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后，封建统治腐朽无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导致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陷入全面危机。面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前途民运，开始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1]。
历史地看，清王朝面临的危机首先是边疆领土危机，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割占了香港，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割占了东北大片地区。英俄两国自19世纪初期就开始在中亚地区进行大博弈，至19世纪中叶以后两国势力在中亚毗邻我国新疆地区开始交汇，都对我新疆地区虎视眈眈，妄图攫取我疆土。清人从这一时期开始警觉，清醒地认识到西北边疆面临的危机局势。
2. 以往典型研究检讨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都对两次鸦片战争前后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探讨，笔者在这一部分拟选取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典型的、具有原创性的观点进行述评，对于那些人云亦云、缺乏创新的论点则不予赘述。
上世纪80年代末，王记录在《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述论》一文中将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朝入关到乾隆末年，第二阶段从嘉庆至清灭亡。其中第二阶段是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辉煌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西北边疆进行干扰侵略，再加上清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现实困境，以魏源、沈垚、张穆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首先抱着筹夷制夷的目的勘测西北史地，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尤为关注时事与国防建设，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术阵营，影响很大 [2]。
上世纪90年代，以马汝行、张世明、瞿林东、徐松巍等为代表的学者对两次鸦片战争后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流变有所研究和阐发。
马汝行、张世明在《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的繁荣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一文中认为，清代嘉道咸时期在边疆史地学研究方面人才辈出、著作丰富，使得边疆史地学成为道咸年间经世致用的显学。究其原因，一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史的传统，二是鸦片战争之后边疆地区处于垒卵之危的境地使得边疆史地学应运而显，大放异彩，并结出累累硕果。一些研究成果被用于指导实践，例如林则徐在新疆开垦勘测、兴修水利、防边戍边；左宗棠年轻时阅读了大量历史地理著作，为后期收复新疆、抗击沙俄、新疆建省打下了坚实理论基础。不过由于封建社会腐败无能，它无法抵挡时代潮流，封建时期的边疆史地学最终走向没落 [3]。
郭双林在《论清嘉道年间的西北舆地学》一文中评价道，清朝鸦片战争时期对世界舆地的研究之风承继于嘉道年间的西北舆地学研究，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打断了战前对西北开发治理、巩固边防安全的研究，使得舆地学转而以研究世界舆地为主，以此来了解敌情，应对外敌入侵问题 [4]。
瞿林东在《深沉的民族觉醒意识——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边疆史地研究》一文中提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民族危机的时代紧迫感，史学的经世致用之风再次炽热起来，清代后期兴起的边疆史地研究就是一个突出表现。以张穆、何秋涛、姚莹为代表的知名边疆史地研究者将个人著述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反映了近代民族觉醒的意识。随后作者介绍了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指出其意义在于填补了清王朝统一国家的地方史乘；接下来又讲述了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和姚莹的《康輶纪行》，指出何秋涛的著作主要聚焦中俄边界历史、现状及边疆沿革，明确提出“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姚莹的著作则聚焦英国，指出英国侵略者窥伺我西藏地区 [5]。
徐松巍在《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时代精神》中认为，鸦片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爱国学者聚焦边疆史地研究，以期打破朝野上下“暗于边情”的状况，研究范围以西北边疆为主，兼及其他，一时间边疆史地研究成为风尚，也为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随后作者介绍了以魏源为代表的晚清学人对以往官书中边疆史地的谬误进行批评和呼吁，反映了这一时期学人的忧思。作者提出：传统史家所关注的只是王朝兴替，而边疆史地研究者们考虑的则是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差别成为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新的时代风貌，此外，这一时期传统史地研究开始向更为广阔的空间拓展，从域内到边徼，跳出了以往狭隘的历史地理格局，成为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重要标志，推动了历史研究进程 [6]。
徐松巍还在《关于十九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若干思考》中将十九世纪边疆史地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所谓前期是指1800年到1840年，后期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由于鸦片战争引起的民族危机加深，“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即是真实写照，边疆史地研究出现了新趋势，抵御外侮、救国图存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研究范围和研究视野也出现了新变化，开始将边务安全放在国际大环境中去思考，关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逐步学会用世界眼光去审视边疆安危。随后作者分析了这种新趋势的原因，一是当时国人因鸦片战争后孤陋寡闻而导致焦虑和忧惧；二是对边患认识不到位而引发担忧。所谓知耻而后勇，以何秋涛、姚莹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开始睁眼看世界，推动了边疆史地研究向近代史学转变 [7]。
进入21世纪以来，以贾建飞、马大正、章永俊等为代表的学者对两次鸦片战争后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流变又有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展。
贾建飞在《论清道、咸时期的西北史地研究》一文中提出，清代道咸时期西北史地研究形成了群体效应，著名的学者如徐松、张穆、何秋涛、沈垚等，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们追求学术研究的经世之用，此外这个时期的研究具有前后继承性，互相之间注意吸收彼此的研究成果，学者之间互动性较强，注重合作。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人们认识和了解西北提供了详实的参考，也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意见建议 [8]。
在《同光前期的西北史地学》一文中，贾建飞认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侵略者在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对清王朝进行全面侵略扩张，这一时期清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西北边疆地区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样的形势下，一是国人的世界观开始发生转变，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学会睁眼看世界；二是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在爱国主义的前提下加强了对边疆史地的考察和边疆治理问题的关注。像魏源的《海国图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姚莹的《康輶纪行》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9]。
贾建飞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一书中总结道，19世纪60年代~70年代，西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经受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之后，清王朝出现了全面边疆危机的征兆，其关注点也放在了东部沿海地区，无暇顾及西北。这一时期西北史地学反而进入了萧条期，作者分析指出，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清王朝的全面边疆危机使得西北不再是时人关注的唯一焦点，此外人才断层、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的局限也影响到了西北史地学的继承和发展 [10]。
马大正在《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一文中指出，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1840年鸦片战争后，我国新疆、西藏等一些边疆地区和沿海地带外患日益严重，逐步呈现出全面边疆危机的局面，可是清朝统治者却不能跟上形势的变化，一味沉溺于以往的传统边疆政策而不思外患，导致清王朝后期边疆政策全面破产，最终丧权辱国、走向灭亡 [11]。
章永俊在《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热潮中的史书编纂》一文中认为，史书编纂在鸦片战争前后形成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热潮中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时局动荡，以往的纪传体史书形式已无法反映时代变化，以筹边谋边的边疆史地研究成为新趋势，从而使得史学研究者不得不关注中外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多方面知识，在史志体例、史料采撷、史论评价等方面都加以革新，对传统史学进行改造，从而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新发展 [12]。
章永俊还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一文中提出，肇始于19世纪初期的西北史地研究在鸦片战争前后形成热潮，究其原因是当时国家的内忧外患和危机时局唤醒了士人心中的经世观念和忧思意识，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边疆史地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学术研究也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时人真正开始学会了解西方，介绍其他国家的史地情况，进行对比研究，筹划谋边固边，提出抵御外侮、安边固防的新策略；在边疆史地的研究对象、方法等方面进行新的拓展，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对旧有史学开展批评研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重要过渡，开启了承上启下的新研究，使得新史学开始萌发 [13]。
侯德仁在《清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与时代特征》一文中论述道，我国边疆地区在清季陷入全面危机，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成为一门显学，并且带有独特的时代特征。与清朝前期的边疆史地学研究不同，清季学者们是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时代责任感来从事研究，以期应对现实变局，为国家处理边疆危机建言资政，同时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在学术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14]。
郭丽萍在《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一书中指出，清代道咸时期已经由兴盛走向衰落，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变，道光朝边疆危机已现，咸丰朝俄罗斯已割占东北领土，这一时期的学术转变开始缓慢地应合时代，但由于西方地理学知识和地图测绘方法是以近代物理学、数学等学科为基础，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已不得力、不奏效，传统学术学以致用的命题走向末路。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学术研究也随之改变，从学术发展史来看：清代中叶的西北史地学是乾嘉以来学术资源的一次能量绽放，是传统士人以传统学术研究应对新问题的一声绝响 [15]。
周伟洲在《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中认为，中国边疆学的萌芽时期可以追溯至清朝嘉道年间兴起的西北史地研究之学和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学界开始注重的对边疆地区的研究，这一时期西北史地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构成了今日中国边疆学的主要内涵。不过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仍沿袭旧有的中国史学传统，没有脱离以往史学范畴，仅仅是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一些基础 [16]。
李国强在《开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新征程》一文中提到，鸦片战争后至清末的边疆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北边疆历史这一个“点”上的探察，这反映了当时边疆研究的学术取向，边疆历史研究是边疆研究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17]。
汪洪亮在《“问题”与“主义”之变奏：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回顾与前瞻》中认为，清代中后期研究边疆问题的群体多为文史学者型的官员，像徐松、洪亮吉、魏源、姚莹、张穆、何秋涛等，由于他们并不具备西方知识分类的学科背景，所以他们的研究范畴大多局限在史地领域，以开发边疆和维护边疆安全为主题。严格意义上讲，那时候的边疆研究并不构成一种“学”，在学科建构层面也未有建树。至于这一时期的西北史地学研究高潮可以视为是对西方觊觎我国边疆领土的一种学术回答 [18]。
3. 研究述评
从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两次鸦片战争后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流变的认识多以论文探讨为主，专著较少，只有贾建飞和郭丽萍这两位学者出版了代表性著作。
从研究结论来看，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普遍放在近代中华民族边疆危机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学者们一致认为近代中国出现的边疆危机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面临全面危机的前兆，预示着清王朝的衰落，成为清代由盛转衰的标志之一。在这样的社会大变局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应运而变，学人们由以往的经学考据向现实关切转型，有关近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学者群体及其著述、研究中所关注的点以及研究方式方法，学术界在这些方面也都达成了共识。
就其开拓性方面来说，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这些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者们首先开始警醒，他们能够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认识到了时代变化和遇到的危机，同时试图按史索骥，从以往传统历史经验当中找到应对边疆危机的新妙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推动了传统史学逐步向近现代史学转变，在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就其局限性方面来说，囿于其传统治学方法和认知所限，以往的研究路径已经无法适应变化了的新时代，也无法创造出新学科来经世致用。此外，由于封建社会的文人最高理想是以出仕入世为目标，“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多数研究者都寄希望于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到封建帝王的器重而谋得一官半职，然而那些谋得官位的研究者在食君之禄以后学术生命则戛然而止，未能得官的研究者依然处于卑位而不具有话语权，因此不能有序地推进学术研究，这也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由于多重因素的作用，最终使得这一时期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高潮成为时代绝唱，它的命运也最终和大清朝一样寿终正寝。
4. 余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1。通过对两次鸦片战争后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流变的综述，关于这一时期西北边疆研究的变化转向，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从研究方法来看，由以往的传统经学向近代史学转变，从仅仅关注史地舆图到开始关注政治、经济、人文等多方面的变化，推动了史学现代化转变。
二是从研究框架来看，由注重以往的“内抚”向抵御“外侮”转变，关注维护国家大一统局面，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
三是从研究视角来看，由以往“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向近现代国际关系观念转变，学会将中国的边疆问题放在世界大体系中去考察，开始关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促进了多学科联动发展。
四是从研究主体来看，由以往的官方研究为主向官学互动转变，促进了官方研究和民间学术的交流交往。
五是从研究力量来看，由以往的散落式研究群体向集群化转变，形成了较为强大的学术群体，促进了学术传承，推动了学术研究向现代化转型。
六是从研究争论和成效来看，由争论边塞、海疆之安危转向关注全面的边疆危机，为后期收复新疆、新疆建省和台湾建省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七是从研究的经验教训来看，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人才群体的涵养培育是这门学科学术生命得以延续的土壤，也是学术传承的需要。
NOTES
1《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网址：http://cah.cass.cn/xw/201907/t20190726_4939784.shtml，访问时间2021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