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现代性”的宏观叙事体系下，作为个体的现代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是被定义、评判和约束，人的自然性、非理性被视为弃物，人类群体在普遍性、一元性的叙事的框架下一次次向自身本体和自然世界发起挑战，当人类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到地球灵长生物的巅峰时，却异常寂寞，因为我们时刻都被我们自身创造出的“现代性”所裹挟，科技、知识、规范、制度、消费，一个个现代社会人类群体理性智慧之下的产物，如今似乎走到了人类生存的前端，成为一种“先验”，我们失去了作为人的纯粹性。人存在意义和生活的价值被统一定义之下，人自身便顺应的成为了一种纯粹的工具，其生活成了一个被科学及社会文化规范下的样式。从古至今，哲学家们一直以深刻的超越性思维和视角观照整个世界和人类的生存问题，历史行至“现代性”之处，理性至上和主体文化占据绝对话语权，但其弊端也日益凸显，学届涌现出一股现代性批判之源(沈江平，胡秀灵，2020)。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凭借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理念，大力发展科技、工业、金融、军事、娱乐，并带动欧洲进行并完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和金融资本化完型，科技革命的兴盛和社会资本化的扩张并没有给美国和欧洲各国带来相应的社会福利体制，精英政治和经济寡头垄断逐渐让美、欧现代社会脱离了民主、公正，随着经济危机的必然发生，美国50~60年代发生了由少数贫困阶级主导展开转而演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型抵抗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大游行)，受此影响，欧洲也出现社会动荡，影响最为深远的就属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May 1968)，这场运动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公共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主导为主要形式，全国近1/5人口直接参与，一度造成国家停摆，并蔓延至欧洲、亚洲多个资本主义国家，运动根源表现其表象上是欧洲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实质更像一场文化思想的“革命”。这场运动中的极赋“浪漫色彩”巴黎左翼文人占据着理论高点，给这场的运动贴上了学术标签，享誉欧洲的知名学者、教授站在了巴黎学生一边，并以其思想直接影响着运动的进程，如萨特、利奥塔、福柯、雅克·拉康、勒佛菲尔、西蒙·波娃、卡斯特尔等，他们其中有被后世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大师，有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社会学家，也有女权主义的典型代表。正如当时的运动口号之一“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我们要一个新的独创的世界”，五月风暴其内涵意义就是欧洲学界对纵横西方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消费主义、威权主义的聚力反抗。以笛卡尔、培根的理性主义主导的“现代性”，推进着欧洲启蒙进程，催化了科学方法论和社会民主意识的衍生，19世纪50年代之后，出现了以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的“现代性”中宣告着“上帝已死”和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终结，随着“五月风暴”的发生，以福柯、德里达确立的“后现代性”已然标志性成型。后现代无论作为一种思潮(后现代主义)，抑或一种潜在的社会形态(后现代性)，都以渗透到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诸域(陆云，2020)。
叙事疗法(narrative therapy)作为一种操作性强、有效性高的新兴心理疗法，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由澳大利亚社会工作心理咨询师迈克·怀特和新西兰家庭治疗师大卫·爱普斯顿创立，是一种公认的基于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论的心理咨询方法。后现代建构主义的社会科学家认为，社会现实是一种社会构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则是在于理解人们赋予社会现实的意义，而不是脱离人的主观意识去探究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Lynch & Bogen, 1997)。同时，后现代主义者们相信，个体的现实是各为不同的，个体对社会现实的建构是出于自身的经验和周围的互动之上的，基于此个体的现实才是真实的存在，而现代性中的那些真理是由知识权威在科学逻辑推导而出，并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构建所成的公共知识，这种理性“客观”其本身的现实是假设演绎而出的，并不能完全代表个体对现实的理解。正是在这种思想之下，叙事疗法应运而生，经历三十年的发展和实践后，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强调个人意义和体验的方法论。在社会工作及心理咨询中，叙事理论其“叙事”即服务对象对自身个体历程及经验的表述，通常以“故事”代替。叙事是帮助案主讲述故事的过程、组织生活事件和见证社会和文化脉络这三个部分组织，提供一个框架帮助人们个体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发展(何雪松，2017a)。在后现代主义建构论下，个体的体验是多元且复杂的，生活的体验在宏观背景进行着各种微观反应，思维形式存在时间和空间的交融，个体当下的感受无论是存在还是虚无，无不充斥着各类对自身存在叙述盲点——隐喻，隐喻与叙述是一种辩证的存在，它们是关乎生命意义的两面性，且互相照应，叙事的内涵、表现、愿景均存在着某种意义的隐喻，这种隐喻无又时刻影响着人自身的叙事风格或形式。
2. 后现代主义的叙事内涵——对主体意识消解的隐喻
后现代主义(又可称作后结构主义)及其特殊的解构方法对传统哲学的成功做出了十足怀疑主义的论断，也质疑作为个体观察者的我们在寻求事物统一意义是否存在重大缺陷，后现代主义的大量讨论很大程度上延伸到了哲学之外的社会各个层面，试图打破传统题材中统一秩序和对称和谐(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詹姆斯•菲泽，2019)。后现代主义取向于对现代主义所标准、定义的概念、立场进行层层解构和逆向反思，在社会诸多现象上，也凸显对权力定义和行动的解构，从而对权力与社会的同一性关系进行质疑。权力体制系统下的“美丽新世界”在后现代主义的诠释中，被剖析为压制社会动机的产物，是一种统治形式。对总体叙事的解构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利器，在其思维框架中，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断裂、多元化和非线性理解成为主导，在其实践过程中也不再强化终极美好，而是坦然承认社会中那些固有的局限性甚至缺陷(高艺多，文军，2020)。
在现代与后现代的转向中，社会的微观分析被突出强调，传统中的统一、一元或二元、整体、同质被逐一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差异、多元、片段、异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国家、阶级、资本等因素也被重新理解。现代社会中关于文明、秩序、正义、理性的隐喻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中存在一种被瓦解的可能，这些现代性知识系统中的话语传递存在另一种不尽阐释的可能，系统性的社会叙事进而发生一种转向的可能，后结构范式中的隐喻更可能让我们洞察到社会(或社会系统)的内部环境和互动机制，关注各类社会现象的产生，找出那些统治权力、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对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语言是建构现实社会的核心，是行动社会和权力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叙事和隐喻的主要载体。后现在主义代表人物福柯认为，语言是权力的工具，而社会中拥有权力的人占据话语霸权，并决定知识的真实、正确和适当，因此控制了话语就控制了知识(何雪松，2017b)。权力与话语的关系建构，使知识在现代社会主流意识中成为了一种威权文化，行业专家以知识的阐释者和传播者自居，并深入影响和约束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在后结构主义者们的共同假设中，社会真实由语言建构，真实中多包涵的知识和真理背后隐藏着权力与话语的关系。
后结构主义对主体意识的祛魅，对话语、权力、知识、真理做出了反思，并不具备彻底瓦解现实社会并取而代之的理论体系，其最终目的是以一种批判而超越主体，达到真实认同的境地，解构与消解的隐喻便油然而出。怀特在叙事疗法的实践中充分运用这种消解的可能去重构服务对象的主流故事，让其洞察到个体叙事背后的权力机制，在知识和话语的解构之下，对主宰其生活的主流叙事进行改写。叙事治疗的一个标志性的行动便在于问询服务对象问题的坏境因素以及环境对问题的影响，觉察主流话语的压制性作用。如在具体对话操作中。是什么“放大了”这种问题情绪？什么外力下又可以“缩小”这种问题情绪？周边哪些人会受到这种问题情绪的影响？你在这种问题情绪下的感受如何？这样的提问可以诱导个体反思自己生活环境是如何操纵问题情绪的。怀特在其专著《叙事疗法实践地图》中也强调促使服务对象去重新表述和体验以前被忽视的但意义重大的故事，这种故事往往脱离于主流故事。特殊意义的事件是新的故事的切入，可以来自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种可能不符合主流故事的事件或与主流故事相矛盾的故事(迈克尔•怀特，2011b)。这种发现的过程即为探索，服务对象可以在探索之中发现那些原有的负面话语或知识定论是有一种权力关系的演变在其中，并改变了服务对象对自我认同“真实”的定位，于是也存在一种解构与消解的隐喻，便是服务对象对他们自我认同的积极回应。
3. 后现代主义的叙事表现——对个体处境戏谑的隐喻
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其代表作《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认为，现代主义“是关于效率的艺术，包含了各种剧烈的感情、焦虑、孤独、无法言喻的绝望”(詹姆逊，1997)。于此，后现代主义即在叙事表现上还存在着另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对现代主义所制造出的一些特殊效果(如深度、焦虑、恐惧、英雄主义、永恒)进行戏谑。20世纪70年代之后，大量的艺术作品(影视、绘画、音乐、戏剧)都比较普遍的出现了反讽、挪用、拼凑、调侃的戏谑化转向，通过多媒体的借鉴与传播逐渐形成了一种极具个性和反抗传统意识的形式革命。因互联网的普及，在90年代之后呈爆炸式增长，并逐步扩张到建筑、语言、心理、文学理论、教育等领域，深切地影响着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构建。学界一致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对“戏仿”作出了新的理论和形式建构，基于此类的研究也促进了对“戏仿”理论的扩展，当世最为权威的关于后现代戏仿理论定义是英国评论家玛格丽特·A·罗斯，其在《戏仿：古代、现代与后现代》中引用当世的文学评论家、思想家的表述，对晚期现代及后现代中戏仿的用法与定义进行汇总：反对阐释(桑塔格，1964年)；“严肃”的僭越(克里斯蒂娃，1966年)；对现实的批评(福柯，1971年)；暗示一个断裂的世界(马丁·艾米斯，1990年)；元小说/互文性 + 滑稽(布雷德伯里，洛奇，1970年及以后)；复杂 + 滑稽(詹克斯，1977年及以后)；元小说/互文性 + 滑稽/幽默(埃科，1980年) (玛格丽特·A·罗斯，2013)。现代主义晚期至后现代主义早期，受后解构主义反文本主义和去中心化思潮的影响，戏仿是作为一种“严肃的批判”而出现，直到后现代主义运动全球推及了，便开始形成了一套理论和系统相融合的“反常规叙事”，幽默/滑稽成为其代表性的表现形式。
传统的主体叙事中，总是包含着对某种本质、意义和历史背景的书写，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个体认识中，其内部存在着一种“结构”/“模型”/“图式”，也就是一种无法以文本完整表达出的“深度”。“深度”可能是心理的、文化习俗的，也可能是思想的、哲学的。后结构主义的戏仿中，为了强调个体的自给自足，还原个体的客观性，在反抗传统叙事中，采取了“回避深度”策略，拒绝了主体叙事所给定性内涵。随着工具理性观念的式微，主体叙事中的线性时间逐步让位于后现代的碎片化的“空间逻辑”，一切有关思维认识上的体验和历史文化背景都在时间的脉络上被击碎。后结构主义观念中，时间的连续性不复存在，空间支配着人们的日常，语言和现实之间完全断裂，现在是孤立且纯粹的。脱离“深度”后，语言符号可以作为传递现实世界的叙事体，生活文本变得普遍可接受，个体在空间中得到角色/位置认同。正如英国思想家鲍尔德温所言，“我们不再可能通过清晰和连贯地展开的方式，把自己安置在历史时代中，宏大叙事或元叙事已经被削弱。”(阿雷恩•鲍尔德温，2007)。
在怀特的《叙事疗法实践地图》的案例描述和理论建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与服务对象作咨询谈话中所运用认识转换和语言比喻技巧，很大程度上赋有后结构主义“戏仿”内涵。在服务对象的处境上，叙事实践采用个人与问题分离的技巧，即问题是问题，人是人。这是一种个体在空间中的外在化处理，抛弃问题的时间线索，让人站到问题之外。传统叙事中个体即是文本中的个体，其情绪受到了文本“深度”的宰制，并接受一种传统思维定式，人的问题会持续存在，其个体处境改善也依赖着对身处环境的期望。叙事疗法理论的外化隐喻之下，外化问题实践取代了文化实践中对人的对象化，让服务对象体验到自己不是问题，问题也不再是个人品性的“真相”的表现，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就突然变得可见而且可行(迈克尔•怀特，2011a)。在叙事疗法实践中，无论是给予外化问题定个名字，还是进行比喻都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名字和比喻往往与个体的体验紧密相关，对话里也会避免引入对抗性的话语，也不鼓励将问题极端化，通常会用一些戏谑、调侃、幽默、甚至滑稽的词汇来降低问题对服务对象造成的失败感、失落感。例如怀特在接受一名诊断为ADHD (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俗称多动症)的儿童进行叙事疗法心理咨询对话时，服务对象对此类疾病存在着一知半解，并以自己的词语表述为AHD，怀特并未予以纠正，而是以“ADHD的胞弟”、“突变的忍者”予以命名，同时将疾病症状所带来的生存影响比喻为“恶作剧”、“淘气”。在与心因性大便失禁儿童进行叙事疗法问题外化时，将服务对象疾病其带来症状称作为“滑溜溜先生”。无疑，这种带有后结构主义戏仿特点的叙事表现，使服务对象脱离主体所附加的“深度”隐喻，以幽默、轻松、戏谑的话语形成个体的自我认同，从而进一步对问题进行挑战。
4. 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愿景——对人生意义建设的隐喻
后现代主义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出了一种新的且重要的表现形式，即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又称“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如果说早期的后现代主义是集合了普遍怀疑的思潮、拒斥的表现力和极具张力的社会运动的话，那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侧重于理论改良和行动系统化，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建设性”。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美国著名过程哲学家大卫·雷·格里芬认为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所信奉的“有机论”反驳了保持二元论的现代性中二者之间的异化关系。在其专著《后现代精神》一书中提出，有机论应是后现代精神的关键特征之一，进而构想了基于有机论下的“后现代人的世界”，在其论点中，人们可以从感受到与其他物种之间的“亲缘血脉”而获得一种“归属感”。由此，现代人所抱有的那种对自然与世界“统治和占有的欲望”在后现代被一种“交往的享受和顺其自然的愿望”所代替(Griffin, 1998a)。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整个有机论中最关键的环节，其中贯穿了生态学思想的整体观，所有的事物相互联系，我们作为一种共同体需要交流和协作。
《后现代精神》中还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即“与时间的关系”，倡导人们对过往和未来的关注，并且认为人们对当下的救赎重点在于通过与过往及未来发生关联来恢复生活的意义，使孤单的个体重新回归团体。这种基于人性理智的建设性倡导摆脱了早期后现代主义激进的个人主义论调，重新吸纳了“时间逻辑”，并调和了“时间逻辑”和“空间逻辑”的关系。并认为个体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变化且持续的，个体与时间和空间的综合构成一种有机体。格里芬同时强调，人们需要恢复对过去的敬意和关切，和呵护新事物与未来的积极向往，他自喻这种观念为“具有改造能力的保守主义” (Griffin, 1998b)。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其精神特征上注重内在关系的实在性，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关系(大卫•雷•格里芬，2015)。这种建设性的整体的观念中，渴望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鼓励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通过个体在环境中的实践提升自我价值，并达到一种“可能的精神家园”。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下，人和世界上任何物质一样，并非环境中的单一元素，个体与他人、与社会存在必然相关联系，多个个体及其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世界这个有机整体。关于人与社会的有机论隐喻中，我们可以隐约的看见存在着一种应对现代化困境的办法，无论是个体内部或是内在社会应重新建立起一种有机的和谐关系，即人对他人的包容、社会对人的开放。
仪式是人类个体、群体、生存环境间互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类社会行为和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仪式常常显示着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其中包涵着人类的文化情感和价值愿景。在叙事疗法实践中，就采用了界定仪式来丰富服务对象的故事语境，其中外部见证是界定仪式的中最为常见且有效的方式，其流程是通过外部见证人对服务对象人生故事的感悟，使服务对象对自身处境和生活方式进行重现，通过局外人和当事人之间形成一种新的体验认知和情感互动，促使服务对象对生存处境的意义和本质再次思考。我们可以清晰地从中看见这种方法所具有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的，服务对象的人生故事中并非其一人独创的叙事，其中包含着与之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联系，个体是自我的整体，也是社会整体中的一个因素，他者和与他者的关系都在服务对象的叙事过程中起着显著作用。
为了巩固叙事治疗的成果，其实践中运用治疗档案的办法，这些档案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卡片、微博、声明、图画、相片，甚至可以是短视频、记录片等，这些档案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都记载了服务对象参与叙事治疗的历程，以及其在接受服务中程的改变。当服务对象独自一人面对生存处境的挑战时，通过回顾档案可以提供支持力量。治疗档案无疑是一种个人的“历史见证”，作为个体内部，是具有“时间逻辑”和“空间逻辑”的整体，个体的生命历程蕴含时间线索，个体的价值追求映照着空间转换，这也正观照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逻辑思维。
5. 总结
在这个基于全球贸易和互联网为基础的多元化时代里，世俗生活被重新审视，其多样性、相对性、不确定性挑战着传统哲学的理性思维，在社会现实层面也冲击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力背景，个体的微观叙事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宏观叙事存在一种竞争、传承和依存的关系，如何辩证地看待，是一个后现代的课题。个体的叙事离不开思想、文化的建构，宏观的叙事中也无法脱离集合了个体的感受，“一花”与“一世界”是事物的本质，或只是一种表象？透过语言解构，我们又洞察到其复杂且多变的隐喻，发现到叙事内质充满着自圆其说，真实与现实又是否完全对应，或只是被建构而成的虚构描述？
后现代思潮之下的叙事体系如今的走向应该更趋倾于建设性，兼顾微观和宏观，并赋予了意志、情感和理性，以一种更符合人性本身价值的科学方法运用于社会工作、心理咨询领域，以提升个体体验和自身认同为目标，促进个体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广泛交流互动，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