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人从古至今对于生存意义的探索从未停歇过，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生命哲学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作家，余华便是其中之一。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一大批作家对小说的形式进行了新的实验和探索，这一批作家之中诞生了余华，他的一系列作品独具风格，为引领先锋文学的兴起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余华先后创作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闪光文学作品，本文以其代表作《活着》为例，分析余华作品中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吸收，意在为加深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哲学与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文学之间的关系理解。
2. 顺应天命、承受苦难的儒家思想
儒家学派代表着以孔子为首的思想家对人性的思考，而非对神的思考，孔子对于神的态度有着矛盾性，充满了怀疑的态度。儒家学派认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比生命更为重要，例如仁、义、礼、智、信等等，其与传统西方哲学理论中认为物质生命优先性不同，孟子认为人的精神生命是超过物质生命的重要性而存在的。儒家思想强调从现实出发，重视人的生命，而不轻生，是知死而生。故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上下午五千年的文明中，儒家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言行为，儒家思想从显示的人出发，虽然重视人的生命，是意识到死亡地活着，这和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儒家学者重视的是生前而不是死后，强调人活着就要肩负责任，弘扬的人生观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对于普罗大众来讲，立德建功是件困难的事，但是儒家学派强调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强调精神的生命比物质的生命更为重要，这种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人活着就必然要走向死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活得有价值，死得有意义，这也正是《活着》的主人公福贵在命运的捉弄下仍然坚强活着的原因。儒家思想建立的生死观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同时也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先锋派文学代表作家余华便是其中之一。
孔子对于道德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他关于道德的名言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孔子所提倡的理论到的、宽恕忠信、自我修养等成为大家追求的共同理想境界。在《活着》中，富贵说：“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有牛不耕田？”又说：“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走错，口袋不要摸错。”这些话都体现出了儒家的道德观，此外，小说中的父子之情、母女之情等等也符合儒家的道理伦理观。
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大多都受到了来自宿命的控制，从而故事的情感大体上也呈现出悲惨的基调，故事的主角难以逃脱死亡的宿命，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命”思想一脉相承 [1]。尽管小说《活着》与《许三观买血记》不像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那样笔锋锐利，但是在他迄今为止的所有小说中都贯穿这样始终如一的主题，那便是不可抗拒的“宿命”。从这一点来看，余华给作品奠定的是悲观主义基调，这无不体现了作家自身在面对“宿命”时的态度与心理，不过，这种苦难与力不从心的对抗又正是余华向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一种表现。因此，即使所有的亲人都礼福贵而去，精神世界已然崩塌的福贵仍能以超然的境界面对荒芜的人生，与一头老年伴着死亡继续前行。福贵在面对周遭的亲人相继离去时，似乎有了很多理由选择死亡，然而他仍然选择了活着，他的一生都是在于死神斗智斗勇，他明明知道死亡不可以回避，却主动选择了承担家庭和封建道德赋予他的责任，用苍白的有些令人心痛的方式体现着对家族的爱，作者在这里塑造了一系列的死亡的目的并不是让读者产生对福贵的同情或怜悯，而是希望用死亡来烘托活着的真实意义，死亡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应该珍惜或者的每一天，肩负起生活的责任，积极入世，这正是儒家思想传递给我们的内容。显然，《活着》中福贵及其亲友的人生观、世界观体现着明显的儒家思想痕迹。
纵观福贵的一生，他经历了太多的悲剧，但是他依然选择了活着，如同余华在序中写到，“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福贵这一形象正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孕育下，坚守着“恕”，“智，仁，勇”，“逆来顺受”等品质，一步步地走向生活，任何苦难、任何艰险都压不倒坚强的中国人。
3. 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
道家创始人老子曾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从老子的观点出发，人应该顺应生命的规律，按照“道”的变化使自己适应周遭的环境，无法思考一个恒定的标准。道家学派另一位对于生命有着独到见解的思想家便是庄子，庄子认为；“夫大块(自然)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具体地阐释了人从生下来到青年，从青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从老到死是一个顺着自然发展的过程，万事万物都是随着自然发展而发展的。因此，事物的存在与发展以及灭亡，人的生死，要任其发展，任其自生自灭。道家思想体现了人从生下来就面临着生命以及存在的种种威胁，人们应该呈现出一种应战的状态来应对生命的挑战，这就是所谓的生存问题 [2]。人要想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生存就必须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则，即适者生存的规则。顺其自然的态度外化于行就表现出了一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道家的基本思想提倡“返朴归真”、“抱素见朴”。
我们翻开一本《庄子》，到处可见“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人之生也，与忧惧生。”“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生死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道家的观念认为人生充满忧患，人无法逃脱命运与死亡，在人类亲手创造的文明世界中，到处都是混乱、死亡和痛苦，这就是人生的真实境遇。这种对人生悲剧境遇的理性认识，正是道家人生哲学的基点。
《活着》中主人公福贵对于死亡的态度，以及余华在其中渗透的生死观正体现了中国道家学派中超然生死观的思想。这部小说中，福贵年轻时不务正业且赌博成性，将原本富裕的家败地倾家荡产，最终气死了自己的亲爹，那一刻，福贵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精神打击，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他重拾了自己善良朴实的品格，并且认识到了人生在世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虽然在后面的人生当中，福贵的生活非常不幸，但他的视野、胸襟却变得开阔了，然而死神并没有在福贵这里手下留情，并且一个个地带走了他所深爱的人，福贵对于生活带来的痛苦只能选择承受，因为“这就是命”。在亲人的相继离开后，福贵并没有表现出悲痛欲绝的状态，他对于生活给予自己的苦难表现出一种超然的平静，像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其实这正是一种麻木的表现，体现出了道家思想中国的被动接受苦难的态度。因此，我们说福贵的活着是一种被动的适应性生存 [3]。《活着》中曾三次提到“这就是命”，“命”的概念在小说中被余华推向了极致，在命运面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显得苍白又无力，这些充分体现了命运的深不可测与不可抗拒。作者在书中写到：“人活着就是活着，只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不为之外任何事物而活着。”诚然，诸如“庄子鼓盆而歌”此类都在示意如何对待生命、看待生命。我们要正确理解余华作品中剥去苦难外衣下那种对生命的尊重，那种什么也不能阻止人活着所迸发的巨大的力量。活着的时候努力积极地活，死的时候安安心心的死，也就是所谓的“向死而生”。
道家所追求的和《活着》中体现的主题一样，都是一种忘怀得失、超越时空，从而达到宁静的境界，道家早对于生命的悲剧有所解释，认为面对时间无可奈的苦难，与之抗争是没有意义的，乐知天命才是正确的处事态度。福贵在苦难面前安之若命的态度平常人所无法达到的，用坦然的态度去面对不期而至的苦难和死亡是道家最理想的境界。《活着》全篇都在讲述苦难，但是主人公福贵却没有从苦难走向更深处的死亡，而是使得灵魂达到平静和从容的高度，正如小说的结尾，福贵和老黄牛在土地上唱着悠扬的歌谣，作为宇宙中的一部分，与天地达到“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
对于福贵这样普通小人物，人生本就是没有伟大的追求，生活最低的底线就是活着，他虽然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却有着对于生命信仰，对于活着的执着，他的一生不是对命运的不公自暴自弃或怨天尤人，更不是通过死亡以示反抗，而是无声无息地顺从，用活着面对来自死亡的挑战，《活着》让我们明白，面对生活我们无法自行选择，只能不断前行，在过程中感受生命的意义，看到生命的光辉。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样，其中道家和儒家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两大流派，他们从根上稳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如果文学作品是鲜艳的花朵，那么文化就是培养花朵的土壤，不同的土壤培养出不同的文学作品，文学的意义正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夏孕育而成的。虽说“活着”这一概念在世界文学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先锋派作家余华所表达的对于生命意义的探索是根植于中国民间土壤的。虽然说作者并没有刻意追求对于传统文化的表达，但是在作品所所展现得多精神品格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
4.“生”与“死”的佛教思想
《活着》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福贵家族的死亡史，更是福贵的苦难史。在经历了亲人的相继离世后，福贵反而变得更坦然、平静，富贵在面对这一切时所体现的生活态度充分展现了中国佛教文化对于生与死的理解。
中国佛教思想认为，“死”是人们在六道轮回中的众生之一，不论是当下还是过去，一个人不仅有一生一死，还有无数重生死，人们在无穷无尽的轮回生死中受苦受难。既然生命是苦痛的，而人又不能摆脱这种痛苦，那么人生就是顺其自然的过程，“顺”是中国佛教思想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佛眼里，“顺”有两层意思，一是要顺应佛教主张的无我和无常的真理，这个真理在暗中主宰着人的命运；二是要益世，即从事对世界有益的事情，以此赋予自己的人生意义，从而达到善的境界 [4]。总结起来，“顺”的境界要做到苦行、善行、乐观。《活着》是一部典型的苦行主义小说，“苦行”贯穿于主人公的一生，福贵的大半生都在苦难中前行，但他在丧失七个亲人后仍然能顺从的看待命运的安排。他默默承受着命运的打击，追求的仅仅是活着。他对自己的命运有着清楚的认知，因此他总以一种平常的心态生活。其实福贵的这种心态和他父亲颇有几分相似。当父亲知道他输光了家产后，虽然表现得很痛苦，但是处理起来却很轻松。
“从前，我们徐家的老祖宗不过走养了一只小鸡，鸡养大后就变成了鹅，鹅养大变成了羊，再把羊养大，羊就变成了牛。我们徐家就是这样发起来的。到了我手里，徐家的牛变成了羊，羊又变成了鹅。传到你这里，鹅就变成了鸡，现在连鸡也没啦。”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余华为读者们树立起的苦行的偶像，也是该角色的灵魂。
佛在教诲众生时强调要达到梵我合一的精神境界，在余华的笔下，福贵、许三观等人并没有这种追求，他们追求仅仅是活着，但是就是仅仅追求活着这种状态与佛的修行，即苦行、正行、同情等，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善”，余华笔下的小人物都是以苦为开端，以善为结束的 [5]。“善”不仅仅是佛家的追求，也是整个社会追求的理想状态，在福贵所生存的社会，到处充满了动荡与饥饿，福贵的“善”就显得尤为可贵，比起李血头、孙广才等人的“恶”，福贵的“善”显得更独特和稀缺。在小说中，春生想要轻生时，福贵的妻子家珍却说：“春生，你要活着。你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在他们夫妻失去一切的时候，仍然能用一句温暖的话去试图挽救别人的生命。余华用一种调侃和轻松的语调描写福贵等角色修炼成佛的感觉，渗透了主人公对生活的佛性理解。
《活着》中充满了佛教的宿命论色彩，角色的死亡成为了小说发展的主线。在小说中，福贵、许三观这类代表着“善”的角色都能活到最后，而孙光平、李血头等代表“恶”的人却不得善终。正如学者夏中义所说，“福责所以会被余华奉为偶像，究其原因是余华骨子里也颇多宿命论。这从他20世纪80年代写的《鲜血梅花》《两个人的历史》《命中注定》《世事如烟》等小说中可以见出，而写《活看》已是极致。”佛教中还有“因果”的说法，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以此形成因果报应，余华的小说题目也体现了这样的思想，如《死亡叙述》《命中注定》《劫数难逃》《偶然事件》等，而潜在的因果宿命论也在《活着》中展现出来，开始龙二耍花招，赢了福贵的家产，后来却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命丧黄泉。在当代众多作家中，涉及到佛教思想的有很多，而先锋派作家余华不着痕迹的表露方式，却是独一无二的，他在作品中渗透的佛教观念，大大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贯穿于其小说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而活着，这是历史上所有哲学家都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而在他的作品背后总是隐含着关于生命的意义思考。
5. 结语
如今我们所处的饥寒无忧的时代，是福贵一生所渴望追求的，如他，上帝关了门也并没有打开窗，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种旷世的孤独感在小说的结局体现的淋漓尽致，身旁人一一离去，福贵和牛仍然伴随着死亡而活着。
不管是《活着》还是后来同样经典的《许三观卖血记》，余华都在用一种冷酷到几近无情的笔触在尽其所能地渲染苦难，主人公福贵的一生都在与死亡相伴而行，在接二连三的死亡中，人在其中完全不可掌控，苦难并不是由某种社会现实带来的必然，而更像是一种带有偶然性的宿命，它摆脱了古典小说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限制，而是蕴含了一个更加哲学性的问题：如果人类的命运是苦难，终点是死亡，我们应该如何活着？
很多读者认为《活着》中的主人公形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适用，放在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身上也不会违和，其实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作家，他们的思想都是经过本国文化熏陶形成的，尤其是余华这样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不论其作品中反映出多少反传统的内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在他的作品中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种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从其早期先锋文学一直到后期文学作品都深刻地蕴含其中。因此，我们不能够笼统地割裂余华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而应正确地看待余华作品中传统文化和生命哲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