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我国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开始的较晚，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不断发展完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会给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如果人口老龄化问题得不到有效缓解，我国会将面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国家的社会养老负担加重，老人子女的生活和工作受到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缓慢等一些列后续发展的弊端。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交通便利，信息发达，社会流通性提高，不确定性因素也随之增加，人们对未来缺乏良好的预期，会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导致生育率下降。为促进人口结构均衡发展，我国对运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改革。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两孩”、“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并没有对我国国民产生持续的积极生育态度。“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在开放初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这种效果远没有达到政策改革的预期。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发生改变。经济发展离不开人口数量的支撑，我国最大的经济发展优势之一是适龄劳动力充足。因此，社会生育意愿的低迷，综合生育率下降引起了社会和相关部门的广泛关注。再次调整生育政策能否有效缓解当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能否打破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态势，能否提高已婚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等以及该有什么样的相关配套支持措施为三孩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保障，这些问题在被社会广泛讨论的同时也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2. 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不乏对生育率与生育政策调整的探讨。人口结构的不均衡给社会带来了许多未知的挑战，意识到我国人口问题亟待解决，毫厘之差将会带来难以估计的后果。预测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厘清人口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等是我国进行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原因。
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有关生育政策的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也对这些热点话题展开调研，积累了一些丰富而宝贵的研究成果，为现存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思路。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比重提高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我国正在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1]。202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生育率下降到一个极低的水平，老龄化问题严重 [2]。分析人口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生育率的提高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老龄化速度，增加适龄劳动力供给 [3]。经济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经济发达地区的家庭一般收入比较高，有较强的经济抚养能力，在传统中国大家庭的观念下往往更愿意也更敢生二孩，但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抚养孩子的成本也越高，成本包括生活费用支出、时间成本等 [4]。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要依靠充足的劳动力，生育政策不断调整的重要意义尤为突出 [5]。
基于对经验材料的梳理总结发现，人们对生育行为的积极或消极态度制约着我国实际人口数量的增加量，国家对生育政策进行改革并没有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因此，本文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生育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
3. 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一) 数据来源
本篇论文是利用2018年进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公布的数据进行探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三孩生育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该样本数据多用来总结中国社会变化发展趋势，对学者研究居勇重大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这篇论文先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清理，保留本篇论文需要的有效数据，2018年CGSS共取得有效样本12789份，并由此展开研究。
(二) 样本描述
如表1所示，本篇论文被解释变量选择的是生育行为，核心解释变量选择的是各地区的政策；被解释变量为地区生育政策；中介变量设为理想子女数进行衡量；选择受访者的户口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性别、民族、健康状况、收入、地区人口数作为控制变量。
见表2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人生育了一个孩子和两个孩子，仅有少部分人选择不生育孩子和选择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这与我国传统的生育观念根深蒂固有关，这个传统观念使得中国人的历史没有间断，但是又因为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生育观念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有养育能力的人会选择多生孩子，但是因为当下养育孩子的成本过高，生育多孩的比例很低。生育3个孩子以上的比例相较之比较低，表明我国大部分人倾向于少生，也从一方面告诉我们，我国之前的生育政策改革有一定的成效但成效并不明显和持续，我国三孩生育政策改革对国民生育行为的影响力在削弱。
Table 2.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results
表2. 变量描述及初步统计结果
4. 结果分析
从表3中可以看到，test1到test4的拟合优度不断优化。
根据模型1的结果，由户口的分布情况可以知道，农村户口的相关系数为−1.264，与农村户口相比，城镇户口的居民倾向于少生孩子，也表明在我国户口所在地是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的。从年龄来看，回归系数为0.0907。从婚姻状况来看，对比未婚的群体发现，已婚的人们更愿意生育孩子，这也与我国的结婚生子传统社会观念有关。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受教育程度的相关系数是−0.107，这也表明随着我国人们受教育水平和国民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会降低的。从工作状况来看，与在企业就职的国人相比，事业单位、党政机关、自雇等其他工作类型的国人更愿意生育孩子，目前的职场环境和女性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在企业就职压力会更大，也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降低生育孩子的期待。从性别来看，与女性相比，男生更愿意生育孩子，由于在整个生育行为中女性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女性在职场中受到的工作歧视和压力导致女生的生育意愿降低。从收入、地区GDP和地区人口这三个变量来看，三个变量对生育行为影响的结果是很显著的，收入越高，人们会增加对生育孩子的期待：地区GDP的增加也相应都代表着医疗卫生、教育资源水平的提高，这对人们在进行生育行为的选择时有一定的正向激励作用。人口基数大的地区，受生活环境、生育观念的影响，大多数人倾向于生育孩子。
由模型2可知，民族状况对生育行为的显著性有所降低，其他变量的显著性没有变化。模型2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后得到以下结果：其他类地区的系数分别为0.205、0.566、0.981。由此可以得知，我国居民在对生育行为做出选择时会考虑生育政策，即生育行为是受生育政策影响的。
模型3的结果显示，相较于其他控制变量，工作状况显著性有所变化。与在企业工作的员工相比，在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社区的人员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员显著性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只有无单位、自雇的工作人员显著性降低。与理想孩子数0个相比，当人们的理想孩子个数为1个时，生育意愿对其生育行为影响不显著；但是当育龄妇女理想孩子数越多时，生育意愿就会增加，实际出生孩子的数量也会有所增加。
由模型4可知，与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相比，户口所在地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减弱，其他变量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减弱。
Table 3. Ordered Logit regression results of fertility behavior
表3. 生育行为的Ordered Logit回归结果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5. 结论
上述数据分析表明，与农村户口相比，城镇户口的居民倾向于少生孩子；年龄较大的育龄妇女实际生育子女数量多于年龄较小者；随着我国人们受教育水平和国民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会有所降低的。整个教育经历的时间延长，毕业后又深受工作压力的压迫，初婚的年龄也往后延，甚至有人不想结婚生子。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生育行为选择也有差异，相较于女性，男性期望生育孩子，女性在孕育孩子的过程中，要承担更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
个人和家庭有一定的保障能力，但是为了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物价飞涨、就业压力大、孩子的养育成本大幅提高等社会问题，个人和家庭的保障能力有限。为此，国家要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作用，对生育政策进行改革，探究生育保险的发展与完善，使生育保险政策能够与时俱进，贴合我国的国情和国民需求。生育保险作为我国社会保险的五险之一，是国家和社会对女职工在怀孕和分娩时给予的一种物质帮助生育保险，生育保险的发展是国家综合素质提高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女性走出家门参与工作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政策制定者应该清楚地知道，生育保险政策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种投资方式，给予女性更多的安全感。呼吁企业依法为职工缴纳生育保险，是对女性生育价值和贡献的认可。国家要设立机构，加强对企业生育保险缴纳情况的监督，强调生育保险对我国人口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基础教育越来越普及，国民的受教育年限逐渐延长，大众对自身价值的实现有着很大的期待。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会对女性的消耗更大，女性不仅要承担来自生理和心理上的压力，还要面临被企业解雇的风险。这也是造成我国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一。国家文明的延续依靠人类繁衍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如果女性在生育过程中，健康条件得不到保障，生活水平降低，会大幅影响到母亲和婴儿的生命健康。因此，国家要保障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利，提供充足的经济医疗保障，设置并强制实施父亲育儿假。父亲参与到育儿的过程中，不仅有利于女性心理健康，减轻女性产后抑郁的风险，而且育儿假的实行有利于良好就业环境的发展，有利于家庭和谐，缓解女性的就业歧视。因此，社会要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孕育环境，既要重视女性的生育权利又要呼吁男性多承担生育责任；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医疗康养服务，维护良好的就业环境和创业环境，提升人们的生育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