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详检王阳明早年的为学经历和理学造诣，王阳明二十一岁在经历了格竹之挫后，只觉圣贤不是人人都可做，便泛滥于词章，此阶段持续了五六年之久。二十七岁时，感到“词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又二度循着朱子的路，做穷理之功，发现朱子“格物”始终事物之理与吾心为二，打不成一片，但此时阳明又不知心与理如何为一。王阳明正德元年(1506)丙寅，与湛甘泉一见定交之后，友情甚笃，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白沙心学的接触。相识之时，已经提出“随处体认天理”宗旨数年，，此时阳明并未确立自己的为学宗旨。王阳明经湛甘泉间接吸收到白沙心学，从理学转向心学，在经龙场一大开悟之后，终悟“吾性自足”。王阳明与湛甘泉的交往，由此形成的与白沙心学的接触，是王阳明思想走向成熟与自立的基础。
2. 格竹之挫
当王阳明幼年时期，明代的学术虽已经开始经历白沙之一变，但在主流上仍旧是以朱子学为主，当时士人所习学者仍为朱子学，王阳明亦不例外。早在王阳明十二岁时，便受父命而从塾师受学，习举子业。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许多理学的著作，即所谓“遍求考亭遗书读之”，这是当时修习举业必读的书籍，凡业科举者无不例外。目前传世的文献记录并不能证明王阳明在这一时期所受到的教育与普通的举子业有什么不同，也即是说此时王阳明所进行的仍旧是平常为求功名而进行的理学学习，并没有所谓追求学为圣贤的特殊实践。但正是这种出于追求功名的举子业，使得王阳明开始接触到了理学，也奠定了其学术朝理学方向前进的初阶。到明孝宗弘治二年(1488)七月，王阳明在理学之路上的追求递进一步，此年他因往江西迎娶夫人诸氏，于归途到广信拜访了吴康斋的门人娄一斋。对于王阳明的到访，一斋与他讲宋儒即物穷理的格物之学，并告诉他“圣人必可学而至” [1]，这一席谈话引起了年轻的王阳明内心的倾慕，使他燃起了追求圣贤境界的渴望，于是“遂深契之”。到这个时候，王阳明才真正开始了对于圣人目标的追求。在王阳明十九岁之时，因祖父下世，王阳明随父返回浙江，在此期间，龙山公“命从弟冕、阶、宫及妹婿牧相与先生讲析经义”，王阳明则大量搜罗“诸经子史读之”，学业猛进 [2]。可以说，王阳明在这一时期的学习中是极为刻苦的，但他却对朱子理学格物的具体操作方法产生了极大误解，这一误解致使他在二十一岁之时出现了“格竹”的一幕。《年谱》载：
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 [1]
在这段记录中，王阳明因为遍读考亭遗书而偶然有了对格物之说的思考与实践，出于对先儒学说之印证，即取官署中竹子而格之，反复沉思，均不能有所得，乃至于遇疾。而王阳明本人对于此事的叙述则是：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1]
在王阳明自己的叙述中，乃是因与朋友谈及格物之说时，产生了对于常人无力量格尽天下之物的怀疑，便以亭前竹子作为试验，两人先后昼参详竹子中道理，穷竭心思，最终纷纷病倒。两则材料在具体的叙述上存在着差异，但却共同呈现出一个事实，即王阳明在这个时候进行过一次以失败告终的格物实践，并且这次失败的实践给他产生的思想冲击是很大的，他因此放弃了一直追求的学为圣人的目标，转而从事于辞章之学。对于这次实践失败的原因，日本学者冈田武彦认为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王阳明的方法过于偏向禅学 [3]，即是王阳明在实际的操作方法上出现了错误，但王阳明自己却不认为是自己的方法错了，他认为自己是严格依照朱子的方法来进行的，即上引文中所谓“我着实曾用来”，此条记录出自王阳明晚年，也就是说他直到晚年依然不认为自己的方法有错。那么，真实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的呢？欲知其真相，犹须回看朱子自己如何论证他的格物理论。
朱子关于格物的论述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在《大学章句》中所引用的程子之语，即常说的“格物补传”，今全录其文如下：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 [2]
在这一段补传当中，朱子摘取程子旧文以解释格物，在此，程子强调要依据人心之中本已具备之理而更加深入地探索外在事物之理，并非唐突地进行悬空思索，影响揣摩。但此段文字仅仅道出了格物的大方向，并未明确说明格物的具体操作。天下之物至众，因物之不同而其探究的方法也就不同，因此，凡对于物理之研究，自古以来无不独立成一体系，为专门之学。正因如此，凡统论格物之方法，往往只能言其大概，而不能形成一程式化的操作流程。又儒学与现代科学不同，其在较大程度上强调身心的修为，此种修为往往因人之不同而具有很大的特殊性，难以一概定论，故虽孟子言浩然之气，也只能大概说到“集义所生”“直养而无害” [2] 而已，并不能给出明确的操作流程。从这两层意义上来说，格物补传对于格物问题的点到为止，恰是其精蕴所在，实不足为程、朱二先生诟病。但在朱子与门人的答问中，就格物问题讨论则颇多，亦甚细致。其答门人问云：“且要见得大纲，且看个大胚模是恁地，方就里面旋旋做细” [4]，要先有一个大概的认识，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进行逐步的精细和深化，循序而下，并非“难晓易晓底，一齐都要理会得” [4]。朱子所论格物的对象主要是人们日常所面对的伦理事件，在这些事件的处理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凭借自己已有的认识而推广之的，此自不待论说，但对于知识性的问题，是否仍可如此，此则当别论，但就王阳明格竹之事实可以发现其显然是将朱子的格物理解为一种知识物理的识取，而非是伦理道德的感悟。对于朱子格物关于知识性的问题是否仍可以推而广之，朱子与门人的答问鲜有提及，但其曾举五代时一武将的事例，或可资参考。《朱子语类》载：其人“年大而不识字，既贵，遂令人于每件事物上书一名字帖之，渠子细看，久之，渐渐认得几个字。从此推将去，遂识字” [4]，识字与物理的识取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彼均为知识性之问题，于此等问题，犹须循序而进，渐渐推之，非是赫然立一物于面前，去生硬地揣摩。基于以上之论述可以知道，朱子所主张的格物之说是当面对一事物之时，当根据自我对其已有的认知而逐步深化对此物的认识，循序而渐进，最终至于穷极其物之理。
尽管此时的王阳明学习理学已有不少岁月，对于理学著作也阅读不少，但从格竹一件事来看，他对理学的格物学说的理解和认识仍然有待完善之处。由此亦可知王阳明虽自见娄一斋以后便有求为圣人之志，但直至此时，他并没有在学术上取得对理学理论较为真切的认识。格竹之事虽然对他的求学经历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学理上并未完全成熟。
3. 离二之困
在遭受格竹的挫折以后，王阳明的注意力暂时转向了辞章之学，但出于科场功令的追求，他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完全抛下理学之书，而是时有披览。直到二十七岁时，他在一次读书时读到朱子给宋光宗的一封奏折，上面有“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一句，有感于此言，后悔自己“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于是他改变了之前鲁莽灭裂的求学方式，转而遵照朱子之言，循序致思，这一方法上的转变在起初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其对事物之理的探究“渐渍洽浃” [1]。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循序探究物理的过程中，王阳明遭遇了向外格来的物理无法与自己的内心做到有效的融合，“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 [1]。这种心与理离二的情况并非只在王阳明的身上出现，比王阳明稍早的陈白沙也曾遇到这样的情况，陈白沙二十七岁时到江西崇仁向吴康斋求学，在此期间，陈白沙遍读圣贤之书，但却遭遇了学问没有入处的难题。后来他辞别吴康斋回到白沙老家，仍然从事于简册之间，但依旧未有所得，他在《复赵提学佥宪》中描述这件事情道：“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脗合处也” [5]。心与理之间没有“凑泊脗合处”，不能进行很好的融合，做到心与理一，从容中道，做到对外在的应酬事物做到应对自如、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样的问题对陈白沙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王阳明此时的遭遇与陈白沙如出一辙，面对这一问题，陈白沙用变换为学路径的方式来解决之，走上了一条追求自得的静坐中养出端倪的为学模式。但当时的王阳明并没有能解决这一问题，引起了长时间的心情抑郁，最终使得大病发作，这使王阳明再次对“圣人必可学而至”产生怀疑，认为圣贤有分，并非常人所可以企及。
重新复归理学道路的王阳明在此时所面临的情况，与其说是外向求理的治学模式的弊端，倒不如说是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践履不得力。从《年谱》的记录来看，王阳明的此次转向主要在于由之前的专务博览而变为循序致精，其关注的中心问题仍旧在知上，并未涉及到行，而其所谓“渐渍洽浃”亦不过是认知之洽浃，而非修养之圆融。即此可知，王阳明早年的理学求学之路虽再次经历一次变局，纵使其在求理上改变了之前鲁莽灭裂的习惯，但到目前为止，王阳明对于理学的认识仍没有达到可以自立的程度。
4. 门庭一变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三十一岁的王阳明因为身体原因返回浙江，在阳明洞中筑室修炼道家导引术调养疾病，这段时间内，除了修习道家秘术以外，他还接触到了陈白沙之学。此时与他相过从的人中，许半圭是陈白沙的后学，据《明儒学案》记载，许半圭在王阳明筑室阳明洞以前，便“白袍草屦，挟一衾而出”，欲前往广东新会拜访陈白沙问学 [6]。行至湖广的大厓山，在此遇见陈白沙的弟子李大厓，李大厓在陈白沙门下也最称高徒，黄梨洲在《明儒学案》中称他“胸怀洒落，白沙之门更无过之” [6]，足见其造诣之高，非寻常文人。许半圭就地问学于李大厓，历经三时，然后返回浙江。当王阳明筑室阳明洞期间，许半圭是他最为重要的友人之一，相互之间过从甚秘，而与许半圭的交往也是王阳明与陈白沙学术的第一次接触。由于各种资料对王阳明和许半圭在这一时期的记录并不充分，目前并不清楚这次接触究竟给早年的王阳明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但当王阳明离开绍兴阳明洞以后，他对陈白沙的学术则有了一次更为深入的交流。在重返京城以后，王阳明结识了陈白沙的高足湛甘泉，并相互定交，虽然二人结识不久，王阳明便因为触怒刘瑾而被贬谪到贵州龙场，但湛甘泉对王阳明在学问上造成的影响却不能因此而被低估，王阳明在湛甘泉出使安南时所作的《别湛甘泉序》中说道：
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后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 [1]
在这一叙述中可以看到对于王阳明而言，湛甘泉是他在对圣学彷徨和孤独之时的情感支持者，正是湛甘泉的这种支持使王阳明对圣学的信心坚定下来。而从王阳明前往贵州龙场时写给湛甘泉写的诗来看，王阳明在湛甘泉的影响下，其对理学的理解也逐步加深，并明显地向陈白沙的方向上倾斜。《阳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赠崔子钟和之以五诗于是阳明子作八咏以答之》其六云：
静虚非虚寂，中有未发中。
中有亦何有？无之即成空。
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
至哉玄化机，非子孰与穷！ [1]
对于虚静、未发、心性本体这样一些造化玄妙的问题，王阳明平日常与湛甘泉谈论，而今将远隔重山，未知将“孰与穷”？而此时在他的意思当中，对于道体把握的方法已经开始转向“无欲见真体”的内向化的为学模式，而不是恪守朱子所主张的外向穷理，然后持敬涵养，最终融贯一身的路径，正是这样的路径转换，使得王阳明此后的思想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因上疏得罪宦官刘瑾，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驿丞。经过艰难跋涉，他于正德三年(1508)春天到达龙场。由于现实的凄凉苦楚，内外俱困的王阳明做了一个石墩，并发誓说：“吾惟俟命而已！” [1] 在石墩之上“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 [1]，并在静坐之中“日绎旧闻” [1]，对曾经所学的学问进行重新的䌷绎，直到一天深夜，忽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1]。在这样一次思想的顿悟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其转折的具体内容是一种治学路径的方向转变，从而强调“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人天生而具备圣人之道，并不需要再向外界去寻求，为学的主要方向应当注重对于本心的发明，发明得此本心，则自能真知得圣人之道，因此他在此时也感慨自己从前求至理于外物的为学方法是一种错误。而王阳明藉以实现这种学问转折的方法也恰好是一种静中体悟、内向求证的方法，一种“无欲见真体”的方法。在此后的讲学生涯中，王阳明将格物解释为“正物”，而其核心则是对自心念虑之微的去不正而归之于正，是一种针对于自我思虑意念的内向性的格物，王阳明深信在自我念虑归于正之后，外事则亦能随之而归于正途。
可以说到农场悟道为止，王阳明已经形成了一种内向求证的格物观念，这种格物观念并非导源于朱子学的格物观，这种内向取证的格物观的形成，则直接导源于陈白沙一系之学问，最保守地说，可以其肇始机缘直接追源湛甘泉，正是与湛甘泉的交往，受到湛甘泉学问的影响，王阳明渐渐转向了一种内向求证的为学路径，这一路径在龙场悟道之时最终形成，并由此奠定了王阳明学术的基本规模。
5. 结语
王阳明经历长达二十年的学术探索，几经波折方始成立，形成以内向求证为主要入手的学问模式，但须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王阳明在学术上重内而遗外。事实上在此后的教学实践中，王阳明先后强调知行合一、事上磨练等问题，均是在突出外在层面的重要性，直至致良知思想提出以后，这一倾向仍然得到保留，内外兼重始终是王学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