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鸿”的字源追溯及字义引申
现代汉语中的“鸿”字的字形结构十分具有美感，就现代汉语论域本身来考察“鸿”字，属于“水”旁、“鸟”部，直观字义为“水边之大鸟曰鸿”，但是这部件分解法似乎无法解释偏旁和部首之间的“工”作何用，这可以说是汉字简化运用所存在的不足，因此，要想准确第把握“鸿”字的字形结构及字义成因，还必须回到“鸿”字的字形演变进程中去寻找。
“鸿”字的初文是
，指大雁一类大鸟，隹部，也即是鸟部，在古文中“隹”与“鸟”同形，这可以从甲骨文的字形构造中确证。
，这两个形式的甲骨文都将“隹”部的本义“鸟”形象的表示出来，就好像大雁高昂
着头颅冲向天际一般，那些行云流水的笔画走向就像是大雁那被风扬起的羽毛，迎风疏疏第舞动着。正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所载：鸿羽毛光泽纯白，似鹤而大，长颈，肉美如鹰。如此赋形，将大雁的优美形体生动地描绘在眼前。将鸟的形象生动地融合到赋形过程中并不难理解，但缘何要将“工”字用作“鸿”字的初文赋形中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专门考察“工”字的初文本义才能完成。“工”字最早见于甲骨文，为汉字一级属，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具有十分丰富的应用，但在“鸿”字的初文本义中，运用到“工”部的原因只能是基于“工”字本身的语义，即：指事造形。“鸿”字初文“䲨”之所以在赋形时用到“工”部，是因为最初被命名为“鸿”的那部分大雁生活在人工河水系——鲁西地区的五湖一线水系之中，有“人工河水上之雁”的意指。《说文》释：“工，巧饰也，象人有规榘也”，“工”本义是矩，一种曲尺，引申义多指能工、巧匠。鲁西地区的五湖一线水系是龙山文化时代由共工氏领导实施大规模治水工程留下的硕果，这一南北通向的水系是在原有天然湖泽系统基础上由人工建成的水道。因古时将治水这项任务称为“共工”，治水者称为“共工氏”，《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共工氏以水纪，为水师而水名。又由于南北迁徙的大雁宿居于五湖一线水系的湖荡中，故此地的大雁被特地命名为“鸿”。
除此之外，愚以为，“䲨”尚可作“具象造形”的解释。《工部》巨下云：“规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杨树达在《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则指出，按：工为器物，故人能以手持之，若工第为巧饰，安能手持乎……以字形考之，工象曲尺之形，盖即曲尺也。也就是说，除“施以人工”的引申义之外，就“工”的字形来讲，还表示一种“规矩”的形态，而大雁的迁徙形态，呈人字或一字型排开，队形整齐严密，如工字一般结构简易却不失稳固。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鸿”字的初文与本义无不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关系，而当“鸿”的初文本义在继续历经指事、具象、会意、形声等的打磨后，其字形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或是由于“水”旁比“工”部更具有江河的指示性，因此“䲨”演变出“水”旁，至此，“鸿”的现代字形基本形成。其含义也实现了多种引申：如鸿雁作为一种候鸟，一方面便被古人视为“信使”，以寄托游子的思乡之情；另一方面，这种稳定的迁徙规律，在古人眼中就是忠贞象征，古时候婚嫁礼仪的“三书六礼”中有纳采这一基本程序，而所谓纳采，就是男方家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前，女方同意后，男方会备上一只活大雁作为彩礼，前去求婚，以表示对婚姻的忠贞，是十分美好的寓意。
鸿雁作为一种高空飞鸟，有很强的集体意识，雁群的领导者不仅要求身强体壮，还必须时刻具备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不仅体现在雁群休憩的安全保障工作中，更要求尽力在迁徙时保证无雁掉队。因此，要想捕捉大雁是十分困难的，稍有不慎便会“惊鸿疾飞而起”而古代婚礼中要求用雁“纳采”，就十分考验捕捉者的智能和体能，能捕捉到大雁的人定是智勇双全之士。基于对鸿雁习性的认知，鸿雁又被看做是一种高远的志向代表。
2. “鸿”字的审美表达方式
可以说，“鸿”字不管从本义还是从引申义来说，都十分具有审美的探索意义，概括来说，有两种审美表达方式：对自然对象的直观式审美——即表现为对生态自然的关怀；精神生活维度的意象式审美——即显现为人之情感的寄托和志存高远的人生理想。
2.1. 直观式的审美表达——对生态自然的关怀
自然生态关怀层面的审美表达是对“鸿”字字形字义的直观。从字形上讲，现代汉语中的“鸿”字，已然在以前字形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并且更好地体现了其从江、鸟的字义，建构出一幅湖荡与天一系，雁于丛中安然栖息的和谐美景。相比于现代社会，古时期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自然的联系十分紧密，可谓是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因而自然环境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在所有的自然要素中，水源又是更为首要的存在。水作为生命之源，古人不仅要用水、更要治水，水系稳定有助于居民日常生活的稳定，而洪水泛滥则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安全，中国自古从“善治国者必重水利”、“服官济世水利为先”等治水观念的产生，到形成《水令》、《河防令》等制度使治水用水有章可循，无不体现了古人对于自然水系平衡稳定的重视。雁群择良地而栖，被其选择为栖息地的地方，必然是水系稳定且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之地。
基于前文的梳理，再考察“鸿”字的字形字义，在其赋形寓义之时是否就蕴含着对水文生态和谐稳定的美好期许呢？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命名为“鸿沟”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这一观点印证呢？
2.2. “鸿”之意象式的审美表达
所谓“意象”，即客观物象是基础，主观情意在客观物象的基础上进行加工，二者缺一不可，且客观的物象与主观意象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共通性。就意象的构成逻辑来讲，凡称得上意象的对象，必然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而“鸿雁”作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经典意象，在历史的积淀下，其内涵的审美价值更显丰富和深刻。概括来说，鸿的意象式的审美价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寄托情感思念和表达志向抱负。
1) 假“鸿雁”以寄哀思
春来秋去、南来北往是鸿雁的生物习性，早在《礼记·月令》中就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孟春之月鸿雁来，仲秋之月鸿雁去。”但这种生物习性落入离家游子的眼中，却也好似在漂泊，于是，鸿雁的最初意象就表征着居无定所的漂泊流浪者，迁徙大雁的鸣叫，似在悲鸣游子的凄凉处境，谓之“哀鸿”。“哀鸿”这一意象的最早出现在《诗经·小雅·鸿雁》中：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爱及矜人，哀此鳏寡。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宅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
鸿雁挥展翅膀肃肃起飞，穷苦的人儿也要背井离乡去服劳役了；鸿雁只能飞到沼泽中央歇脚，象征着那些不幸的人儿被迫在役地劳作，他们筑起一道道高墙，却不知自己的安身之地在何处，唯有以悲哀作歌，却被“愚蠢”的富人讥笑，那鸿雁划破天际的哀嚎，就像在表达流民心中的怨愤。此诗是宣王使臣安集流民所做，该诗中反复运用了复沓的句式，使鸿雁行动轨迹与劳民流民的颠沛流离形成对照，以鸿雁的飞翔、落地、哀鸣比兴流民的苦难凄凉。
自“《诗》借鸿雁表达了背井离乡的服徭役者的痛苦哀怨……‘哀鸿’成了历代流民离乡背井四处漂泊的代名词，传统的‘雁文化’也就深深烙上了漂泊流离的凄凉意境” [1]。后《大戴礼记·夏小正》又在表征颠沛流离的基础上深化出游人怀乡的情感：
“雁北乡。先言雁而后言乡者，何也？见雁而后数其乡也。乡者何也？乡其居也，雁以北方为居。何以谓之居？生且长焉尔。‘九月遰鸿雁’，先言遰而后言鸿雁，何也？见遰而后数之，则鸿雁也。何不谓南乡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谓南乡。”
“雁北乡”，即雁北向，北向之处，是大雁的家乡；遰鸿雁，遰往之南向，不是大雁的家乡，所以不说大雁朝南飞，而是说遰往南方的大雁。古人借此来表达，家乡和暂居地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唯有家乡的方向才是回归的方向，而家乡以外的其他地方永远都是“遰往”之处，是离开的方向。这种比兴手法的运用，让人闻之便心生对家乡绵延深重的思念。
将鸿雁象征为信使，是怀乡之情的继续深化。鸿雁的这一意象最早见于《汉书·苏武传》，苏武是汉武帝时期的中郎将，受命出使匈奴后被无理扣押，在北海牧羊十九年，终于在汉昭帝时期得以回国，《汉书·苏武传》中载：“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 [2], p. 124)“雁足传书”并非真正将大雁当做信使，此典故形成的原因更多的在于鸿雁本身的南北迁徙习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好意象。此后，“鸿雁传书”或“雁足传书”的典故便流传下来，与人们的思乡情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鸿雁的意象不仅是游子思乡之情的寄托，也是情爱相思之情的寄托。对于这一意象的运用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当属李清照的《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秋月皎皎，荷已残，冷滑如玉的竹席，透出深深的凉秋。残藕、秋月、落花，全篇似乎都是在写深秋的凄冷，但实际上是用含蓄的笔调传达了作者对于丈夫痴痴盼归的心情，一种相思两处愁，谓见雁如见故，实则鸿雁知归，但故人不再。含蓄的笔调却渲染出浓重的相思之情。
分别乃是人生之常，或是颠沛流离的困顿感、或是两处相思的无奈感，这些离别的愁绪郁结于心难以纾解，唯有假鸿雁以寄哀思，将哀思附于鸿雁，为内心的压抑和无奈寻求一个情感的宣泄口。
2) 假“鸿雁”以喻远志
贤人远志是鸿雁的另一意象。这一意象最初见于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日：“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叹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这句话其实很好理解，燕雀不知鸿鹄之志，这种认知的差距，就生物本性来讲，是形体、习性方面的差距造成的，燕雀形体娇小，易于藏身，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不是很苛刻，常见的树林就可以。但鸿雁形体较大，对栖居环境的要求较高，因此他们必须展翅高飞，寻求宜居之地。燕雀与鸿鹄的这种习性差异，被拟人化后，飞行高度便等同于眼界，对栖居环境的要求则代表着人的不落俗流，正如自幼耕田的陈胜，心智并没有被局限在田埂之中，反而相信终有一天能够摆脱这种贫苦的状态，正因为有这种志向和勇气，后来陈胜果断抓住时机，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划时代口号，完成命运的跃迁。
这种对于物种的拟人化的解读，就像《庄子·内篇·逍遥游》中蝉和雀讥笑大鹏“扶摇而上九万里”的气节一般：
蜩与学鸠笑之日：“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目光短浅的人永远无法理解志向远大者的壮志凌云，反而会讥笑有志者为实现理想所牺牲的时间和精力，鸟雀起飞碰到树枝便止步，认为那就是他们飞翔的极限。而鹏雁志存高远，唯有广袤的天空可以承载其飞翔的梦想，长途跋涉也并不能阻挡鹏鸟迁徙决心，时节的变化意味着当下的环境不足以满足鹏雁生存的需求，展翅飞向远方便意味着不被禁锢在当下的环境中，于是，迁徙意味着决心、勇气、自由和自信，这与志存高远的贤人志士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因此，鸿雁又常被用于隐喻远大的志向。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不管多么有才能的人，总会面临“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的迷茫，更会面临“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 [3], p. 1038)的失落，于是，原本代表着远大志向的鸿雁，也在怀才不遇、意不自得成为常态以后，从“鸿志”引申出“孤志”的意象，如西汉贾谊在《吊屈原赋》中写道：
鸿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圜方。临中国之众人兮，托回飚乎尚羊。乃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乔皆在旁。二子拥瑟而调均兮，余因称乎清商。澹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鸿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夫鸿鹄神龙犹如此兮，况贤者之逢乱世哉！( [4], pp. 233-236)
贾谊认为，贤者应该具有俯瞰山川的胸怀，和高望远虑的气节，但是君主身边奸佞之臣众多，贤者难以近身，稍有不慎还会被奸臣迫害。现实尽管十分困顿，但精神是自由的，可以像鸿雁那般乘风而起，在天地间徜徉，但是对君主国家的担忧仍挥之不去，忠君报国的志向从未动摇，奈何奸佞的排挤迫害和君主的冷淡已然使得能人志士犹如失势的鸿雁、神龙，连蝼蚁也能来踩上一脚。鸿雁的受困在此时又表征着贤人失志的愤慨。
鸿雁的意象是对鸿雁进行审美的主体，《诗经》中的“哀鸿”奠定了鸿雁表征流民、劳民“颠沛流离”的基调。后由于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发展，鸿雁的意象也随之发展出许多的引申，有游子、诗人骚客的怀乡之情，有女子的相思之情，更有怀才不遇的困顿之感等。在历史的发展和积淀后，鸿雁的意象已然十分丰富，但总的来说，可以归属为两类：一类是包含怀乡、怀情的哀思；另一类则是“以雁咏志”，将高飞的大雁表征远大的志向或以翩然而去的大雁表征抱负志向落空的悲哀。可以说，“无论是个人的苦闷，还是时代带来的压抑，人们总是爱借雁倾诉”( [5], p. 118)。
3. 结语
“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美学范畴，历来学界不乏对“鸿”的研究，但是以往的研究都直接从“鸿”的既定字义展开，以分析诗词作品的方式直接阐释“鸿”的文学意象。读者在研读这些作品时难免会对“鸿”之意象的来源产生疑问，愚以为，要使“意象”不致成为“臆想”，从该字字形的塑形逻辑层面进行考察是最为客观的路径，但实际上，从“鸿”字的塑形及演变层面对“鸿”的意象进行解读的作品却非常有限。愚作正是尝试对这一短缺进行补充，从“鸿”字的初文本义入手，分析其塑形逻辑，在字形变化的基础上进而分析其意象的形成和转变，将这一工作作为基础，以期贯通“鸿”字的审美研究的直观形式和主观形式，使之不仅具有文学艺术层面上的美感，更具有逻辑建构层面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