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全面抗战时期，西北地区作为多民族聚居区，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聚居于西北地区的各族爱国同胞在持久抗战中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目前学术界针对西北地区的抗战这一问题已经做了较多的探讨，如尚季芳、华涛 [1] 通过对西北地区在抗战时期的重要战略地位进行讨论，来论述西北地区为抗战胜利的巨大贡献；谢忠强也以在《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及其在西北边疆的抗战宣传》 [2] 一文中通过重点研究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的宣传内容，介绍了为巩固西北后方，西北民众在抗战中做出的积极贡献。还有部分学者以西北民众在抗战中的具体贡献为研究对象的探讨，如刘永文、朱小敏在《藏族人民参与抗战的特点及意义》 [3] 一文中全面梳理了从1931年9月18日抗战爆发后，藏族人民通过建立爱国社团、积极参加抗战运动等方式梳理藏族抗战的特点与意义。马广德在《回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启示与时代意义》中对回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式、特点、历史启示及其时代意义等进行了梳理、总结和研讨，以期深化对回族抗日救亡运动历史的研究。对于西北地区抗战的研究多集中在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个别抗日救亡团体等研究上，并没有从西北地区整体民众的角度出发。
因此，本文以西北爱国同胞认同感为视角，通过对从七七事变到皖南事变这一历史时期内，《西北日报》和《甘肃民国日报》中有关西北爱国同胞抗战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研究西北爱国同胞对于抗战的贡献，以及在这过程中他们是如何逐步增强中华共同体意识。
2. 西北地区在抗战期间的战略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随着华北、平津地区的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开始认识到西北地区在国防上的重要战略地位。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国民政府想让西北地区成为全面抗战强有力的依托和支撑，同时力图将其作为未来对外战争的战略基地，因此，国民政府开始了对西北地区的建设。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统帅部决定采取“举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略” [4]，并于1938年3月底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将“抗战建国”作为“特定国家目标”。鉴于当时沦陷区为中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且区域不断扩大，因此中国想要抗战到底就必须加大西北地区的生产力量以支持抗战，西北地区由此成为中国抗日战场重要的抗战大后方之一。此外，国民政府于1937年决定西迁后，为开发西北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民经济部，将西北地区纳入国民政府的开发计划之中；同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并提出：“吾国基本矿业及重工业之创造，应按期完成，至于民生日用所必需之轻下，亦为军事上所必需者，应在西南西北和相当地点迅速筹设，并将实行‘计划经济’列入《抗战建国纲领》”；“物质建应该集中力量在西部各省，其丰富的资源与广大之劳力，以及战区西迁之人力、物力，应如何开发，如何利用，均为当前要图，应该制定整个计划实施以保证抗战建国之需要” [5]；1938年，国民政府拟定了《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草案》开始系统地考虑西北地区的建设与规划，如国民政府在1938年发现并开发了甘肃玉门油田，使其成为当时重要的能源基地，有力地支持了抗战。此外，国民政府还对农业、水利、轻工业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改良与发展，使得西北地区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在1937~1941年间成为了支援抗战重要的大后方之一，其战略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
1937年，日本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沿海港口、海上接受外援物资的通道以及中国华南与西南的铁路运输线，与此同时斯大林想让中国战场吸引并牵制住更多日军，以减轻苏联远东的军事压力，于是苏联开始支持中国抗战，并于1937年8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向中国输送了大量援华物资。1938年11月，英美在日本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后，开始改变对日的绥靖政策，逐渐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在此情况下，西北地区的交通线成为了当时外国物资援助中国的重要通道。
即使国民政府在1931年就已经认识到了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但直至1937年才开始进行西北地区的开发，据顾颉刚在《西北考察日记》中记载：“1937年10月2日，早五时起，整理行装，同行者在农民银行合作事业之杨锺哲君，及戴先生外为李锐才君，教育厅督学丁玺君并工友以武装警察三人，分乘骡车三辆八时四十五分开车，出西关，经外桥步至西津桥，又上车，下午一时三十分至西果园，进食，三时起行遇雨，五时五十一分到武家沟，不能更前，投宿张姓民家……3日七时起，以天雨初霁，达至十时五分始开车，十一时二十分登七道子梁，稍息即行，下午三时至中铺。” [6]。据顾颉刚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甘肃的交通十分闭塞，更遑论更为偏远的宁夏或青海了，很显然西北地区的交通条件无法适应当时战争的需要，于是国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原有的公路基础上扩建新的路线，同时整修既有路线。据《中华民国史·交通志》统计，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完成新建公路5694 km [7]，并完成了西安至兰州、兰州至新疆、四川至陕西等重要公路段的改造工作 [8]。
在全面抗战期间，西北地区交通建设的成就之一是国民政府和苏联共同开辟了一条贯穿中苏的交通运输线——西北国际通道1，它是中国境内运行时间最长、距离最长的国际交通线，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生命线 [9]。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向苏联购买了各种飞机共997架，坦克82辆，火炮1000余门，机枪5万余挺，汽车1000余辆 [10]，其中90%以上的物资均由西北国际通道运往国内。抗战时期，苏联将大量的军事物资通过这条通道运抵中国，再分派至全国各个战场，增强了中国抗日的能力，成功阻碍了日军北进、南下政策的实施，为中国抗日主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除了中苏共同开设的西北国际通道外，国民政府还将沟通东西的陇海铁路延伸至西北形成了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公路网。此外，除了陆路还开通了空中航线，1938年中国交通部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商议决定开通从新疆哈密至苏联阿拉木图航线，并签订了《中苏关于组建哈密阿拉木图间定期飞行合约》，主要作货物、旅客、邮件及行李的运输。通过这些交通路线，外国的援华物资以及西北地区的棉粮等军需物资大量外运以供应抗战。据统计，1937至1939年，西北国际公路上有4000多苏联人、超过5260辆的苏联汽车向中国运送军事物资，总行程将近1850万公里，保证了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 [11]。从1938年到1940年，通过西北通道运入中国的苏联武器足够装备15个师 [12]，极大地缓解了当时全国的运输交通压力。
3. 抗战时期西北爱国同胞支持抗战的主要活动
日本觊觎中国西北已久，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日本就已经开始在西北地区活动。日本在进行军事侦察的同时，企图利用宗教、族群问题煽动西北地区族群势力进行自治，脱离中央管控，这件事情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在1937~1940年间，西北地区的同胞通过维护当地地区的稳定、积极开展献金运动、将地方武装部队积极送往前线支援抗战等方式努力践行着持久抗战的精神。
3.1. 维持地方稳定，筑牢爱国信念
抗战爆发以来，日本侵略者积极地寻找“傀儡”想以此控制西北，从而达到分裂西北、战胜中国的目的，因此日本将目光放在了西北地区的地方势力上，西北二马2也顺理成为了日本想要拉拢以分裂西北的对象。因为宁夏更加接近于抗战前沿，并且宁夏东邻伊克昭盟，西拥阿拉善及额济纳两旗，也是日本满蒙政策的绕不开的地方，于是日本首先将目光锁定了宁夏的马鸿逵，还试图利用马鸿逵的胞弟马鸿炳，想让马鸿炳周旋其中使得马鸿逵归顺日本，但种种行为都被马鸿逵拒绝。与宁夏相比，青海虽然远离战区，但其掌控着河西走廊这不仅是通往新疆的必经之路也是日本进攻和防范苏联的重要战略地点，因此1930年代和40年代，为了防范苏联，实现分裂西北的目标，日本反复努力对青海政治施加影响，如1937年，大量的日本间谍伪装成蒙古人，潜伏在青海祁连默勒扎萨克旗一带，借机想要分裂西北，但被马步芳发现并捉送到兰州第八战区长官公署。虽然日本人想要通过诱降马鸿逵和马步芳，使得西北地区分裂，从而达到其分化中国抗战实力的目的，这些统统都被马鸿逵和马步芳拒绝了。马鸿逵和马步芳深知从长远的利益来看，对日妥协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还会失去人心和自己所管辖的根据地，并且从全国的抗战形式来看，此时的国民政府已经表达了抗战的决心，西北二马也必须积极抗战，维护西北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粉碎了日军想要分裂西北地区的企图，也让国民政府认识到了西北地区稳定的必要性，因此国民政府开始积极地调整政策，呼吁西北地区的各族爱国同胞积极投身于抗战之中，并且开始均衡各方势力以维持西北地区的稳定。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仅靠现有的物质实力很难与日本进行对称性抗衡，必须充分发挥民众精神意志的力量，因此国民政府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爱国报刊积极响应，激励同胞奋勇杀敌，构建民众文化和心理上的国防。张友鸾就曾指出，“四万万五千万的庞大民众，任何强敌犹不能轻视，倘若动员全体国人的意志力，则一定能战胜日本。” [13]。因此，《西北日报》和《甘肃民国日报》通过报道积极报道有利于我国抗战的消息、批判可能导致抗战精神淡散的舆论、心理和行为，号召西北民众坚定抗战意志或者撰文积极论述抗战前途，扫除民众对于战争前途感到绝望的心理，还会报道日军残忍杀害同胞的消息，激发民众抗战杀敌的斗志等报道。在抗战期间坚定了全中国人民尤其是西北地区人民的抗战决心，同时也稳定了西北地区，抗日战场成为了西北地区的目光聚焦地，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对外的主张渐趋一致，西北地区同胞抗战的热情与信心也被唤起。
3.2. 组织地方武装，英勇出师抗战
西北地区自晚清到民国时期，由于中央权威不断衰落，西北本土势力开始成长，中央在西北地区越发不能掌握话语权。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这些掌握着话语权的军阀积极投身地方抗日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1938年，马鸿宾被蒋介石任命为宁夏的出任绥西防守司令，除了指挥绥西现有的部队以外，还将马鸿宾部的第35师扩编成了第81军，该部队驻防在绥西地区由马鸿宾任师长。1939年，日军板垣师团一部乘汽车、坦克车、装甲车从包头出发向绥西进犯，81军奋起反击，不仅击溃日军还缴获汽车2辆、炮弹100余发、少数枪支、食品罐头等军用物资，取得了乌拉脑包战斗的胜利 [14]。对于此战，马鸿逵曾回忆说：“日军攻抵宁夏境内三道河附近时，遭我军拦击。我以主力步、骑混合，埋伏包宁路左右两侧，待敌在包宁路行进时，左右包围出击，混战九昼夜，将敌主力击淸，并切断其补给线，日军不支，退返包头，我军趁胜追击，克复包头及缓西五县，交傅作义接管，我军仍返宁夏防地……当时国人只知道是傅作义克复包头，而不知，是马鸿逵由保卫宁夏之战，乘胜追击日敌的战果。” [15]。1940年，81军主力部队的骑兵连和35师为了配合傅作义收复五原的行动，共同向伊克昭盟北部移防，经过数月，大小十几次战斗，肃清了这一地区的日军及伪蒙骑兵，伊克昭盟全部恢复平静 [16]。不仅宁夏地区马鸿逵、马鸿宾积极组织武装部队支援抗战外，青海的马步芳也积极支援抗战。全面抗战爆发后，马步芳遵从国民政府的命令抽调部分的兵力，又在互助、湟源、大通三县征拨民团，共同组成暂编骑师第一师。这只部队是由西北各个地区人民组成的抗日武装，在1937年9月在西宁受阅后，到达陕西归第八战区指挥。1938年7月，马步芳陆续派出马步青的骑5军与新兵部队开往前线，这次的军事行动在1938年7月9日的《甘肃民国日报》中有报道：“本次出征部队共系步骑两旅，步兵由祁明山旅长率领，骑兵由马福仓旅长率领” [17]。7月14日《甘肃民国日报》报道：“青海省政府，近派新兵一千名，由韩占福率领，于今日上午八时抵兰，将交由师管区筹备处，运送东下杀敌” [18]，这两次马步芳先后派出了将近两万三千余人的兵力。
除了地方军阀听从国民政府的调配将手中的武装力量送往前线外，西北各地区人民也通过住进训练装订、成立童军团、编组保甲等方式有力的支援着抗战，如《西北日报》和《甘肃民国日报》中一系列报道：1937年11月12日泾川童军团的成立：“此间县童军战时服务团于日前组织成立编为一团，下分三中队。已于日昨呈请省童军理事会准备处备案云” [19]；11月23日武都地区招募壮丁的报道：“本县各区署，自奉到征调壮丁命令后，即迅速从事抽征，各壮丁亦踊跃应征，兹悉日前各区先后征送到县之壮丁，已达二百余名，不日即送往天水训练云” [20]；1937年12月3日西北地区个人赴抗战前线报道：“本县西街公民乔花南，家境小康，平日为人豪爽，见义勇为，此次以暴敌侵我日亟，国家前途危险殊甚，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志，慨然躬率幼子向一六五师骑兵团请愿从军，保家卫国，闻该团已准如所请，于昨日随军东下杀敌云” [21]；1939年甘肃化平县阿訇马金魁，就亲送已子当兵，“县府以阿訇深明大义，送子入伍足为偕模，……朱主席己赐亲书‘大义可风’之區额一方” [22]。面对回族同胞的表现，甘肃省主席贺耀祖也高兴地说：“回教徒对抗日已负起很重的责任，各方面都决心以物力财力拥护中央抗日到底” [23]。青海拉卜楞的嘉木样与黄正清不但组织慰劳团慰劳前线将士，1939年还积极组织藏族青年直接到前线参加抗战。
综上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的通过军事力量支援前线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第一种是西北地区宁马与青马这样本身拥有军队力量的地方势力，第二种是响应地方政府的号召，由募捐的壮丁经过培训后被送往前线战场，第三种是西北地区个人奔赴前线的，不管是哪一种途径都对抗战胜利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3.3. 开展捐献运动，慰劳抗战将士
西北地区爱国同胞对于抗日战争的支持还体现在积极开展捐献运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捐献物资。全国慰劳总会号召全国各地区人民积极开展为前方捐献运动，西北地区民众响应，从1937年起就不断地为前方的抗日将士们募捐羊皮和寒衣等所需物资。1937年9月，“西宁青海抗敌后援会决议发起捐募羊皮十万张、慰劳将士书信五十万封运动” [24]；1938年11月，马步芳“征募羊皮十万张，己由省垣起运，及选购良马一千五百匹，呈献中央”，“国府以马步青倡导献金二十万元，特令嘉奖。” [23]。1938年，拉不楞地区献出了一万张羊皮，以此来代替不能为国服兵役的歉意。后来为了支持拉不楞地区三民主义征印运动，五世嘉木样捐款五万元认印五百册。1937年12月11日“康乐县民众募捐老羊皮一百二十张，捐作慰劳品，聊表微忱。” [25]。除了开展捐赠物资的运动，还积极开展了献金运动，1937年12月3日，甘肃兰州西固区各界踊跃捐输“本县以地处边陲，消息闭塞，民众抗敌后援分会虽成立较迟，而一般民众抗敌情绪，尚不后人，对于捐输慰劳前方将士，尤异常踊跃。即各男女初小学生，亦多节省糖果等尽量捐助，已捐获四百余元，不日即可到省，转到前方” [26]；1941年8月，“马步青倡导河西及宁夏区各县献金运动，数达十万元，经委员长特电嘉勉” [27]；拉不楞地区为了酬劳从军青年，黄正清主动捐款万元，嘉木样佛及阿仓佛也都有捐款。除此以外，为了推动西北地区的捐赠活动，甘肃国民后援会还专门派募捐委员深入县乡进行协助，鼓动大家积极募捐为抗战贡献力量。如《西北日报》中关于“甘肃民众抗敌后援会，因寇患日深，国难益急，非有充分之经济实力，不足以增强抗战之宏效，兹为募捐款项皮衣起见，特派李育栋为夏河县动募委员，办理该县动募事宜，昨并由省党部函请夏河黄司令正清等，该员到达该县时，即请协同募捐，以资推进工作，而收宏效云。” [28] 反映出西北地区的各民族同胞在祖国危难之际伸出援手，为保抗战赢得最后的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抗战时期，全国生产力不足，此时西北地区这种大的募捐活动对于抗战来说无疑是具有促进作用的，西北地区在抗日捐献运动中能够积极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这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战时国家的巨大开支，增强了全国人民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
3.4. 组织边区社团，增强民族认同感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西北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只有抗战，才能彻底摆脱日军的奴役和侵犯，加之对持久抗战的不断宣传，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团体开始纷纷建立起来，如西北战地服务团、甘肃抗敌后援会、甘肃妇女慰劳会、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等等。这些抗日救亡团体的宣传、募捐活动种类多样，通过演出抗战剧目进行演出激励前方将士英勇作战、保家卫国，同时号召民众及少数民族同胞积极参加抗战，例如1937年成立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团)，通过各地巡演的方式激励前方将士英勇抗战，西战团为前方部队将士所表演的曲目有根据东北秧歌改编的《打倒日本升平舞》、京韵大鼓《大战平型关》等节目，受到前方将士的热切支持。1938年，西战团排演了许多有意义的曲目，将旧戏形式与抗战内容相结合以此来宣传抗日，让更多的百姓知道抗战的必要性。联合剧团也做过公演宣传：“联合剧团今日准备于元旦节公演，元旦排演的剧目大致定为计划有《警号》、《号角》、《血洒卢沟桥》、《齐赴战场》等剧目，现在正配调角色及编辑剧情，不论省军彼时情态若何，决元月一日举行公演以资宣传。” [29]，除了以上的活动，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团体还会进行实地服务或者号召动员西北地区的各族同胞为前线的将士捐赠棉衣、金钱等物资。1937年12月27日，“此问民众守土抗敌后援会于本月十三日起表演新剧三天，出售红票三千三百张，每张定价一元，闻此项价款准备购买皮衣运往前防慰劳抗战将士” [30]；1937年12月22日，“西北抗战团于敌机空袭后，特由该队队员罗伟、高成军等十二人前往炭市街及中山林一带作工作指导” [31]；1938年1月5日“本省联合剧团积极准备之第二次公演，定今日下午六时在新舞台预演，欢迎本市新闻界及抗战团体参观。” [32]。抗日救亡团体还会通过编印刊物、在街头张贴宣传报纸宣传持久抗战的精神，如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又称“回教抗敌救国宣传团”，该团体成员携带着印有两种文字(阿拉伯文和汉文)的宣传小册子，为西北地区的回族同胞们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于回教政策的欺骗本质和对回族同胞的残害与暴行，呼吁西北地区的回族同胞一定要抗战到底，并且大力提倡回汉及回族同胞内部团结并发展教育事业等。该团的抗战宣传工作得到了社会的积极反响，赢得了西北回胞及新闻媒体的高度认可，巩固了西北后方，团结了西北回族同胞积极抗战。当时国民政府和中共西北地区的党组织充分利用这些抗日救亡组织来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这些进步社团在唤醒西北同胞坚持抗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4. 西北爱国同胞对抗战胜利的贡献
4.1. 增强了西北各民族的中华共同体意识
抗战之前，此时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的国家政治体系之中，但西北地区仍处于传统政治组织之下，缺乏国家认同感并且对于国家政治体系的认知也不完善，特别是对新建立的政治体系处于一种不理解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张兴魁的话说就是“只知有家有妻子儿女，而不知有国家有民族” [33]。这导致了西北民众并未将自己作为抗战力量中的一份子，但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抗战的宣传再加上西北民众自己的政治认知逐渐清晰明了，很快打破了西北民众缺乏国家认同感的局面。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利用报纸进行宣传抗战，如1937年贺耀祖通过报纸“号召后方的同胞在供应第一线一切需求之原则下，后方必须集中力量表现和谐的精神，忘记平时一切的恩仇利害的观念，在领袖的领导下，集中精力共赴国难” [34]，以及朱绍良在成为甘肃省主席后在报纸上对于西北同胞的训示：“视察本省的情势，各方面所表现的似乎不像对外作战，我们看各国的战史无论任何交战国的国民，都有非常紧张的精神和高涨的精神，即以日本论他们国内一切的一起，皆表现出战时的紧张状态，但我们中国则在战事稍远的地方，一般人民只知消极的去躲避，对于战事应该如何去发动各种力量参加抗战，这种积极的工作做得很少，依照一般情形来看，和去年我未离开兰州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希望各界同胞能够立马振作起来，紧张工作，使抗战力量增加，然后抗战的胜利才有把握。” [35]。除了对西北地区同胞通过呼吁口号来进行号召与训示外，国民政府还会通过报道军事胜利来鼓舞民心，如1938年台儿庄大捷被《甘肃民国日报》进行了积极的报道，在国内要闻版刊出“我获空前未有胜利” [36] 的消息。1940年8月30日，报纸在头条位置报道了“浙南我军所向皆捷，昨日再克松阳丽水” [37] 的胜利捷报。在国民政府努力的宣传下，西北同胞对于抗战的认识与国家认同感也逐渐加强，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认同态度。正前文所述，作为西北地方军政领导的诸马集团开始积极采取各种行动支援抗战并公开表达对于抗战的支持，西北地区各族同胞也开始积极建立抗日团体，采取各种方式支援抗战。在这个过程中西北地区的同胞们逐渐认识到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要拥有抗战的信念、坚定抗战的信心，才能确保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取得最后胜利。
4.2. 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西北地区同胞们强有力的认同感与抗日救亡的爱国思想为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同胞们的民族认同意识被激发，不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普通的平民，不论是山区的农民还是宗教人士，又或者是地方军阀，所有人都在民族危机的警醒与国民政府的紧急动员下，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救亡的运动，他们劳军、献金、从军、捐赠物资或是排演话剧进行宣传，无不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如1939年，拉卜楞各机关学校法团，及“远近佛僧民众不下二万人”，“对全国阵亡的将士及死难同胞，默哀三分钟，并祈祷抗战胜利” [38]。在抗战期间，由拉卜楞寺和所属一百零八寺组织的一个二十余人的慰劳团——“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暨各部落藏族僧民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在黄正清之弟黄正基的带领下，制作了八面锦旗并携带羊皮万张等大批慰劳品，分赴各个战区，进行慰劳 [39]。西北地区同胞们对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还表现为积极参加各种战时建设以及承担各种战时任务，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依旧不放弃，努力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1937年甘肃省二战区“派民工赶铺石子路面” [40]，为了使西安至兰州的通行时间缩短，保证前线的抗战物资的送达，此项工程浩大又需短时间内完成，因此甘肃省大批民工迅速前往赶修，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了此项工程。除此以外，还推动了西北地区各民族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如甘肃最早成立的抗日救亡组织——甘肃妇女慰劳会，该团体通过办刊物，对知识妇女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让知识妇女通过街头对路人进行口头宣传的方式，呼吁西北各族同胞积极抗日；通过办训练班，那些不识字的妇女群众被组织起来学习汉字，同时对这部分女性进行抗日宣传。甘肃妇女慰劳会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甘肃工委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领导下，与其他抗日救亡团体互相支持，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动组织社会各行各业为前方将士踊跃募捐，为西北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以上事例表明，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随着西北地区同胞们爱国主义的觉醒与对中华民族与国家认同感的增加，积极推动了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迎来了发展的高潮期。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西北地区作为国民政府西迁后重要的后方阵地之一，它的安定和国防与抗战的胜利息息相关。西北地区作为民族聚集地，在此居住的少数民族同胞在这场全民族战争中，积极通过实际行动支援前方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诸多的贡献。西北地区的同胞们通过建立爱国社团为抗日战场送物资等方式支援战场；为了打击敌人嚣张的气焰建立地方武装，派遣部队赶赴前线；建立抗日救亡社团宣传呼吁各族人民加入抗战的队伍当中去。西北地区虽然没有直接与日本对峙的军事防线，但仍然为抗战的胜利做了极大的贡献，积极开辟后方战场。同时，西北地区的同胞们在抗日战争中逐渐提高自己对于民族的认同感，为我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基金项目
中南民族大学2021年硕士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3212021sycxjj236)。
参考文献
NOTES
1西北国际通道包括西兰公路和直接与苏联相连的甘新公路(兰州–迪化)以及新疆在1935年修筑了迪伊线迪哈公路(迪化–哈密)。 全长2925公里，苏联境内230公里，中国境内2695公里，路线从苏联萨雷奥泽克到达中国境内的霍尔果斯口岸，经乌鲁木齐、哈密至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再经安西、肃州、凉州，最后到达目的地兰州。
2西北二马指宁夏的马鸿逵和青海的马步芳，后称宁马与青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