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体系下唐朝对东北边疆的管辖及军政机构设置研究
Study on Tang Dynasty’s Administ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Area under the Tributary System
DOI: 10.12677/OJHS.2022.104025, PDF, HTML, XML, 下载: 88  浏览: 355 
作者: 王荣亮: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关键词: 朝贡体系唐朝东北边疆管辖设置研究Tribute System Tang Dynasty Northeast Frontier Jurisdiction Settings Research
摘要: 历史上,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发源于东北地区,各民族经过长期交流融合,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状况,推动了东北边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东北边疆在国家整体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唐朝与东北外蕃关系纷繁复杂。在朝贡体制下,朝廷在东北边疆推行的民族策略具有代表性,在处理中央王朝与东北外蕃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国家形势发展变化,唐朝在东北边疆设立了一系列军政机构实施管辖,军事政治战略也随边疆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从而保证这种朝贡体系的稳定。
Abstract: In history, many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originated in the northeast region. After long-term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various ethnic groups have formed a distribution situation of “large and mixed, small and staggered mixed”, which has promote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border area and created a brilliant ancient civilizatio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reg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ang Dynasty had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foreign peoples in northeast China. Under the tributary system, the national strategy carried out by the imperial court i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area was representative, which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dynasty and Tibet in the northeas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national situation, the Tang Dynas-ty set up a series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area to administer, and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trategies were constantly adjusted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frontier situation, so as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文章引用:王荣亮. 朝贡体系下唐朝对东北边疆的管辖及军政机构设置研究[J]. 历史学研究, 2022, 10(4): 170-176.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2.104025

1. 引言

《新唐书》中记载:“唐朝始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唐)太宗平定突厥,收复西北诸蕃,使蛮夷稍内属,列其部落于州县。称其大者为都督府,统辖属地事宜,以其原首领任都督、刺史,朝廷允之,皆可世袭。维系宗藩,贡赋版籍,镇守边地,多部上交户部……” [1],由此可以看出,唐朝为了确保边疆安全,根据外蕃和边境实际,通过采取设置羁縻府州策略解决了这一历史问题。《旧唐书》中记载:及至开元年间,朝廷共在边疆地带建立“八百六十五个羁縻府州,四百三十七个县” [2],另设立边州都督、都护府进行统辖,边疆治理效果比较明显。鉴于这一策略在维护边疆安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唐朝边疆开始逐步稳定下来。为确保国家整体安全,唐朝加强在边疆地带的军事防御体系建设,利用外蕃屏障中央王朝的安全,沿边疆地带设置了众多羁縻都督府州,分别隶属于安东、安北、单于、安西都护府和许多边州都督府,成为朝廷掌控边疆地带的地方军政机构。截至开元年间,唐朝在边疆地区所设羁縻府州超过八百个,规模大小不一,人口在数千到数万不等,分别在六大都护府和边州都督府的管辖之下,代表朝廷行使管辖权,成为唐朝重要地方军政机构。在羁縻都督府州体系下,唐朝边疆先后出现过突厥、回鹊、吐蕃、渤海和南诏等外蕃,他们与唐朝构成了朝贡体制,保持了宗藩关系,呈现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羁縻都督府是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级地方政权,也是唐朝维系边疆安全稳定的正式官方机构。为对全国实施有效统治,唐朝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改郡为州,根据山河走势、历史渊源和民俗风情等先后建立吏治监察区,派遣按察使、黜陟使巡察全国州县,对贪赃枉法等案予以查办。”这一做法收到了良好效果,唐朝在全国范围的统治秩序基本稳固下来。

2. 唐初东北边疆面临的高句丽问题

高句丽是公元前一世纪至七世纪生活在中国东北边疆和朝鲜半岛的一个古老民族。隋统一全国后,东北边疆各部相继被征服,纷纷归顺成为藩属国,高句丽却始终没有被征服。隋初,高句丽派兵屡犯东北边疆,严重威胁到边境安全,隋多次出兵征伐高句丽,均未奏效。

唐朝初年,唐朝因平定割据政权无暇顾及东北边疆,高句丽此时征服了一些弱小民族,控制着东北边疆大部分区域。唐朝在征服东突厥后,北方各族大都脱离突厥控制,纷纷向唐朝称臣,成为藩属国 [3]。贞观十七年(公元644年),为解决东北边疆这一系列棘手问题,唐太宗决定御驾亲征,讨伐高句丽,以彻底荡平这一边患,为唐朝营造稳定的东北边疆秩序。贞观十八年(公元645年)十一月,为征服高句丽,稳定东北边疆秩序,“庚子,(唐太宗)命太子詹事、英国公李勣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出击柳城,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以副之;令刑部尚书、鄙国公张亮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以舟师出击莱州,左领军常何、庐州都督左难当以副之。发天下十万甲士,招募兵卒,直趋平壤,以伐高丽,三路大军齐头并进,蔚为壮观……”唐朝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可谓是举全国之力,准备一举消灭高句丽,维护东北边疆的安定局面。贞观十九年(公元646年)二月,唐太宗率数路大军陆续从洛阳出发,一路跋山涉水,初期进展顺利,先后攻占辽东十多座城池,斩杀高句丽士卒四万多人,高句丽全国告急。在高句丽即将灭亡之际,唐朝军队却因持续作战陷入被动局面,唐军有数千人阵亡,损失了大部分战马、粮草和辎重等。因粮草中断、后勤供应不上,唐朝军士气大减,面临全军崩溃的危险。唐太宗被迫于九月十八日退兵,逐次撤退,此次对高句丽的军事征讨遭遇失败,成为李世民军事生涯的遗憾。

唐高宗即位后,继承太宗遗志,厉兵秣马,加紧操练,乘朝鲜半岛内乱纷争出兵攻灭百济,为讨伐高句丽扫清了外部障碍 [4]。在做好政治军事等准备工作后,唐高宗下令正式讨伐高句丽,唐朝数路大军汇合后对平壤城发起猛烈进攻,高句丽士卒坚守不出,唐军久攻不下,大批唐朝军被阻在此处。因遇恶劣天气,唐朝面临全军被抄断后路的危险,朝廷被迫下令退兵,高句丽得以暂时存活下来。数年后,高句丽发生内乱,唐高宗趁机派契甚何力、庞同善等率数路大军会攻高句丽,高句丽因内乱严重削弱了自身实力,无力抵御唐朝的进攻。翌年春夏之际,各路唐朝军分进合击,会师后彻底摧毁高句丽军的防线,占领其国都平壤,国王宝藏王高藏等皇室成员及主要朝臣均被俘,高句丽就此灭亡,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在东北亚的政治版图上。

3. 唐朝设置军政机构管辖东北边疆

在东北边疆,唐朝根据各部内附情况设置松漠都督府,管辖十七个州、九个县,使其隶属于河北道 [5]。经过这一设置,朝廷开始在东北建立起有效统治。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经过唐太宗、唐高宗两代人的努力,唐朝终于灭亡了高句丽,基本扫清了唐朝建立东北亚政治秩序的障碍。为确保东北亚政治秩序稳定,唐朝对高句丽降众予以分散,派驻大批士卒对其故地进行防守,防止其死灰复燃。唐朝另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管辖当地军政事务,具体区域包括辽东半岛全部、朝鲜半岛北部和西南部(即百济故地)、乌苏里江以东地带、黑龙江下游西岸和库页岛 [6],这一区域基本涵盖了东北外蕃的主要聚居地。在此之后,唐朝努力营造的东北亚政治秩序基本确立下来,契丹、奚和渤海等都在这一体系下与唐朝维持了较为稳定的和平状态。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唐朝对东北边疆享有无可争议的行政管理权。高句丽灭亡后,原先受其奴役的一些较小部落纷纷自立,唐朝统治集团安抚契丹、奚等东北外蕃,对渤海、契丹、奚、靺鞨和室韦等外蕃首领予以正式册封,授予封号以示恩宠,东北亚政治秩序逐步确立下来。为有效掌控东北边疆,维护东北亚政治秩序的稳定,唐朝先后设立安东都护府和营州、饶乐、松漠、渤海、黑水和室韦等六个都督府,实行“军政合一”的管辖体制,令其代表朝廷统辖地方事宜。中央王朝以都护府、督都府、州和道等行政建置对东北边疆进行统辖,积极发展与东北外蕃的关系,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唐朝继续沿用羁縻统治政策,在边疆地区仍然保持旧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等,朝廷承认外蕃首领原有政治地位,对此不加干涉,外蕃首领继续管辖本部所属事务,与部属形成了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边疆外蕃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是唐朝地方官吏,接受朝廷委派调遣;边疆外蕃在经济上则负有朝贡义务,定期赴长安进献特产和方物,外蕃首领管理辖地其余一切日常事务 [7]。唐朝在边疆普遍设置羁縻府州对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和促进民族发展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羁縻府州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外蕃大规模入侵中原的可能性,保护了中原内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历史上,中央王朝统治集团对疆域管辖极为重视,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形成了一整套历史经验,这也成为唐朝统治集团治国安邦的重要经验来源。夏朝开始实行五服制,按照关系亲疏程度将统辖疆域分甸服、侯服、续服、要服和荒服等,其与外蕃关系从区域上保持要服、荒服关系。中原王朝为了维护自身正统地位,不断拉拢外蕃首领,主要通过封官、赏赐等形式进行“赐命”,外蕃在得到实际利益后也愿意归附;商实行五服制,中原王朝设“宾”作为治边机构处理与四方外蕃关系,通过封赐侯爵笼络四方首领,联姻政策开始出现 [8]。唐太宗曾对朝臣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9],从《旧唐书》《新唐书》中记载来看,唐朝从武德年间开始就将河北作为安置归降内附边疆民族的重要地带,河北遂为北方各边疆民族汇聚融合之地 [10]。从高祖武德年间到玄宗天宝年间,唐朝边境地带保持了和谐稳定的局面,呈现出“自燕地以下十七州,皆为东北藩降胡散之于幽营界内,因州名所羁縻之,今无所役属” [11] 的景象,这得益于唐朝开明的民族策略。唐朝初年,在实行羁縻政策的同时,唐朝大胆提拔使用鲜卑、突厥、西域、高句丽和吐蕃等外蕃优秀人才,允许其在中央机构担任重要官职,发挥其特长,用于协调处理中央王朝与外蕃的关系,利用胡人作战勇猛的特点组建边防军防守北部边境。中央王朝通过实施这一政治策略,吸收了大批外蕃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缓和了民族矛盾。《新唐书》中记载,唐朝共有二十三名宰相出自自边疆民族(主要为鲜卑人),武将中的高仙芝(属高句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属西突厥)、李光弼(属契丹人)、李克用(属沙陀人)等皆来自边疆民族 [12]。唐朝统治集团吸收边疆各部优秀人才加入,促使民族策略更为开明,推进了唐朝社会文化日趋开放。周边国家也仰慕大唐朝盛名,自愿来长安学习,如日本在奈良时代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于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来到长安,盛唐文化对其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因“仰慕中国之风、学习大唐文化”自愿留在长安,改为汉名朝衡参加科举考试,后来高中进士,担任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成为较早担任唐朝官吏的外国留学生,成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新罗也向唐朝派出大批留学生,崔致远即是这些留学生的杰出代表,他在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来到长安学习唐朝文化,于乾符元年(公元874年)高中进士及第,后被朝廷授官,先后出任溧水县尉、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和幕府都统巡官等,任职期间积极学习唐朝政治制度。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崔致远以“国信使”身份回到新罗,他将在唐朝学到的先进文化和制度文明带回国内,推动了朝鲜半岛社会经济的发展。

4. 东北边疆军政机构职能的发展变迁

从贞观初年开始,唐太宗总结历代治理经验,将疆土先后“分天下为十道,至开元、天宝年间,东自安东起,向南抵日南,向西达安西,向北接单于府,南北数千里之远,东西万里之遥,盖南北超汉之盛……” [13],自中央至地方形成了一系列军政机构,朝廷对边疆外蕃形成了强大威慑力。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唐朝处于开元盛世,出现了“万邦来朝”的局面。据户部账中记载:“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三。”由此可见,唐朝在边疆治理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央王朝与外蕃形成了稳定的友好关系。在东北边疆,朝廷从贞观年间陆续在内附外蕃原居地建立羁縻府州,将其作为地方军政管理机构统辖各部,到开元年间基本形成了日趋成熟的边疆治理体系,地方军政机构开始加强对羁縻府州的管辖,这一措施比历朝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的治理都大为加强,朝廷对边疆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控制力进一步增强。

幽州和营州处于东北边疆与中原内地的咽喉部位,一直是唐朝掌控东北的主要军政机构,二者互为犄角,共同拱卫唐朝东北边疆。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因各种矛盾长期积压,中央王朝没有及时予以处理,与东北外蕃的关系开始出现不睦。营州都督赵文翙侮辱欺压契丹各部,以朝廷命官自居,作威作福。当时契丹居地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其首领请求救济,遭到赵文翙拒绝。契丹各部忍无可忍,于是联合举兵叛唐,反叛之势愈演愈烈。一年后,契丹反叛各部“斩啜等攻陷营府,兵锋及于幽州”。在契丹叛军唆使下,奚、靺鞨等东北外蕃群起响应,攻城略地,袭扰唐朝边地,营州被契丹叛军攻占,朝廷颜面扫地。为了平定叛乱,唐朝多次换帅,在突厥军队帮助下历经一年多时间才得以平叛成功。因这次反叛冲击,营州都督府掌控东北边疆的战略功能已经不复存在。为防止东北边疆诸羁縻州暗中与契丹联系,唐朝适度调整东北边疆军政机构功能。朝廷下诏“迁瑞州至宋州境内,徙威州至幽州境内,徙玄州至宋、徐境内,徙崇、慎两州至淄青境内,同时徙昌、带、师、鲜、信五州于青州境内,将黎州迁至宋州境内,将宾州徙于徐州之境内” [14]。为了保证边疆地带的安全,唐朝陆续将东北一批羁縻府州向南迁徙到幽、淄、徐、青、宋州一带,使其相互掣肘,便于朝廷掌控。靺鞨诸部经过内部融合,逐步汇聚成为一个整体,在东北边疆东部一带建立了渤海国,他们仍旧接受唐朝封号,维持藩属关系。契丹反唐对东北亚政治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营州战略地位迅速下降,唐朝长久以来经营起的东北边疆军事防御体系基本解体。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为降低契丹反唐带来的负面影响,朝廷将营州都督府迁徙到幽州渔阳城(今天津市蓟州区一带),此处位于幽州以东二百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之内迁的十五个羁縻州改属幽州,其他照旧。在契丹叛唐以前,营州境内共设置羁縻州十八个 [15],由此可见,此后营州大部羁縻州皆改隶幽州。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以后,因营州地处唐朝与契丹对峙的前沿,易于遭到外蕃的进攻,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东北边疆的重要军政事务开始交由幽州。因幽州靠近中原内地,在地理区位上存在一定局限性,幽州都督府不能有效统辖东北外蕃,其军政管理职能难以发挥。营州内迁以后,唐朝对东北边疆掌控极为有限,影响了唐朝与东北外蕃之间的关系。东北边疆出现了“外蕃因此率部携离,强者觊觎弱者,寻闻改治之叹……” [16] 的现象,唐朝借以维系东北亚政治秩序的根基开始动摇。契丹、奚等更是无所顾忌,开始兼并周围实力弱小的各部。《旧唐书》中记载:“故二十多年间,社会凋敝,有事东鄙……僵尸暴骨,外蕃混战,败将覆军,人口锐减,盖不可胜纪。”由此可以看出,随着营州都督府的内迁,东北边疆日趋衰退,再也没有出现过营州管辖时的强盛。《资治通鉴》中记载:“靺鞨、奚、霫本欲降唐,但因唐不设营州,无所投靠,受默啜相袭扰,暂且附之;若唐复设营州,则率众归附矣……” [17],由此看出,东北外蕃各部因惧怕突厥,慑于其威力暂时依附。营州都督府内迁后,唐朝设在东北的边疆军事防御体系基本解体,东北亚政治秩序受到挑战。营州都督府内迁至幽州境内后,影响了唐朝对东北边疆军事战略的实施,因营幽两州相距较近,基本处于同一个战略区域,这就使得营州很难发挥经略东北边疆的战略功能,幽州只能发挥维护边境安宁的单一功能,无法承担起朝廷经略东北的战略目的。简而言之,自契丹反唐战争爆发至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因营州都督府内迁,唐朝在这二十多年中对东北外蕃的掌控微乎其微,朝廷与东北诸族之间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

5. 幽州和营州两都督府的分合调整

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因受到长期严重压迫,加之民族矛盾激化,突厥默啜汗奴役下的契丹、奚族等外蕃纷纷内附,请求重归于唐。这些外蕃向唐朝上书,“咸请于柳城照旧设营州都督府,以辖军政事宜……”朝廷经过再三考虑,予以恩准,营州都督府得以复置,职能依旧。东北边疆军政事务由幽州划归营州都督府,营州再次成为唐朝实施东北边疆军事防御战略的重镇。为稳定东北亚政治秩序,唐朝在恢复营州都督府的同时,开始在营州设立平卢军使,专管士卒训练及调遣,这一职位从根本上强化了营州在东北边疆军事防御的战略地位。开元七年(公元719年),鉴于东北边疆形势复杂多变,朝廷又升平卢军使为平卢节度使,掌握了辖区内的行政权、人事权和财政权,营州的军事政治战略地位急剧提高。营州都督府得以恢复之后,东北边疆社会秩序渐趋稳定,时任营州都督宋庆礼在任期内尽职尽责,“招集商胡,交换物品,为立店肆,商业繁荣。”经过一定时间恢复发展,营州城内出现了“市里浸繁”的繁华景象。开元六年(公元718年),为奴役东北外蕃,突厥对奚族发动突然袭击,奚族各部损失了大量人口和牲畜。为遏制其扩张,朝廷致书于契丹衙官静析军副大使可突干,要求其“时须觉察,仔细会审,谨防奸诈,遏其猖狂,拉枯摧朽……” [18],契丹军队也积极做好军事防御,防止其进攻。待局势缓和后,朝廷同时令其“速与宋庆礼等筹划,勿错时机,从快办理……”由此看出,契丹军队的指挥调度权归营州都督府,所有军事行动不能自作主张,须上报营州都督。营州都督负有保护契丹的义务,承担着防御突厥进攻的作战任务。

在营州都督府的有效经略下,东北边疆的社会秩序渐趋稳定下来,唐朝与东北外蕃的关系有了长足发展。营州的社会秩序仅仅维持了三年,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因上层首领争权夺利,契丹发生内讧,“娑固大臣可突干骁勇善战,很得民心,娑固欲杀之。可突干捕杀娑固,娑固逃奔营州。”为平定契丹内乱,受营州都督许钦澹的派遣,讨伐契丹。安东都护薛泰率五百余士卒,会同奚王李大辅,讨伐可突干,平定叛乱。因军事准备不足,加之情况不明,唐军遭遇大败。娑固和李大辅在被俘后皆为可突干所斩杀;薛泰在被生擒后送至大帐,遭到可突干当众羞辱;都督许钦澹率残余士卒连夜退入渝关坚守待援,以避契丹军队锋芒,东北边疆形势再次危急。契丹军队再次攻占营州后,朝廷将营州都督府再次内迁,“又往徙渔阳,复归旧治。”由此看出,幽州又恢复了后方基地功能,幽营两州功能及作用转化,从侧面反映了唐朝与东北外蕃关系的变化。当东北边疆局势稳定时,营州都督府会发挥其应有的军政管理职能,营州起着前哨作用;当东北边疆局势紧张时,营州都督府会受到外蕃军队的攻击,被迫内迁,此时幽州的战略地位则会凸显出来。开元八年(公元720年),为防御外蕃反叛中央王朝,劫掠边疆沿线,因幽州地处中原内地通向东北边疆的咽喉部位,唐朝亟需提升幽州在东北边疆军事防御战略中的地位。朝廷令幽州节度兼各军州经略大使,同时节度河北各地诸军大使,统领各部士卒,平卢军也开始由幽州节度,幽州军事战略地位日益上升。为集中力量防守边境地带,唐朝逐步减少东北边疆的防御区域,将部分防守兵力从营州撤出,驻扎在幽州沿线全力固守,与营州形成掎角之势,相互支援。在二十六年的时间里,因受契丹反唐及首领叛乱牵连,营州先后两次失陷,被迫内迁,影响了都督府军政功能的发挥。在这期间,中央对东北边疆的控制处于历史波谷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内,营州失去了在东北边疆军事防御战略中的地位,前后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内迁至幽州的渔阳,神龙元年(705年)至开元四年(716年)、开元八年(720年)至开元十年(722年),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其都督府的军政管理职能。东北边疆军政事务全部由幽州负责掌管,成为唐朝实施东北边疆战略的后方供应基地,难以达到营州都督府经略外蕃时的战略效果。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唐朝对东北外蕃不能做到有效管辖,民族关系呈现出一种较为松散的状态。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东北外蕃势力有较大发展,唐朝统治集团也对此提高了警惕。营州内迁后,鉴于唐朝对东北外蕃的控制力日渐减弱,朝廷决定将营州都督府迁回柳城,恢复原有管理秩序,发挥其日常军政管理职能。营幽两州这次分治缓解了当时的紧张局势,为朝廷加强对东北外蕃统辖提供了军事上的保证。营州都督府此时迁回柳城稳定了边疆局势,东北外蕃此时实力此消彼长,奚族势力显著增强,实力不容小觑;渤海逐渐统一各部,实力日渐增强,不断进犯临近各部;遥辇氏部落联盟兵马强盛,部众凝聚力强,统一契丹各部的历史任务自然落到了这一部落联盟,成为统一契丹各部的希望;新罗乘唐朝无暇巩固之时,厉兵秣马,最终完成了统一朝鲜半岛的任务,这自然与唐朝先期确立的东北亚政治秩序发生了碰撞。为应对东北边疆出现的新形势,唐朝开始调整军事防御战略,通过营州都督府加强对东北外蕃的管辖,发挥幽州都督府的后方保障基地功能,对反叛各部予以严厉镇压,对归顺各部予以妥善安置,营幽两州此时分治正顺应了这一形势的发展。纵观营幽两州的分合过程,唐朝统治集团总是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发挥两者的优势所在,全面统筹东北外蕃事务,二者共同合力来保障东北边疆安全,维护东北亚政治秩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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