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以信息与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迅速发展，促使经济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互联网企业由于其数字业务可在网络空间以虚拟形式开展的特征，可以在网络虚拟空间轻易地突破国家边界开展经济活动，而传统的税收规则无法应对这种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相较于美国，在数字产业领域处于非对称相互依赖弱势一方的欧盟国家，处于应对外部威胁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战略需要出台了数字税提案，该提案对美国企业的影响导致美国采取了较为强硬的反制措施，从而引发美欧关于数字产业领域的一轮战略博弈。这一轮博弈的到来，让看似紧密的美欧关系也显现出了冲突性特征。正如肯尼思·沃尔兹所说：“相互依赖并不一定导致合作，还有可能促成冲突与博弈。” [1] 相互依赖的含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互利的情形，其中的代价和收益的核心是在相互依赖状态中(通常是非对称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如何分配收益，追求最大限度的收益(不管是相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是行为体的本质特征。在这一核心逻辑下，笔者将从两方面探析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机制。首先，一旦相互依赖关系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在衡量成本与收益后发现自身的既得或潜在利益受损，就有可能采取试图摆脱相互依赖的战略措施，从而可能导致博弈和冲突。其次，要理解行为体在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博弈与发展趋势，还需要对相互依赖的产生机制进行探讨，从相互依赖产生机制的逻辑中也会发现其未来发展是进一步加深还是由于固有矛盾而减弱的趋势。
2. 相互依赖的产生机制
相互依赖作为一种国际关系学术领域中得到广泛研究并阐释的基础概念，在很多理论构建和政策研究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对相互依赖这一概念本身的研究和阐释却相对缺乏，本部分旨在对相互依赖的产生机制进行探究，从而得到处于相互依赖状态二者关系的发展规律和趋势。
2.1. 利益和效率导向的经济相互依赖
贸易作为一种以互补为主要特征，追求效率和利益的经济活动自古有之，但直到新航路开辟后，世界才开始逐渐联系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此后的两百年间，以贸易为主要载体的国际经济体系逐渐形成和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相互依赖状态由此产生。
2.1.1. 经济相互依赖的形成及其非对称性
对于经济相互依赖的定义，相互依存理论的集大成者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作出了如下阐释：“依赖指的是一种自身行为受到外界支配或巨大影响的一种状态。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用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这些影响往往来自国际交往——跨越国界的货币、商品、人员和信息流动。” [2] 经济的相互依赖就是在国际交往中各国在经济发展层面产生的相互影响的状态。
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产生于国际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和世界政治中的均势状态产生的性质类似，利益和效率导向的经济相互依赖是在非人为干预下经济发展追求利益和效率的不可逆结果。其具体的发展机制如下：在行为体实现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并且拥有资源禀赋或者比较优势时，在理性选择原则下，就会为了追求经济产出效率并实现最大化收益而参与到劳动分工中去，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专业化生产和国际产业，各国最终通过贸易的形式实现财富的积累和实力的增强 [3]。由于各行为体追求效益最大化，形成了生产效率较高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生产模式，这种模式也就导致各国形成了不同的产业结构，彼此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便由此产生。这种状态一旦形成，要想摆脱就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代价的高低取决于行为体在相互依赖状态下的脆弱性与敏感性。
在经济相互依赖状态中，往往会存在处于弱势的一方(即敏感性和脆弱性较高的一方)，即相互依赖存在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的状态是权力产生的根源，处于优势的一方能够在一些情况下利用这种权力实现战略目标。例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运用其石油储量和开采量的资源优势，控制石油价格以促使美国改变对以色列的支持政策，这实际上对那些在石油进口层面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了客观的权力差异，这将会导致处于弱势的一方利用权力政治来维护自身权益，采取降低依赖敏感性和脆弱性的政策与战略——例如重商主义政策和经济民族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相互依赖状态会被打破，而是会产生保持既有的相互依赖模式，改变部分相互依赖状态中的规则或建立新的相互依赖体系等几种不同的结果。
2.1.2. 利益和效率导向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可逆性
以利益和效率导向的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可逆性体现在对经济相互依赖采取对抗性的政策(即采取闭关锁国或者以邻为壑的政策)将会导致自身经济发展的落后或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
从国内经济发展角度来看，闭关锁国的政策首先需要一个地大物博，且没有资源短板的国内条件来打造完善的产业链。但正如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历史展现的，即使拥有充足的资源和广袤的土地，苏联内部的产业发展还是会存在短板(例如民用工业)，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一国的生产技术和资源禀赋不可能都占据优势，总会在某一领域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闭关锁国的国家虽然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但是在整体经济效率层面会产生局限性。其次，由于技术变革的外溢性和跨国性，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将会损失很多获取先进技术的机会，从而导致整体发展水平与世界发生断层，正如封建时代的中国清朝发展史所揭示的那样。
从国际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正如国际法学家柯德尔·赫尔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经济机能失调引起的。具体地说，是保护主义关税、不公平经济竞争、获得原材料的途径有限、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引起的。” [4] 如1933年经济大危机所显示的那样，在经济相互依赖状态已然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时，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是维持总体经济稳定的重要条件。此时如果采取闭关自守或者以邻为壑的保护性政策，将会导致在国际分工状态下国内产品的供给过剩，世界范围内有效需求的不足，从而引发并不断加深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
2.2. 共同威胁导向的经济相互依赖
2.2.1. 共同威胁导向经济相互依赖的产生机制
在上一部分的叙述中，我们对非人为干预下的经济相互依赖的产生机制与逻辑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经过笔者的观察和研究后发现，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实际上还存在着一种以安全逻辑为主导的经济相互依赖，即经济相互依赖是由高级政治引发的低级政治合作。具体的理论假设如下：如果在双边和多边关系中存在一个共同的安全威胁，将会促使受到威胁的国家形成安全合作，从而为经济合作创造安全保障，而经济的相互依赖状态又能加深政治和安全层面的合作，这种合作模式符合系统的正反馈逻辑，在共同威胁始终存在的情况下，相互依赖双方的合作程度有可能不断加深。而一旦共同威胁消失，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弱势一方就有可能为了追求独立发展，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某些领域的过度依赖，从而导致双方产生经贸摩擦和战略分歧。
经济相互依赖产生于国家对于利益的追求，但是国家首要功能是实现其根本利益，也就是安全利益和国家独立自主的保障。当国家在面临安全威胁且发现单独应对威胁的成本较高时，若此时存在遭受到共同威胁的国家存在，就有可能采取相互合作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相互依赖包含认知上的重要内容，对于共同威胁的认知或者政策的变化会导致军事同盟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经济相互依赖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2.2.2. 美欧关系中的共同威胁导向经济相互依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和西欧在共同安全和防御战略需求下，建立了共同防御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北约成立的目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德国纳入集体防御的联盟体系，从而削弱其独立国防的能力，防止军国主义的东山再起；另一方面是为了抵御共产主义在欧洲的进一步扩散。这样一来，美欧之间形成了安全共同体，彼此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基本条件得以加固。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关注，促使美国为建立和维护战后自由经济秩序牺牲短期的经济利益(即履行领导责任，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提供公共产品)，从而促进了欧洲和日本的战后复兴。在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发展的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到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是冷战最为紧张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苏的对峙促使美国和西欧在军事威胁的共同认知下逐步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IBRD)、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经合组织(OECD)等经济组织和制度；货币在双挂钩原则的前提下实现了自由兑换，关税得以大福福削减，从而促进了自由贸易的进行；欧洲共同市场也得以建立。
可以发现的是，二战时期的北约同盟以及美日同盟都是以美国为主导建立的，美国在安全领域的领导地位被美国所珍视；苏联是美国的重大威胁，这种认知促使美国决策者在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向欧洲和日本作出了各种让步，例如，美国为了帮助欧洲和日本的战后复兴实施无条件或者极低条件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在朝鲜战争中向日本大量军事订货等。但是这种经济层面的让步从总体上来看并不是利益的损失，美国人巧妙地利用联盟的军事领导权转化为经济领导权，而无须诉诸公开的、令人较为不满的联系战略。但是，自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削弱了美国将军事领导权转化为经济领导权的能力。一旦美国的盟国认识到外部威胁的减少，它们就不再甘心充当经济相互依赖中的弱势一方。同时，美国接受不利于自身发展的货币汇率和非对称的经济待遇的意愿也下降了。从而证明在对威胁认知的减弱后，处于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国家改变现状的意愿将会增强。
3. 美欧关系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发展机制——以数字税博弈为例
3.1. 美欧数字产业的非对称相互依赖
3.1.1. 数字产业概念及其特点
数字经济与数字产业等相关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198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了《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于是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的提法正式成型 [5]。2016年，G20杭州峰会在《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产业作出了如下定义：数字产业侧重于强调数字经济中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产业，涉及数字产业化中的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及其服务、互联网、电信通信等领域。
以上述概念来看，全球化数字产业的兴起最早产生于是以1995年万维网(World Wide Web)出现为标志的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万维网的出现，使仅能在少数几台计算机内部进行连接的局域网扩展到了可以通过超链接形式进行互通和获取信息的广域网。这实际上创造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虚拟信息空间，在世界任何一个能够联网的地方实现了信息交流与互通(通过实时通讯工具实现跨地区的实时交流与互动；通过浏览器以及搜索引擎获取文件、声音、录像等信息)，从而降低了地理空间对信息交流和传播的限制程度，提高了相互联系的程度 [6]。
3.1.2. 美欧数字经济非对称相互依赖的特征
正如上述利益与效率导向的经济相互依赖的产生逻辑所显示的那样，由于数字产业依托互联网信息传播成本较低等优势，有十分巨大的利益空间，因此在追求最大化收益的意图下，西欧各国纷纷发展其互联网产业。但由于美国掌握了互联网产业发展初期的主导地位，导致美欧数字产业发展存在的非对称相互依赖的状态，其主要表现特征有如下两点：
首先，美国是网络服务器的主要提供者和数字产业规则的制定者。当前用来管理互联网主目录的网络根域名服务器(最早是IPV4)，全球共有13台，其中有一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由美国互联网机构Network Solutions运作。其余12个辅助根服务器9个在美国，其余3个分别在英国、瑞典和日本。而且，所有的IPV4根服务器均由美国政府授权的互联网域名与号码分配机构ICANN统一管理。这就意味着美国能够掌握互联网产业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和主导权。事实证明，自互联网产生以来，西欧对美国互联网存在着很大的依赖性，这主要体现在互联网的工作机理上。从理论上讲，任何形式的标准域名要想被解析，按照互联网服务的运作机制，都必须通过全球性的层级性解析流程，“层级式”的域名解析体系的第一层就是根服务器。这就意味着，在进行互联网搜索的过程中，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根服务器的地址管理，虽然这不能使美国掌握每个域名的具体信息，但在网络空间的运行中美国却掌握了主导权和规则的制定权(例如美国若采取关闭服务器的措施就会导致整个网络空间无法正常运行)。
其次，西欧与美国在数字信息巨头产业的数量和质量上差距悬殊，导致欧洲在数字经济时代缺乏全球市场竞争力。在福布斯发布的“2018全球数字经济100强排行榜”中，欧盟企业的数量少于中美，排名也较为落后。在全球市场价值前30的上市互联网企业中，鲜有欧洲企业上榜。统计数据显示，欧盟数字市场有54%的份额被来自美国的线上服务占据。如谷歌在欧洲搜索引擎市场拥有91.5%的份额，亚马逊则是欧洲市场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 [7]。总体来看，欧洲在全球数字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是消费者而非数字产品和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这使其逐渐沦为美国科技巨头的数据原产地和数字服务市场，其地位类似于“数字殖民地”。
综上所述，在数字经济层面，美欧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呈现如下特征：美国依赖欧盟国家庞大的数字产业市场和用户，以实现其数字产业的输出和经济效益；而欧盟国家则更加依赖美国为其提供基本的网络基础设施、数字产品与数字服务，以实现国家在数字产业领域的发展。二者的相互依赖实质上是非对称性的，因为美国在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都较低(由于美国掌握互联网技术的核心，所以受到欧盟国家在政策框架内战略的影响较小，而且即使脱离了政策框架，美国也能依据其技术垄断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寻找替代市场)。而欧盟国家由于尚未掌握独立发展数字产业的核心技术，在短期内是无法摆脱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
3.2. 非对称相互依赖发展机制：美欧非对称相互依赖下的战略选择
自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欧关系在同盟框架中呈现出了新的变化，这主要体现互相竞争的因素增加。美欧数字税博弈的背后，实际上是双方在非对称相互依赖下的战略选择所产生的碰撞和对冲。那么，在非对称相互依赖状态下弱势一方与优势一方会采取怎样的战略，以及战略选择背后的行为逻辑是什么呢？下面笔者将从非对称相互依赖下的发展机制(前景预期与成本收益分析)和战略行动框架对欧盟国家战略行为进行阐释和前景预测。
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基欧汉与奈界定了三种“支配等级”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分别是军事非对称相互依赖，非军事的非对称脆弱性相互依赖以及非军事的非对称敏感性相互依赖。由于仅仅依靠经济手段对抗军事威胁有可能是无效的，在这个意义上，与经济力量相比，军事力量处于支配地位 [8]。而由于美欧之间仍处于军事同盟框架内，双方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极低。所以本文所探讨的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发展逻辑是排除双方有军事冲突的前提下所产生的战略博弈。在这种非军事性的非对称相互依赖状态中，通常想要改变现状的国家都是在某一领域处于弱势的一方，而弱势一方是否会采取改变现状的行动，以及改变现状的目标是什么将取决于弱势一方的意图和能力。意图是行为体在根据对外决策模型对非对称相互依赖状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后，根据现有环境是否需要进行改变，以及改变现状政策的收益是否大于成本得出的国家有限理性决策的结果。能力则是国家是否具备能够与其意图所匹配的物质(实力保障与技术创新能力等)和精神(战略决心等)层面的实力支撑。通常而言，国家会根据意图和能力是否匹配选择战略决策。以美欧之间的非对称相互依赖为例，欧盟国家实际上处于信息主权和经济利益受到损失的状态，而且现有的环境是以新一轮的科技变革为时代背景，因此对于欧盟国家来说，具备着使其采取改变现状政策的客观环境。关键的问题在于，欧盟国家是否采取，以及采取何种程度的改变现状政策，这实际上取决于不同政策所产生的成本与收益与欧盟国家是否具备与之匹配的能力。表1展示了欧盟国家所面临的战略意图选项及其可能产生的成本与收益。
Table 1. Strategic choice and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EU countries (made by author)
表1. 欧盟国家的战略选择与成本收益分析(作者自制)
意图和能力的匹配决定了战略动机，由上表的分析可以发现，根据有限理性原则，欧盟国家采取部分改变非对称相互依赖的政策框架的可能性更大。从现实状况来看，不管是在数字经济理论对美的数字税提案，还是欧洲部分国家(例如法国)追求安全层面的战略自主，都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达成该战略目标。在此战略目标的指导下，欧盟国家出台了以“经济与技术民族主义”观点、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和“干预模式”等战略思想指导下的“欧洲战略自主”概念 [9]。此概念体现了欧盟国家在面临当前国际环境下，应对美欧非对称相互依赖的自主性发展战略，其核心的战略目标并非是要彻底改变非对称相互依赖体系的整体框架，而是在当前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实现自主发展，从而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改变欧盟当前所处的不利处境的同时实现自身权力地位的提高。笔者认为，如果欧盟国家能够在审慎原则下合理采取战略选择，在不与美国爆发较大冲突的前提下，并且避免战略透支，实现部分改变非对称相互依赖体系下规则的战略目标的可能性是较大的。
4. 结语
本文在对国家有限决策模型和国际体系的结构与进程做出假设后，对经济和安全逻辑下的相互依赖产生机制进行的探讨。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产生于国际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和世界政治中的均势状态产生的性质类似，利益和效率导向的经济相互依赖是在非人为干预下经济发展追求利益和效率的不可逆结果。这并不是意味着相互依赖将一定导致合作与和平，而是相互依赖状态自产生后就具备着不可逆的路径依赖特性。第二，安全逻辑下的经济相互依赖有如下特征，如果在双边和多边关系中存在一个共同的安全威胁，将会促使受到威胁的国家形成安全合作，从而为经济合作创造安全保障，而经济的相互依赖状态又能加深政治和安全层面的合作，这种合作模式符合正反馈的系统逻辑，在共同威胁始终存在的情况下，相互依赖双方的合作程度有可能不断加深。而一旦共同威胁消失，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弱势一方就有可能为了追求独立发展，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某些领域的过度依赖，从而导致双方产生经贸摩擦和战略分歧。
面对美欧之间在同盟框架下的战略博弈，对我国来讲是一个战略机遇。当前中美关系复杂多变，呈现出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但中欧关系相较来说还是合作大于竞争，共识大于分歧。在面临这样的三边关系背景下，我国应该在战略上对还处于同盟框架下的美欧间的战略博弈保持理性的认识，尽力向欧洲国家显示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到他们的国家利益，而且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欧洲摆脱当前不利的非对称相互依赖状态，从而避免欧洲选择对中国崛起更加激烈的反对和战略对冲。当然，我国仍然需要认识到美欧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与政治高度互信的客观事实，不能对欧洲抱有不切实际的战略期望。
基金项目
大连外国语大学2021年度本科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区域与国别类课程思政路径研究与实践》——以《对外政策分析》为例；大连外国语大学2019年度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外语类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提升对策研究》(项目编号：YJSJG20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