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繁荣发展，从其自身来说应该具备五大张力，即辨别力、选择力、运用力、传播力和创造力。以康德“三大批判”的全新视角看待文化的发展张力，从“知、意、情”出发，梳理出五大张力的发展要求和方向，对建设基于传统、跨越时空、融贯中外、贴近当代、富有魅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赋有极强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
Abstract:
The reason why a culture can flourish and develop is that it should have five cultural tension, namely, discrimination, selection, application, dissemination and creativity. To view the development tension of culture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 Kant’s Three Criticisms, starting from the “knowing, meaning, and feeling”,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and directions of the five cultural tensions are sorted out, to build a great socialist cultural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based on tradition,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connects China and the world, is close to the present, and has attractions, has the extremely strong contemporary value and the time significance.
1. 引言
康德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从哲学高度阐释文化概念本质的思想家，创造性地把文化放置于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研究，认为文化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一般地(因而以其自由)对随便什么目的的这种适应性的产生过程” [1]，打破了前人把文化作为一种物化的结果或者是已经完成状态的静态束缚，第一次确立了人的文化主体地位，把文化理解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认为文化即是人化。“三大批判”作为康德的哲学精髓，始终围绕着“人能够知道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应该希望什么”展开，而文化发展也是要解决这三类问题。“纯粹理性批判”是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的探讨，认为文化辨别力、选择力的建构依赖于人的思维方法，回答了“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实践理性批判”是研究人的道德准则和自由意志，准确定义了文化的作用和目的，认为文化运用力、传播力的建构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回答了“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发展文化”；“判断力批判”是在人的情感能力方面的探讨，认为文化创造力需要牢牢把握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宝贵财富，回答了“我们希望创造什么样的文化”。
2. 纯粹理性批判与文化选择力和文化判断力建构
《纯粹理性批判》主要是康德对人的先天认识能力进行研究和考察，即从根本上对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理性的“批判”，确定其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把理性很多“非法的”和“狂妄的”要求加以清除，而保留其中“合法的”和“合理的”要求，以便对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做出裁决，为人类知识澄清前提和划清界限，避免独断论和怀疑论的发生。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一个认识论的根本性问题：“人能够知道什么”，该问题直接指向长期困扰认识论的发展基础：“知识何以可能”即“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康德通过认识能力所提供的认识成果对纯粹理性展开“批判”，即对数学、自然科学和旧形而上学展开纯粹理性“批判”，经其研究发现，所有这些真正的知识都属于“先天综合判断”。“先天综合判断”开创性地把“先验”“理性形式范畴”与“经验”“感性形式范畴”相结合，提出了“知识的内容是由经验给予我们的，而知识的形式则是由主体之先天的认识形式提供给知识的” [2]。也就是说，康德认为人的认识活动是用先天的认知能力去整理后天的感觉经验从而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
康德把人的先天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层次，并确定了构成知识的两个要素，分别为直观和概念。直观来源于我们的感性能力，而概念来源于我们的知性能力。通过感性能力，一个对象被给予我们，产生直观；通过知性能力，该对象在我们的心灵中被思维，形成概念和概念的关系。感性能力和知性能力相互结合，才能产生出知识，即知识的产生需要能接受表象的感性能力，也需要能通过表象认识对象的知性能力。同样的逻辑，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各种价值取向相互碰撞，各种观念相互交织，我们该如何辩证取舍，如何选择正确的文化。一切文化既有其合理的优质基因，也一定会含有因时代制约所导致的局限，对所有文化实行粗暴的全盘接收或全面否定是错误的，试图以简单抓取某种文化药方就包治百病的想法也是错误的。文化选择力和判断力的建构要求我们必须通过知性的范畴，把各种各样的感性杂多按一定的规则综合在一起，形成判断，从而在自己的认识能力范围之内对文化的来源、功能、条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我们要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在对文化进行感性经验批判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知性去辨别和选择，将人的感性能力与知性能力相结合，直观与思维相结合，努力形成正确的文化判断和文化选择。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反对拒绝接受一切新文化的“守旧主义”和任何外来文化的“封闭主义”，高度警惕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另一方面，我们要增强文化自信，积极参加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用最正确的文化选择力和判断力去寻找最具朝气和力量的文化宝藏，既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有益因素，大胆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要求，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使优秀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焕发出新的光彩。
3. 实践理性批判与文化运用力和传播力建构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更关注人们思维领域的形而上学问题，《实践理性批判》则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会生活领域，探讨伦理道德问题，以必然和自由为研究对象。所谓“实践”是出于意志，然后产生某种现实结果的行动，意志不受外界因素的支配，为自己立法；所谓“理性”指意志决定必须要服从于某种自然法则而实现，这套自然法则是最高的实践法制，也是最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准则，不是他人强加于我们的，而是人根据自己的理性为自己制定的道德准则，自己为自己立法。人是服从自己立法的主人，只有这样自我才能在这个世界中立足，我们才是自由的，因为理性赋予人自由的本质，只有理性才能让人感觉到自己由自己控制，反而放任自己想做就做，则是没有任何自由可言，我们只会变成各种事物的奴隶。康德的这种“自由”不是毫无限制、任意妄为的自由，而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首要本质特征，是为主体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实践提供规范的自由。
文化作为人从自然的存在转变为理性的存在的媒介，实现人自由、全面、可持续的发展是一切文化的真正目标。当个体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生存方式和生存活动的自由时，必然会去追求能在目的与方式两方面都实现属人特征的意义对策。这个对策就是“个体要符合道德律令”，道德律令的实质是自由，自由又是文化的先验前提和最终目的，所以文化的结果必定是道德。通过个体的文化运用和传播，能把这种以自由为本质的超验道德的本体价值转变为感性现实的自由价值，即道德成为个体的普遍自由形式。这样现实的个体不仅是追求快乐、享受幸福的存在，而且也是一种献身责任、具有道德良知评价的存在。但在这个受市场经济影响而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价值取向盛行的时代，人们在追逐享乐的物欲漩涡中失去内在的道德追求，金钱财富这些无精神内容的要素被疯狂追逐和顶礼膜拜，在运用和传播文化时也会过多地强调实用性和功利性，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本性和意愿的事情，变成物质主义束缚下的“单向度的人”，人的精神和尊严都为物所支配。我们必须加快文化运用力和传播力的建构，不断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用文化发展实现人的自由自觉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能引导人进行理性的自由选择，推动人的道德进步，提升人的生命价值，从而摆脱对物的依赖和精神的异化状态，使人真正成为现实而完整的“人”。我们在运用和传播文化的时候，不应该总是站在功利的角度思考文化能带给我们什么实际利益，而是要抱着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态度去运用文化的力量。正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真正的道德行为必须是纯粹基于义务而做的行为，即“为义务而义务”的行为，不仅要在客观上符合道德发展，而且要求行为者对道德法则保持内心的敬重，任何出于满足个人私利或实现个人功利的事情，无论结果如何都不能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后果，而是取决于该行为的动机。文化运用力和传播力的建构必须要时刻保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成果惠及人民，文化建设依靠人民”的初心使命，一方面要充分了解人民群众需要什么、欢迎什么，积极开展广泛普及、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活动，把优秀文化融入生产生活，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不断扩大优秀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把优秀文化和日常服饰、饮食养生、教育行业、美丽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等的各种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优秀文化真正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
4. 判断力批判与文化创造力建构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只涉及知性和自然界的必然，关注人的认识能力；《实践理性批判》只涉及精神界的自由，关注人的道德。知识和道德似乎成了两个各自独立的封闭系统，一个是人所在但不自由的系统，人有认识而不讲道德；一个是人所向往但不在的系统，人有道德但不顾认识。不讲道德的人会沦为动物，不顾认识的人得不到幸福，在“人能够知道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之间横亘着“必然”和“应然”的巨大鸿沟，必须要有一个中介让有知识的人逐步意识到自己的道德本性，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判断力批判》就是为了沟通前两大批判，在知性和理性之间架起一座“人应该希望什么”的桥梁，即人的第三种先天认识能力——情感能力。这种主观情感具有先天普遍性，主要是关于人们对于“什么是美”以及“怎样创造美”的论证。这种审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概念的主观普遍性，不带任何功利，不做任何概念性和规定性判断，只通过直观引起，是建立在人类情感本身的社会“共通感”上的纯粹愉悦享受，启发着人们在审美中体悟到自己的自由，从而进入道德的境界。美是道德的象征，审美水平的不断提升才能推动人们在感性的眼光中发现自己有纯粹的理性，从而把科学能力知识和道德素质联系起来，使人从自然人向道德人过渡。
从培养高水平审美的方面看“我们希望创造什么样的文化”，我们要牢牢把握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宝贵财富。回顾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而不倒，之所以历经无数艰难困苦而愈挫愈勇、历久弥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凝结着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是最具有审美共通感的文化基调和最具道德美感的思想精华。文化领域的美的创造必须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寓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典范，带给世界人民道德文化的滋养和美的享受。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能源等的激烈碰撞与对抗成为常态，特别是文化战争，尽管没有真枪实弹，但形式更加复杂多样、竞争更加激烈持久，并起到决定性作用。重视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的优良传统，也是继续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环节。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关于实施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了“两有”“两相”与“两创”，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和重要原则。而康德的“三大批判”正好契合此要求，能为文化的五大张力指明发展方向：一是文化辨别力，要学会鉴别精华和糟粕；二是文化选择力，要有区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三是文化运用力，要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四是文化传播力，要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五是文化创造力，要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的五大张力更加完美地实现了“两有”“两相”与“两创”的结合，更加完整地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科学体系和重要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