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读者个体价值的重视
杨绛创作不以真人真事为主，否则作品内容会有创作者内在的情感。她不喜欢《简爱》，就是因为如果有作家的影子会破坏故事的完整性，而且她描述对话和叙写故事像奥斯汀一样都不加以解释，创作经过作家的理智虚构拉长与现实的距离，超越了物理时空，用理智约束了情感过剩从而具有了普遍性，让读者在虚构的距离中得以“静观”。这种隔离事外的叙述策略给了读者充分的私人阅读空间。
在长篇小说《洗澡》中姚宓和许彦成就是从人性最原始的感情冲动“发乎情，止乎礼”，理智束缚的礼仪约束了二人不符伦常的婚外恋，在第一部中的结尾成为了好朋友，在《洗澡之后》二人弥补了之前的遗憾形成了小团圆的结局，杨绛精心安排让他们“合情合理”地在一起。许彦成的妻子被发配到偏远乡下进行劳动改造，她与同为“右派”的叶丹产生了感情，回京后主动与许彦成提出了分手，反而成全了许姚二人，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在杨绛的创作生涯中，《洗澡》和《洗澡之后》是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并且后者是为了避免读者认为许彦成和姚宓偷情而做的续篇，在七篇短篇小说中的创造中，涉及男女婚恋就占据了六篇，除了沦陷区的上海创作的《称心如意》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其他的创作都没有像许彦成和姚宓的恋爱一样在精神世界与现实秩序下都完美地结合。杨绛不以真人真事先入为主的独立创作观为何却要受读者“误读”影响而去写续篇呢？这与杨绛特别重视读者个体价值、建构自我空间有关。
在杨绛的翻译观中提出了“一仆二主”，作者“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 [1] (p. 347)，把原作中字句的意义和含蕴传达给读者。她把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也应用在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在发现读者“误读”《洗澡》中许姚二人的纯洁友情之后，杨绛对此并没有置之不理，在98岁高龄对此进行补白，于《洗澡之后》续写前者的未尽之意，让读者在阅读体验感中进行主体价值的重建，传达出许姚二人并非是肮脏的偷情而是纯洁友谊的理念。杨绛与读者互动不仅如此，在1980年以来《围城》的大火让读者对于这部炙手可热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对于钱钟书面对读者来信和登门拜访表示歉意，甚至作品最初问世后遭受评论界的非议致使钱锺书对于小说进行封笔，杨绛却为《围城》做注，她曾“笑比他们的翻译比作荷马《奥德赛》女主角为公公织的布，织了拆，拆了又织” [2] (p. 253)，她对于读者的热情又何尝不是呢？她把作品拆的七零八碎供《围城》的偏爱者参考。杨绛对读者阅读态度的爱怜，与此相对应她却不屑于评论者的考语，评论家“自己不能创作，或创作失败，便摇身一变而为批评大师，恰像倒运的窃贼，改行做了捕快” [3] (p. 322)，“一部小说如有价值，自会有读者欣赏” [1] (p. 345)，她相信读者不必借助评论者的三方力量可以自主对作品进行价值建设。她对读者个体价值的信任根植于她一生都相信人性的良善。评论者作为第三方的引领者以先入为主的价值观移入读者的思维，不仅破坏了故事的完整性，连对于读者基本的阅读体验也剥夺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在道德上的急于求成往往依靠他人的力量进行自我空间的建构，比如“乡约中的彰善纠错”，“检阅私人日记”，“省过会” [4]，杨绛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而非第三方评论者干预的态度上可以说是对于传统道德建设观的一个反拨。在春秋时期的原典儒学以血缘为基础“以仁释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家及国的公私不分个体则需要在等级秩序中实现自我价值，杨绛基于此也是对于儒家在人际关系中确立主体价值的一个反拨。在中国特殊时期，她内在私人空间不仅没有被侵占，反而是“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乞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3] (p. 51)。
2. 团圆结局下对人性温情的体谅
杨绛天性本善，但也深知人的劣根性，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走向善的对立面。但是她并不刻画人物性格的转变，写人物也只写表面。她为了故事的客观性没有意识流和内心独白，叙述者的隐藏有时候不得不通过人物对话来推动情节发展。由于对话受环境以及个体受理性思维的影响，作者很难在无目的，无意识的状态下刻画内心原始的复杂情感，杨绛并“不挖出人心摆在手术台上细细解剖” [1] (p. 343)，人物性格也不会随着事态的发展产生质的突变，因此她的创作中都是对人情世态的客观揭露。
倘若好人变成坏人，坏人变成好人，就会有剧烈的外在冲突，她在作品中没有改造人性的恶或者扩展人性的善，而是通过消解矛盾对人性弱点显示充分的同情。在短篇小说中除了《事业》中以振华老校长王季玉为原型表达对老校长的敬爱，其它均是男女婚恋关系，青年男女择偶时青春的忧愁与冲动，中年婚姻的起伏与波澜，新旧男女的谬恋，“温家园”的男女交际等等。《璐璐，不用愁》中璐璐择偶时三心二意，举棋不定最终失去了两位爱慕她的男性，当她为此感到难过时，申请美国免费学额的信件让她喜笑颜开，意外之喜弥补了她内心的空虚；《小阳春》中俞斌博士在中年中对于自己的生理机制以及时间的流逝产生了危机感，在有青春活力年轻貌美的胡小姐产生了爱慕之情，在短暂的心神荡漾之后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备胎，最终劝诫胡小姐和其男友订婚自己回归家庭，亲手把这段还未开始就结束的婚外恋扼杀在摇篮里。在以上小说的结局中矛盾逐渐被消释，回归于“无事之中”，在这团圆结局的建构背后是杨绛对人性温情的体谅以及杨绛始终向善的心。
一部作品虚构的意义就在于让生活拥有希望，如果都是残酷的现实和人性的恶，那么整个作品就会非常的压抑。早有学者认识到在文学中经常会有“纯洁无辜的小孩子”的艺术形象，把他作为一个亮点去平衡所有人的罪 [5] (p. 178)；曹禺在《雷雨》中创造的周冲这个人物形象同样是代表着信念，理想和自由。同样，杨绛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璐璐的虚伪与势力，俞斌回春的丑态，郝志杰的三心二意，温家园太太们的勾心斗角等等，但是却看不到作品的窒息感，巧妙的设计反而会让读者于不经意间露出“会心的微笑”。她也没有刻意创造某一个纯洁无暇的人物形象去中和反衬人性的复杂，社会的黑暗，让人们急于抓住那个救赎的艺术形象去平衡自己的心理。她是通过消解矛盾进而透露出人性向上的进取之心，读者也会因理性的人心秩序感到舒心。比如璐璐虽然因为情感的三心二意失去了恋人，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堕落，学业上的成功反而促进了她向上进取的心；余斌虽然贪慕第三者胡若渠的青春，但他的理性又意识到了青春不再的客观事实；郝志杰对自己的初恋念念不忘，但初恋丑陋可鄙的形象终让他不沉湎于虚妄的幻想。可见，杨绛作品中并没有暴力与死亡，也没有混乱与无序，她在感性的氛围之中创造了理性的内容，在暴露人性弱点的同时也给与他们充分的体谅，在理性的人心秩序上进行自我调解。
总之，杨绛在作品中平铺性格、中和结局、柔化氛围，显示出了与时代的“距离感”，她在古典的感受中把人情世态展示出来，却并不借助外在的力量改造人性的恶，于温和的结局进行讽喻，哀怜她笔下的人物。她的这种温情是对人性良善的信念，从创造的发生心理来看，她坚守人的灵性良心，认为“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6] (p. 2)，而“‘赤裸裸是不体面的；不论是赤裸裸的身体，还是赤裸裸的心。’人从乐园里驱逐出来的时候，已经体味到这句话了” [3] (p. 326)，所以她不忍《雷雨》中暴风雨式的压抑与《哈姆雷特》式的毁灭结局。相对于作品中温情地展露人性的弱点，杨绛的一生都在进行尽心自我诘问，在苦难中锻炼自己的灵魂，实现自己的个体价值。
3. 现实体验中信仰的生成
杨绛认为人生实苦，巨大的异己力量支配着人们的生活，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上的复杂关系又是不可避免的，与世无争，“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人世间只是争名夺位的‘名利场’” [7] (p. 92)。她在乱世之中为了保护自己的本心，时刻维持自己的灵性良心，即实现个体的价值的方式就是在苦难中锻炼自己、完善自己，保持一颗人生向上的心——这便是杨绛的人生信仰。
杨绛在家里为了爸爸忍受大姐姐的暴躁脾气，养成了宽忍耐的性格。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她下嫁到钱家做儿媳任劳任怨，不仅遵守旧礼行规行跪拜之礼，并且在40年代生存艰难的“孤岛”上海甘做“灶下婢”。杨绛当时凭借“喜剧双壁”已经比钱钟书出名，却打点内外让钱钟书安心创作《围城》，因为她深知钱钟书的价值。为求生存，不得不为柴米油盐而四处奔波。她所写的“喜剧双壁”就是为了让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看到希望与信念。同时，杨绛也看到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在其纪实性散文中描述了很多处境艰难的普罗大众，比如深受丈夫“压迫”而不自知的顺姐、任劳任怨却不受儿女待见的林奶奶、靠三轮车艰难维持生计的老王。艰难的生存境遇并没有让他们沦为社会的堕落者，他们反而都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我国先哲庄子的答案是要求人回到原始的状态中“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理想自由人格，否定一切文明和文化，历史的年轮终究不可能是倒退的。杨降继承了庄子个体自由的审美理想，却并没有像庄子一样极端退守，而把庄子式的生命秩序科学化与现实化。她在人世间的伦理秩序中肯吃苦，面对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含忍追求自己的精神自由，从而达到庄子的“不物于物”的“大我”。而她的“向上之气”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和人性的依赖 [8]。
在《走到人生边上》，96岁的杨绛细细阐述了有关于人的问题，她按照逻辑推理的方式结合个人经验来探索人生的价值，坚定了她生而为人的信仰–锻炼灵魂。笔者总结了以下几点。
首先人作为万物之灵兼有“食色性也”和灵性良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欲念也在觉醒，人的兽性和灵性就会相互争夺，倘若凭借灵性良心的管束，那么就会超越肉体的“小我”达到“不物于物”的“大我”的境地。但是她并不要求人人都要成为圣人，体贴普通老百姓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家庭出生，禀赋天性等等也非人力所控制，人各有命，又岂能要求“人人皆可成尧舜”，只要他们的灵性良心起作用，认识到自己的私欲不自欺欺人就很了不起了。
其次多数人宽容自己的私心，在不同程度上自欺欺人，杨绛先生慈悲地发出喟叹“人在当时处境中，像漩涡中的一片落叶或枯草，身不由己” [7] (p. 64)。但人类为万物之灵，她用历史的轨迹证明人能够在造化弄人的世界中用灵性良心不断认识自然，从天圆地方到地球中心论，从太阳系的六个行星到现在的大个行星，人类从未停止对文明与理性的追求；人类也能够用自己的灵性良心发展杀生成仁的善。
最后杨绛希望人们通过合适的方法用灵性良心锻炼自己的灵魂，不仅有身后名的英雄们是有价值的，人世间默默无闻的人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命个体也同样值得尊重。每个生命个体“有了信仰，人生才能有价值” [7] (p. 111)，但是没经锻炼，仅仅服从于肉体的欲望不加克制，信仰是不会生成的。
4. 结论
在人世倾轧、天灾人祸、命由天定的种种因素下，在苦痛之中认识自己、锻炼自己、洗涤自己是上帝给每一个人创造的公平机会，唯有此，个体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而在杨绛所有作品中的人情世态并没有传达出这样的价值观念，有的只是温情地揭露，理解之中却又不乏同情，人心向善的信念、人生向上的信仰以及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是她文学创作与生存经验永恒的主题，因而她的创作与她一生的经验所得形成了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