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古以来，中央王朝在治国安邦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处理与边疆民族关系方面更是形成了统治集团独特的治国思想体系，这种经验在唐朝表现更为独特。《左传》中记载：“卫国、鲁国、晋国……皆为启以商政，域以周引，启承夏政，域以戎索，此后沿袭 [1] 。”这成为中原王朝推进边疆治理的最早记载。周对四方各族政策有联姻、封赐和朝贡等，武力征伐和羁縻牵制是主要手段，羁縻策略开始在历史上出现，这成为唐朝在边疆推进羁縻策略的重要历史依据。中原政权此时处理与外蕃关系的思想是以华夏为天下中心，将外蕃分别称南蛮、东夷、西戎和北狄，自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史上“先华夏后夷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独特民族观念，这也被历代统治者长期奉为。唐朝推行羁縻制度、“和亲”以及茶马互市三大民族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通过设置羁縻府州，任用边疆民族首领担任当地行政长官，管理本民族内部的事务；通过“和亲”，唐王朝与各边疆民族搭起了民族大融合的桥梁，沟通了中央与边疆间的密切联系；通过茶马互市，发展了边疆地区的经济，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兼容并蓄，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强了唐朝国力，达到了治国安邦的政治目的。
2. 唐朝开明民族观念产生的历史原因
关于疆土和民族的历史渊源，我们可在《山海经》中找到相关记载，中原王朝自认为是天下中心，将边疆四周各部看作异族，将双方定位成中央王朝和边疆地方之间的关系。为协调中原王朝与边疆外蕃的关系，历代中央王朝均设相关规定：秦朝设立典客及典属国处理边疆外蕃事务，典客主要是“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接待来往于秦的外蕃首领，提供膳宿；典属国的主要职能为“掌蛮夷降者，接归附请降…… [2] ”管理来往于秦的外蕃相关事务，及时协调中原王朝与边疆各部关系。西汉建立后，为确保休养生息的进行，朝廷对匈奴长期采取“和亲”策略，用以缓和汉匈关系。汉武帝时，随着国家和军队的逐步强大，西汉与匈奴爆发大规模战争，这成为汉处理外蕃问题的主要手段。汉代治边机构在中央主要有“典客(大行令)、客曹尚书等；武帝太初元年改称大鸿胪，主要掌诸侯外蕃，四海归顺蛮夷，及四方授封夷狄。处理边疆关系的地方机构有郡县、属国等，并置都护、中郎将和校尉等管辖外蕃 [3] ”。早在两汉时期，为有效经略外蕃事务，中央王朝就通过设立西域都护府、长史府等在外蕃之地管辖军政事务，维护边疆地带的安全稳定。汉朝通过“行册封”、“授节传”和“赐印缓”等方式，批准任命外蕃地方政权官员，在外蕃之境“行使职权” [4] ；两汉朝廷在北疆设军政建制包括“使匈奴中郎将，管辖东北外蕃机构是护乌桓校尉、辽东属国等” [5]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治边机构有“三国时设立的大鸿妒卿、客曹尚书等，晋朝时设立的客曹、平越中郎将”等 [6] ，这些外蕃管理机构在处理中央王朝与边疆事务时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唐朝建立蕃事机构的重要历史来源。
2.1. 魏晋以来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隋朝统一全国后，礼部以及鸿寺负责处理外蕃事务，在西北外蕃中通过设郡管理，隋朝通过设立伊吾、鄯善和且末等郡，加强与西北外蕃的关系；在东北边疆设立辽西、柳城等郡，加强与东北外蕃的关系；在南部边疆，设立儋耳、珠崖、龙川、郁林、建安和义安等郡，加强与南蛮诸蕃的关系。隋朝统治集团民族观念狭隘，民族策略失当，激化了中原王朝同东北外蕃的矛盾，尤其是隋炀帝曾试图将高句丽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先后三征高句丽，但因各方面原因均遭失败。这为唐朝统治集团开创新的民族观念、推进边疆治理提供了历史经验教训。
2.1.1. 统治集团需要新的民族策略来维护既得利益
西晋末年以来，中原经历了剧烈社会动荡和严重民族冲突，这种动荡冲突也为民族交流融合提供了有利契机。正是在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之上，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得以进一步交融，最终造就了统一强盛的唐朝。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民族观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性、开放性和开明性。唐朝“和亲”策略创新与民族融合大趋势存在密切关系，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推动了边疆治理生了一个新台阶。唐朝统治集团核心成员具有胡族血统，这也成为南北朝之后民族大融合的政治产物，统治集团上层没有民族偏见，这也为推行开明民族策略提供了有力契机。唐朝也认真吸收历朝民族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历史后果的深刻教训，继承发展了文明进步的民族观，唐朝推行文明民族策略是“和亲”策略得以实施的重要历史前提。
唐朝是在前代民族融合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这一历史渊源成为唐朝推行实施“和亲”策略的重要前提。北魏以来，北疆各族不断内附南迁，在中原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复杂局面，北魏迁都洛阳后，大批外蕃迁入内地，这一历史趋势有力地促进了汉族与外蕃的大融合，为以胡汉混血为主要特征的唐朝统治集团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 [7] 。唐高祖李渊先祖曾在北朝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参与处理过许多重要边疆事务，积累了丰富边疆治理经验。唐朝统治集团中的许多核心人物源自于关陇集团，这一军事政治集团是由宇文氏“所据关跪区域内鲜卑六镇民族及胡汉土著之人 [8] ”经过一定政治军事斗争取得权势后、经过长期力量集聚和权力分化组合形成的。
2.1.2. 唐朝统治集团成员具有胡汉混血血统
历史上，唐朝统治集团成员具有胡汉混血血统。其一，唐朝宗室兼具外蕃混合血统，如唐高祖李渊之母具有胡族血统，其源自于已经鲜卑化的匈奴独孤氏一支，唐太宗之母亦具有胡族血统，其源自于鲜卑族窦氏(即鲜卑绝豆陵氏改姓)一族，由此可知，李渊、李世民父子具有胡汉混血血统。李世民皇后长孙氏同样具有胡族血统，其源自于鲜卑族群的一支，因政治联姻，唐朝统治集团内部成员普遍具有胡汉混血血统，皇室之女经过通婚后成为汉化鲜卑人，如唐高祖李渊之女襄阳公主嫁与窦诞为妻，长沙公主则嫁与豆卢怀让为妻，唐太宗李世民之女则嫁与鲜卑人为妻 [9] ，唐朝宗室之女因与边疆外蕃各部上层首领通婚，促进了胡汉交融局面的形成，民族偏见得以基本消除。其二，朝廷众多文武官员来源于外蕃，如长孙无忌为鲜卑后代，内史令窦威远祖为鲜卑人，唐玄宗时期著名大将哥舒翰(西突厥突骑施人)、高仙芝(高句丽人)等均来自边疆民族。《新唐书》中记载，诸夷蕃将出身于外蕃者人数众多，唐朝出身于外蕃文官武将者达数千人，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贵族上层与汉人通婚后形成胡汉混血后代，这壮大了统治集团的阶级基础。因此，唐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胡汉混血现象，是一种政治博弈的结果，有利于朝廷协调处理边疆各部事务。
2.1.3. 文化繁荣为民族策略提供了新的依据
从文化方面看，唐朝统治集团许多重要人物历经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其血统渗入胡汉文化，日趋汉化，最后完全汉化。胡人贵族上层内迁后，因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日趋融入华夏文明体系之中，通过改易郡望、族望来向世人证明自身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正统地位。举族内迁后，因加强自身政治地位的需要，外蕃首领在帝王赐姓、更改汉姓后趋于汉化，胡汉差别逐渐消失……如突厥上层首领阿史那思摩被唐太宗赐以国姓李氏，与中原内地交往密切，文化交流融合逐渐淡化了胡汉血统方面的差别，促使胡汉差异日渐缩小，一些边疆民族如鲜卑、匈奴等姓氏逐渐消失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与其他民族融为一体 [10] 。唐朝统治集团重要成员在经历地缘、血缘与文化融合后，其华夷之辨观念有所减弱，民族偏见日渐消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意识日渐显现，这为推行新的民族策略提供了思想基础。《旧唐书》中记载：“唐朝宗室源流出自于夷狄，间杂胡汉血统，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之为异，皆多见之……”因唐朝宗室内部源自胡汉血统，世代与外蕃不断交融，思想文化不断渗透，加之借鉴吸取历朝治国经验教训，结合所处边疆形势，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所在及解决边境事务的紧迫性，坚持开明进步的民族观，推行较为适度的民族策略，将各族凝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影响力下，建立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大帝国。
2.2. “华夷一致”思想催生了进步民族理念
唐朝实现了有史以来的“大一统”局面，在进入盛唐文明时期以后，其疆域自东起于日本海、向西直达中亚咸海一带、向南进抵至安南(今越南南部)、向北则越过贝加尔湖一带，境内生活着近百个民族，朝廷通过开明民族策略长期维持了各民族团结和睦，保持了边境地带的长期安宁，成为自秦以来第一个未通过修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大一统封建帝国，这一举措也便利了唐朝与外邦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朝统治集团坚持“华夷一致”的民族思想，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后，“胡越一家，自古未有”“天下归一、万国来朝”成为当时唐朝推行新的民族策略的真实写照。终唐一世，三百多个外邦和藩国先后派出使者来唐朝贡，派出使节进献方物和特产，确立起臣属关系，与唐朝关系密切的边疆各部派出质子常驻长安，协调双方关系 [11] 。唐朝统治集团的民族观念主要有“爱之如一”“华夷一致”、“四方来朝，天下一家”和“代为舅甥，同为一家” [12] 等，成为朝廷制定民族策略的重要来源。唐太宗在成功施展政治策略分化后，借助强大军事力量一举攻灭东突厥和薛延陀，运用羁縻策略征集回鹘、突厥、铁勒、契丹、渤海和室韦等族消灭反叛各部，将政治军事影响逐渐深入边族，稳固了边疆形势和内地安宁，被外蕃共尊为“天可汗” [13] 。开明进步的民族观为唐朝治边策略的实施打下了思想基础，其开明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2.2.1. 平等对待外蕃，消除民族隔阂偏见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随着唐朝国力日益增强，位于边疆的外蕃纷纷来长安朝贺，唐太宗于未央宫设宴招待突厥颉利可汗、南蛮首领冯智戴等各国首领及使节，朝廷三品以上官员一同陪侍，这表明了唐朝对周边各族极为重视。太上皇李渊感慨道：“胡越(汉)亲如一家，犹如亲戚，自古未之有也…… [14] ”边疆外蕃长期和谐相处、友好交往，促进了边疆的稳固，这也是唐朝统治集团在治国安邦中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唐太宗对待外蕃一视同仁，其民族治理思想较历代更为进步，这一措施有效促进了唐朝与外蕃交往。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鉴于东突厥威胁唐朝北疆，唐太宗根据形势作出正确判断，通过诉诸武力消灭了东突厥，唐朝军队俘虏颉利可汗后将其礼送长安，沿途爱护有加，不予凌辱。
在如何安顿突厥各部方面，唐朝统治集团内部进行了激烈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1) 将突厥归附各部迁徙至兖、豫等地，使其与汉人混为一体，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做到化胡为汉；2) 将其迁徙至黄河以北，立其首领分管各部，实现分而治之。中书令温彦博具有远见卓识，他在总结历代中央王朝处理外蕃事务的做法经验后，主张将突厥部众安置黄河之南，通过文化交流，实现同化。《旧唐书》中记载：“天子之于四夷，如同天地哺育万物，覆载全则安之，今突厥既灭，余部归命，不加安排而弃之，非天地之义，有阻四夷之嫌，非天子本义。”温彦博的主张得到了朝廷采纳，体现了李世民“华夷归一、爱之如一”的民族治理思想，其建议合理实用、现实实践性强、治理效果明显，得到朝廷重臣一致认可，被唐太宗予以釆纳，并迅速推广实施，经过实践运行，实现了唐朝治理东北边疆的预期效果，这一成功经验迅速被运用到东北边疆治理中 [15]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为试探唐朝虚实，薛延陀使者向朝廷上疏：“至尊破突厥后，须收之为奴婢，将与百姓，反养如民，以子待之……”这即为中央王朝“华夷一致”民族思想的外在表现，统治阶层也将这一思想理念付诸实际行动。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为打消外蕃对唐朝的疑虑，唐太宗顺势表明自己对待边疆民族的政治态度：“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推心置腹……”唐太宗民族治理思想具有超越历代君主的长远眼光，表现了一位杰出封建时代杰出政治家的治国安邦才能，为促进民族和谐、开创盛唐局面建立了丰功伟绩。
贞观末年，唐太宗在总结治国安邦的经验时指出，第一条即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太宗这一民族思想远超历代君主，表明了唐朝对民族策略运用得当，收到了显著效果。唐太宗正是将这种视“天下归一、四海来朝、爱之如一”的华夷观运用于“和亲”策略，这对唐朝加强与外蕃关系起了关键作用，唐太宗因其在统一天下、经略边疆和建章立制中的丰功伟绩被外蕃共同尊为“天可汗”，唐朝与东北民族关系进入最佳融合期，显示了唐朝统治集团在推行民族策略上的高度智慧 [16] 。唐太宗对外蕃的开明思想前所未有，代表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进步理念，这一治国理念远超历代帝王，历史影响深远，为后世治国安邦提供了有用历史借鉴。唐朝民族治理思想具有历史进步性，统治集团在这种民族观的指导下发展外蕃关系，这对维护边疆稳定、促进内地安宁和实现政权稳固起了重要作用。唐朝在鼎盛时期保持了边疆稳定安宁的状况，这一盛世局面均与民族策略的成功实施密切相关。
2.2.2. 主张“夷夏一致”，努力实现民族交融
唐太宗以后，唐朝以开明进步的民族思想为指导，用来处理各方民族关系，在外蕃中因势利导推行了一系列正确可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措施，使边疆出现了安定和谐的稳定局面。唐玄宗李隆基在《安置降蕃诏》中说：“开怀纳戎，张袖延狄。”由此看出，唐玄宗继承发展了太宗的民族治理思想，主张华夷无别，坚持视“夷夏为一家、德抚四夷、四方来朝”的民族治理思想。
唐玄宗具有雄才大略，采取多项措施和民族策略，对外蕃做到一视同仁，做到“入则纳其朝谒之礼，出则随之赏赐金银”，以便达到“边疆稳固、华夷一致”的政治目的。在征讨东北外蕃时，唐玄宗提出了“以上天之德，不限夷狄，全部释放俘虏……”这一高明策略收获了外蕃人心，契丹、奚部等请求归附，朝廷予以同意。正是因为唐玄宗继续推行开明进步的民族治理思想，在处理民族关系中纠正各种歧视外蕃的做法。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吐蕃派出使者向唐朝统治集团请赐儒家典籍，鉴于唐朝与吐蕃之间的特殊关系，朝廷内部为此展开激烈争论，以于休烈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应“守典存国”，以裴光庭为代表的开明派主张应予其典籍，实现“化流无外”，借以展示“天朝上国”的恩泽。唐玄宗从长远利益出发，采纳裴光庭建议将大批典籍派专人送至吐蕃，后来，朝廷又将部分典籍送至渤海，渤海借此完善发展了自己特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体系。可见，统治集团的民族思想影响着唐朝与东北各民族的关系，是唐朝执行民族策略的重要理论基石。
众多唐朝诗人在边塞诗表达了当时统治集团的民族思想，后人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总结出了唐朝与边疆民族关系以及东北民族交融情况。岑参是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其边塞诗高达一百零八首 [17] ，占其现存四百零三首诗歌总数的四分之一。唐朝边塞诗歌委婉表达了统治集团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努力维护民族关系，歌颂朝廷与外蕃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现象，这打破了历代统治者胡汉分治的民族偏见，详实记录了渤海等东北外蕃派人赴长安学习汉文化的真实情景，从侧面反映出唐朝与东北边疆民族的融洽。李白在其数十首边塞诗中真实描绘出了唐朝民族关系情况，唐朝统治集团民族平等观念中包含的“一视华夷”“夷夏之防”等思想在这些边塞诗中均有不同程度地体现。李白借助边塞诗鲜明表达出了唐朝东北境内各族之间希望友好往来、和睦相处的美好愿望，这是唐朝与东北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个缩影。
2.2.3. 以诚结交边疆诸族，展示天朝上国的应有威信
李世民在继位时即昭告天下：“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这种治国策略随即被朝廷用以协调外蕃关系和处理边疆事务中，很快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效应。李世民在《册突厥李思摩为可汗文》中明确表示：“自古以来，君主守诚信者，天下归之……朝廷以信义为本，怀柔外蕃。信义天下。”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因突厥上层首领内部发生长期纷争，颉利可汗所部受到一定损失，实力大为减弱，唐朝统治集团有人主张应趁乱出兵突厥，唐太宗经过权衡利弊后没有同意，原因是他在立国之初曾经与颉利结盟于渭水之滨，不忍打破双方既有和谐关系，在今后处理与外蕃关系时带来诸多不便，便云“岂有亲与之和，处其灾祸而乘危迫险以灭之耶？”众多朝臣听后表示理解，对其做法表示赞同。
唐太宗在处理朝廷与东北民族关系时能够做到“存信”，他认为在处理与外蕃关系中应遵循的“诚信”原则，并在处理具体边疆与民族事务中努力践行。针对统治集团内部分歧，唐太宗通过说服朝廷重臣阐述了这一原则在处理民族关系、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性。魏徵在总结历代君主治国经验后，向唐太宗劝谏道：“德礼诚信，国之根本，朝廷大纲，天子诚信，则胡汉为一体……”褚遂良也向唐太宗劝谏道：“信义为国本，国之大纲，天子以信义而抚外蕃，怀柔戎夷，则四夷皆服，思报恩德……”在《贞观政要》中有相关记载：唐朝君臣认为与外蕃交往时务必讲信义，怀柔远蕃，减少攻伐。唐太宗尤为重视诚信在朝廷处理外蕃事务的应用，这一原则经过唐高宗沿用不断得到完善发展，武则天在平定契丹反叛时采用诚信，逐步扭转了初期平叛初期失利的不利局面。
唐玄宗曾向边疆首领许诺：“国家信若四时”，这保持了开元年间东北边疆的稳定局面；唐宪宗主张“推布诚信”，这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东北各族上层首领，使其不参与中原地区的藩镇割据。唐朝历代统治集团感到诚信原则在处理民族问题中的关键作用，将其逐步加以实践，恰当处理了发生在东北边疆的一系列军事政治危机。
2.2.4. 在安抚怀柔策略下通过政治军事手段降附各族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就有对外蕃施展怀柔策略的历史传统，这种做法到了唐朝更是发展到了极致。《诗经》有云：“怀柔百神，神以王主，祭之则安，故云来安”，这一做法此后便为历代中原王朝君主用在治国安邦方面，通过实施政治军事手段以招降外蕃，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东突厥灭亡后，为防止其重新崛起威胁唐朝边境安宁，唐太宗经过深思熟虑，接受了温彦博的主张：“自幽州至灵州之间，(朝廷)设立祐州、顺州、长州、化州都督府，管辖民政，居长安者近万户，各部首领前来归降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位列朝廷，皆受封赏，五品以上者过百人……”唐朝这一做法收拢了民心，直接导致东突厥失去了重新崛起的社会根基，朝廷也确立起对内附各部的牢固统治。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朝廷为表示对外蕃施以恩威，实现怀柔远方的政治目的，唐太宗特命侍中魏徵“收录自古以来帝王子弟成败之事，命其名曰《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怀柔四荒、亲睦九族、天下归一”。这一做法在统治集团民族策略上具有开创性，超越了历代帝王对外蕃的恩泽。
唐朝主要通过采取三项主要措施对东北边疆民族进行政治怀柔：其一是在边疆贵族上层进行恩典，使之享有较高荣誉。武德年间，李世民主动与突厥首领突利可汗结成军事政治同盟，双方决定以兄弟相称，唐朝通过“以诚待之、恩义抚之”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获得了突厥对唐朝平定中原割据势力的军事支持。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朝大举讨伐高句丽，大将契甚何力在战斗中受伤，唐太宗亲自为其敷药，这是亘古未有之事，赢得了契丹、奚族等军卒对唐朝帝王的爱戴，他们打仗时更为卖力，被高句丽裹挟的一部分奚族士卒则倒向唐军。唐太宗对外蕃抚之以恩义，施行于实践，使其从内心臣服于唐朝，改变了东北外蕃政权对唐朝的敌视态度，其上层首领开始主动与唐朝发展政治关系。经过讨伐高句丽一役，东北外蕃看到了唐朝的诚意，唐太宗对外蕃采取“缓之以德”策略收到明显治边效果。其二是以诚相待，通过信义赢得边疆首领政治军事支持。唐朝与外蕃逐步建立广泛联系后，唐太宗、唐高宗和唐玄宗励精图治，不断将“仁”、“义”、“礼”、“信”等中华传统文化运用到民族策略中，将其灵活运用借以解决民族事务，化解民族矛盾，处理民族关系，以中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对外蕃施展政治影响，如唐太宗通过“以诚信御天下”，使契丹和奚族一部归附，渤海各部也感受到这种策略带来的益处，被边疆民族共同尊称为“天可汗”，这显示了唐朝帝王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有效维护了边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朝廷对外蕃实施怀柔策略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即外蕃必须与唐朝保持藩属关系，接受唐朝的管辖，视唐朝为中央王朝，双方呈现一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维持藩属义务，边疆各部需尽“人臣之礼、朝贡述职、为唐朝蕃屏”，一旦违反，唐朝就会进行军事征讨，唐朝多次讨伐高句丽即说明了这一点 [18] 。总之，唐朝开明民族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统治集团在处理民族问题时灵活处理，摒弃历代帝王民族偏见，在处理边疆事务时保持理性态度，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继承发展了“和亲”等措施。
在唐朝，统治集团的开明进步思想是朝廷实行“和亲”策略的现实基础。唐朝根据治国安邦需要借鉴前代“和亲”经验，将其发展成为一种笼络边疆各部上层首领的政治手段，朝廷以诏令形式确定“和亲”策略的实施内容，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为协调处理好与边疆民族关系，唐高祖李渊正式下诏：“怀柔外蕃，重在羁縻……今大势已定，国运昌盛，革除积弊，应与和亲。”唐朝总结历代中央王朝处理与外蕃关系的经验，认为“和亲”是一种可行的民族策略。作为历朝历代强化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的一种政治策略，“和亲”逐渐被唐朝统治集团奉为治国安邦及处理边疆事务的重要准则，朝廷在中后期一直在沿用这一策略，在处理民族关系和丰富治边体系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这一策略一直沿用到唐朝灭亡。
3. 唐朝强化中央机构职能来处理外蕃事务
唐朝，朝廷在与外蕃政权交往中需要处理的民族事务纷繁复杂，各方民族关系均需要协调维护，为协调处理民族关系、应对边疆复杂局面，四方馆、鸿胪寺、礼宾院、太仆寺和将作监等开始发挥职能作用，成为朝廷处理边疆与民族事务的官方机构，朝廷以通事舍人主管，隶属于中书省。随着唐朝与边疆民族关系发展，朝廷逐渐将四方馆作为接待边疆使团、处理民族事务和协调民族关系的常设机构，将其列入中书省，设通事舍人主之，其管理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作用日益增强。四方馆成为唐朝接待外蕃乃至外邦藩国、协调民族关系和处理民族事务，具有一定行政管理职能的主要藩事机构 [19] 。
3.1. 完善四方馆职能作为外蕃事务处理机构
唐朝立国后，朝廷为积极应对边疆民族事务，完善加强了四方馆职能，使其成为朝廷处理边疆各部与藩国外邦事务的主要机构，这一变化顺应了唐朝推行民族策略与发展民族关系的历史趋势。随着封建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四方馆成为朝廷推行民族策略、处理民族关系和发展对外关系的官方机构，经略边疆民族事务和拓展外邦交流是其主要职能。四方馆严格贯彻朝廷施展“恩及泽远、布兹宽惠、惠及各邦、天下来朝”的政治策略，认真处理边疆各部与外蕃事务，实现“悦近来远、四方来朝”的长远目的，对外展示唐朝形象，提高国家地位，促进了唐朝与外蕃之间的交流 [20] 。随着唐朝与外蕃之间关系发展变化，四方馆职能也发生了发展变迁，这完全是由唐朝国家利益以及处理边疆民族事务的实际需要所决定，这种变化需要服从于国家对外交往和民族融合的实际。随着唐朝与外蕃关系的日益紧密，四方馆主要职能日趋复杂，朝廷开始利用其收集外蕃政治、军事和文化情报，利用其探寻边疆各部内部事务，为朝廷决策服务。如渤海王室内部发生内讧后，朝廷通过四方馆及时侦知这一变故，唐朝统治集团内部就如何应对渤海王被杀这一事件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妥善处理了唐朝与渤海的关系，避免了军事手段的介入。
3.2. 完善鸿胪寺卿等机构职能处理民族矛盾
唐初，唐朝边疆民族分布状况如下：东北边疆分布契丹、奚、室韦和靺鞨等，西北边疆分布突厥、回纥和吐谷浑等，西南边疆分布吐蕃、南诏等，周围另分布有高丽、天竺、拂称、波斯、尸利佛誓、诃陵、林邑等外邦。唐朝与这些政权关系错综复杂，双方关系性质也经常处于变化之中，主要表现为藩属国(中央与地方)、友邻国(平等友好)和敌对国(冲突关系)三种关系 [21] 。随着形势变化，敌对国一旦被唐朝征服，双方关系即成为藩属关系，如唐朝征服高句丽后就呈现这种变化；友邻国一旦关系恶化也可能变成敌对国，唐朝与吐蕃会盟后双方结成“甥舅关系”，后来双方发生战争使两者关系摇摆不定；契丹反唐失败后，唐朝与契丹由敌对关系恢复原有藩属关系。
随着唐朝与外蕃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联系的日益紧密，民族间融合加快，如唐朝鸿胪寺卿等蕃事机构职能日趋完善，四方馆在管理入境胡商贸易时也对其开展多方位侦察，及时掌握边疆政权内部动态，朝廷借以从中获取对方内部重要情报。在契丹反唐一事中，武则天通过判断四方馆及时提供的可靠奏报，在平叛后期及时调整军事部署，扭转了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22] 。随着唐朝国力的日益增强，四方馆规模作用逐渐扩大，开始“增添安置内僚、对外侦察和接受文书”等职能，这有利于朝廷及时掌握了解蕃情和协调处理各方关系，使朝廷能够牢固控制边疆各部和经略外蕃。外蕃和外邦使客来朝贡后经常聚集在四方馆周围，这便于朝廷与边疆各部之间处理有关事务、相互取得联系。
唐朝统治集团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区别对待，分门别类施展政治、军事等手段妥善处理民族矛盾，通过妥善处理各方关系进而完善民族策略体系，提高国家政治地位。盛唐时期，东北外蕃为了实现自身军事政治利益，契丹、奚主动向唐朝皇帝示好，借以表达归顺之意，朝贡、和亲、互市等使者频繁往来于长安之间。外蕃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具有一定政治目的，奚部实力较弱，长期受到突厥的奴役，为摆脱控制选择归顺唐朝，借以维护自身利益。贞观二年(628年)，鉴于唐朝国力日盛，契丹酋长“摩会率其部落来降”，与唐朝建立了密切联系。唐朝建立后，契丹一直长期依附突厥，受其控制。鉴于唐朝对东北边疆鞭长莫及，契丹对唐朝在政治态度上摇摆不定，时叛时降。摩会此次率部归附，这极大影响了突厥在接下来如何处理与唐朝之间的关系。渤海上书唐朝请求建立臣属关系等予以强化，唐朝与东北边疆民族关系变得日益融洽。
3.3. 接纳外蕃入唐学习，宣扬盛唐时期文明
唐朝此时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采取“淡化彼此偏见和消除民族隔阂的态度，将唐朝与外蕃视作中央王朝与边疆地方之间的关系 [23] ”等措施，妥善化解了一系列民族矛盾。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朝与突厥仍维持着结盟关系，双方往来密切。《旧唐书》中记载：“突厥遣使来告，始毕可汗之丧，上举哀于长乐门外，当废朝三日，遣内史舍人吊处罗可汗，诏令百官吊唁。赃帛三万段……”四方馆在唐朝处理民族事务、发展民族关系等方面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唐朝用来协调处理民族关系最为重要的藩事机构 [24] 。
唐朝的强盛富庶吸引了日本、新罗和渤海等国，纷纷遣使入唐朝学习文明制度。统治集团也实施开明的民族策略，允许接纳各国入唐交流学习，其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等呈现多元开放性等特点，华夏文明进入了全盛时期，许多欧亚古国与唐朝保持了密切交往。胡乐已进入贵族生活圈子，成为唐朝国乐的一部分。宫廷乐共有十部，其中高丽、疏勒、龟兹、安国、康国、天竺(亦称扶南)和高昌等七部属夷狄之乐，包括朝廷重臣在内的唐朝人也穿着胡服，胡汉文明交融进一步深入。我们由此可以推知，这一现象是对唐初以来大量外蕃入居内地、实现民族交融的客观承认。盛唐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促进了中央王朝与东北外蕃的文化交流，促使民族关系朝着和谐稳定的方向不断发展，推动了东亚文化圈的最终形成。
4. 唐朝在推行民族策略方面具有创新性
唐朝在边疆民族设置羁縻机构，采用与内地州县不同的方式进行管辖，以此处理民族事务和解决民族矛盾，收到了“华夷一致、四海来归”的治理效果，使归降各族能够对唐朝产生归属感，其统辖形式相比历代王朝主要具有以下创新性。
4.1. 保留本民族统治机构不变，发挥原有职能
外蕃在向唐朝归附后，朝廷并不直接将这些边疆地区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而是保留原有体制不变，从长官到僚佐均由外蕃充任，朝廷允许其在境内称之为“国”，奚、契丹首领可称“王”、“可汗”等，以维护自身政治地位。渤海因与唐朝保持密切关系，历代首领在接受朝廷册封后一直称王，正式定国名为“渤海国”。在不危及国家利益基础上，唐朝同日本等周边国家保持邦交关系。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为消除薛延陀这一共同敌人，唐朝与回纥等联合出兵讨伐，唐太宗诏令于回纥之地设立六府七州。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朝设立瀚海都督府，管辖回纥诸部军政事务，受燕然都护府节制，由其代表朝廷处理边疆事务。朝廷令其首领吐迷度为瀚海都督，当时吐迷度已称可汗，朝廷之后予以下诏追认。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朝廷为加强对北疆控制，将燕然都护府迁至漠北回纥原居地，治所在瀚海都督府，同时改其名为瀚海都护府，与云中都护府以碛为界，兼领碛北诸多羁縻府州，管辖回纥各部。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朝廷将其改为安北大都护府。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因后突厥兴起挤压迁至漠南。唐太宗在派兵征服焉者地区后以其地为焉省都督府，令原焉者王之弟婆伽俐担任国王兼领都督，原行政机构照旧不变 [25] 。朝廷通过这种依靠原有行政机构进行管辖的办法，规避了因原有体制变化而可能带来的混乱，维护了边疆的稳定安宁。
4.2. 朝廷派官代表中央在边疆政权实行“监领制”
边疆民族归降唐朝以后，朝廷在保留原有政权行政机构，承认其首领统治地位的同时，派遣官员代表中央对其进行监视，督导其履行藩属义务，这在东北边疆政权表现尤为明显。开元十四年(726年)，为防止东北边疆出现动乱，朝廷不断强化对黑水靺鞨的管辖，在此设立黑水都督府，所有体制惯例保持不变，上层首领仍归各位，以其原有首领充任都督，管辖当地军政事务。《册府元龟》中记载：“中国(即中央王朝)设立长史，统领其部，以监领之……”由此可见，朝廷在赋予东北外蕃一定自主权的同时，还设置地方军政机构予以监督管辖，防止其发动叛乱反抗朝廷，表现出朝廷统治集团的政治手腕，这对维护东北边疆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黑水靺鞨尚处于原始社会，正由父系氏族向奴隶制社会过渡，在东北边疆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剧增，位于其南面的新罗和西面的渤海也开始强大起来。朝廷通过在此设长史监领，既可以加强对黑水部的控制，亦可通过扶持黑水靺鞨起到制约新罗、渤海势力膨胀的作用。
4.3. 唐朝在外蕃归降政权中实行“汉官参治”
唐军在攻灭边疆民族政权后，朝廷即派朝臣充当羁縻府州部分官员，分赴边地与归附边疆民族联合组成统治机构，共同管辖治理这些内附之地。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以军事手段消灭高句丽后，以安东都护府管辖原有旧地，治所在今天平壤，同时设立府、州和县管辖体制，“灭敌酋有功者为都督、刺史、令，同汉官参治，管辖其地”。灭亡高句丽之后，唐朝将其疆域拆分为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一百余县，普遍建立起各级行政机构，以安东都护府统领，管辖当地军政事务，对高句丽旧地进行统辖。为防止高句丽残余势力死灰复燃，唐朝令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领兵两万镇守其地，同时兼领检校安东都护，管辖军政事务，这一策略顺应了当时朝鲜半岛形势，保障了东北边疆的军事安全。
唐朝统治集团一直坚持开明的民族观，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为了吸引更多夷狄归降，唐朝继承发挥了历史上早已实行的“夷狄进至于爵”，提拔一批胡人担任边疆重要军事将领，甚至是作战军队的主帅，如高仙芝(高句丽人)、哥舒翰(突厥人)等担任中央军主帅讨伐安史叛军。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突厥请降归附以后，其酋长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于朝堂之上，五品之上者百余人，与朝士相半……”为了镇守边疆的政治需要，朝廷提拔大批胡人担任武将，唐玄宗为确保东北边疆这个重要战略方向的军事安全，在武将选用提拔方面，胡人甚至优先于汉人，安禄山军事集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此。
随着“夷狄”内附，唐朝出现了“华夷一统、四夷如一家”的局面，这与唐朝的进步民族观是分不开的。《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唐朝最多时共设立羁縻府州八百五十六个，除少量境内边州侨置羁縻府州以外，绝大部分设在外蕃原聚居地。羁縻府州都督(刺史)均由外蕃原有首领兼领，代表朝廷管辖当地军政事宜，爵位皆可世袭。《新唐书》中记载：“(羁縻府州)虽贡赋版籍，但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均由边州都督所领，著于令式……”这恰是“夷狄进至于爵，则天下远近大小如一”的根本所在。
唐朝在边疆民族聚居区主要实施了三种管辖方式，其共同特征是：外蕃尊奉唐朝为中央王朝，承担藩属义务，接受朝廷调遣，代表朝廷管辖属地军政事务，努力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边疆地带的安宁，外蕃保持原有社会制度习俗，原有管辖机构不变，朝廷承认外蕃首领在本部的政治地位。这是羁縻府州与一般府州的最大区别，从唐朝对羁庶府州具有行政权、司法权、调兵权和税收权来看，羁縻府州又是朝廷地方行政机构，这是唐朝在处理民族事务、协调民族关系方面的创新之处，从而有效维护了封建统治稳定，确保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
5. 唐朝民族策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初萌芽
从本质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多民族国家建设所要依托的广泛认同，这一认同的历史合法性源头之一便是大一统及其所含蓄的包容精神。唐朝是我国多民族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北疆地区兴起众多民族，唐统治者施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一致得到边疆民族的共同拥戴，民族关系较为和谐，民族交流广泛。唐通过设立军事行政机构巩固羁糜统治、实行册封制度、“和亲”政策和使用边疆民族人才的政策，可以充分反映出唐代民族政策具有较为鲜明的灵活性。对不同民族问题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设立军事行政机构针对的是解决北方突厥，回纥及东北靺鞨民族问题；册封制度针对的是回纥、靺鞨和南诏民族；和亲政策针对的是缓和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唐朝统治者能从各个民族问题产生原因出发去解决或缓和矛盾，实行开明的政策在总体原则上依然把握着“以和为主”这一政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深植于历史，唐朝统治集团总结了历代民族策略的得失，在维护“大一统”局面的前提下善待边疆民族，在处理边疆事务中坚持“以和为贵”，“以抚为主”，重视经济文化交流，建立了和谐融洽的民族关系，和谐稳定的边疆环境又促进了盛唐文明的繁荣发展，出现了“天下一家，四海来归”的大好局面。唐朝统治集团坚持“华夷一致”的民族思想，为有效经略东北边疆，唐朝把加强民族认同，实现民族团结作为促进东北民族融合的主要手段。唐太宗李世民指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初萌芽。
伴随着历史的前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历了从天下观场域中的“华夷一统观”向近代民族国家场域中的“中华民族观”，继而向新时代和全球化场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转型与跃升。“大一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精英治辖天下的理念、制度与实践，从历史传统看，“大一统”始终是中华各民族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目标，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实现国家统一为己任，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华正统，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方向。隋朝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唐朝继续沿袭了这种国家统一稳定的良好局面，并推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来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积累了丰富的民族治理经验。正是由于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唐朝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与唐周边藩国及中原周边民族有了密切交流，极大促进了民族发展与融合。唐朝的盛世局面得以开拓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成果，不但促进着中华文明的不断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得益于唐代开明的民族政策，中亚和欧洲文明经由边疆地区进入中原，而中原文化精髓也影响着周边国家并传播到欧亚其他国家，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唐朝施行的开明民族政策大大加强了周边边疆民族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边疆民族封建化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及民族融合，唐朝时期边疆各民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共同创造了大唐盛世，促进了中华大一统局面的正式形成，并将这种局面巩固下来，一直沿袭到当代，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保持了民族地区长期繁荣稳定的良好局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民族治理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更多民族力量。
在唐朝民族关系上，尽管朝廷与边疆民族之间发生过军事冲突，友好交流是主流，汉族与边疆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国历史，共同促使封建社会不断前进，为后世留下了一条宝贵的治国理政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系统总结了历史上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经验教训，开启了边疆与民族治理的新时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高度重视东北边疆及其民族治理工作，始终把东北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放在整个国家发展和进步的大局中通盘考虑，在“抗美援朝”这一立国之仗中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狂妄企图，维护了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安全和远东和平，稳定了东北亚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