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导致大量的儿童处于留守状态。据全国妇联最新报告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他们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外出务工(一般半年以上)，被留在农村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由于长时间亲子分离，家庭功能缺失，使得留守儿童产生抑郁、孤独等消极情绪体验(Cheng & Sun, 2015；杨青，易礼兰，宋薇，2016)。其中孤独感是留守儿童的“代表性”情绪体验(刘霞，赵景欣，申继亮，2007)。孤独感是个体对社会交往水平的期待与实际交往水平存在差距时产生的一种消极情绪体验(Weinera, 1975)。处于青春期的留守儿童，不仅要面对长时间、远距离亲子分离的事实，还要独自应对青春期的矛盾与冲突，这使得孤独感体验突出(王凡，赵守盈，陈维，2017)。因而，关注青春期留守儿童孤独感问题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孤独感作为一种消极情绪体验，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首先，孤独感与学习倦怠呈显著正相关，孤独感强的留守儿童表现出更高的学习倦怠，进而影响学习成绩(李燕，2018)。其次，一项八年的追踪研究表明，5岁和9岁时的孤独感对13岁时的抑郁症状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即童年时期持续的孤独感形成了一种人际压力，使儿童容易在青少年时期出现抑郁症状(Qualter, Brown, Munn, & Rotenberg, 2010)。再者，孤独感还是导致中学生自杀相关行为的重要危险因素，孤独感强的个体，遇到问题不能进行适当的自我调节，容易产生无望感，从而引发自杀想法，甚至出现自杀行为(Stickley & Koyanagi, 2016；袁芳，岑焕新，元国平，李辉，龚清海，2019)。
为了降低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势必要对影响孤独感的因素进行探讨，其中作为个体保护性因子的亲子亲合和领悟社会支持逐渐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亲子亲合指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结，它即可以表现在积极的互动行为之中，又可以表现为养育者与儿童心理上对彼此的亲密感受(Zhang & Fuligni, 2006)。亲子亲合代表着亲子关系的质量，能够对降低留守儿童消极情绪起保护性作用(赵景欣，杨萍，马金玲，黄翠翠，2016)。多项研究表明，亲子亲合对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亲子间保持亲密的情感联结，有助于降低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提高其心理适应水平(Zhao, Liu, & Wang, 2015；赵景欣，刘霞，张文新，2013)。
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对外界社会支持程度的主观体验与评价(Zimet, Dahlem, Zimet, & Farley, 1988)。领悟社会支持与社会支持不同，社会支持是社会现实，代表实际所获得的支持，而领悟社会支持是心理现实，代表主观体验到的支持，可以是真实存在的，也可以是非真实的。社会支持的缓冲作用模型指出，社会支持可以缓冲压力事件对个体的消极影响，青春期留守儿童面对心理骤变和亲子分离的双重压力，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缓解可能产生的消极情绪体验，而相较于实际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更可能表现出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增益性功能(叶俊杰，2005)。已有研究也证实，领悟社会支持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其孤独感体验越低(Qiao, Li, Zhao, Zhao, & Stanton, 2014；张雪琪，张大均，聂倩，陆星月，2019)。此外，教师支持和父母支持均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的孤独感，是减轻儿童孤独感的重要因素(刘霞，等，2007；田录梅，张文新，陈光辉，2014)。
梳理留守儿童孤独感的相关文献发现，一方面，目前研究者大多将留守儿童看作一个同质性的群体，与非留守儿童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留守儿童心理与行为问题严重的结论。由此，有研究者根据父母外出情况将留守儿童分为父亲外出、母亲外出和双亲外出，发现无论单亲外出还是双亲外出，其孤独感水平均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袁博成，金春玉，杨绍清，2014)；研究者从分离年龄和留守时间角度探讨了孤独感的差异，结果发现，分离年龄越小(6岁以前)，无论留守时间长短，都会对儿童孤独感产生影响，而分离年龄较大(6岁以后)，留守时间越长，其孤独感体验越明显(凌辉，等，2012)，另有研究从性别对留守儿童进行分类比较，发现女生的孤独感体验高于男生。可见，留守儿童孤独感可能受到性别、留守类型、留守时间等因素影响，但以上研究均是把留守儿童作为一个整体与非留守儿童进行比较，然而留守儿童可能是一个异质性的群体(胡义秋，等，2018)，其中既存在孤独感体验强烈的个体，也有孤独感体验适宜的个体，以往的研究很少考虑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异质性。另一方面，以往对孤独感的研究主要通过量表总分或维度分对其进行分析，较少考虑被试在量表各个条目上的反应。无论是UCLA孤独感量表还是Asher等人编制的孤独感量表，都将孤独感看作是单一维度，以被试在量表上得分的高低来衡量孤独感水平，但个体的孤独感不仅是单维的，可能存在不用表现模式。因此，应以个体为中心深入挖掘数据，探讨留守儿童孤独感是否存在不同表现模式。
潜在类别模型(latent class model, LCM)是目前将人群分成不同潜在组最流行的方法(Mokros et al., 2015)。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是LCM在连续性外显变量上的方法拓展，是根据个体在外显条目上的反应来对个体的潜在心理特质进行分类。本研究拟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对留守儿童孤独感进行分类，深入挖掘留守儿童孤独感的潜在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性别、年级、留守类型、亲子亲合和领悟社会支持对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影响，以期为不同类型的留守儿童进行有效干预提供参考。
2. 对象与方法
(一)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从凯里、安顺的4所公立乡镇中学选取1000名初中生作为被试，回收整理后保留976份，有效率97.60%，保留数据不包含父母离异或父母任何一方去世。其中留守学生682 (69.88%)人，非留守学生294 (30.12%)人。在留守学生中，父亲外出务工162 (23.75%)人，母亲外出务工88 (12.90%)人，双亲外出务工432 (63.35%)人；男生332 (48.68%)人，女生350 (51.32%)人；初一200 (29.33%)人，初二288 (42.23%)人，初三194 (28.44%)人；平均年龄14.14岁，标准差1.87。
(二) 方法
1) 亲子亲合的测量
选用王美萍等人(2007)修订的家庭适应与亲合评价量表(Family Adaptation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s, FACES) (王美萍，张文新，2007)，包含10个条目，用条目相同的两个分量表来分别评估父亲亲合与母亲亲合的程度。量表采用5级计分方式(1 = 几乎从不，5 = 几乎总是)，父亲亲合分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 = 4.66，CFI = 0.92，TLI = 0.90，RMSEA = 0.07，SRMR = 0.06；母亲亲合分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 = 5.12，CFI = 0.92，TLI = 0.90，RMSEA = 0.07，SRMR = 0.08，表明量表的效度良好，且整体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3。
2) 领悟社会支持的测量
选用Zimet等人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Zimet, Dahelm, Zimet, & Farley, 1988；姜乾金，2001)，包含12个条目，采用7级计分方式(1 = 完全不同意，7 = 完全同意)，量表包含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维度，分别从三个方面考察青春期留守儿童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情况，得分越高，表示儿童领悟到的社会支持越高。整体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 = 4.73，CFI = 0.93，TLI = 0.91，RMSEA = 0.07，SRMR = 0.06，且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Cronbach α系数为0.85。
3) 孤独感的测量
选用Asher等人(1984)编制的孤独感量表(Loneliness Scale, LS) (Asher, Hymel, & Renshaw, 1984)，包含24个条目，其中16个测量孤独感的条目和8个测量个人喜好的条目(为了使被试尽量放松作答)。量表采用5级计分方式(1 = 一直这样，5 = 绝非这样)，高得分对应高孤独感。整体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 = 4.29，CFI = 0.87，TLI = 0.84，RMSEA = 0.09，SRMR = 0.06，且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Cronbach α系数为0.92。
(三)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收集数据时，同时使用三个量表对被试施测，这就容易产生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es)。因此，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来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结果显示，11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1，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23.46%的方差变异量，小于40%的临界标准，未发现明显的共同方法变异。
(四) 统计处理
采用Mplus7.0进行孤独感的潜在剖面分析(LPA)。本研究中数据分析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分析青春期留守儿童孤独感的潜在类别，从初始模型开始逐渐增加潜在类别数量，直到找到拟合最佳模型。第二步根据第一步分析结果，将不同类别孤独感作为因变量，性别、留守类型、亲子亲合与领悟社会支持作为自变量，进行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
进行潜在剖面分析时，模型适配指标包括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和样本校正的BIC (aBIC)等信息评价指标，各指标值越小模型拟合越好。还包括Lo-Mendell-Rubin似然比检验(LMR)、样本校正的LMR (aLMR)、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BLRT)和熵(Entropy)，似然比检验对应的p值显著，表明k个类别模型显著优于k-1个类别模型(Muthén & Muthén, 2012)。熵(Entropy)取值范围0~1，取值越高，模型分类的准确率越高，当Entropy ≥ 0.80时，模型分类准确率超过90% (Lubke & Muthén, 2007)。
3. 研究结果
(一)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亲子亲合、领悟社会支持与孤独感的平均值、标准差及变量间的相关矩阵见表1。结果显示：父亲亲合、母亲亲合和领悟社会支持与孤独感均呈显著负相关(p < 0.0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main variables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二) 青春期留守儿童孤独感的潜在剖面分析
将青春期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依次分为1类、2类、3类、4类和5类，进行潜在类别的模型拟合估计，结果显示：模型适配指标AIC、BIC、aBIC随类别数目增加，均有所下降，但下降速度逐渐变缓。Entropy值在3类时达到最大，且LMR和BLRT在3类时达到极其显著(p < 0.001)，4类时LMR和BLRT均无统计学意义。即3个类别的模型拟合明显优于2个类别，且相对4个类别无明显改进。因此，考虑青春期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划分为3个潜在类别，见表2。
Table 2. Fitting index of the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of loneliness among adolescent left-behind children
表2. 青春期留守儿童孤独感潜在剖面分析的拟合指标
取3个类别时，每个类别中的留守儿童归属于该类别的平均概率分别为96.1%、96.5%和96.2，表明取3个潜在类别的模型分类结果是可靠的。进一步考察3个潜在类别在留守儿童孤独感16个条目上的得分情况，见图1。
由图1可知，第1类留守儿童在孤独感16个条目上的得分均很低，故将其命名为低孤独感组，有186名留守儿童属于该类型，占总被试的27.2%。第2类留守儿童在孤独感16个条目上的得分处于中间位置，故将其命名为中等孤独感组，有301名留守儿童属于该类型，占总被试的44.3%。第3类留守儿童在孤独感16个条目上的得分均高于其他两种类型，故将其命名为高孤独感组，有195名留守儿童属于该类型，占总被试的28.5%。
Figure 1. Scores of 16 items of loneliness in 3 latent categories of adolescent left-behind children
图1. 青春期留守儿童3个潜在类别在孤独感16个条目上的得分情况
(三) 青春期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影响因素
为探讨青春期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影响因素，以性别(女生为参照)、年级(初三为参照)、留守类型(父母外出务工为参照)、父亲亲合、母亲亲合和领悟社会支持为自变量，潜在剖面分析分类结果为因变量，类别3“高孤独感组”作为基准参考类别，进行多项logistics回归分析，得出Odds Ratio系数(OR值)，见表3。结果表明：与女生相比，男生在低孤独感和中等孤独感组发生比更低，也就是说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出现高孤独感；年级和留守类型在孤独感3个潜在类别上无显著性差异；父亲亲合、母亲亲合与领悟社会支持的OR值均大于1，说明与高孤独感相比，亲子亲合与领悟社会支持得分越高，更容易出现低孤独感和中等孤独感。
Table 3.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parent-child affinity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n latent categories of loneliness
表3. 人口学变量、亲子亲合与领悟社会支持对孤独感潜在类别的多项logistics回归分析
4. 讨论
研究从个体中心视角出发，探讨青春期留守儿童孤独感的潜在类别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青春期留守儿童孤独感存在3个潜在类别：低孤独感组(27.2%)、中等孤独感组(44.3%)和高孤独感组(28.5%)。高孤独感的留守儿童难以在学校结交新朋友，社交孤立感强烈，低孤独感留守儿童面对亲子分离的处境，也存在一定的孤独情绪体验，但较容易通过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来缓解，达到身心平衡的状态，中等孤独感组的留守儿童介于两者之间。研究发现，多数的留守儿童体验到中等程度以上的孤独感，这可能是因为长时间亲子分离，亲子互动减少，亲子沟通质量较低(段成荣，吕利丹，王宗萍，2014)，加之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早期阶段，自主意识增强，心理冲突明显，对亲子关系的不满容易引发较高的孤独情绪体验。然后，值得关注的是，中等孤独感组的留守儿童占比最大，这也提示我们应对这类留守儿童实施有效地引导和干预，使其转化为低孤独感组。
多项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亲子亲合与领悟社会支持对青春期留守儿童的潜在类别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男生比女生更容易体验到高孤独感，这与李丽娜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李丽娜，张帆，齐音，张珊珊，张书皓，李薇，2021)。可能的原因在于男生与女生表达情绪的方式存在差异，女生更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倾诉、发泄自己的消极情绪体验，而处于青春期的男生大多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而选择压抑造成情绪积压。而留守类型(父亲外出务工、母亲外出务工与父母外出务工)在孤独感潜在类别上无显著性差异，这说明无论哪种形式造成的留守，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并无显著性差异，正如家庭系统理论所指出的，家庭是一个互动的系统，家庭成员之间的影响是同时相互发生的(Camisasca, Miragoli, Blasio, & Feinberg, 2019)，这也提示我们父母角色不可替代，对孩子的成长同等重要。此外，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亲子亲合与领悟社会支持对青春期留守儿童孤独感有影响，与高孤独感组相比较，高亲子亲合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留守儿童更大概率出现在低孤独感组和中等孤独感组，即高亲子亲合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留守儿童体验到的孤独感更低，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范志宇，吴岩，2020)，这也提示我们可以通过加强亲子沟通、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来降低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体验。
5. 结论
综上所述，青春期留守儿童孤独感存在“低孤独感组”、“中等孤独感组”和“高孤独感组”三个潜在类别，并在此基础上探明了性别、年级、留守类型、亲子亲合与领悟社会支持对各类别的影响，这对预防和减少留守儿童孤独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首先，要对症下药，准确把握留守儿童孤独感不同类别的特点，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方案；其次，中等孤独感组的占比最大，这类人群是最容易加以干预使之转化为低孤独感组，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建立多种家校沟通渠道，鼓励并帮助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来引导留守儿童向低孤独感转化；最后，对于高低孤独感组的留守儿童，措施应突出重点，高孤独感组应及时干预，低孤独感组应加强预防，从而帮助青春期留守儿童直面生活困境，提高幸福感。
基金项目
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青春期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基于潜在剖面分析”(编号：2019C015)。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