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大数据技术探究
Research on Big Data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hilosophy
DOI: 10.12677/ACPP.2022.116301, PDF, HTML, XML, 下载: 302  浏览: 1,858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华小蕾, 邹博延: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关键词: 大数据技术马克思主义哲学生产力历史主体论Big Data Technology Marxist Philosophy Productivity Theory of Historical Subject
摘要: 大数据技术作为后工业时代的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它的出现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也改变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就是财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引导着大数据时代健康和谐发展,大数据技术未来的实践应用也要接受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本文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生产力理论和历史主体论分析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时代性变革,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大数据技术相结合,为大数据技术的未来发展指明正确的前进道路。
Abstract: As a new production factor in the post industrial era, the emergence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s not only a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but also changes human cognitive ability. In the age of big data, data is wealth. Marxist philosophy constantly guides the health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age of big data. The futur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should also be guided by scientific methodology. This paper tries to use the productivity theory and historical subjectivity theory in Marxist philosophy to analyze the epochal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combine Marxist philosophy theory with big data technology, It points out the right way forward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文章引用:华小蕾, 邹博延.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大数据技术探究[J]. 哲学进展, 2022, 11(6): 1764-1768.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6301

1. 引言

当前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表明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我们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都受其影响,可以说是“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 [1]。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技术革命的发生是有哲学源流作为理论基础的,这其中就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为大数据时代如何抓住机会,面对挑战,深入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在经典著作中提到大数据技术,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旧可以指导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而且,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也是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预测的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提供了生产力理论和历史主体论基础。

2. 大数据

1) 大数据的概念。“大数据”(Bigdata或Megadata)这一概念相对较早是在《科学》杂志刊载的《大数据的处理程序》(1998)的文章中出现的,紧接着2008年最早出现于《科学》杂志刊载的《大数据的处理程序》(1998)一文,而在2008年9月出版了《自然》杂志的“大数据”专刊,此后《自然》杂志于2008年9月出版“大数据”专刊,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于2011年发布了名为《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前沿》的研究报告,明确指出大数据资源将成为企业未来的竞争关键因素,并将成为核心资产,引起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

2) 大数据的特点。大数据(Bigdata或Megadata)是指由于数据的数量过多,无法通过传统人工的方式对其进行管理和梳理,并成为方便人类读取的信息,“大数据具有5V特性,即Volume (大体量)、Value (价值性)、Velocity (时效性)、Variety (多样性)、Veracity (真实性) [2]。”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人们利用专业的方法将看似杂乱无章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和展示,以此帮助人们对社会的探测和制定计划,助力其做出正确决策。“大数据以在线社交平台为载体,有助于网络舆情监测分析,从而及时地进行危机风险评估与监测 [3]。”大数据和大数据技术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和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密切联系,大数据技术为全社会带来了新的技术和知识,也创造了新的价值。

3) 大数据技术发展现状。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性和普遍的适应性,各国将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发展纳入到被国家战略层面,制定了相关政策来为大数据技术的研究和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网络平台和应用APP大量涌现,这使得大数据的产生方式更加多样化;同时计算机储存功能使得大量的数据得以集中保存,所以大数据的积淀呈现出井喷现象。大数据这一概念在2012年左右其宣传达到高潮,这几年跟大数据相关的概念体系也逐渐成型。大数据的发展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随着数据量的不断积累,很多互联网公司都越来越重视数据的价值。目前,大数据技术已经应用在能源、教育、科研、制造、金融、电子政务、企业经营管理、信息管理等领域,实现各领域赋能与变革。

3. 大数据技术的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基础

首先,生产力理论作为唯物史观中一个核心内容,马克思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社会实践为依据来对生产力进行分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相分离的东西表现为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 [4]。”生产力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具有客观现实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可以发展生产力、改变生产力,但是不能决定其速度、性质、和方向,归根到底,生产力发展状况取决于生产力本身。其次,要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生产关系的变化吗 [5] ?”因此,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马克思得出了结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中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时,则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正确对待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它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6]。”马克思阐明了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界定清楚生产力概念的基础上,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关系,以此来把握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过程,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生产力理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最终决定力量。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新态势,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论断,有力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还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劳动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的创新发展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指导下蓬勃发展。

4. 大数据技术的历史主体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构成了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基础,强调了人民群众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大数据时代,人民群众依旧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更是大数据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正在主动地参与创造历史,因此,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是人民群众积极推动的,而在大数据技术应用实践过程中也彰显了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地位。

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7],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秉持人民立场的价值取向。无产阶级政党价值观的核心是人民利益至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应当是历史进程的主导者、历史进步成果的享有者。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因此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是价值的评价依据。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是以全人类解放为主旨的实践主体论,其不光指导人们主动认识世界,更引领人们通过实践改造世界,是人类实现自己解放自己的有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认为人民群众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才能获得主体地位,才能争取自身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为依据,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的前提下,系统的阐述了人的发展的具体内涵,即全面的、自由的、充分的、和谐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6]。

5.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大数据技术应用发展

1)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的根本性动力,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 [7]。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也对生产力起着反作用,物质生产在推动着人类历史前进的过程中,生产关系也在不断革新。在数字媒介时代,数据不仅仅是普通的生产要素,而成为了现代生产要素。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时,首次提出了“数据生产力”这一重大命题,他指出:“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 [8]。”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极速增长,这为消除无产阶级生存困境和绝对贫困的普遍化提供了物质前提。从生产力的角度肯定了大数据对全人类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和深刻意义。大数据资源如何转换成为现实生产力?“通过‘大数据–知识–能力’的转化实践逻辑,大数据才能转化现实的生产力 [1]。”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也不断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需要注意的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社会实践活动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但是创造出来的价值一定要符合社会主体的发展需求,这样的价值才是有意义的。

2) 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来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推翻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政权,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民群众可以创立和制定国家制度和实现自己国家的事情自己做主。而这种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需要技术的有力支撑,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技术民主”的实现,也实现基层人民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多样化,人民群众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一方面,数字政府建设取得成效。大数据技术的成熟发展,优化了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满足企业和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不仅建立了泛在可及的服务体系、提高智慧便捷的服务能力,拓宽了公平普惠的民生服务。同时加快推进数字机关建设,提升政务运行效能。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机制,全面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9]。不断深化数字技术应用,有利于创新行政执行方式,提高政府执行力。形成了“互联网+督查”机制,提升督查效能,保障政令畅通。我国已经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这就对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提出了要求。

另一方面,民众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在大数据技术的帮助下,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了国家治理主体,有调查显示,中国目前有一半以上的手机用户使用的是智能手机,这为群众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政治协商提供了载体,而传统媒体和主流媒体也大数据技术的帮助下,不仅实现传播方式快捷化,最重要的是为广大网民提供了议政平台,为政府提供问政平台,网民不仅社会的监督者,也是政治的参与者。线上的参政议政,是“互联网+”催生出来的民主新形态,具有极强的影响力、传播力、凝聚力,打破了以往时间和空间带来的限制。网络汇聚的群众反馈,通过大数据技术批量收集,实现智能化分析,最终形成系统的、全面的、多层次的统计报告,为国家治理的现状分析、成果预测提供了数据支撑,保证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大数据技术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多样化渠道,当群众的心声和大数据技术相结合时,人民群众主体观会不断得到加强和落实。大数据时代,数字技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下创造价值的最终目的一定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群众成为数字红利的受益者,这才是大数据技术带来的价值所在。

6. 结语

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直接影响,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且对人类思维方式和社会科学都有极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历史没有终结,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学说,也要与时俱进更好地指导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实践活动。

基金项目

项目号(Y21C071)。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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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邵东珂, 吴进进, 彭家超. 应急管理领域的大数据研究: 西方研究进展与启示[J]. 国外社会科学, 2015(6): 129-136.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104.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94.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2-533.
[8] 高亚光. 用数据新要素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J]. 群众, 2020(9): 13-14.
[9] 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2(19): 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