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酒精是一种具有依赖性的精神活性物质，几个世纪以来在许多文化中广泛使用。有害使用酒精会造成严重的疾病、社会和经济负担。几千年来，酒精饮料的使用一直是许多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特定的环境下，人们决定喝多少酒，是由一系列的文化、认知和环境因素决定的(Petraitis, Flay, & Miller, 1995)。然而，饮酒最直接的预测因素之一是饮酒动机，即个人饮酒的原因(Cox & Klinger, 1988; Kuntsche, Wiers, Janssen, & Gmel, 2010; Kuntsche et al., 2005)。酒精使用动机可以根据个人希望通过饮酒获得的结果的效价(积极或消极)和来源(内部或外部)分为两个基本维度(Cooper, 1994)。具体来说，有些人喝酒可能是为了获得一种积极的体验或避免一种消极的体验，而这种奖励的来源可能是内在的(如消极情绪)或外在的(如寻求社会接受)。在Cox和Klinger (1988)动机性饮酒模型的基础上，Cooper (1994)开发了一种跨越两个维度的测量方法来评估四种饮酒动机：应对(如减轻消极的内部后果)、顺从(如避免消极的外部/社会后果)、社交(如获得积极的外部/社会奖励)和增强(如获得积极的内部奖励)。研究发现，饮酒动机与同伴饮酒人数、父母的问题性饮酒、社交环境等外部环境因素密切关联(陈丽华等，2015；Cloutier, Zamboanga, Kearns, Guillot, & Blumenthal, 2021; Collins, Sherry, McKee, Thompson, & Stewart, 2021; Marino et al., 2018)。此前也有研究发现(何琪莹等，2021)，大学生的饮酒动机存在三种潜在类型：社交动机型，弱动机型和强动机型。根据对此前文献的综合阅读以及分析，不同群体的饮酒动机也不尽相同。不同的个体根据他们的性别、年龄、收入、家庭状况等因素可能会有不同的情况。Van Damme等人(2015)的研究发现，童年晚期父母的饮酒行为会通过饮酒动机间接影响儿童成年早期的饮酒行为，而且不同的饮酒动机起着不同的作用。
此外，饮酒动机与性别、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也存在一定的关联(Davis et al., 2019; Kuntsche, Knibbe, Gmel, & Engels, 2006)。例如，男生可能更多表现出社交、增强型动机，而女生可能更多表现出应对型动机(Cooper, 1994)。但由于受到社会文化、饮酒情景等因素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尚无清晰一致的结论(Schulte, Ramo, & Brown, 2009)。另一项调查显示，男性饮酒比例高于女性，男性首次饮酒的年龄低于女性。中国女性和男性成年居民饮酒率分别为8.1%和58.3%。男性和女性饮酒者的平均每日酒精摄入量分别为33.4克和15克，饮酒者的饮酒率和每日酒精消费量仍在上升(马玉霞等，2011)。女性过度饮酒的发生率低于男性，中国传统文化不认同女性饮酒，尤其是重度饮酒，这客观上限制了女性饮酒。饮酒者越清楚饮酒的危害，他们过量饮酒的可能性就越小(黄宜辉等，2016)。同时，它也与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和生理特征有关。男性常把喝酒作为交朋友的主要手段。然而，随着女性独立意识和社会心理压力的增加，尤其是在发达城市，女性饮酒的数量也在大幅增加(季岩，2015)。综上所述，以往研究对我国成年人的饮酒动机特征探索较少，其潜在的社会人口学变量特征也不够明确。因此，本研究拟通过一个横断的调查研究，来考察我国成年人的饮酒动机现状及人口学变量特征。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由14名主试在全国范围内在线招募了730名被试。饮酒行为并没有一致的定义，最常用的定义则是，在其一生中曾有过饮酒的行为(Friese et al., 2011)。因此，被试纳入的条件为：年龄大于18岁的成年人，并且有饮酒经历。其中有效被试730人，男性433人，占比59.3%。女性297人，占比40.7%；年龄在18岁到7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4.81岁，SD = 12.13；高中及以下343人(47%)，专科141人(19.3%)，本科及以上246人(33.7%)。
2.2. 研究工具
2.2.1. 饮酒动机问卷
采用饮酒动机量表简版(陈丽华等，2015；Kuntsche & Kuntsche, 2009)，共12个项目，5点计分，1~5表示“从来没有”到“总是”，询问被试在过去的一年中，在多大可能会因为量表列举的原因而喝酒。分为四种饮酒动机，分别为增强动机(如因为我喜欢喝酒的感觉)，社交动机(如因为喝酒让我在聚会中玩得开心)，顺从动机(如喝酒的时候我才不会感到被忽略)和应对动机(如因为当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它能使我高兴起来)。本研究中四个分量表的信度良好，α系数分别为0.89，0.90，0.81和0.90。
2.2.2. 社会人口学变量问卷
本研究调查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平均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分为五个水平，1 = 小学及以上，2 = 初中，3 = 高中或中专，4 = 大专，5 = 大学本科及以上。平均月收入分也为五个水平，1 = 2000元及以下，2 = 2000~3000元，3 = 3000~4000元，4 = 4000~5000元，5 = 5000元及以上。
2.3.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SPSS25.0进行描述统计，然后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考察社会学变量对不同饮酒动机的预测作用。
3. 结果
3.1. 成年人饮酒动机与社会人口学变量的相关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成年人增强型动机与性别、年龄、收入呈正相关的关系，与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p < 0.01)；成年人的社交型动机与性别、年龄、收入和增强型动机呈正相关的关系，与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p < 0.01)；顺从型动机与年龄、性别、收入、增强型动机和社交型动机呈正相关的关系，与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的关系(p < 0.01)；成年人的应对型动机与性别、年龄、收入、增强型动机、社交型动机和顺从型动机成正相关的关系，与受教育程度乘负相关(p < 0.01)；总体来说，年龄越大、收入越高的且性别为男性的成年人，各维度的饮酒动机越强烈，同时，年龄越小、收入越低的且性别为女性的成年人，各维度的饮酒动机越弱。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adult drinking motivation and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1. 成年人饮酒动机与社会人口学变量的相关分析
注：性别为虚拟变量，0 = 女性，1 = 男性；**p < 0.01，*p < 0.05。
3.2. 成年人饮酒动机与社会人口学变量的回归分析
以成年人饮酒动机中的增强动机、社交动机、顺从动机、应对动机为因变量，以性别、收入、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性别与成年人饮酒的增强型动机、社交型动机、顺从型动机和应对型动机存在正向预测作用(β = 0.20, p < 0.001) (β = 0.24, p < 0.001) (β = 0.24, p < 0.001) (β = 0.17, p < 0.001)；年龄与成年人饮酒的增强型动机存在正向预测作用(β = 0.08, p < 0.05)，但对于成年人饮酒的社交型动机、顺从型动机和应对型动机不存在预测作用；收入对于增强型动机，社交型动机、顺从型动机和应对型动机存在正向预测作用(β = 0.08, p = 0.08) (β = 0.15, p < 0.001) (β = 0.14, p < 0.001) (β = 0.13, p < 0.01)；受教育程度对于成年人增强型动机、社交型动机、顺从型动机和应对型动机的存在负向预测作用(β = −0.17, p < 0.001) (β = −0.16, p < 0.001) (β = −0.14, p < 0.01) (β = −0.17, p < 0.001)。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dult drinking motivation and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2. 成年人饮酒动机与社会人口学变量的回归分析
4. 讨论
对饮酒动机的探讨是预防和干预危险和有害饮酒行为的重要路径。先前研究多聚焦于大学生的饮酒动机与行为相关问题，在研究问题方面多聚焦于同伴关系、父母家庭等变量上(陈建勇等，2020；何琪莹等，2021)，较少扩展到更一般的成年人群。除此之外，关于饮酒动机的文献多以国外研究背景为主，且多聚焦于重度饮酒的个体，很难推广到一般群体当中(Cadigan, Martens, & Herman, 2015)。本研究通过一个横断的调查，揭示了社会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我国成年人饮酒动机有预测作用，对成人饮酒动机及行为的干预有一定的启示。
在性别上，在增强型动机、社交型动机、应对型动机和顺从型动机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即男性饮酒动机的四个维度上均高于女性，这与当今社会女性饮酒者的数量少于男性饮酒者的事实是一致的。在社会层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越来越多的男性会采用“喝酒应酬”的方式，来推动一些事物的发展，社会型动机和服从型动机就更多了。在父母影响方面，父母可能从小给男性灌输一种“会喝酒才能干大事”的观念，在家庭聚会当中锻炼男性的酒量。
在年龄上，此前有国外研究表明，个体的饮酒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下饮酒程度会略有不同(Kuntschea & Gmela, 2013)。而此前国内研究则表明，随着年龄增长，人群过量饮酒的可能性呈上升趋势(黄宜辉等，2016)。从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仅在增强型动机维度上，年龄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可能是由于年龄大的成人群体中，将饮酒作为一种个人喜好的比例更大。
在收入上，除增强型动机外，收入也可以正向预测成年人在饮酒动机其它三个维度的得分。可能的原因是，在客观条件来看，高收入成年人具备更多资金进行酒精消费，而低收入成年人没有相对充足的经济条件。在主观期望上来看，根据表1可以看出，成年人饮酒的社交型动机较其他三个动机更高，社交动机是指个体饮酒是为了获得社会回报，高收入成年人可能出于这个目的，通过饮酒行为获得社会回报。根据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理论，个体通过某种行为获得了积极的反馈，就会增加这种行为的频率。如果高收入成年人通过饮酒获得了理想中的回报，将会增加高收入成年人饮酒的频率。
在受教育程度上，本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低，各个维度的饮酒动机也就越高，反之，受教育程度越高，各个维度的饮酒动机越低。原因可能是受教育程度高的成年人可能更加全面地了解饮酒的危害以及健康风险。除此之外，受教育程度高的成年人也可能掌握良好的情绪调节策略，较少采用饮酒的方式进行情绪调节。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酒精使用动机模型和动机理论为基础，研究了社会人口学变量与我国成年人饮酒动机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深入理解我国成人饮酒动机和可能的干预方向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如横断数据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成年人群体饮酒动机的动态性。同时，本研究结果为干预成年人的饮酒动机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但是缺乏对饮酒高危人群(如经常酗酒的成年人)更具体的指导策略。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到湖北医药学院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202110929016)资助。
参考文献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