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习近平同志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1]。2020年，我们在扫除贫困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完成了走出农村贫困的重要任务，中国共同富裕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就江苏省发展战略提出了重大指示，并赋予全省人民“在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江苏省是我国的经济先进地区，全省必须明确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深入探讨共同富裕发展战略的重要内涵，同时江苏省也必须顺应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任务转变，加快农村振兴，实现江苏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就需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促进省内经济的全面发展，制定共同富裕的新政策，探索新型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新经验 [2]。本文主要通过江苏共同富裕程度的评价，通过江苏当前的主要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分析江苏当前共同富裕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并探索解决共同富裕中主要问题的可行对策。
2. 江苏从扶贫工作到共同富裕
江苏省是东部沿海的先进省份，总面积达10.72亿平方公里。2021年，江苏省常住人口8505.4万人。13个区和市是全国唯一所有地区在地方一级排名前100位的省份。江苏省人均GDP、区域发展和全国生活成本指数(DLI)是中国总体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历年来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次于浙江，是排名全国第二的省份。但是由于自然及人文历史原因，江苏发展呈现苏南、苏中、苏北的发展梯度，有比较严重的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问题，主要表现在苏北发展落后，而苏南发展超前。
我国于1986年开始进行协调首个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政策，特别扶贫机构由上至下应运而生，并且正式确立开发式扶贫方针。江苏自1992年展开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工作，经过2005年1500元的扶贫标准，2008年2500元的扶贫标准，2012年，脱贫标准提高到4000元，截至2015年底，411万低收入农村居民摆脱了贫困，成为东部地区最早消除绝对贫困的省份之一。2016年江苏开始开展新一轮扶贫发展项目，开始研究实践相对贫困问题。在不懈努力之下，全省有254.9万农村低收入人群年均收入已达6000余元。
“十三五”时期，江苏扶贫工作进入化解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新的历史阶段。江苏绝对贫困的问题得到解决，目前江苏重点工作是相对贫困问题，实现江苏省人民的共同富裕。从图1可以看出，江苏地区差距当前依然严峻。从2020年的数据来看：苏南的无锡、南京、苏州分别以57,589元、60,606元、62,582元稳居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前三，镇江46,180元、常州52,080元次之。苏中三市南通、泰州、扬州居中，苏北五市中，除宿迁，连云港为不足3万元，徐州、淮安、盐城三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在3万元以上。2020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而江苏苏北五个市中，除盐城稍高外，其余连云港、淮安、徐州，宿迁四市均低于全国水平。
Figure 1. Changes in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Jiangsu cities over the years (unit: yuan)
图1. 江苏各市历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情况(单位：元)
3. 关于共同富裕及共同富裕的测度
3.1. 共同富裕的内涵及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成立后不久便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毛泽东更是从国家制度层面论述了避免两极分化、更快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先富”到“共富”，在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丰富了理想社会的内涵，在全面脱贫攻坚战和小康社会建设实践中将理想目标转化为社会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做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导致的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差距。共同富裕在新的发展阶段是共享富裕进入现代化和中等收入的根本实现阶段，其新含义是全民共享富裕，以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失衡问题，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加大中等收入人群比例，执行高收入的规范和法规。加强收入。因此，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高质量的发展、协调和共享，发展是要进一步做大蛋糕来消除贫困；协调区域、城乡和行业关系，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来做好蛋糕；共享在于推动共同富裕均等化，进而不断改善民生，来分好蛋糕。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共建富裕，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因此当前我国的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不仅要先富带后富，更要先富帮后富。
张来明(2021)认为，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内涵是促进收入分配的公正。坚持以工作分配为主体的不同分配形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唤醒不同市场主体的生命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机地统一效率和公平，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消除绝对贫困和两极分化，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刘培林等(2021)在论述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中提出，发展成果共享程度指标包括：人群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根据《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可知，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问题时，改革创新是根本动力，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3]。
以上共同富裕内涵的解读及以上文献作者的观点借鉴，本文将在从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三个方面测度和衡量共同富裕的现状。
3.2. 共同富裕测度的方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关于居民收入差异的研究兴起，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了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在贫富差距的研究中，一种比较直观简单的方法就是等分法。等分法是指基于某个国家或地区贫富差距水平的情况，将这个国家或地区按照贫富差距水平的现实情况分为均等的几份，然后将每个份额中占总财富比进行比较和研究。基于等分法还衍生出一些系数或指数法，其中包括收入不良指数(又被称为欧希玛指数)、阿鲁瓦利亚指数和库兹涅茨指数等。收入差距指标的研究起源于李嘉图的要素收入分配理论，而后Pareto (1895)利用统计方法在微观层面对此展开开创性研究，1910年Gini对Pareto的研究进行了质疑并于四年后正式提出基尼系数，该系数至今仍然被认为是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
徐舒(2010)对我国工资收入的不平等用收入方差来衡量收入的差距。杨俊等(2008)以收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田伟明(2012)测量分析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和波动趋势，分析了当地城市居民的收入差异与农村基尼系数和居民总收入的基尼系数。郭燕等(2022)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农户和非农户收入比，二是城乡收入比，三是城乡家庭人均消费比。李实，赵人伟(1999)认为，在现有的收入分配研究文献中，不难找到许多收入不平等的指标，集中使用了其中的三个指数：群体分析，如洛伦兹曲线及其变体等分组分析法、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 [4]。
不同的指标在衡量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差距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基尼指数现在是一种更常用的统计形式，作为衡量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工具。泰尔指数可以使用其计算方法来指示高收入或低收入的变化，其可以充分反映组间差距和组内的差距，并且可以使用其进行区域的差异化分析。城乡收入比可以用于衡量城乡差距的方法。而等分法直观地概述了贫富差距，是衡量其他指数测算的基础。
总结上述研究成果，本文拟主要采用基尼系数来测度江苏收入差距，用泰尔指数测度江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并运用极值比及收入比等简单指数对泰尔指数得出的结论进行比较或验证，全文主要运用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指标进行研究，时间跨度主要从2013年开始到2020年，试图得出该阶段江苏共同富裕情况的基本结论 [5]。
4. 江苏共同富裕的实际测度
江苏省共同富裕的实际测度过程中，主要从江苏城乡差距测度、地区差距测度、收入差距测度三个方面展开，因为泰尔指数既可以测度地区差距，也可以测度城乡差距，比较城乡差距泰尔指数和地区差距泰尔指数可以看出江苏收入差距中是地区差距较大还是城乡差距较大 [6]。
4.1. 江苏收入差距测度
江苏收入差距测度，本文选取基尼系数进行测度，从基尼系数的运用判断收入差距标准的开始，到基尼系数计算的计算公式介绍，将江苏数据的代入计算，得到一个江苏收入差距的具体的判断。
(一) 基尼系数的应用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于1922年提出的基尼系数，是全面研究世界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重要分析指标。经济意义是收入与用于不均匀分配的部分收入的比率。
基尼系数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最大值“1”意味着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即拥有一个单位的人拥有所有收入的100%。最小值为“0”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相等，即每个居民的收入完全相同。然而，这两种情况在理论上是绝对形式，通常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值在0~1的范围内。根据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小于或等于0.2，表示居民收入分配的“高平均值”，0.2至0.3是“相对平均值”，0.3至0.4之间表示“更合理”。同时，0.4在国际上被认为是贫富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0.4至0.6被认为是“差距偏大”，0.6或更高是“高度不平均” [7] [8] [9]。
(二) 基尼系数的计算和江苏收入差距测度
基尼系数的测算方法比较复杂，但是也有一些较为简化的测算方法，例如臧日宏(2002)，张建华(2007)，张爱国(2022)，程永宏(2007)等学者都提出过更为简便的基尼系数测算方法 [10] [11]，本文借鉴张爱国提出来的简便方法，按照等份分组情形，如果所有社会成员被等分为K组，
分别是从低到高排序的各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1)
其中，G为基尼系数；对于五等份收入数据，上式可进一步简化为：
(2)
根据《江苏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计算江苏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组数据，根据表1所示，计算江苏2013年~2020年的基尼系数。从图2可以发现，江苏基尼系数从2013年以来处于波动下降的状态，但下降较少，持续处于0.4以上水平，全国处于0.45以上水平。均超过国际警戒线，说明中国整体贫富差距较严重，江苏贫富差距也比较严重，但没有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整体基尼系数的变动趋势与全国保持一致，2013年到2016年贫富差距在连续缩小，2017和2018两年连续扩大，2019和2020连续缩小。中国及江苏都需解决共同富裕中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
Table 1. Five equal parts of per capita distributable income in Jiangsu from 2013 to 2020
表1. 江苏2013~2020人均可配收入五等份情况
Figure 2. Comparison chart of Gini coefficient between Jiangsu and the whole country from 2013 to 2020
图2. 江苏与全国2013~2020年基尼系数对比图
4.2. 江苏地区差异的测度
区域经济差异测度方法主要包括基尼系数、洛伦茨曲线法、熵值指数、泰尔指数法、地区收入极值比等，本文选取泰尔指数与地区极值比两种方法来测度江苏地区差异。
(一) 泰尔指数和地区收入极值比的应用
泰尔指数是个人或地区之间收入不平等(或者称不平等度)的指标。因泰尔指数法所具备的优良特征，让其被广泛使用。泰尔指数法的优点有，收入所有者的无关性、相对收入和可分解性的原则。泰尔指数中收入不平等的最大优势之一是，它可以有效地衡量组内和组间收入差异的价值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如果整个地区的收入份额对应于整个地区的人口比例，则泰尔指数显示该地区的经济差距是绝对均等的，此时泰尔指数则为0。如果收入份额大，人口比例小，整个地区的收入集中在少数人口手中，经济趋于差异很大，此时泰尔指数则趋向于1，同时这也表明泰尔指数的范围为0~1。泰尔指数越大，就表明区域差异越大。
地区收入极值比是用该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市的收入比该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市的收入。该数值大于1，数值越大，说明地区收入差距越大；数值越小，说明地区收入差距越小。
(二) 江苏地区收入差距的测度
(1) 江苏地区泰尔指数的测算
泰尔指数按照权重的选择不同，有两种计算公式，一种按人口作为权重的泰尔指数，一种以收入作为权重的泰尔指数。由于计算结果差别不大，本文选择后者，即以可支配收入作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其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3)
(4)
(5)
(6)
式中：T是泰尔指数；Wi是第i组可支配收入占全省可支配收入的比重；Ni是第i组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Ti是加权的组内的泰尔指数；Wij是第i组第j市的收入；Nij是第i组第j市的人口。
将江苏按照地理和行政区划相结合的方法分为苏北、苏中、苏南三大区块。具体划分如表2所示：
Table 2. The division of Jiangsu region
表2. 江苏地区划分的情况
通过将2013年~2020年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带入上述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得出江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的结果，如图3所示。
Figure 3.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Thiel index in Jiangsu region
图3. 江苏地区泰尔指数测算结果
江苏地区间收入差距状况在八年间正在不断改善，从详细情况来看，地区差距中组内差距超过了组间差距，即苏南、苏中和苏北三组城市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在2013~2020年八年间在持续改善，特别是2019和2020年下降较快；反之，苏南、苏中和苏北内部各城市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不仅没有下降，后两年还有上升。
Figure 4. Jiangsu region of the Thiel index by region
图4. 江苏地区泰尔指数分地区情况
从图4泰尔指数表明，江苏苏南、苏中和苏北历年变化的趋势基本一致，都表现为2013年到2018年基本不变或缓慢下降，2019年和2020年持续增加的趋势，城市间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最高的是苏南地区，其次是苏北地区，最后是苏中地区，说明苏中地区城市间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差距最小，苏南城市间人均可支配收入间差距最大。
(2) 江苏收入极值比的测算
自2013年以来，江苏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城市是苏州，36,533元，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最低的城市是宿迁，14,312元，极值比为近年来最高值的2.55。到2020年苏州这一值为62,582元，宿迁为26,421元，极值比2.37，有明显的改善。从图5可以看出，自2013年以来，江苏的地区差异在持续下降。
无论是江苏地区间泰尔指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极值比都呈现江苏地区差距逐渐缩小的倾向。地区极值比缩小的倾向比较明显，而地区间泰尔指数下降的幅度较小，其中组内泰尔指数2019和2020两年还有上升的趋势，只是江苏组间泰尔指数下降超过了组内上升的幅度，才会出现最终下降的结果 [12]。
Figure 5. Extreme ratio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between Jiangsu regions
图5. 江苏地区间人均可支配收入极值比
4.3. 江苏城乡差距的测度
城乡差距测度运用较多的是城乡收入比，该指标通过城市居民可支配与农民可支配收入对比，得到相对指数即城乡收入比。
(一) 城乡收入比的应用
政府歧视农业的政策导致城乡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消费差距和收入差距。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乡差距的严重程度从侧面反映了歧视性政策的相对强度。在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在以前的计划经济体中，这一比例远低于1.5。这与中国通常在2到3之间波动的情况明显不同。
中国的城乡收入比在1978年为2.57，由于1978年开始了农村改革，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比在1985年下降到1.86个百分点。而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变大，城乡收入差距直到1995年政府提高农产品购买价格后才缩小，但自1997年以来，随着农产品购买价格的下降，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收入比由1985年的1.86上升到2010年的3.55，并且若要是进一步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将更大(李实，2003)。Yang (1996)、Ye (1996)、Xue (1997)、Yang (1999)和Kanburand Zhang (1999)也分别报告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 [13] [14]。
(二) 城乡收入比的计算和江苏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
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时，主要采用城乡居民收入比和泰尔指数，但是从两个对比来看，城乡收入比简单、直观，普遍使用较多。城乡收入比是比较两个相互关联的统计指标时使用的表达式，分母指数的数值计算为1 [15]。为了便于比较，一般采用分母数值小于分子数值的方法进行计算。城乡居民收入比率的计算公式为：
通过图6分析，2013~2020年江苏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农村可支配收入数据进行测算，对比全国和浙江的数据，可以发现，自2013年以来，全国城乡收入比持续下降，江苏城乡收入比从2013年的2.34下降到2020年2.19，7年下降了0.15，下降幅度不大。全国城乡收入比7年下降了0.48，从3.03下降到2.55，下降幅度是江苏的三倍多，下降比较明显。浙江7年下降了0.17也超过江苏的下降程度。
根据图7可以得出江苏十三个市中，城乡收入比七年均明显超过2的城市主要有南京，南通，淮安和泰州，城乡收入比明显较低的城市为宿迁和盐城，其他城市的城乡收入比数据比较居中，基本在1.8~2之间，且所有城市七年均出现连年下降的趋势，但下降的幅度都很小，无突出的异常表现。
Figure 6. Comparison chart of urban-rural income ratio between Jiangsu and Zhejiang and the whole country
图6. 江苏与浙江和全国城乡收入比对比图
Figure 7. Changes in the ratio of urban and rural income in 13 cities in Jiangsu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图7. 江苏十三市八年城乡收入比变化
根据图8所示，从苏南，苏中和苏北对比可以发现，苏北的城乡差距最小，苏南次之，苏中最大。在考察期全省的情况都有改善，但并未改变这种城乡差距苏北最小，苏中最大的基本格局。
Figure 8. Change map of urban-rural income ratio in Jiangsu subregion
图8. 江苏分地区城乡收入比变化图
4.4. 江苏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
泰尔指数不仅能衡量地区差异，也能用与衡量城乡差距，计算公式相同，只是在计算城乡泰尔指数时将城市居民分为一组，农村居民分为一组，代替地区差异的苏南、苏中、苏北的分组；其他计算与地区差异相同，也是采取按收入作为权重的进行计算的泰尔指数，通过对8年数据的计算，结果如表3：
Table 3. Jiangsu urban and rural Tel index and regional Tel index comparison table
表3. 江苏城乡泰尔指数和地区泰尔指数比较表
从上述计算结果来看，江苏历年城乡泰尔指数都超过地区泰尔指数，即江苏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了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江苏共同富裕中最不大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江苏地区差距有改善的趋势，但江苏城乡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城乡内部差距较大，即江苏各城市内部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远超城乡之间的差距，江苏城乡内部差距的泰尔指数数值为2013年为0.0579，2020年为0.05933，江苏城乡之间的泰尔指数2013年只有0.008082，2020年为0.013294；2013年城乡内部差距是城乡间差距的7.16倍，到2020年这种差距减少到4.46，从2013年到2019年，江苏省城市内部差距超过农村差距，但在2020年农村内部的差距却超过城市差距。
5. 研究结论
从上述分析中，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① 江苏的贫富差距总体要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贫富差距依然过大。
江苏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进省份，在所考察的时期，从基尼系数指标来看，江苏与全国均有小幅下降，下降幅度不大，全国从2013年的0.4764下降到2020年0.4732；江苏从2013年的0.4538下降到2020年的0.4415，全国基尼系数在2016，2017，2018三年均比上年有所上升，其他年份同比下降；江苏基尼系数在2017，2018两年也比前一年份有所上升，其他年份均相对同比下降，但无论是全国还是江苏8年来基尼系数一直均超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说明江苏及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都需要解决群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平等问题。
② 江苏城乡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通过泰尔指数测算的江苏城乡差距在2013年为0.066，2020年该指标为0.072，说明江苏城乡差距有明显的扩大趋势。从年份变化来看，只有2014年比前一年略有下降，其他年份该指标都持续扩大。用城乡收入比衡量，江苏城乡收入比有下降的趋势，说明从这种角度衡量的江苏的城乡差距有改善的迹象。江苏城乡收入比在考察期一直高于浙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江苏城乡收入差距好于全国水平，但与浙江相比仍有提升的空间。从省内不同区域来看，苏北的城乡差距最小，苏南次之，苏中最大。江苏十三个市中，城乡收入比七年均明显超过2的城市主要有南京，南通，淮安和泰州，城乡收入比明显较低的城市为宿迁和盐城，其他城市的城乡收入比数据基本在1.8~2之间，且所有城市七年均出现连年下降的趋势，但下降的幅度都很小。
③ 江苏地区收入差距考察期内都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
江苏地区泰尔指数持续下降说明八年间江苏地区差距正在缩小，从详细情况来看，地区差距中组内差距超过了组间差距，即苏南、苏中和苏北三组城市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在2013~2020年八年间在持续改善，特别是2019和2020年下降较快；反之，苏南、苏中和苏北内部各城市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不仅没有下降，后两年还有上升。分地区泰尔指数表明，江苏苏南、苏中和苏北历年变化的趋势基本一致，都表现为2013年到2018年基本不变或缓慢下降，2019年和2020年持续增加的趋势，城市间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最高的是苏南地区，其次是苏北地区，最后是苏中地区，说明苏中地区城市间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差距最小，苏南城市间人均可支配收入间差距最大。
④ 江苏共同富裕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是首要问题。
江苏城乡泰尔指数超过了江苏地区泰尔指数，说明江苏共同富裕过程中，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是当前的首要问题；且城市内部泰尔指数小于江苏农村内部的泰尔指数，说明农村收入差距要大于城市收入差距，提高落后地区农民收入是江苏共同富裕建设的重点工作。
基金项目
本文由大学生创新创意项目“十四五”时期江苏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问题及其对策研究资助，课题代码：SY202111641642009，等级：省级一般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