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芥川龙之介是二十世纪日本著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文字总是充满对于人性的思考，《罗生门》作为其处女作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法和结构，展现了日本社会当时的恶劣环境和人性阴暗的一面，表达了“他人即地狱”的主题。
2. 外聚焦模式叙述结构
《罗生门》作为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中之一，芥川龙之介将关注点放在了使历史人物和历史典故与现代人生相结合，通过借古讽今的手法表达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在《罗生门》中，芥川龙之介运用了具有现代意识的叙事结构和技巧。在叙事小说时，同样的剧情和故事素材，往往会因为不同的讲述手法和方式而截然不同。因此，在小说写作过程中，视点，即作者与他所讲述的故事之间的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短篇小说通常采取的结构模式有三种，即全聚焦模式、内聚焦模式和外聚焦模式。
在《罗生门》中，芥川龙之介采取了外聚焦模式的叙述结构。小说中当作者对故事情节的掌握程度比较低时，就构成了外聚焦模式。在文本中，作者并未清晰地交代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读者只知道大约是某天的夜幕时分。对于角色的生平作者也知之甚少，只知道仆人已经被解雇了，而老妪的生平更是一无所知。对于结局，作者的描述是：“仆人的行踪谁也不知道。” [1]。在外聚焦模式的写作结构中，如同《卡夫卡》的局外人，叙述者所知道的信息就等同于读者所获得的信息。在小说中，作者作为旁观者冷眼看待故事的开端和结局，不添加主观色彩。外聚焦模式虽然是一种写作方式，但也突出体现了芥川龙之介对于现代人类生存状况的观点和看法。对于小说中仆人和老妪的行为的评价，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思考空间，读者可以凭借人生经历和想象力充分与作品对话 [2]。《罗生门》描写了仆人的心理由善向恶转变的过程。在被解雇后，仆人还在考虑是否要不择手段地去求生存，他甚至还想到“除了当强盗以外别无他法”。当仆人看到老太婆拔死人头发的时候，他认为“那当然是决不能宽恕的大恶之事”。但当他听完老太婆的陈词后，他又觉得“饿死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能再予考虑了”。作者通过对仆人心路历程的描写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显然间接地传递了主观意见。这是由于外聚焦模式的叙述结构有其自身缺陷，绝对客观的叙述方式会导致文本具有冷漠性，人物形象塑造的不够立体丰满 [3]。因此，芥川龙之介在《罗生门》中既呈现了现实社会的客观性，又没有完全丧失主观性，使得小说的文学性大大增强。
3. 美与丑的意象分析
《罗生门》中丑和美的形象具有重要的意象，隐藏着芥川龙之介对于社会的看法。小说中的丑与恶是浮于表面的，而美与善则蕴藏较深，对于丑的描述和批判是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其作品所展现的怪诞效果，具体呈现了社会的恶和人性的恶。例如在《火男面具》篇中，在主角身上丑体现的淋漓尽致，面具是丑，内心是丑，在哗众取宠中迷失了自我。又如在《猴子》篇中，作为丑恶意象化身的罪犯猴子，无情地捉弄着人类，暗喻人类被历史裹挟捉弄，反衬出对于美好生活和自由的向往。以丑衬美是《罗生门》中独特的艺术手法，使得小说的意境更有层次感，赋予读者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在小说中，美与丑两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芥川龙之介在其中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充满对你的世界通过以丑为美、以丑衬美等艺术手法描绘了一幅残酷又美好的现实社会图景 [4]。这种表达手法其实存在于芥川龙之介的很多短篇小说中，例如在《舞会》中对于菊花的描写，舞会用黄色、红色、白色的菊花装饰，但却象征着幻灭，文章现实中少女的华丽服装已过去凋谢的玫瑰形成鲜明对比，作者实则想表达想象的美好和现实的残酷。《罗生门》是一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体现了现实的虚无感，从丑与美两个方面出发去考察生活和世界，表现了在道德原则在现实社会中的崩塌，蕴藏了对于人性阴暗面的揭示和批判 [5]。
揭露社会现实的目的在于批判，在艺术作品中，美和丑都是相对的，没有美也就无所谓丑，芥川龙之介的不同点就在于他没有在小说里直接揭示对于丑恶的批判，而是呈现出客观的情节让读者去评析其中的丑恶，使得代入感更加强烈。《罗生门》赋予特定的人物形象，一步步展开剧情，针对人性之恶，抨击了日本社会当时的环境和人的生存困境，唤醒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他许多作品的核心思想。
4. 人性之美丑
芥川龙之介出生于日本大正时代，他坎坷的人生经历也造就了他独特的文学风格，在他幼年时母亲精神失常将他过继给了舅舅，童年时期的不幸经历造就了他细腻的思维。后来，在创作时期他吸收了夏目漱石以悲为美的思想，使得他在作品中呈现出了较明显的悲观主义和现实主义 [6]。《罗生门》创作于1915年，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芥川龙之介目睹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目睹了日本深陷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泥沼之中，目睹了社会上出现的人性扭曲，道德沦丧的现象。在小说开头用了大量的描写体现日本的城市衰败，在大背景如此颓废的情况下，仆人在善与恶之间的抉择就合乎情理了许多。
弗洛伊德在《本我与自我》一书中论证了人格心理结构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小说中仆人的心理变化反映了其人格心理结构的变化。最初仆人有着极强的自我意识，被解雇后他一直在思考人生应当何去何从，要不要当一个强盗。后来超我占了上风，目睹老妪拔死人头发之后他内心的道德感剧增，最终决定通过武力制服老妪。本我最后胜出，在他听完老妪说死人生前将蛇当作鱼干卖，自己只是以恶制恶，在现在的社会，人们早已将道德原则抛诸脑后了，仆人内心的自我再次被唤醒，仿佛从老妪的话里得到了勇气，出其不意地剥掉了老妪的衣服逃走了。通过这一系列的行为，仆人已经被原始的欲望支配了，并且通过老妪的陈词让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了，也意味着他彻底逃脱了道德原则的束缚，善恶有时只在一念之间 [7]。在《罗生门》中，仆人和老妪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利己主义。首先是老妪，她为了生存去拔死人的头发，并且用一套“行恶合理论”说服了仆人，这也是后期仆人的行为和心理从恶转向善的原因。从老妪的角度而言，她这么做是出于生活的无奈，与死者生前所做的缺德事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同理，从仆人的角度而言，仆人剥去老妪的衣服也是出于生活的无奈，如果他不这么做，可能会被饿死。无形中仆人已经成为了一开始他设想成为的强盗，并且在老妪的言论驱使下，心安理得地做了一切。在当时动荡不安的年代，生存问题得不到保障时，人性之恶暴露得淋漓尽致，这样的情节引人深思：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人性本恶还是社会环境使然呢？
小说的结局是开放性的，“仆人的去向，自然无人知晓”。究竟仆人会继续强盗之路还是迷途知返谁也无从得知，尼采曾说：“善行恶行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善行是得以深化的恶行，恶行是粗俗化、愚昧化了的恶行，判断力的差异决定了一个人会在这种要求驱使下走向何方” [8]。从《罗生门》中我们开始看出芥川龙之介将各种矛盾对立起来，生与死、美与丑、善与恶等二元对立使得故事更加深刻可读，小说的层次感也更加丰富。
5. 结论
芥川龙之介作品的主题多集中于对人性之恶的揭示，表达了社会的残酷和人的利己，对《罗生门》的外聚焦叙事结构和丑恶意象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思想的核心内涵。小说中独特的叙事技巧大大增强了文本的张力，使小说更加具有层次感，对于丑恶意象的烘托和描写充分展现了彼时日本社会环境的残酷无情，突出了“他人即地狱”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