显著的正相关，这表明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越高就越能利用自身的资源应对挑战与危险情境，战胜困难后进一步增强了心理弹性，从而更好地完成社会适应。大量研究表明心理弹性对社会适应具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曾天德，李杰，陈顺森，2019)。
本研究结果发现歧视知觉与社会适应显著负相关，调节模型检验的结果表明，心理弹性中的个人力在歧视知觉与社会适应中起调节作用，而支持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结果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设二。个人力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在：当个人力较低时，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会影响其社会适应；当个人力较高时，不管流动儿童感知到的歧视如何，歧视带来的消极体验不影响其完成良好的社会适应，即流动儿童的情绪控制能力越强，面对歧视(困境)积极应对，其社会适应的能力就越强，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王盈，2017)。其中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心理弹性中的个人力能够帮助流动儿童调整不合理的信念(如农村人就低人一等，城市人都看不起农村人等)，从而可以尽快融入新环境。另一方面，根据Kumpfer (2002)提出的心理弹性框架理论，个体内部的心理特征(如认知，情感等)作为保护性因素，例如个人力中的积极认知，个体对逆境越保持辩证的看法以及积极的态度就越能够有效减缓外部环境带来的挫折，从而提高抗挫折能力，更好地适应环境。
本研究结果发现心理弹性中的支持力在歧视知觉与社会适应中不起调节作用，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卓然，2015)。其中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只在南宁市一所中学取样，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根据心理弹性框架理论，外部环境特征(如家庭，学校，文化，同伴等)是形成心理弹性的重要因素，外部环境既可以成为保护性因素，也可能是风险性因素，保护性因素和风险性因素是事物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极，因此我们要将外部环境尽可能地变成保护性因素，从而降低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同伴支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江波，沈倩倩，2019)，并且，亲子关系作为调节变量可以调节社会负性环境对流动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金灿灿，刘艳，陈丽，2012)。而本次研究结果表明支持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个人力的调节作用显著，这可能启示我们：比起家庭、学校、同伴支持等外部环境的力量，流动儿童本身存在的一些内部心理特征(如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积极辩证的态度以及专注目标的能力)在降低甚至消除歧视带来的负面影响方面具有更大的作用。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流动儿童的家庭支持越健康，家人更多的持着宽容、尊重和支持性的态度，拥有的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与资源越多，对于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更不容易知觉为歧视。但外部环境的支持作为客观因素，只能在一时起作用，而流动儿童本身的积极资源更能够帮助其面对逆境，提高其抗挫折能力，从而适应社会。
本研究的结果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研究结果强调了心理弹性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社会适应间的重要作用。流动儿童适应不良已经成为家长、学校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研究发现，提高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尤其是个人力，对于改善其社会适应水平具有良好的作用。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高个人力的流动儿童更可能减轻歧视知觉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优先培养培养和干预低个人力的流动儿童，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培养其目标设定(个体遇到挫折时能够坚持目标并制定计划从而解决问题)、情绪控制(个体在面对困难时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以及积极认知(个体面对挫折时能够持着积极和乐观态度)的能力，此三种内部心理特征可以作为保护性因素，降低歧视知觉这一挫折情境给流动儿童带来的消极结果。心理弹性框架理论也强调个体内部的积极心理特征在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发挥了重要的保护性作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个体可以通过自身的情绪控制缓解压力情境对自身的冲击，并可以运用积极认知与不合理信念辩驳，从而减少环境中风险因素对自身的负面影响，最终达到缓解压力情境的目的。
本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是横断面的，不能推断因果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应采用纵向或实验设计来验证本研究中的因果假设。其次，这些问卷结果是基于青少年自我报告的，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从与青少年关系密切的人(如老师、同龄人或家长)中收集数据，扩大我们研究发现的适用性。第三，本研究只关注了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其他个人特质，如乐观、幽默、自我效能感、希望等因素，也可能影响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未来的研究也许可以考察不同人格特质的流动儿童与歧视知觉，社会适应间的联系等。第四，本研究模型的样本只在公立学校，民办学校并未涉及，因此，这些结果难以推广到其他样本中。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在其他样本中测试模型获益。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1)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对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心理弹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社会适应；2) 心理弹性中的个人力调节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社会适应间的关系。具体来说，高个人力作为调节变量可以消除歧视这一消极事件对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消极影响。支持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提示我们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可以多设计换位思考、管理情绪、制定目标、积极思维等课程以提高流动儿童的个人力，从而促进其抗挫折能力的提升，更好地完成社会适应。
基金项目
本文系广西十三五教育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PPCT理论框架下教师期望和教师教育奖励与惩罚对广西小学生学业自我效能影响的经验取样研究”(2017JD205)的阶段性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