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效应研究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on Migrant Workers’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摘要: 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2019)中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分析，引入收入公平感、社会保障待遇公平感、城乡待遇公平感、经济地位公平感、政府信任度以及生活满意度为中介变量，基于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法，构建社会保障满意度、中介变量以及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回归模型并提出假设。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满意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其社会公平感提高38.4%；6个中介变量对社会公平感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效应比率为33.95%，且政府信任度和社会保障待遇公平感的中介效应最强，对社会公平感的正向影响最显著；社会保障满意度对所有中介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尤其对生活满意度的促进效应最强。研究结果为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满意度探索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提升策略提供借鉴。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data of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2019), introduce income fairness, social security treatment fairness, urban and ru-ral treatment fairness, economic status fairness, government trust, and life satisfaction as interme-diary variables. Based on Bootstrap Mediation Effect Test Method, construct regression among model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intermediary variables, and social justice and propose assump-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for every unit increase in migrant workers’ satisfaction with social security, their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increases by 38.4%; the six mediating variables have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with an effect ratio of 33.95%,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government trust and social security treatment fairness is the strongest, and the positive impact on social justice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all mediating variables at the 1% level, and it has the strongest promotion effect on life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explore strategies to improve mi-grant workers’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through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1. 引言

建党百年来，我国的农民工经历了从控制盲目流动到规范流动再到公平流动阶段 [1]，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愈发成为产业工人的中流砥柱，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可小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的规模日益壮大。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比上年增加691万人，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7,172万人，本地农民工12,079万人¹。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外出务工一直是农民工增加收入的重要方式，对削减农民工的远期剥夺感效果突出 [2] [3] [4]。但与城镇居民和工人相比，农民工的公平感仍然较低 [5] [6] [7]。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到来，维护农民工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成为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备性是社会公平的现实体现。已有研究发现，居民在基础医疗服务、就业环境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感到不公平 [8]。经济状况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以及能力和收入合理度等与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9] [10]。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再分配水平虽维系了生存公平，但仍不能确保劳动公平 [11]。同时，农民工对社会公平感评价一般，以往固有的户籍制度过于凸显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身份特征，也会影响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并降低其公平感 [12] [13]。

囿于二元结构对农民工身份的限制，农民工在城市化发展背景下与城镇职工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以及劳动权益等方面的不对等使其逐渐产生愤懑与积怨情绪，这也引起了各类学者对农民工公平感问题和解决对策的广泛探讨。为此本文以社会公平感为研究主题，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 (2019)探析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其社会公平感的效应。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公平属于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是指处理事务合乎情理，避免标准出现偏差或不同 [14]。公平感反映了群体对资源分配情况的态度，是人们在面对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情况下自然产生的感知 [15]。社会公平体现的是个体间在社会关系上的平等，各种资源合理公正的分配，既指生存机会均等和产权的合理分配，也指发展的公正与合理 [16]。而社会公平感是一种价值感知，评判的是人们对当前社会公平的程度，体现一种社会共享的价值理念 [17]。

就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问题，韩枫(2016)基于京津冀地区研究得出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等流动人口有重要的社会稳定作用 [18]。殷佳隽和邓梦芸(2018)基于CGSS2013的数据得出了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项目对社会公平感有正向调节作用 [19]。以上研究说明，二者之间具备一定关联，社会保障可以提高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减少社会冲突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据此提出第1个假设：

假设1：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满意度越高，其社会公平感越高。

社会保障作为国家建立的一种重要的制度，作用之一就是促进社会公平，充当社会安全“稳定器”。徐强(2013)认为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不公平现象，这种不公平体现在参保情况以及城乡养老待遇的差异等方面 [20]。陈晨(2019)研究发现同时参保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这两项社会保险比均不参加的人社会公平感高28.10% [21]。这些研究均验证了社会保障满意度和民众的公平感有关联。

首先，收入分配公平对社会公平感有影响。蔡丽华(2012)表示当前社会利益分化愈演愈烈，民众内部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使得民众社会公平感降低，逐渐产生愤懑与逆反心理，导致社会冲突意识增强。其次，社会保障待遇的提升也会促进公平感的提升 [22]。郑岩和杨志宏(2011)认为社保待遇要落实到个人，通过一系列保障项目的落实能够提高整个社会公平 [23]。第三，社会经济地位也会影响社会评价。高文珺(2020)指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公平感联系密切，尤其体现在主观社会阶层层面 [24]。第四，城乡之间在制度、福利等待遇方面的差异对农民工的公平感有影响。赫明轩(2015)发现待遇不公问题表现在城镇职工与居民在养老待遇上对比明显以及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差距不合理 [25]。

纵观以上分析，公平感因素在社会保障满意度和农民工社会公平感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据此提出以下4个假设：

假设2：收入公平感是社会保障满意度影响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一个中介机制。

假设3：社保待遇公平感是社会保障满意度影响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一个中介机制。

假设4：城乡待遇公平感是社会保障满意度影响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一个中介机制。

假设5：经济地位公平感是社会保障满意度影响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一个中介机制。

政府信任是指社会群体基于政府的运作并依据其对政府的期望，对政府的评价取向。现有研究表明，政府信任度的下降与社会公平感有显著的关系。邱志媛和候人方(2020)发现政府信任与社会公平感知和社会信任之间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显著且效应大小相近，提供切实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提高信任度必不可少的方法 [26]。因此，可提出下一个假设：

假设6：政府信任度是社会保障满意度影响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一个中介机制。

针对社会保障与民众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史耀疆和崔瑜(2006)基于公平感知和生活满意度评价视角，发现两者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27]。李保臣和李德江(2013)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与突发性群体事件意愿负相关关系明显。冲突意识的产生和公平感具有强关联，社会的不公激发了他们心中的怨恨，导致产生冲突行为 [28]。因此，本文提出最后一个假设：

假设7：生活满意度是社会保障满意度影响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一个中介机制。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及变量设置

3.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2019)]。2019年收集的样本总数为10,283个。因为本文关注的是农民工群体，所以样本选取的是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户籍人口，删除无关数据以及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后，最终得到1425个样本数据。

3.1.2. 变量设置

第一，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目前国内研究中对社会公平感大部分通过问题形式来考察人们对当前社会公平程度的主观判断。在CSS (2019)中表现为用1~10分反映被访者对于社会总体的公平公正情况的感受，分数越高即认为越公平，用于本文则表现为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这一变量能够很直观地反映农民工对于社会的总体感受，进而预测其行为。

第二，本文的自变量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满意度，表现为用1~10分反映被访者对当下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状况的评价，分数越高表示越满意。

第三，中介变量的选取：收入公平感指标采用CSS (2019)中询问被访者对当前经济生活中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看法的问题；社会保障待遇公平感指标采用CSS (2019)中的有关当前生活中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的公平程度如何的问题；社会地位公平感指标采用CSS (2019)中的有关自己目前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层次的问题；城乡待遇公平感指标采用CSS (2019)中有关当前城乡间待遇的公平程度的问题。以上问题分值均为1~5，分数越高表示被访者认为越公平。

对于政府信任度，采用的是CSS (2019)中问题“您信任中央政府吗？”用1~5分表示政府的信任程度；对于生活满意度，采用的是CSS (2019)中问题“总体来说，您对生活的满意度如何？”用1~10分表示被访者对当前生活的满意程度。

第四， 本文选取了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年收入(万元)、政治面貌、以及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考虑到以上变量均可能影响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控制这些变量能够观察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社会总体公平感的纯效应。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分析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3.2. 模型选择

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作为主要研究工具分析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其社会公平感的作用。第一步设定模型A₁为：

$Y=a_{1i}+{\displaystyle \underset{j=1}{\overset{9}{\sum }}{b}_{1ij}{X}_j+u_{1i}}$ (1)

公式(1)验证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其中，X₁~X₉分别表示为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年收入(万元)这8个控制变量和社会保障满意度，Y代表社会公平感。第二步设定模型A₂~A₇为：

$Y=a_{2i}+{\displaystyle \underset{j=1}{\overset{9}{\sum }}{X}_j+b_{2i\left(10\right)}{X}_{10\left(i\right)}+u_{2i}}$ (2)

公式(2)中i = 1到6。X₁~X₉同上，X₁₀₍₁₎~X₁₀₍₆₎表示收入公平感、社会保障待遇公平感、城乡待遇公平感、经济地位公平感、政府信任度和生活满意度这6个中介变量。

最后一步验证社会保障满意度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设定模型B₁~B₆：

$Y_i=a_{3i}+{\displaystyle \underset{j=1}{\overset{9}{\sum }}{b}_{3ij}{X}_j+u_{3i}}$ (3)

公式(3)中i = 1到6。X₁~X₉含义同上。Y₁~Y₆分别代表前文提到的这6个中介变量。

为了验证这6个变量的中介效应，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Boot LLCI, Boot ULCI)的95%置信区间是否包括数字0。如果该区间不包括数字0，则中介效应显著；如果区间包括数字0，则中介效应不显著。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上节建立的回归模型A₁~A₇，得到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其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作用如下表2所示。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intermediary variables on dependent variables

表2. 自变量、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注：^*、^**、^***分别表示变量系数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同。

从表2中模型A₁看出，对农民工而言，性别、年龄、民族和政治面貌对社会公平感作用不显著。教育程度对社会公平感在5%水平上显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公平感越高。婚姻情况对社会公平感作用显著，结过婚的农民工往往社会公平感更高。宗教信仰对社会公平感作用不显著。年收入(万元)对社会公平感在5%水平上显著，年收入每提高一个单位，其社会公平感提高7.1%。社会保障满意度对社会公平感在1%水平上显著，社会保障满意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其社会公平感提高38.4%，假设1得到检验。

4.2. 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表2模型A₂~A₇研究6个中介变量对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发现，对农民工而言，这6个中介变量对社会公平感均在1%水平上显著，6个中介变量每提升一个单位会使社会公平感相应提高26.9%、29.0%、22.3%、14.9%、36.5%以及23.5%。进一步发现，经济地位公平感的中介效应最弱，对社会公平感的正向影响最小；而政府信任度和社会保障待遇公平感两个变量的中介效应相较其他指标更强，对社会公平感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那么，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影响如何？表3中的模型B₁~B₆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全部的中介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具体来看，社会保障满意度每提升一单位，收入公平感提高7.6%，社会保障待遇公平感提高10.8%，城乡待遇公平感提高10.4%，经济地位公平感提高8.3%，政府信任度提高3.6%，生活满意度提高38.2%，可以发现社会保障满意度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最弱，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最强，且社会保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比率是政府信任度的约10.61倍。

根据前文介绍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用Bootstrap法自抽样迭代500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4。分析可知这6个中介变量的(Boot LLCI, Boot ULCI)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其中介效应均显著。总的中介效应值是0.1306，所有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总效应值是0.3837，进而得出中介变量中介掉了33.95%的效应(0.1306/0.3837)。因此，本文所设的6个中介变量对社会公平感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部分中介效应比率为33.95%，“社会保障满意度→收入公平感/社保待遇公平感/城乡待遇公平感/经济地位公平感/政府信任度/生活满意度→社会公平感”的作用机制得以证实，假设2~7得到验证。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to intermediary variables

表3. 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分析表

Table 4. Bootstrap mediation effect checklist

表4.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表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性，本文运用SPSS软件将样本随机缩减成原来的80%容量(N = 1140)作为稳健性检验，在相关控制变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再使用回归模型A₁~A₇和B₁~B₆测算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以及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为了更直观的对比测算结果的变化，表5和表6省略了相关控制变量的数据展示。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of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intermediate variable on dependent variable regression analysis

表5. 自变量、中介变量对因变量回归分析的稳健性检验

Table 6. Robustness test of independent variable to intermediate variable regression analysis

表6. 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回归分析的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中，模型A₁~A₇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满意度对社会公平感依旧在1%水平上显著，社会保障满意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其社会公平感提高38.1%，不同中介变量每提升一个单位会使社会公平感相应提高27.0%、28.7%、22.4%、15.1%、36.2%以及23.1%；模型B₁~B₆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满意度每提升一单位，收入公平感提高7.7%，社会保障待遇公平感提高10.6%，城乡待遇公平感提高10.2%，经济地位公平感提高8.2%，政府信任度提高3.5%，生活满意度提高38.3%，以上各项数据结果与前文存在略微差异但并不影响总体实验结果和后续结论，因此通过稳健性检验。

5. 结论与建议

5.1.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CSS (2019)的数据，通过对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分析，引入收入公平感、社会保障待遇公平感、城乡待遇公平感、经济地位公平感、政府信任度以及生活满意度为中介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分析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其社会公平感的效应，并采用Bootstrap检验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满意度每提升一单位，其社会公平感提高38.4%；6个中介变量对社会公平感均表现为1%水平上正向显著，其中政府信任度和社会保障待遇公平感的中介效应最强；中介效应检验进一步证实6个中介变量对社会公平感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效应比率为33.95%；社会保障满意度对所有的中介变量均表现为1%水平上正向显著，相较其他变量，社会保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促进效应最强。

5.2. 对策建议

5.2.1. 强化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

“以人为本”是对制度进行顶层设计的首要原则。为了尽快建成城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应践行“十四五”规划的方针要求，始终秉持公平公正的思想对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进行规划，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以及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法律法规，解决农民工的基本需求。同时为了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建设目标，灵活调整当下不合时宜的制度和体系，继续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体制，打破城乡户籍制度壁垒，保证城镇职工、居民以及新农合等制度的顺畅衔接，从而提升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努力实现应保尽保。这对提高其公平感，安抚其社会情绪，维系社会秩序起到重要作用 [29]。

5.2.2. 推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一元化发展

收入、社保待遇、城乡待遇以及经济地位都会影响农民工对社会公平性的感知，而现在农民工的社保制度面临基金缺口较大的难题，为了确保农民工各项福利的公平享有，国家应对农民工的社保基金进行专项管理，努力提高社保统筹层次，并制定统一标准的保险关系转续办法，使社保制度改革朝着一元化方向发展，保证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居民的待遇水平相同。另外，可以在农民工流入地和流出地建立一种横向的财政制度，简化异地转移支付的流程，保证地方基金统筹地区对农民工社保财政支付的按时发放。建立该制度可视为城市对农民工群体在收入和待遇水平上的补助，对增强其社会公平感，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

5.2.3.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四方监督机制

政府信任度对农民工的公平感的促进作用显著，建立完善的“政府–企业–农民工工会组织–农民工”四方监督机制是提升政府自身信任度的有效途径。政府作为整个机制的主要管理者，应统筹协调其余三方，保证监督机制的正常运行。企业作为农民工社保制度实施的责任主体，应做到制度流程简洁高效，财政支出公开透明。农民工工会组织应督促企业与农民工及时签订劳动合同，确保农民工养老、医疗等保险足额缴纳。另外，政府、企业、农民工工会组织三方需加强对农民工的普法教育，拓宽宣传通道，普及社保相关知识，可以借助主流媒体的便捷性宣传社保制度的优势。农民工个人也应积极参保，遭遇困难及时求助政府、企业或者农民工工会组织，维护自身的社保权益，这对于提升农民工自身的生活满意度，营造和谐社会意义深远。

NOTES

^*通讯作者。

¹国家统计局:《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4/t20220429_18301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