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学界对民国社会阶层和群体生活水平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多集中于农村社会和边缘群体。针对教育界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教师上，而较少关注到学生群体，如梁晨《民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水平与社会结构研究》，李艳莉《崇高与平凡：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研究》，王建军《民国高校教师生活研究》。以往研究教师经济状况、生活水平的学者，往往是以大学档案史料为核心，辅以日记和回忆类文章等史料进行研究。由于大学档案中有对教师工资等信息明确的记载，因此可以用作教师经济水平研究的最好支撑，然而这一方法在研究学生时并不完全适用，因为学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家庭，探究学生的经济状况就要探究学生的社会出身以及每学期的用费情况。梁晨、李中青等学者在《无声的革命》《江山代有才人出》等著作中的研究方法，是通过与校方合作，获得各个时期学生的学籍卡，以此来做学生出身的统计调查。姜涛的《传统人口的城乡结构——立足于清代的考察》中谈到，晚晴以来，随着买办阶层的兴起，商人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地位提高，“士农工商”的社会声望排序也逐渐为“士商农工”取代 [1]。李中清、梁晨等认为商人子弟获取精英教育的比例不断上升，使得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他们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发现1902~1952年间所有统计的大学生家长中商人占比最多，为30%以上，得出“从1906年到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新兴的商人群体和专业职业技术人员子弟占据了教育精英垄断地位”的论断 [2]。但是，笔者通过统计数据的查找，发现这一论断有待商榷。
2. 民国大学生来源的转折
1906年到1952年，50年累加的数字来论证，会掩盖一些重要的社会变迁。在1902~1952年间的半个世纪中，地主出身的农业子弟仍然在长时间内是大学生最主要的社会来源。农业子弟不再占据数量第一的位置并逐渐被商人子弟的数量超过，是在1930~1949年间。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查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的家长职业，农业界仍最多，达到了25.9%，商界为23.9% [3]。1932年，商业界家长数量第一次超过农业界，达到了24.3%，农业为23.8%，这也是二者的转折点 [4]。在1934年商界与农界则分别为29.1%和21.0%。从此，商界家长就一直成为民国大学生家长占比最多的群体，农界家长则不断减少，最终在1902~1952年间的大学生家长总体统计中，商界占比38.2%之多，而农界仅11.8%。这一动态变化，是宏观统计无法体现出来的。
这一转变的原因，李中清、梁晨等学者认为，新兴中产阶级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其子女也逐渐成规模地出现在精英教育中，丰富了精英学校学生的社会来源。而笔者认为，这一转变也有其他的原因。
1930~1949年，这一时期是动荡的时期。宁汉合流之后时局稍稳，不久后又遭日军侵华而内忧外患。因战争与灾荒的关系，众多地主农业子弟学生失去了家庭经济来源，这导致了来源于农业家庭的民国大学生的大量减少。探究这一时期这一转变的原因，也有利于分析背后的时局所体现的民国经济特征。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调查中将学校学生家长职业以农、商、工、教育、官员等分类。虽然职业为“农业”，但民国时期的普通农民家庭无法供给一个大学生的学业，这是民国学者、调查者以及当代学界的共识。应星先生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教育普及比科举时代还有所倒退。“相较于过往的书院、私塾体系，新式学堂的学费、杂费和生活费都要高出很多，即便是相对便宜的国立大学学费也不是普通家庭所能承担。” [5]。梁晨、李浩、李中清《无声的革命》中，认为“民国时期在适龄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工农子女仍然很难获得大学教育，大学生的家庭背景还是集中为社会的中上阶层” [6]。梁晨在《从教育选拔到教育分层：民国大学院校的招生与门槛》中，列举了对民国大学生花费的调查研究，得出了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条件是经济(即家庭经济条件)”的结论 [7]。“只要稍微考虑到民国基础教育分布之有限以及接受中学、大学教育所需成本的高昂，就可推知这些农界家庭应该基本都是地主家庭。”
1931年民国中央统计联合会所调查的资料显示：较为落后地区的地主年收入减去土地的花费之后大概只有200元左右，发达地区最多者也仅1000余元 [8]。而当时各方的估计都认为一个普通大学生一年的生活至少需要200元左右。在30年代初期，地主的收入想要供给一个大学生上学，就已经有些捉襟见肘。
根据统计数据，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学费通常是公立大学的1.5倍，而公私立大学之间的经济门槛会直接影响考生的学校选择 [7]。在《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统计数据中，可以明显发现农业子弟在私立大学的占比明显低于公立大学。在此将表格引用如表1所示 [2]。
Table 1. Student source data statistics
表1. 学生来源数据统计
当学业的用费门槛提高时，农业界子弟的减少最为明显，这一现象一定程度说明了农业家庭供给子女教育的经济实力是所有不同家庭中最差的。这也就说明了如果遭遇其他变故，如战争、灾难，学费、物价上涨时，学业受影响最深重的也是农业界子弟。
3. 农业子弟减少的原因
30、40年代，战争、灾荒使大量农村学生失去了家庭经济来源，大学生中的贫困生显著增多。报刊中的诸多例子可以体现这一点。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申请奖学金时自述到：“父故家贫，有田百亩，今年天灾，家用无着，学费更无所出。” [9]。1935年寒假，著名诗人臧克家收到他的一个农村学生的来信，信上说：“今年旱灾、虫灾，弄得五谷不收，我家经济破产，下学期我爸不让我再上了，我一直哭了三天也没法，老师，你想想这是个什么世界啊！” [10]。《申报》称40年代的北京学校因战争而“不景气”，且认为这种不景气的原因“不只是缺乏师资和学科，同时也在于学生数目的低减”。
“这些学生到底那儿失了呢？因为经济的压迫，不得不改行的也很多，但是大部份却是待在家里不上课。不上课本来就是一部分年青人所喜欢的，何况现在还有经济上的理由呢！” [11]。
1940年广西省政府的通告称：“因家庭陷在战区，或因战事影响，经费供给甚感困难，无力缴纳学膳费的学生不在少数，还有因战争影响，家庭接济不到之学生。” [12]。1944年南京“目下寒假将届，学校纷纷准备学期试念，各校学生以家庭经济关系，下学期无法继续维持学业者，为数甚众” [13]。1946年的西南联大学生“泰半来自战区，经济困绌，生活艰苦，多藉贷金，工读，兼差等资助，以求学业之竟成，衣履不全，谈不到日常营养，身心交困，更难期研究风气加强” [14]。因拖战长期化，处于非战区的学生也有较贫困的，1942年报纸指出：“在拖战长期化后，学生经济能力为之有无，不能单纯以‘沦陷区’或‘非沦陷区’划分，往往也有家虽在‘非沦陷区’，而经济上却十分苦难之学生。” [15]。
许多学生因家道中落，自发地打工以补贴学费，如报社收到诸多学生的求职：“我们收到了不少愿任家庭教师的求职函件，写这些求职函的读者，大多数是大学生，其中交通大学的同学占最多数，他们的动机是因战争家庭穷困，不能从家庭里面得到经济支助。” [16]。
与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下滑同时的是因战争和各种原因导致的物价和学费的飞涨和学生的用费上升，而这必然导致经济情况相对较差的农业界子弟学生的经济不支。
1934年的北京“在吴淞路上……这些西服之中，倒也有上中下的分别，上等的大多是跟新的一样，价钱自然贵；中等的，全套三件计算，十六七元便买得到了；下等的则只要七八只洋便可以买过手。” [17]。而在日军侵华之后，就读辅仁大学的董毅也有购买西服的经历。“在东安市场转了半天，于政在北辰定做了一套西服，我一时心动，几度寻思，也定做了一身，代价三十七元，此处手工才十二元，比他处便宜多了。” [18]。战争之时，物价飞涨，西服原料便已需25元，还认为较为便宜，可见已为世人所接受。
当时，学生“读书容易吃饭难”，吃不起饭是较为普遍的问题，1942年的上海，“目前学生吃饭所遭遇的困难却是一种普遍现象” [19]。
“饭厅上之抬桌既极龌龊，而碗筷又更肮脏，故往往有望望而去，虽饥不食。学生膳食费，在三年前各学生宿舍厨房，普通多为七元一月，其后因京中生活程度不高，饭价亦日急涨。迄至今日，每月已增至九元，然粗淡菜，日易下咽。即富家子弟，月食十元或十二元者，犹不适于口，价既如此昂贵，食料又如此其恶劣。”
普通学生膳食费需要9元一月，单饮食一项一年就要花费百元，且如此昂贵的价格却只能吃到“恶劣的食料”。另外，很多学生经济食堂鉴于各物飞涨，“不得已将售价略予提高” [20]。
战争之际，农业界子弟用费不支，而许多商人则借此机会发财，反而能“从中起利”。当时中央大学的学生：
因上述种种情由(物价上涨)，许多学生，咸赴校外附近小包饭作包饭，虽路远不便行走，尤其是雨雪天气，感觉困难，然食身体反有益，因此该校四周之小包饭作，或小麦食店，均生意兴隆，利市百倍，故连年时有小饭店添设，犹是顾客不绝。开在该校校门前之某包饭作，本为草茅随二年以来，因包饭赚钱之故，今竟砌造两层住房，一层而为正式之饭馆矣 [21]。
复旦大学的学生：
就拿吃饭一项来说，每月十元的包饭，早晨粥还没得吃，铁如的饭，未熟的菜，早些弄到嘴里己是大幸，对于卫生当然谈不到，而味道呢，也差得太远，试问十块钱到底也不是个小数，而所得的代价如是，推原其故，当然是商人从中起利之太甚 [22]。
在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查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的家长职业时，农业界仍最多，达到了25.9%，而约有6.1%的学生家长职业为赋闲或未知 [3]。而在1941年教育总署总务局统计科对华北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的调查来看，赋闲的家长高达25.4%，比其余最高的商业界家长(25.3%)还要多，从事农业的家长降为17.3%，降幅最大 [23]。1941年的调查还显示，接受调查的学生中50.1%的家庭经济状况为“勉强”，39.3%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为“困难” [23]。显然，赋闲家长的家庭经济状况应更为困难。1941年华北地区90%的家庭为勉强或困难，显然与日军侵占华北有联系。而赋闲家长明显增多，农业界家长的减少最为显著，这进一步证明了战争与灾荒对农业子弟的家庭经济影响无疑是相对其他家庭较大的。
4. 结论
综上所述，梁晨、李中清等学者“从1906年到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新兴的商人群体和专业职业技术人员子弟占据了教育精英垄断地位”的论断过于笼统，地主为主的农业子弟仍然长时间是大学生的最主要的社会来源。而农业子弟不再占据数量第一的位置并逐渐被商人子弟的数量超过，是在1930~1949年间。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商人群体等新兴群体的兴盛，也是因为动荡时期的战争、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巨大。受战争影响导致的物价的飞涨和不稳定的农村经济的衰败，使一些经济情况较差的农村子弟失去了家庭经济来源，无法完成学业，因此来源农村的学生明显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