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沈从文书信中的美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读沈从文1956~1960年书信
On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 in Shen Congwen’s Letters and Its Modern Value—Reading Shen Congwen’s Letters from 1956 to 1960
DOI: 10.12677/WLS.2022.104078, PDF, HTML, XML, 下载: 301  浏览: 418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刘焱超, 刘依婷: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吉首
关键词: 沈从文美育思想书信研究Shen Congwen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 Letter Research
摘要: 书信是《沈从文全集》中文字量最大的创作文体,由于书信这一文体本身所具有的私人性,其真实地表现了通信人内心的所想所感,因而,沈从文在书信文字中所透露的当时社会样貌以及所蕴含的思想内涵使得其书信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沈从文以“美的生命观”为核心的美育思想作为其文学思想中最为主要的一部分内容,不仅表现在他小说散文的创作中,同样也不可避免地深层印刻在他的书信写作中。本文将以沈从文先生1956~1960年间的书信为例,通过探究书信中的文字蕴含,对沈从文书信中的美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进行分析。
Abstract: Letters are the largest writing style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en Congwen”. Because of the private nature of the style of letters, they truly express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the correspondent. Therefore, Shen Congwen revealed in the letters the appearance of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and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contained in it made his letters have very important literary research value. Shen Congwen’s though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beautiful outlook on life” as the co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his literary thought, which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creation of his novels and prose, but also inevitably deeply imprinted in his letter writing. This article will take Mr. Shen Congwen’s letters from 1956 to 1960 as an example, and analyze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 and its modern value in Shen Congwen’s letters by exploring the textual implication in the letters.
文章引用:刘焱超, 刘依婷. 浅析沈从文书信中的美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读沈从文1956~1960年书信[J].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4): 498-503.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4078

1. 引言

沈从文是中国现当代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其成就之巨大不仅仅体现在他留世数量极大的文学作品和文物研究上,更着重表现在他的文字中所蕴含的独特美育思想。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推崇蔡元培的美育理念“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 [1] 在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美育思想的影响下,结合自身成长环境的地域文化,沈从文发展了极具个人特色的美育思想。沈从文以“美的生命观”为核心的美育思想包含着“自然”,“爱”与“美”三个因素,“自然”,“爱”与“美”也是沈从文一生执着不懈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 [2]。建国前,在小说、散文创作中,沈从文的“自然”,“爱”与“美”的美育思想在其文章中一览无余,沈从文借助散文文字告诉人们对于“生的意义”的明悟 [3];建国以后,从压抑情绪中幡然醒悟的沈从文重新整理自我社会认知,借书信表叙内在思想感悟,在自我反省中获得新生,因此,沈从文1950年之后的书信文字所表现的美育思想也与早期美育思想不尽相同。一方面,书信的私密性可以让1949年后被边缘化了的沈从文在相对安全的言说环境中继续用笔 [4],使得沈从文的美育思想体系在书信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另一方面,当时沈从文处境变化也使得书信中的美育思想变外倾为内倾,更多的是注重培育人内在审美。本文以沈从文1956~1960年间的书信为例,具体研究这一时间段书信中所表现的沈从文美育思想。

2. 1956~1960年沈从文书信中的美育思想研究

2.1. “潜在写作”的美在生命——“爱”与“美”

书信是一种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应用文书。在日常使用中,书信不仅仅具有传达信息的功能,还具有传递人的思想感情的功能。1949年后的沈从文将自己无法写作的“笔”运作在了和亲朋的通信中,其中细腻的环境描写、直白的情感表达以及丰富的哲学思考并不吝于他早期的小说、散文创作,因此,沈从文书信是一种“潜在写作”,笔者在其中发掘沈从文“爱”与“美”的美育思想。

2.1.1. 叙事中“生活”的表现

沈从文在书信中常将所见所感事无巨细地表述出来,其中大段的市井生活描写与散文无异。“还可以看到许多小摊子,靠墙摆定,鼎锅中热气腾腾,作料十来种用洋瓷缸装定,以卖豆腐脑的摊架最富于色调之美。……又还可以看到装在篮子里为小孩子预备的炒米,白得胀鼓鼓的,用小小瓷杯量它,倒进小孩衣兜口袋里后,小孩就笑眯眯的走去。” [5] 寥寥几句就将当时社会生活的市井气息通过文字表现出来,“旧街上还有小饭堂,玻璃窗口有成盘的烧鸡或大红灯笼辣椒,这种种生熟可口之物,十盘八盘的,和新派画家的画一样,摆得极有错综之美。”这些具体生动的描写,表现出沈从文对现实生活中“美”细致入微地观察,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享受、体验美的乐观人生态度。在感悟生活的同时,沈从文还不忘提及美,把摊贩的摆盘与“和新派画家的画”作比,“如果当地艺术家会向这些现实生活场景取材,作品在参加全国画展时,也一定十分出色。”对“美”如此精确的洞察能力使得沈从文在书信写作中展现出感知“美”、认识“美”即能将表层的生活进化为深处的、有灵魂的生命的文学魅力;在物质生活还原的同时表现出沈从文美育思想中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观点。

沈从文曾谈到,“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 [6] 生活与“美”的结合即具有灵魂属性且富有情感价值的生命,美在生命,这沈从文美育思想的核心。

2.1.2. 写作中自然“美”的把控

在湘西长大的沈从文对绿水青山具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书信中关于自然景色的描写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美,散文化的书信使得沈从文的“笔”在书信写作中得到释放。“天气晴朗,阳光黄嫩嫩的照在窗外小屋红瓦上,照在杨树叶子上。这些树木和某些人享受瘙痒之乐时一样,一点不动,只是安安静静的在享受阳光温暖。至多再有一个月,大致都得离枝飞到别处去了。正像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更加理会到阳光可爱。一丝不动。”温暖、舒适的感受在沈从文的笔下活跃起来,让人有一种置身秋日阳光之下的错觉。“河岸边有许多船,河滩上还有大船横搁在被斧斤打削,和岸边一列打铁炉的红光叮当声映照,异常动人。撑渡船的依旧是十六七岁女孩子,独据船尾在寒风中摇桨,胆大心平,和环境如已融而为一。江水碧绿”撑渡船的女孩不由得让人回想起《边城》里的翠翠,与前期散文、小说创作一样,沈从文在书信中依旧利用自然作为写作题材,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抒发自己的诗意情怀,极富“潜在写作”的特色;“艒艒船还在做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总而言之不醒)声音太热闹,船上人居然醒了。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沈从文对自然“美”的把控是他长期创作以湘西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所积攒下来的文学底蕴,白描与工笔的结合,简约与精细的融合,使得文字渐汇成一幅自然风景巨像。散文化的书信使得沈从文的“笔”与对文学的热爱在书信中得到释放,直观表达对生活与自然的感受,展现沈从文恣意、自由精神中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对“爱”与“美”体验的坚持。

这些不经修饰的自然原始“美”,符合了沈从文一直提倡的写作要依靠自然,从自然中学习的美育思想。

2.1.3. 文字中“爱”的体验

从微观来看,沈从文爱亲人、爱家乡。沈从文在书信中常提及自己的家乡,关心着湘西地区的文化发展,“家乡有些事情,或不能尽如人理想,特别是一部分人有才能知识,可以贡献国家,目前还陷于半失业状况,或只能用体力勉强维持生存。兄也有义务从各方面理解,提出具体建议,慢慢改善。”“我的意思倒是家乡自己好好的来收集千把点东西,将来有的是机会让这些东西周游世界!”与大哥沈云麓、侄女沈朝慧的信件中,每字每句都饱含着沈从文对他们的关切之情,虽身在远方,但仍时刻地关注亲人的生活发展,时时规劝,用文字传递自己对亲人的爱:沈从文每次复大哥沈云麓的信件中都会询问健康状况,激励大哥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我们只盼望你身体能转好,因为要工作有的是机会,要看看新世界更多方面的成就,也有机会!”;对家中小辈也格外关心,了解生活学习状况,“兆和为小朝慧买了些花、项链、衬衣,用小木盒寄来”。

从宏观来看,沈从文怀抱天下之“大爱”,爱天下有志才子。当面对有志青年的来信时,沈从文以端正的态度、切实的语言回信鼓励,“近见云麓寄来你们的习作,知道对绘画有兴趣,又欢喜木刻,这很难得。”书信是沈从文最初的试笔,面对与自己早期同样处境的有志青年,沈从文毫不吝啬地传达自己的经验。

沈从文书信中所承载的“爱”不仅仅是对亲人的爱护之情,更是对世界、社会抽象的大爱,“人类最不可缺少的是‘爱’。应当爱自己,爱旁人,爱正义,爱真理,爱事业,爱社会,爱国家。正是因为爱才能使人类进步,由愚蠢黑暗到智慧光明。”从个人之爱到无私广博之爱,从爱自然到爱社会,沈从文将爱融于简朴的文字之中,利用“爱”在书信中的表露凸显“爱”之于人的教育意义。

2.2. 家庭对话中的“人性”教育

2.2.1. 发现美、观察美的能力教育

沈从文对“美”具有强大的感知力,沈从文通过对房屋环境的观察得以看出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有些人家门里边花木青青的,干净得无一点尘土,墙边都长了霉苔,可以从这里知道许多人生活一定相当寂静,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但是一个能思索的人,极显然这种环境是有助于思索的。它是能帮助人消化一切有益的精神营养,而使一个人生命更有光辉的。”由寂静“美”品味出其中的人生哲理。沈从文对“美”与“丑”有着尖锐的观察力,沈从文在书信中直接指出地方建筑设计中“美”感的缺失,“上海真正不好看的,是许多办事机关店铺门前的牌楼,一定加彩绘,还有其他种种,可是都不大美观,特别是洋房子前面那么不三不四的来一个牌楼,大红大绿的两根柱子,各式各样的搭配……”“艺术设计不讲究,草率得很。”沈从文在书信中表现出自身追求美的强烈主动意识,认为审美教育不单独拘泥于表面的审美能力,还应强调注重内心深处认识“美”、观察“美”的原则。

2.2.2. “真善美”的处世教育

“真善美”的处世教育是沈从文在家庭对话中显露出来的一个小分支美育思想理念。1949年后的沈从文摆脱了长久以来禁锢自己的精神牢笼,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命价值和身份认知。沈从文在书信中常规劝大哥沈云麓保重身体、保持良好的心态,“要回保管自己,不任性,不霸蛮,不焦躁,比吃什么药也还有益。”“由于旧社会生活发展不同,生活教育不同,一定会各自带来许许多多的渣滓,影响到行为,相处一起,望你要学作长辈,注意大处,长处,不可苟细,许多事就不同了,见得开朗了,更不宜常为小小什么恩怨挂心……”1956~1960年间沈从文复沈云麓的信件中常提到“平和静气”的养生之道以及与人真善的处世观念。对于小辈的“真善美”教育,沈从文在信件中也常温言敦促孩子们,待人和善、勤劳好学,保持求真、向善、完美的处世态度。

2.2.3. 作品与“人性”的审美教育

对于作品创作,沈从文强调创作都要依靠现实、扎实用功、贴近土地人民,要求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沈从文提醒年轻创作者,“一定要用扎实努力解决学习问题,一点不取巧,永远不自满,将来才能有希望做一个真正贴近土地人民的艺术家!”“一个作家还必须留在乡下,生活贴近土地和人民,才能写得出在变动中的土地和人民进展面貌。”但同时,只有合格的审美艺术追求搭配健康的个人德性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才能传播理想的“人性”教育。因此,沈从文强调年轻人不仅要加强审美教育,还要理解作品对于人的教育意义以及写作与审美教育的关系。对于“人性”之谈,沈从文指明“知识分子中个人主义浓厚,非知识分子得过且过毫无远大的理想,两者是主要病象。”发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知识并没有区分人性品格的能力,社会风气依旧处于低迷,因此,沈从文强调成功的教育应该唤醒人的人格心灵,将在真善美传播到人的灵魂深处,使人自觉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自己的性格,陶冶自己的情操 [7]。

2.3. 美育态度品格——“尊崇”与“谦卑”

“尊崇源起于对人类局限性的深刻认识。” [8] 极具神秘色彩的湘西文化使得沈从文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自然与人文历史的崇敬,“许多老太婆还是那么缩颈敛手的坐在小摊子边,十分亲切的和人谈天,穷虽穷,生命却十分自足”他尊敬每个生命对世界古朴又原始的认知。在这种源于局限性认识的尊崇心理影响下,沈从文敬重自然万物和生命,认为好的创作不仅有对客观事物的尊崇,还应该存有品德上内化升华自身品性的自觉。“真、善、美”的美德教育就是从沈从文“尊崇”的美育态度中演化而来。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沈从文美育思想具有“谦卑”品格。沈从文在书信中时常自省,反思自己是否还能有更多的贡献空间,“现在一切都好,只是觉得为国家作事不够多”1949年后的沈从文专事文物研究工作,他对待文物同对待文学一样保持谦卑的姿态,认为“应当自己教育自己,不拘于什么团体服务,都得要一股热忱,把自己训练的强悍,结实、沉着、而用于求知服务,更要紧的是忍受打击,不失望,不因之转而堕落。” [9] 积极不放弃的精神突出强调审美教育中所需要的独立思维。“尊崇”与“谦卑”的美育态度品格在书信中可概括为,培养一个优秀的人,应该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尊崇与谦卑培育人内心的审美品格,使受教育者在感受生活艺术美的同时塑造出一个健康完美的社会人格。

2.4. 讲究“自然”“美”“爱”的文物服饰美育

1956~1960年的书信记录中,沈从文有关文物研究工作最为主要的是调研国家各地方的文物保护状况,在信件的一些只言片语中,表现了沈从文以“自然”为原则,以“爱”为支撑,以“美”为旨归的美育思想。文物服饰研究在1956~1960年书信中最常提到的就是收集湘西苗族的绣布,对于服饰文物,沈从文崇尚“自然”之美,反对工业产品的功利性、千篇一律的流水线化,提倡保持服饰绣品原始的美,布料生产的花样图版强调“艺术中谈‘向遗产学习’,工艺中谈‘古为今用’”以此保护民众的审美体验,增强中国文物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爱”与“美”是沈从文文物研究工作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中断写作的沈从文并不抱怨,而是依然乐观向上,全身心投入文物艺术研发中去,将“爱”贯彻于文物研究之中,即使身体不适,沈从文依然坚持各地文物调研。这样一种对爱与美的宗教般情怀,使沈从文整个后半生都在不遗余力地发掘、整理、鉴赏与传播中国古代服饰之“美”,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服饰文化,并以此来唤醒国人对祖国、对历史、对人民、对文化、对艺术、对生活的热爱 [10]。

3. 书信中的美育思想内蕴现代价值

3.1. 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教育的价值

沈从文美育思想具有时空超越性。沈从文关于文学创作的美育思想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注重本土文化,发扬地方特色的现代作家。沈从文提倡作家要稳扎稳打基本功、依靠现实、贴近土地与人民的审美要求与发展现代大众文化的努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基本要求之一不谋而合。在现代教育中,美育是培养学生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因而,沈从文所强调的观察美、认识美的能力教育置换到现代教育体系之中也并不落后,他将人性与审美结合的美育思想为现代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及培养学生“真善美”个性具有极大启发意义,可以发现,沈从文美育思想并不受时代变迁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发挥着其自身的作用。

3.2. 对现代民族服饰文物研究的价值

1956~1960年间沈从文书信中记录的部分文物研究工作表现了沈从文对传统艺术美的追求与执着。在文物研究工作中,关于博物馆内部的研究说明员的培育要求,沈从文点出“这些人亟待增加的是‘文物教育’。是一系列‘专题教育’。目前国内却没有可学处。有些研究人员自己就不知道如何措辞才得体,自然对于说明员难于作具体帮助!”强调研究者的学习力与扎实功底,沈从文美育思想为服饰文物研究创作了良好的人才培育环境,影响着现代文物工作者的培养准则,要求研究者与说明员都要保持极高的文学水平、扎实的艺术理论知识。文物的功能创新,沈从文美育思想启发现代民族文物服饰研究要开发文物的教育功能,让后一代从博物馆中学习、了解民族文化,成为少数传统艺术的无字史诗记载。关于现代文化传播,现代民族服饰走向国际的现状继承了沈从文在服饰研究中强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理论,同时,传统服饰文物研究的民族性也为中国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一份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4. 总结

1956~1960年书信中沈从文“爱”与“美”贯穿的美育思想具备着时空超越性和民族性,其为现代审美教育以及现代民族文物服饰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人才储备。沈从文美育思想构造了一个文学创作的纯洁地带,为朴实的人性和高尚的审美品格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文物服饰美育的发扬更是为中国传统艺术开拓了一个新的储藏空间,总的来说,沈从文美育思想为中国少数的、传统的、地方特色的各类作品营造了极具生命力的发展空间,而同时,这些作品也将沈从文美育思想继续传承下去。

基金项目

2022年度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沈从文书信中的美育思想研究”(项目编号:S202210531074)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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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艺. 沈从文服饰思想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2018.
https://doi.org/10.27381/d.cnki.gwlgu.2018.00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