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每一次科技革命的爆发，都会引爆新一轮的产业革命，随之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都会在其自身范围内调整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20世纪以来，伴随着现代通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以数字化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纪元，而资本主义凭借新的增殖“引擎”——数字劳动，开启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化技术改变了资本主义的传统生产方式、更新了生产要素，但是它并没有摆脱资本的逻辑，也没有摆脱雇佣劳动和剥削剩余劳动价值的本质，反而加快了资本在全球扩张的速度并且形成了垄断的新样态，即数字垄断，而数字劳动在资本逻辑下也没有成为解放人、发展人的全新手段，反而加重了人的异化困境，整个社会呈现出深刻的二律背反困境。
2. 数字资本主义
2.1. 数字资本主义定义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不仅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发展到了金融资本、债券资本，在计算机网络等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下，资本还出现了新样态——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在1999年美国著名教授丹·席勒于《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在丹·席勒看来，所谓数字资本主义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 [1]。资本主义与数字化信息通讯技术的“联姻”，不仅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范围，与此相伴的还有向全球迅速蔓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与道德，这如此大的规模和如此迅猛的速度正是数字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
2.2. 数字资本主义的形成逻辑
2.2.1. 资本逻辑的外在技术化扩张
追求最大利润是资本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资本逻辑外在表现为不断催生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工具，即科技创新。20世纪50年代，美苏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对通讯网络技术提出了要求，美国开始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技术。1965年摩尔博士提出摩尔定律，集成电路和半导体技术在工业中被大规模使用，电子信息技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直到1969年，美国国防部建立了“阿帕网”(因特网的前身)，“阿帕网”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信息传输系统的诞生。和传统的语音通讯电信系统不同，阿帕网的技术更适用于数据交换。随着信息共享需求的增长，TCP/IP等网络技术协定开始应用，阿帕网向非军事机构开放，电子信息技术迎来一轮大繁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互联网本身和计算机硬件设备的不断完善，互联网技术快速进入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随后，个人通信设备技术逐渐成熟，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中心的新一轮通讯革命席卷全球。进入21世纪，计算机的分支领域——人工智能和传感器技术迎来黄金发展期，互联网技术与物联网技术深度结合，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新兴的数字化技术与新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互相作用，产生了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同时也促使资本主义在“网络社会”中产生了新样态——数字资本主义。
2.2.2. 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
资本的逻辑就是克服一切限制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对资本提出了两大要求：范围最广、速度最快地实现增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资本通过航海大发现和殖民运动突破了地理疆域、宗教信仰的束缚，将各个国家、民族捆绑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全球一体的工业市场。二战以后，为了进一步获得垄断利润，需要继续破除国家主权这一限制。因此，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实现了金融资本市场全球化。但增殖还不够快，由于信息共享的速度还不够快，影响了资本在各个领域中的流通速度。可这一困境随着新兴的数字化技术日趋成熟逐步得到了解决。数字化技术解决了信息共享的最大痛点——即时性，资本所需的各种信息与数据都可以被转换成“0-1”组成的二进制的数字代码。时间距离、空间距离这两大一直束缚着资本不能实现最大限度、最快速度增殖的障碍都在数字化技术面前甘拜下风了，资本和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相互作用中形成了资本的新样态——数字资本。数字资本在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中的循环速度都得到了极大地提升，其增殖的速度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3.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二律背反困境
3.1.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据庞大堆积和数据赤贫
3.1.1. 数据商品的庞大堆积
1) 数据成为商品——数据商品的二因素
无论商品的种类和形式如何丰富多样，商品的二因素是不会改变的，即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作为商品的数据也同样必备商品的二因素，即数据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价值，数据商品也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
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 [2]。数据的使用价值是指数据的有用性，即数据能够满足人们的种种需要。吴军博士在《智能时代》中指出：“数据是文明的基石，人类对它的认识也反映了文明的程度。数据中隐藏的信息和知识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只有具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将他们挖掘出来” [3]。数据里承载了大量的有用信息，但是想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就需要善于处理数据，就需要大量收集、筛选、加工数据，而我们就是利用这些含有有用信息的数据来理解世界、进行生产发展并且改变世界的。人类文明的初始时期，我们需要记录月亮阴晴圆缺的周期、太阳的运动周期等很多数字数据，这些数字数据满足了我们观察月食、日食，制定节气和四季的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数据的范畴不断扩大，数据已不仅仅是由数字构成的。现代通讯设备的出现，特别是计算机的诞生，让所有以语言和文字形式存在的内容全部变成了公开共享的重要数据的组成部分。更甚者，在今天，人类活动的所有痕迹本身也已经变成了数据。人们的日常生活活动、社交娱乐活动以及其他活动都会在互联网平台上留下数据痕迹，而这些数据痕迹透露出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兴趣偏好、行为动机等等重要信息。在数字资本主义，随着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开共享，不仅仅是资本平台利用数据来剥削剩余价值，各个国家的政府、企业和各种公共组织机构都依靠数据做出更高效、更科学的决策。数据在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生产生活中越来越有用、越来越重要。
数据作为商品也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即数据商品中包含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数据商品不是天然就是商品，数据作为一种人造物，可以被创造甚至随意更改，数据里所包含的信息并不能天然就被任何人所用。如果没有掌握合适的方法和技巧，可以说很多数据并没有太大意义，甚至有些被伪造的、篡改过的数据还会对数据使用者产生负面效果。最重要的是，有用的数据和无用的数据是经常混杂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因此，筛选无用数据和加工有用数据的过程就是数字劳动者进行劳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就蕴含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数据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交易正是因为其中凝结了这种无差别的抽象的人类劳动。
2) 数据商品化并充斥整个社会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 [4]。回想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20世纪的商品的形式和种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时代，数据以指数增长，全球进入数据爆炸状态。数据成为了社会财富的新元素，社会的财富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并表现为——“庞大的数据堆积”。
最初人们是利用互联网无偿地分享自己的信息，随着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网络平台开始利用一些网络许可协议进行“数据圈地”。现在，无论是使用什么软件，人们都必须首先同意《用户协议》、《隐私政策》，如果不同意平台规则，则不被允许使用软件，甚至有些软件还需要开通定位地理位置功能以便平台在后台收集使用者所处的地理位置等数据。当人们在使用这些软件时所产生的任何数据痕迹都被后台跟踪记录下来，而这些数据会被后台按照平台的所需进行分收集、统计、分析，以便平台了解使用者的特点、喜好相关的差异并以此描绘使用者的用户画像，最后平台会“差异性推送”使用者有可能感兴趣的消息或者产品，并以此增加使用者对平台的粘性以此长久获得利润。例如亚马逊公司就是通过数据来了解他们的顾客在看什么、喜欢什么、放弃什么、买什么等等信息。亚马逊公司通过收集顾客购买的书籍和顾客浏览过的网页等信息，甚至顾客鼠标光标停留过的网页数据痕迹也会被后台收集起来，并利用这些数据来为顾客们提供“个性化”的浏览推荐。同样的，Facebook一样也会跟踪用户的兴趣爱好和更新转态，以确定最合适的广告推送从而赚取利润。甚至有些平台会把数据直接打包出售给广告商和其他所需公司赚取利润，并因为早期积累大量用户数据形成数据垄断地位并借此攫取超额利润。
毫无疑问，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据已经走上了商品化的道路，和其他可以交换的商品一样，数据也成为了一种商品，只不过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商品，充斥着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各大平台都在最大限度地攫取使用者产生的数据并用他们所掌握的数据牟取最大利润，他们不仅拥有了数据存储和处理的硬件设备比如信息存储器和处理器，还拥有了处理分析的数据比如统计工具和算法，并且催生了新的劳动者——数字劳动者，最终当今的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被数据化了，如果某个行业某个领域不能尽快地实现数据化，就将会被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抛弃湮灭。尼克·斯尔尼赛克就曾指出：“面对制造业盈利能力的长期衰退，资本主义开始把数据的开发利用视作应对制造业停滞挑战、维持经济增长和恢复经济活力的新支柱” [5]。
3.1.2. 数据赤贫现象
现代数字化技术的高速发展不仅带来了数据商品化、数据的庞大堆积，也带来了数据赤贫现象，看似矛盾，实则不然，这正是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二律背反困境。
数据赤贫现象主要是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数据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一种隐形财富，谁可以占据大量的数据，谁就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从而可以快速地攫取社会财富。数据赤贫正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之上产生的结果，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全面普及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硬件基础上的，尤其是通讯技术的使用初期，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完善基础设施，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有些发展中国家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还挣扎在温饱线以下。例如，2016年全世界的电信产业(包括制造商和运营商)的产值高达3.5万亿美元，但是电信产业升级是需要一个投入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而通常各个国家都是不愿意冒险投入巨大升级资金的，最终促使很多国家下定决心投资驱动的技术设施升级，是因为很多国家需要抵御金融危机进而刺激经济，所以很多国家3G/4G之类的技术的快速发展，是离不开这些庞大的资金支持的，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根本无法支付如此庞大的设施升级资金，数字化产业自然也落后。那么，拥有更多数字化技术的国家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夺得先机，并且可以利用和核心数据和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在一定的领域内形成数据垄断且利用数据垄断牢牢控制住经济的新发展爆点，长此以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质检的数据鸿沟势必将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也发展到了全球数字殖民的新阶段，而发展中国家却深陷数据赤贫无法自救。
第二个层面就是地区之间，主要是一国之内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们由于收入有限，一些人无法拥有现代数字通讯信息工具，例如互联网、个人电脑和手机之类的设备。不能连接新技术的人们，无法利用互联网网络，更没办法接触到更丰富的、更有用的数据，数据赤贫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并导致实际上的经济赤贫。只有让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弥合这种数据赤贫现象，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缩小贫富差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中国政府才大力投资建立农村地区的数字化技术基础设施，扶持技术跨越式发展，弥合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数据赤贫现象。同时，农村计算机和网民规模保持稳定增长，各项网络应用在农村地区快速发展，尤其是以手机为终端上网的用户群体在农村快速增长。随着4G普及工程的推进，中国农村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空间仍然比较大，也是中国未来数据产业值得挖掘的市场。
3.2.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解放和劳动异化深化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二律背反困境不仅蕴含在商品新样态之中，还隐藏在劳动的新形态——数字劳动之中。数字劳动作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一种新型劳动形态，在促进劳动者的解放方面具有一定的突破性，但是由于仍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数字劳动中的异化问题仍然存在不容回避，且数字劳动异化在不同的维度上都呈现出异化加深的趋势。
3.2.1. 劳动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进一步解放
在数字劳动背景下，劳动的空间和劳动的时间都出现了变化的新图景。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让机器代替了手工，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类有了机器，只需要操作机器就可以轻松完成繁重劳累的工作，而20世纪的数字劳动进一步地促进了人类的智力劳动的解放。以雇佣劳动为主导形式的工厂劳动渐渐地退居其次，自由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可能。在时间上，而今的数字劳动者在时间上可以拥有弹性时间工作制；在空间上，数字劳动者不再是在机器劳动时代的封闭的、等级森严的工作场所中劳动，劳动者可以采取在线办公，不同地区的人不必飞到遥远的地方去工作，家中和办公室的各种数字通讯设备可以跨越大海大洋传递消息、接收文件、随时随地地暂停和开始交换信息，过去的“血汗工厂”好像渐渐消失了。不仅如此，数字劳动相比较过去的私人传统劳动形式，更具有交互性，数字劳动的形式和内容更加灵活自由，常常伴随着情感精神、自由意志的生产与控制。
3.2.2. 资本逻辑推动下的新劳动异化深化
数字劳动推动了劳动的进一步解放，但是也带来了数字劳动异化的深化，想要对数字劳动异化问题有科学且全面的理解，就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中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异化进行了系统的探讨，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自由地创造使用价值的活动，是人类根据自己的活动调节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以及雇佣劳动下，“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6]。在异化劳动下，劳动者创造出的对象最后变成了反对自己的一种异己的力量，并最终被这种异己的力量所统治。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指导下，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数字劳动的异化问题：
1) 数字劳动者同自己的数字劳动产品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7]。和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机器工业时代不同，在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劳动者可以分为非雇佣数字劳动者和雇佣数字劳动者，但是非雇佣劳动者和雇佣数字劳动者都依然与自己的数字劳动产品相对立。非雇佣劳动者最初在各大平台免费地公开分享自己的各种各类的信息，但是这些数据却逐渐被各大平台收集起来且利用用户条约把非数字劳动者生产的所有数字劳动私有化，并且利用平台让非数字劳动者源源不断地免费生产数字劳动，这些非数字劳动者都沦为了平台的潜在的被剥削者。最终平台把握着大量的已经被私有化的数字劳动以此进行牟利，并且会从平台共享走向有偿使用。并且由于这些数字劳动的“可再利用性”，数字劳动者无偿创造的数字劳动被平台占据后并通过一系列的统计工具和分析算法，挖掘出数字劳动的潜在价值进行重组再利用，甚至会反复利用。而对于雇佣数字劳动者来说这种异化体现得更彻底，雇佣数字劳动者创造了人工智能，他们所创造的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平台无偿占有，他们的数字劳动还要拿来供各大平台的人工智能机器深度学习以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但是最终人工智能的某些方面彻底超越了数字劳动者并取而代之。在数字资本主义，由于资本平台通过各种不平等的网络协约被迫使数字劳动者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相分离，资本平台将其数字劳动产品私有化，创造了数字劳动的数字劳动者却彻底丧失了对自己生产的数字劳动产品的所属权，数字劳动的属性最终服从于资本逻辑，数字劳动者和自己生产的数字劳动产品彻底走向对立的局面。
2) 数字劳动者同自己的数字劳动过程相异化
马克思不仅从劳动的结果即劳动产品的方面来考察劳动者的异化，而且还从劳动活动本身来考察这种异己的力量。在数字资本主义，这种异化依旧存在并表现为数字劳动者同自己的数字劳动过程相异化。无论是雇佣数字劳动者还是非雇佣数字劳动者，他们的所有劳动过程都被现代数字化技术变成超负荷活动，他们的劳动过程变成了单一的枯燥的生产“0-1”二进制数字代码的过程，并且由于互联网不受地理、时空限制的特点，他们无时无地不在的生产数字劳动，数字劳动者的肉体和精神遭受的摧残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惨重。数字资本主义下，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休闲的时间界限模糊，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数字劳动攫取利润，雇佣数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被鼓励主动超长加班，996成为工作常态甚至被洗脑加班光荣，无眠工作、24小四待机、永不停歇的劳动过程让劳动者精力消耗巨大。当雇佣数字劳动者下班后，作为一名非雇佣数字劳动者，他却还要继续为平台无偿提供数字劳动，甚至为最大限度地延长非雇佣数字劳动者提供无偿提供数字劳动的时间，各大资本平台在设计平台的使用路径中，都采用了“用户激励–上瘾机制”，通过设置一系列的成就达成奖励，让非雇佣数字劳动者心甘情愿地沉迷其中，并通过后台的数据进行算法分析，持续不断地差异性推送符合非雇佣数字劳动者偏好的一系列事物，甚至改变非雇佣数字劳动者的大脑生理奖赏机制让其逐渐形成平台依赖，最终成瘾。这种数字劳动过程，看似自由，实则背后充满了强迫与剥削，甚至是更加隐蔽的、潜移默化的肉体和精神双重奴役，工厂看似逐渐消失，实则整个社会变成了超级工厂，工厂将其边界拓展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劳动不再是创造美的过程，而是劳动者主体性丧失的过程。
3.3.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人的解放扩大和全社会的被监控
数字化技术进一步突破了自然界对人的束缚，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获得了更大的解放，并以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改造着自然和自我。但是就像韩炳哲在《透明社会》里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动力一方面无休止地寻求市场扩张，另一方面寻求安全的供给和实现成本最小化” [8]。为了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数字资本主义对全社会实行了全方位的监控，使整个社会就像是一座透明的监狱，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基于福柯的“全景敞视建筑”理论，提出了“超级全景监狱”理论，互联网和其他电子信息设备构成了整个社会没有围墙没有狱卒、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监狱，且自觉自动地接受监控。人主体性的解放受到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仍然被禁锢在资本逻辑的框架内，服务于实现资本增殖的终极目标。
3.3.1. 人的进一步解放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首先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时空解放：互联网打破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人们的实践活动从来没有这么紧密联系过，通过网络，不同地区、不同时区的人都可以参与到同一种实践活动中，人们之间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就像现场直播一样让不同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国家的人们身临其境。不仅如此，人的解放还体现在人的自我意识性也进一步扩大，人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渴望用劳动创造美，渴望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渴望能解决人类世界的内在矛盾。人类独特的自我意识性的扩大，体现在现实社会里就是人们要求更多的权力表达以及更加注重自由地全面发展。在政治方面，人们的公民意识空前觉醒，会更加主动地、积极地参政议政，各个国家的普通民众都比历史上以往的任何时刻关心国家的地位、政治信息的传播、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否得到充分的彰显。在交往关系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变得更加自由、平等、随机，人们比过去面临着更复杂的社会关系、拥有着更复杂的社会身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范围、交往频率、交往深度都和传统的交往模式截然不同。在人的发展方面，人更注重全面的发展，也比过往获得了更多的全面发展的可能和机会。人们不仅获得了自由地全面发展的技术支持，例如：移动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随身让世界人们相互开放、分享、互动各种信息和知识，除此之外，人类文明的本质也要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摆脱一切压迫、剥削、奴役人的力量。
3.3.2. 数字资本的“超级全景监狱”式监控
资本对社会的控制已经超出了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工厂监控，数字资本监控的形式发生了新变化。首先，数字资本利用数字化技术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渗透到了全社会的各个角落并搭建了了一个“超级全景监狱”。“波斯特根据信息方式下数据库的特点，并在福柯的‘全景监狱’概念的基础上，指出在后现代语境中数据库的权力技术统治模式消解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实现了对人的全面的无时无刻地监视和规训，波斯特把这种新型的统治模式称为超级全景监狱” [9]。波斯特的“超级全景监狱”超越了福柯的“全景敞视建筑”他认为监视和规训渗透了人们的日场生活，变得随时随地，这实则是数字资本强化了对人的统治。其次，“超级全景监狱”在其意识形态上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它消解了人的身份、人的个性、人的自我构建，人在一定程度上被迫选择主动、不自觉地参与这种监视。随着现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算法和云计算等技术的深度发展和融合，人们对其的依赖也前所未有，甚至到了离开这些技术便会寸步难行的地步。
与此同时，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日趋成熟，数字资本监控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最初，数字资本的监控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数据达到数据垄断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但是这种逻辑还不够深刻，“监控计划的定位和野心也出现重大转折：他们的目的不再只是绘制地图，而是下指令告诉民众该怎么走” [10]。数字资本已经突破了资本增殖的方向，朝着构建数字资本扭曲的意识形态的客观性的方向前进。最终，无论是肉体行动还是人们的精神，都成为数字资本案板上的“鱼肉”，在这些数字化技术面前毫无抵抗、还手之力，人的全面解放在这种“超级全景监狱”式监控下变成了一戳就破裂的泡沫。
4. 结语
数字资本主义下，出现了新的商品样态——数据商品，整个社会充斥着庞大的商品数据堆积，但是也给不同的国家、地区、人群带来了数据赤贫。数字资本的剥削也在当今对人实施着更深、更广泛、更隐蔽的剥削，不仅仅是雇佣劳动者被数字资本剥削，连非雇佣劳动者也被卷入剥削，数字资本不仅统治着传统的劳动时间，而且把劳动时间之外的闲暇时间甚至是生理时间也变成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时间，从而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数字资本在全社会成为了新的、更强大的支配性力量，实现了对人的更全面、更隐蔽、更彻底的监控与统治。如今，如何能更合理地使用数字化技术，使数字劳动成为人自由自觉的劳动，使数字化技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如何推翻数字资本家的统治，打破数字化技术的资本逻辑，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使数字劳动者的解放成为人的解放历史过程中的一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重之又重且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