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智慧的结晶，是古代政治哲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内涵丰富，源远流长，集中表达了两千多年来我国古代政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与共同体智慧。它启蒙于商周，成熟于春秋战国，流行于后世两千多年，对我国古代政治生活乃至当代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谓“民本”是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思想的创新和凝练。在古代，民是与君或官相对立的统一体，民是指百姓或庶民。民本思想是在传统政治框架中君、民二元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民本是相对于君本而言的。总体而言，民本思想是基于统治者对于人民群众作用的理性认识之下，以百姓作为国家和政治统治的根本。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关注民生，顺从民意，实行仁政，才能赢得民心，实现王天下的目的。就其本质而言，民本思想是在“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成为统治阶级用以治国平天下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 [1]。
2. 民本思想的溯源
民本思想最初源于早期的神本思想。在前文明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再加上对于自然和天地的敬畏之心，先人们认为客观世界的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由天来主导的，上天或神主宰着的世界的秩序和人类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神秘主义色彩下，天道观念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世界观。
在天道观念的影响下，统治者借助天意来解释政治权力的更替以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所有人世间的政治活动都是神迹、都是天启，所谓政治就是天意政治。” [2] 夏建立时“有夏服天命”之说，商汤灭夏时则有“有殷受天命”之言，周人则宣称“受命于天”，如《尚书·康诰》中有“天乃大命文王”之说。由此可见，这种“受命于天”的天命思想成为了早期国家政治统治的合法化依据。
随着时代的更替和历史的进步，抽象的天道观逐渐演变为民意，社会价值观念逐渐由最初的“尊神”转向后来的“贵民”。“天工，人其代之”、“赦天之命”(《尚书·皋陶谟》)上天创造了万民和万物，天意也需要具体的人与事来落实，所以为了管理万民，上天挑选了君主作为民之“主”来代替上天行使政令。君王的职责是实行上天的意志，但上天的意志归根结底还是百姓的集体意志。在天意与民意的关系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尚书·皋陶谟》)天意顺应民心，民心又代表天意，天意就是民意，二者始终是一致的。君王不仅要上应天意，而且要下合民心。由此，神本逐渐转向民本，神权政治逐渐走向君权政治。总体而言，民本是神本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民本最初起源于神本，但是“无论是神还是民，作为‘本’，都是理解宇宙变幻、时局更替、权力流转、生命繁衍的观念工具” [2]。
3. 孟子民本思想的具体内涵
孟子身处战国诸侯纷争时期，长期的分裂战乱导致民不聊生，所以孟子十分同情和关爱百姓的生活状况，同时在对朝代更迭的历史反思中，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民心所向对国家形态的鼎革作用。作为儒学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孟子创造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将传统的民本思想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3.1. 经济上：“制民之产”的富民思想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古往今来，但凡有才干、有谋略的政治家都格外重视富民的重要性，孟子也不例外。“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为以民为本，必须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要“制民之产”，使百姓拥有一定的物质生产能力，即使遇到灾年也能解决温饱，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只有老百姓吃饱穿暖、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才能有利于统治者的管理。其次，要在政策上为百姓“减负”。第一，要正确的划分清楚土地的经界问题。所谓“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只有明确地划分田界，保证收入的相对公平，邻里之间才能和谐友善，守望相助。第二，要减轻赋税。所谓“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在此，孟子告诫君王要用之有度，有所节制，要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人们安居乐业。
3.2. 政治上：“民贵君轻”的贵民思想
所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赞成天道观的看法，认为君权神授的，上帝立君是为了照顾和管理百姓的。“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与传统的“以德配天”观相适应，孟子也认为君主的神授之权只有倚助于“仁政”才能长久地保持。“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孟子通过总结桀纣失天下的教训，得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在孟子看来，君王得天下有其基本的规律，即要得天下，必先得天下民，而要得民必须真正的得民心。因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才是最大的政治。在民与君在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上，孟子深刻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章句下》)最后，为了实现王天下的目标，统治者还要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为，只有真正地关注民生，倾听民意，才能得到民众的爱戴和支持，实现王天下的目的。
3.3. 文化上：“明人伦”的教民思想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不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不仅要满足百姓的物质需要，使其吃饱穿暖、安居乐业，更重要的是要以教化民，通过教育提高百姓的道德修养，使其明人伦之道。所谓“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章句上》)在孟子看来，教育在维护统治的过程中地位不言而喻，它是实行仁政、获得民心的有效法宝。“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孟子·滕文公上》)通过兴办学校来进行教育，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所谓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同时，做人做事要发扬儒家的“大丈夫”精神：“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3.4. 生态建设上：“不违农时”的养民思想
民之大事在农，“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农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强调百姓要注重农桑生产，做到不违农时，合理地发展生产，使得百姓“养生丧死无憾也”，这是仁政的开端。在孟子看来，自然界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合理地利用自然，注重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自然的回报才是慷慨的、丰厚的。
3.5. 选拔人才上：“尊贤使能”的用人思想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人才是国家发展和进步的重要资源，在人才任用上，孟子强调不仅要重视人才、尊重人才，而且要知人善用，使得“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这样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充分调动其参与政治建设的的积极主动性，进而为国为民做贡献。在选拔人才具体方法上，孟子指出“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在人才的认用和罢免上，孟子认为必须要谨慎对待，严格考察。即使左右亲信和士大夫的建议都未必可取，要以国人的意见为参考，并且经过仔细考察之后才能加以的认用或罢免。
4. 孟子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
作为一种治国治民的有效方略，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为君王“无敌于天下”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具有明显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但其以民为本、贵民富民的价值取向却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尤其是其“民贵君轻”思想的提出，不仅将“民”带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而且将古代民本思想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智慧的结晶，所揭示的深刻的执政规律，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着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于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作用。
4.1. 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文化基础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曾指出，中华文化与现代生活并不是两个原不相干的实体，尤其不是互相排斥对立的，“现代生活”即是中国文化在现阶段的具体转变。孟子强调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并将民众提高到应有的历史地位，是其考察历史的兴衰治乱、成败得失之后而得到的有关治国理政的规律性认识，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的重要来源，其“贵民”“爱民”“养民”等理念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构建提供着文化土壤，对于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思维方式、方法原则和价值诉求的结构都具有重要启示，是传统民本思想在当代的回归与升华，使“古树开出新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观，彰显了党的根本宗旨与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立足于人民是历史主体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传承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民本思想所延续的文化基因，剥离出传统民本思想现代性的本真价值，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现实国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 [3]
4.2. 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首先，孟子的富民思想是基于当时“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残酷现实而提出的，他提出要通过制民之产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使百姓摆脱贫穷和饥饿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实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党中央将脱贫问题摆在最突出最优先的位置；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上升到国家全局战略的高度。党中央提出的精准扶贫的政策，将“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脱贫攻坚的基本目标，是新时代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对孟子制民之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传统政治文化中富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只有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我们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孟子强调不仅要富民，使百姓生活富足，也要以教化民，使其明人伦之道，这与我们秉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理念相契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意味着政治的安定团结、经济的富足强大、科技的尖端高新和社会的活跃振兴，也包含着文化的繁荣发展特别是价值观的强盛有力。”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指明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具有价值引领的功能和作用。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面对新时代我国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的强大功能，将其贯穿到国民教育全过程，引导人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使核心价值观真正进入人们头脑，形成价值共识，规约人们日常工作生活。
最后，在农业生产上孟子主张“不违农时”的养民思想，其在本质上是在强调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发展理念。人类源于自然，自然又是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人类想要实现长远的发展，必须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必须是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要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孟子的“不违农时”的养民思想蕴含着中国民族几千年来按照自然规律活动的生态智慧，表达了对于大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之心，对于我们建设美丽中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贯彻新发展理念都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