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一件巨大的历史性惨剧。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铁骑对犹太民族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肃清行动，而法国则因为政府立场的不断转变及政府和民众之间观点的不合，造就了其在这段历史中的尴尬地位以及对于二战犹太大屠杀事件复杂、暧昧的民族记忆。本文拟通过对可考范围内的近十年法国二战犹太儿童题材电影进行研究，分析其角色形象的构建、叙事视角的选择以及叙事风格的表现特点，研究了它们是如何以儿童作为媒介来讲述和回顾这段历史，如何建构出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儿童眼中的真实世界，又是如何通过这些以儿童视角呈现的影像来表情达意，反映出法国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特殊民族集体记忆。
Abstract:
“The Holocaust” is one of the great historical tragedie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sa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iron horsemen of Nazi Germany carried out an inhumane purge of the Jewish people, while France, due to the changing posi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has created an awkward position in this history and a complex and ambiguous national memory of the Jewish Holocaust in World War II.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films on French Jewish children of World War II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analy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s, the choice of narrative perspectives and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rrative style, and examines how they use children as a medium to tell and review this history, how they construct the real world in the eyes of children in a special historical context, and how the images presen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can and how these images, presented from a child’s point of view, reflect the particular national collective memory of this historical event in France.
1. 引言
以二战大屠杀作为创作主题的影片在战后一直在不间断的产出，而单从影片数量上来看，以儿童作为影片题材的电影是二战电影中一个颇具分量的门类。近十年里，法国摄制的关于二战犹太儿童题材的电影中，创作者常常通过塑造各类不同的儿童角色来建构叙事主体，并且以他们的视角来展开叙事，而影片的故事也往往是一个发生在战争时期、正面战场之外的“日常故事”。他们的作品往往表露出一种具备普世意义的、超脱于具体历史限定之外的反思精神。
2. 角色建构：特殊记忆下的儿童
大屠杀的残酷性在于它会无差别地对不同年龄、性别的群体施展暴力。因此，在灾难面前，儿童往往是最容易遭受肉体和精神创伤的群体。在战争的情境下，儿童往往会陷入超出他们能力掌控范畴的艰难处境，且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尝试理解超越他们一般认知范畴的内容，并学习不在其角色年龄期待中的各项技能。换而言之，特殊的社会历史，以及该历史背后的结构性创伤，造就了特殊的儿童形象。
近十年的法国二战犹太儿童题材电影通过书写战争中的儿童生活日常来展现儿童被战争所异化的精神世界。通过对二战时期犹太儿童的生活日常的描写，能够更加真实地展现和还原他们当时的生活状态。对于二战时期的犹太儿童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基本是由逃亡、分离和饥饿组成的，在几乎每部作品中都对此有所呈现。《围捕》中，孩子们的吃食是寡淡的汤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纳粹与法国时任政府高层的孩子所享用的造型精美的蛋糕。死亡也是他们生活的常态之一，《莎拉的钥匙》里，与小莎拉一同出逃的同伴因为生病却无法得到治疗最终不治而亡，《幸运的孩子》中，即使莫里斯躲过一劫，他的父母兄弟也都在“种族清洗”中丧命。《围捕》的结尾，犹太儿童和父母在集中关押的地方分别面临了两次分离，在最终踏上那辆去往毒气室的火车时，所有的孩子们拥挤在一起，无知而懵懂地迎来了他们生命的终点。
正是因为这样流离失所、战战兢兢的生存环境，受到迫害的犹太儿童通常被赋予了更多冷酷的性格和过于早熟的智慧。《一袋弹子》里，犹太家庭的父亲狠狠扇了儿子一巴掌，询问他是否是犹太人，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教会孩子在面对生死攸关的情景时隐藏起儿童本身天真诚实的属性，学会苟且，而这一巴掌的疼痛在后面的确让孩子们面对德军审讯时逃过一劫。但是，并非所有的孩子都拥有这样“被教导”的机会，战争年代的动荡和受迫害者的身份通常让他们缺少受到教育的机会和来自大人的“指点”。这样的成长经历赋予了他们更为原始的行为方式和更为敏锐的直觉和察言观色的能力。
然而，尽管特殊的历史情境造就了犹太儿童在非常时期的“非常智慧”，但在炮火和杀戮面前他们依旧是最脆弱的群体之一，他们仍旧拥有着纯洁的底色和天性，而这样的天性有时候会酿成大祸，有时候又为冰冷的战争生活增添一抹亮色。《围捕》中，面对闯入家中、行为蛮横的警察队，天真的小儿子问妈妈“我们真的不用通知爸爸吗？”，暴露了父亲并没有死亡的事实，让男人错失了逃离的机会；而在《芬妮的旅程》里则多次出现孩子们一同奔跑的画面。他们穿过开着门的篱笆，并排着奔跑在草地上，一个犹太人小孩的钞票被风吹得到处都是，于是孩子们都争相去捡起来，非常欢快，仿佛他们并未身处战争中，这是一场普通的打闹而已。
而受到战争影响的除了作为受害者的犹太民族，直接或间接成为刽子手的法国民众也无可幸免。法国本土儿童的精神世界也在政府大肆支持围捕犹太人、民间自发组织帮助犹太人的矛盾中受到刺激。电影《新纽扣战争》就以一种较为形式化的象征手法对此进行了展现。“纽扣战争”发生在二战时期法国两个相邻村庄的儿童之间，依靠“更快地使‘敌军’一丝不挂”为终极目标，孩子们展开了一场围绕着纽扣、皮带的衣物争夺战。在这场“纽扣战争”里，有谋划有心机，有团结也有背叛，儿童之间愈演愈烈的暴力行为里，这场小小的斗争实际上成为了成人世界里二战的缩影。当巴卡耶被俘虏后折回引发战壕被烧，“孩子王”勒布拉克带领其他“士兵们”折磨和羞辱他的时候，犹太人小女孩薇尔莉特发出疑问：你的做法和纳粹有什么区别？这看似充满儿戏般的游戏，实际上影射了二战的残酷以及战争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描绘了藏于成人世界的战争背后的阴影。
3. 叙事视角：以小见大的儿童视角
儿童视角作为一种特殊的个性化视角，当影片在叙事的过程中把重心放某个孩子身上时，就可以通过展现他的生活见闻来让观众体会到处于特定历史时期下的某类人群是如何生存与生活的。选择以儿童视角作为切入点来展现二战残酷的历史，即使没有宏大场面的渲染和直面战场的震撼，但却能够以一个以小见大的视角窥见正面战场的背后疮疤。
儿童的视角下很少有对于屠杀行径的正面描写，但是犹太民族在那段时间的恐惧、迷茫、疲惫却都被导演用一种转移的方式在孩童的身上呈现了出来。《幸运的孩子》里，主人公小男孩莫里斯几乎全片都因为骨结核待在医院里接受治疗，虽然有德国军官来到医院的情节，但正如片名所说，莫里斯是个幸运的男孩，他没有像同时期绝大多数的犹太儿童一样被放逐或是赶到集中营里，踏上逃亡或者死亡的路途。但是导演巧妙的安排了莫里斯与家人分离、给家人写信却被退回的情节。莫里斯是万里挑一幸运的那个，可是他的家人却并非如此。即使莫里斯不用踏上逃亡的路，但这依旧是一种分离，一种痛苦。影片中还安排了与莫里斯同为犹太男孩的“病友”塞缪尔。塞缪尔和莫里斯一样，因为生病所以躲过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暴行，但是就在战争即将结束、曙光即将来临之时，塞缪尔却因为错误的药品而死去，莫里斯又再次面对了分离。
相比之下，《芬妮的旅程》在表达上就柔和的多。女导演萝拉·多尔伦在展现芬妮一行孩子逃亡边境线的过程中选择了更具有美感的表达，整部片子都十分注重色彩和构图的运用，孩子们在草地上并排奔跑、走向远方的画面多次出现，十分和谐温馨。即使是在最后关头，纳粹军队对手无寸铁的芬妮进行无情地扫射，芬妮z字形跑开的镜头也没有过多地渲染紧张和血腥的感觉。但是联想到全片讲述的内容是一群小孩子在芬妮一个大孩子的带领下前往边境线逃亡，影片那种富有美感的画面表达反而成为了一种拷问和审视，以一种安静却直接的方式直击观众内心，引起强烈的、脱离于战争而关注于悲剧本身的共鸣。
这也是儿童与成人视角之间最大的区别。儿童对于世界的认知处于一个正在发展的阶段，在很多事情上儿童都是懵懂的，他们也许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也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尤其是德国人)对犹太人抱有巨大的敌意，但他们并不清楚这样的“讨厌”背后是什么。值得一提的是，在大众的一般认知中，政治意识是不与儿童角色相协调的价值观念。然而，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权威主体所主导的社会化经历，都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引导他们对政治建立起认知、认同。当然，受制于儿童自身的文化阅历、判断能力，他们接受并贯彻的，往往不是该价值预设本身，而是选择规范遵从某种指令，以获得某种群体身份认同。从这个角度来说，儿童视角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影片叙事主题的纯粹性。
除此之外，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细节描写则强化了犹太儿童们的民族身份标识，更直观地展现出在二战大屠杀期间，这个民族遭受到了怎样的迫害和羞辱。根据犹太教教义，犹太男婴在出生后第八天会被割下生殖器包皮，这个过程被犹太人称为“割礼”，是他们明确自己的犹太身份、用以与上帝建立契约的仪式，经历过割礼的犹太男孩才算真正成为了一名犹太人。这样赋予身份的礼仪对于犹太民族来说是一个根本的传统习俗，却在二战大屠杀期间成为了法西斯军队识别他们的手段。在《幸运的孩子》里，为了逃过法西斯军队对他们的身体检查，年幼的莫里斯和塞缪尔只能带上厚重的石膏板，将自己的双腿禁锢起来。在危机解除之后，医生和护士们示意他们可以取下假石膏，却遭到了两个孩子的拒绝，他们说道：“你可能会(对我们不拆下石膏夹)很生气，但生气不能改变任何事情，是的，我们会保留自己的盔甲”。影片结尾，当莫里斯与唯一幸存的姨母重逢之时，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再听懂犹太语。“我父母的母语不再是我的母语了。”宗教仪式与语言文字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却迫于战争被扭曲和放弃，在文化的传承戛然而止之余，也意味着身份的标识被瓦解。
4. 叙事风格：战场之外的真实改编
近十年法国二战犹太儿童题材电影在叙事表现上展现出一些共同点：多数影片都是由历史真实事件改编而来，在一部部作品背后是一个个幸存者真实的经历。这些苦难的故事是具体的、形象化的，而非宏大叙事下的一个泛化概念。因此，而区别于同类型电影中常见的宏大叙事或者关于“战争罪”的讨论，儿童视角的影片则更多的使用日常化的故事背景和叙事风格，以此来展现战场之外的伤害残余。
在笔者能力范围内可考的近十年法国二战犹太儿童题材电影中，除去《新纽扣战争》之外，每一部影片都是由具体的真人真事改编。他们当中有聚焦在冬赛馆之后犹太人所处的集中地里发生的一系列暴行的《围捕》，有结构整齐、展现了一对兄弟逃亡之旅的《一袋弹子》；《幸运的孩子》描写了游离在被追捕之外但仍旧遭受到迫害的犹太儿童房，而《莎拉的钥匙》通过几代人之间的纠葛展现出战争结束后的残余伤害。影片的结尾都列出了故事的原型人物，以及影片中所发生的事情在现实中的实际结局，使得在观影之后，观众还会再受到一次来自真实世界的精神冲击。
这种基于具体史实的改编和对历史记忆的个人化呈现使得影片中的人物变得更加生动，他们的作用不再是成为某个抽象符号的化身，而是作为一个形象立体的个体，为虚无抽象的历史赋予真实的血肉 [1]。这样的叙事手段模糊和消解了战争的背景，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从二战背景中相对独立出来，让人们的目光更加集中于面对围捕和屠杀时犹太民族与其他人群的选择与行动上。因此，与聚焦于历史上英雄伟人的宏大书写不同，近十年来，法国二战犹太儿童题材电影在叙事主题的选择上更倾向于选择日常生活中平民百姓，以此来讲述具体的受害者的故事，而非关于大屠杀事件抽象的统计数字 [2]。
反对宏大叙事的本质来源于法国在二战时期的历史。面对纳粹军团的铁骑，法国政府，这样的做法纵使牺牲了许多无辜的犹太人，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以最快速向当时的世界最强权表明态度以求自保。由于闪电战败，导致法国处于正面战场上的时间很短，他们对于二战本身、对于战场的民族记忆是缺失的。对于法国而言，纳粹党的屠杀指令和犹太人的藏匿逃亡就是他们最大的战场。因此，电影通过细节与更加日常化的故事，将受害者塑造成更“接地气”的普罗大众，赋予他们更为日常的身份。而这种对于加害者的去特殊化处理能够拉近受众与大屠杀的“恶”的距离。加害者不再是特定的人群，他们身上的历史感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拉近的距离感 [3]。这体现出了法国对于二战大屠杀历史时期的反思态度：比起去思考“在二战中我们做错了什么”，更多地去反思“在大屠杀的创伤记忆中我们做了什么，又为什么去做”。
5. 结语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纳粹的暴行曾一度被判定为假定事实，直到集中营地址被美国步兵部队发现。从否认到承认到反思，有关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事件最终成为了被西方乃至全世界公认的事实。作为二战期间对纳粹与犹太人态度矛盾模糊的国家，法国也用近十年来的二战犹太儿童题材电影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眼中的这段历史，体现出他们的反思。在近十年的法国二战犹太儿童电影中，导演采用大量大屠杀幸存者的个体记忆作为创作的出发点，通过对于儿童形象的塑造以及大屠杀时期法国社会复杂人性的刻画，从儿童视角切入叙事，细致入微。以小见大，既契合了法国电影一贯细致的叙事风格，又使得法国在二战历史中特殊的集体记忆和历史地位得以在影片中被呈现，表现了法国基于“二战时期”屠杀行为本身的反思，体现了更加深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