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萨特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自由观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萨特早期对存在主义本身进行分析，形成了以“存在先于本质”为原则的“理念自由”理论，强调人拥有绝对的、抽象的自由。但早期的“理念自由”无法给处于社会历史中的人们以真正的自由，因而萨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寻求突破“理念自由”，从而实现“现实自由”的路径。因此，本文将首先梳理萨特前期“存在先于本质”中蕴含的“理念自由”观点；其次，阐明萨特从“理念自由”转向“现实自由”的具体原因；最后，力图阐释萨特后期“现实自由”转向所依据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逻辑”观点。
2. 早期“理念自由”的阐述
在笛卡尔、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下，萨特早期以“存在先于本质”为基本准则，构建了相应的自由理论思想。从自由的发生、过程以及后果三个角度，我们可以厘清萨特早期自由观的理论脉络。
其一，人命定是自由的。萨特明确指出，“实际上，我们是进行选择的自由，但是我们并不选择是自由的：我们命定是自由，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我们被抛进自由，”( [1], p. 604)。从自由发生的角度来看，在人这一概念出现之前，人就是自由的，并且无法摆脱自由选择。萨特通过“存在先于本质”的理论进一步说明人命定的自由，“意思就是说鲜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 [2], p. 6)。也就是说，人可以通过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来使其人生成为可能。人是没有任何预先的设定。因此，人不仅可以对目的做出选择，而且人的本质也是通过人自身的活动去创造的，亦即对自由的人本身做出了选择。
其二，自由是一种过程，而不是某一种固定的结果。萨特认为，“明确地说明‘自由的’是这种表述不意味着‘获得人们所要求的东西’，而是‘由自己决定(按选择的广义)去要求’。”( [1], p. 602)关于自由，我们需要强调的不是最后结果的好坏，而是人自由选择的过程。萨特对“选择的自由”和“获取的自由”之间的差异作出了阐述：“获取的自由”是一种体验式的过程，是针对固定的、唯一的行为结果的一种体验过程。而“选择的自由”则不仅仅局限于体验对象，而是一种创造对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结果是由于人的自我选择所产生的，因而具有不确定性。萨特对自由的自主选择做出了进一步说明，“人除了自己以外，别无立法者……人必须为自己做出决定，人不能够反求诸己，而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或者体现某种特殊(理想)的目标，人才能体现自己真正是人”。( [2], p. 30)这就是说，人首先是存在的，并且能够在社会之中自由自在地行动，但其最终的结果都是人的自我选择，无关于其他。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实现自由虽然是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导者，但也并不意味着抛弃一切。准确地来讲，实现自由仅仅意味着人可以自主规划其生命，循着为自己所设置的最终的目标付诸行动，尽管这一目标的成败与好坏都是不确定的。
其三，人自己承担自由的后果。萨特的自由观不仅强调人的主观性，更是强调人自主设置一个解放自己的目标而得以存在，在不断地自我超越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而能否成为真正的人则源自于人能否在自我选择的同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人依旧需要一定的价值标准去约束人类的行为。而在此之前，尼采提出“上帝死了”的观点，萨特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上帝不存在，人就找不到一个推卸责任的地方和为自己辩解的借口。因此，萨特所描述的自由，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而是只能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基础上去进行自由选择。而且，人对自己行为的负责并不是对某一单次的行为后果负责，更是对最后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负责。这是人区别于物的特征，也是人重获尊严和人之为人的重要表现。
从自由的发生、自由的过程到最后自由的后果可以看出，萨特早期所阐述的自由均围绕“存在先于本质”的基本准则展开，但却始终囿于个体本身之中。尽管不能片面地将萨特的自由学说划为唯我论的或是孤立的自由，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早期萨特所说的自由始终围绕了个体本身、个体的自我意志开展，主张实现个人内部的超越。因此，萨特早期基于“存在先于本质”的自由观脱离了社会历史环境，这种自由实则只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自由”。
3. “理念自由”的实践转向因缘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数千万人丧生，萨特在二战期间曾被关押在集中营，这段特殊的经历使他对个体自由与他者自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集中营狭小的空间使萨特感觉自己始终处于他者“注视”之下。他认为，“注视”是一种意识活动，因而肯定了自我是一种作为主体的存在；并且从他者的角度来看，注视使他者成为了自我的对象，承认了他者的存在。但是他者通过“注视”对自我产生的约束作用对人的自由产生了极大的损害。“注视”是一种双向性的活动，一方面，自我“注视”着他者的活动，该行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者自由。具体而言，我“注视”着他者的活动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展开的，在这个活动中，自我是主体，而他者则成为了为我而存在的对象和客体，因而他者为我的意识所定义，从而丧失了作为主体的自由。另一方面，他者同样也在“注视”着自我的活动，我被他者“注视”着，我也在无形中受到他者意识的定义，这对自我的个体自由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在萨特看来，个体自由与他者自由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
经历过二战的人们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灵上都受到巨大伤害。萨特也重新思考自由问题，他发现抽象的、理想化的纯粹存在主义视域下的自由理论并不能帮助西方人民逃离水火，也不能支持人类的自由事业发生质的飞跃。因此，“他不再满足于一种心理上的内在的自由，不再满足于用现象学的方法去解释现实，而是强烈地渴求一种‘介入’的自由，就是一种要深入到现实中去的自由”。( [3], p. 12)法国共产党当时因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战后的法国受到广泛关注。萨特也将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早期的自由观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4], pp. 135-136)当早期理念自由在投入社会历史领域中遭遇瓶颈时，萨特注意到，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出发，将人类历史定义为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及其演变基础上发生变化的总体这一揭示历史的总体性的论断 [5]，无疑指明了一条摆脱“理念自由”困境的道路。在萨特看来，总体化的历史并没有掩盖个人的主体性地位，反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能够看到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性，生产关系的变化亦是人作为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活动合力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人是自由的，同时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人并没有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因此，萨特后期在实践逻辑下重新审视社会领域中人的自由，逐步化解其早期“理念自由”中所说的片面和抽象的自由。
4. “实践逻辑”下的“现实自由”实现
不同于早期思想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萨特后期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具体的、现实的实践活动的思想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实践逻辑”为核心，从主客体间关系和主体间关系探索如何实现从“理念自由”到“现实自由”的转变。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观点。从根本上来说，实践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 [6] 而在萨特早期阐述的“理念自由”来看，无论是自由的产生，还是自由后果的承担，自由活动仅在个体内部发生，与客观世界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正是基于这一点，萨特后期在马克思主义“实践逻辑”的影响下，对实践活动中个体自由进行了重新思考。萨特认为，“在一种必然经验的统一中，每一个实践都是作为由他人对自己的存在—客体之超越而在物质世界中，并通过物质世界自我构成的”。( [7], p. 170)这说明，不同于早期一味强调人的命定的自由和自主选择，萨特后期考虑到了客观物质世界对人的行为活动的制约，人的自由需要在作为主体的个体与作为客体的客观世界之间的交互活动中得以实现。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实践逻辑强调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在萨特后期思想中则表现为作为主体的人在实践过程中实现对客体的超越，即“对已知的事物来说，实践是否定性，但这始终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对于被当作目标的客体来说，它是肯定性，但是这种肯定性通向‘非存在’(non-existent)，通向尚未存在的东西。”( [7], p. 78)“否定之否定”表明，主体的实践活动虽然受到了客观条件的制约，但是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对客体进行“否定之否定”，实现原有基础上的超越；其中的“肯定性”表明主体的实践活动对客体来说依然具有一定的决定性的作用，使“尚未存在过的东西”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由此，人主体性的决定性与超越性便得到了重视。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同样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萨特早期的“理念自由”与后期的“现实自由”之间仍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意味着两种自由观相互对立，甚至走向两个极端。相反地，后期的自由学说承认了客观社会历史条件对个体的制约，将抽象化的理论自由拉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这是对前期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的思想主旨的延续和补充，最终以此来寻求人的真实的现实自由。
此外，萨特早期“理念自由”中个体自由与他者自由之间矛盾和冲突也在实践逻辑的影响下逐渐削弱。正是从个体实践出发，萨特积极探寻如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群体实践中实现主体间的自由。而在具体的论述中，萨特聚焦于“匮乏”与人类历史的关系，他认为，“匮乏——作为在实践的多元复合性自身内部的实践多元复合性同周围的物质性的已定关系——是人类历史可能性的基础。”( [7], p. 264)这一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人类历史活动起点的探讨有相似之处，认为一旦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人就无法生存，更不用说人类历史的发生。出于“匮乏”的现实生存条件，人类才有通过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创造人类历史的可能性。然而，“匮乏”也仅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可能性基础，而并非现实性的基础。
在萨特看来，人类历史的现实性基础正是个体实践，由“匮乏”引发的个体实践才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人通过实践满足生存需求，不断克服“匮乏”。但是“从需要中产生的实践是一种整体化，它的运动朝向自己的目的，并从实践的角度将环境变为整体。”( [7], p. 222)旧的需要被满足，新的需要仍然不断出现，因此孤立的个体实践并不能满足新的需要，共同利益使诸多个体开始聚拢在一起，而“匮乏”则反过来成为促进诸个体间的共同实践的动力。从集合到群体再到集团，人们为了共同利益通过自由自觉的共同实践活动克服“匮乏”，实现人的不断超越。在后期萨特“现实自由”中，个体自由与他者自由最初完全对立冲突的关系在满足“匮乏”和共同实践中实现了缓解。在保障群体活动内个体的自由的前提下，人们凝聚在一起进行自由的共同实践，实现共同的目的需求。
5. 结语
萨特早期强调“人命定是自由的”、“选择的自由”以及自主承担自由的责任，给予了作为主体的人以极大的重视。但是，早期的萨特在讨论自由时却局限于作为主体的人内部，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自由”。然而，人绝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4], p. 135)。所以，当投入具体的社会历史领域中时，作为主体的各个体之间的“理念自由”产生了矛盾与冲突。最后，萨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寻找到了调和个体自由与他者自由之间矛盾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实践逻辑的指导下，萨特将人的自由重新置于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讨论，开始关注作为主体的个体与作为客体的客观世界之间的互动。并且，萨特还意识到，通过共同实践满足“匮乏”的过程中，个体自由与他者自由之间的矛盾也能够实现调和，并最终实现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现实自由”。
此外，萨特前期的“理念自由”与后期的“现实自由”并非是截然对立的。相反，“理念自由”通过实践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实现“现实自由”，而“现实自由”也需要在“理念自由”的指导下才能最终实现。换句话说，在实践逻辑的内核方法论指导下，“理念自由”与“现实自由”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前期的“理念自由”，还是后期的“现实自由”，萨特始终强调人为自身立法，恢复人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给予了“人”本身以充分的重视。
基金项目
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2021XKT060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