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红色旅游发展、扶贫效应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elationship Research
DOI: 10.12677/AAM.2022.1112914, PDF, HTML, XML, 下载: 264  浏览: 474 
作者: 张洪玮: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
关键词: 红色旅游旅游扶贫经济增长Red Tourism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conomic Growth
摘要: 红色旅游的火爆不仅盘活了我国革命老区最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也加速了旅游市场的整体复苏回暖,而在众多扶贫方式中,旅游扶贫经常被认为是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而实现脱贫致富的一种重要途径,通过红色旅游资源拉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也是如今的趋势。但是红色旅游、扶贫效应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还缺乏研究判断。因此,本文选择湖北黄冈市为例,通过对其2004~2020年统计数据做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扶贫效应和经济增长存在格兰杰因果,红色旅游发展也是引进扶贫效应变化的原因。就此结论给出了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助力衔接乡村振兴;统筹规划红色资源,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建议。
Abstract: The popularity of red tourism not only revitalizes the most distinctive cultural resources in China’s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but also accelerates the overall recovery of the tourism market. Among various way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is oft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oor and achieve poverty alleviation. It is also the current trend to boost the economic growth of poor areas through red tourism resource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d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till lack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Huanggang City in Hu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its statistical data from 2004 to 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cities, and there is Granger causality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is also the cause of the chang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introduced. The conclusion is that vigorously de-velop red tourism to help connect rural revitalization; suggestions on overall planning of red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文章引用:张洪玮. 乡村振兴背景下红色旅游发展、扶贫效应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 应用数学进展, 2022, 11(12): 8671-8678.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12914

1. 引言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是“十四五”期间农村工作特别是脱贫地区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2021年,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取得重大进展,但是规模性返贫的风险依然存在,乡村振兴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仍然是2022年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 [1]。在众多扶贫方式中,旅游扶贫具有当地居民就业门槛低、关联性强、促进生态发展等优势 [2],经常被认为是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而实现脱贫致富的一种重要途径。红色旅游是以红色资源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产品,红色资源不仅是一种集政治教育、经济发展、文化传播等价值和功能于一体的独特的综合性资源,也是我国的宝贵财富,具体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 [3]。红色革命区大多地处我国各省偏远地区,存在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县域,但是因为其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经常被认为是这些区域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4]。

目前来看,红色旅游是发展地方社会经济的新支点,并且为当地经济的贡献趋势快速上升。截至2019年底,我国红色旅游接待人次已超14亿人次,总收入超过约4000亿元,约占全年旅游总人次的23%和总收入的6%。《2021红色旅游发展报告》指出红色旅游消费市场对地区经济贡献将达到万亿规模,成为推动革命老区社会经济振兴发展重要动能 [5]。但是目前学术界缺乏关于具体某地的红色旅游发展、经济增长和扶贫效应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利于直接对当地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从而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工作。本文选择湖北省著名红色旅游胜地——黄冈市作为分析地方,采取向量自回归模型 [6],利用其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红色旅游发展、经济增长和扶贫效应三者之间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从而为进一步推进黄冈红色文化旅游扶贫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旅游发展与扶贫效应

随着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很多地区将旅游业视为拉动当地经济发展且制约贫困的重要途径。基于这个背景,许多学者就旅游发展与扶贫效应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主要具有以下结论:1) 旅游发展与扶贫开发具有耦合效应。曾迎霄认为旅游扶贫作为扶贫开发的一种模式,与乡村振兴扶贫具有目标效益耦合、服务对象耦合、产业资源耦合的内在联系性,二者可以实现有效衔接 [7]。2) 旅游发展程度和扶贫效应成正相关。武晓英等学者采取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法研究了贵州省布依族旅游扶贫地社区参与满意度,结果表明,旅游社区参与满意度整体较高,旅游扶贫效果较好 [8]。3) 旅游发展自身带动性提高了扶贫效应。韩伶娟分析了三峡大坝旅游区发展给周边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充分展示三峡大坝旅游区带动周边地区致富的发展成果,并就进一步放大三峡大坝旅游区旅游扶贫效应提出建议 [9]。

2.2.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不仅满足了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更在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不断巩固,整体上来看,旅游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鲁欣和宋慧晶基于山西省面板数据的做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山西省旅游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更为强烈 [10]。郭健全和李维选取2000~2017年东南亚地区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旅游发展、人力资本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旅游发展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11]。在对于红色旅游发展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上,也有学者做了研究。他们认为红色资源能够对革命老区乡村的振兴赋能,并且这些革命老区如果发展红色旅游能够和乡村振兴战略之间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和衔接性 [12]。学者程涛涛以乡村振兴样本义乌为例,研究发现积极开发红色旅游资源能够带动沿线村庄取得了经济、文化、社会等效益 [13]。

2.3. 经济增长与扶贫效应

关于经济增长与扶贫效应之间的关系,学者几乎都认为经济增长有利于减缓贫困。田雅娟学者认为旅游业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能够通过纵向“涓滴效应”惠及低收入群体,她基于我国2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认为,旅游业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具有积极的影响效应 [14]。潘华丽等基于陕南秦巴山区2016~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AHP-熵权法,对28个县域的旅游扶贫绩效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认为此地旅游扶贫的经济绩效逐年上升 [15]。张凤华研究认为经济增长在农村减缓贫困具有重要的地位 [16]。方迎风运用双重差分法对2008~2014年的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设立扶贫重点县的经济增长比非贫困重点县的经济增长更显著 [17]。戴钰利用中国31个是省份的数据构建了PSTR对经济增长与减缓贫困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贫困具有抑制作用则经济增长能够缓解农村贫困 [18]。

综上所述,在我国减贫期间,已经有学者对于旅游发展、经济增长和扶贫效应两两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大体上得出的结论都是互相促进的关系。目前正值乡村振兴背景下,随着我国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活动火热进行,人民群众也愿意追寻红色记忆,传承民族精神,红色旅游因此迎来新机遇,成为了旅游业重点关注领域。也有学者对红色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做出了红色旅游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判断,但是关注的并不高。既然如此,那红色旅游发展能够促进扶贫效应的提升吗?本文鉴于此思考,通过引入扶贫程度变量,来探讨红色旅游发展、扶贫效应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相影响的关系。并且本研究将规避已有研究对三者关系先验性假设影响的基础上排除地理位置的差异,将直接在红色旅游语境下,将扶贫效应作为变量引入,通过选择旅游业靠红色旅游拉动的城市来研究红色旅游发展、扶贫效应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关系。

3. 案例选择

湖北省黄冈市身处大别山腹地,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三支红军主力部队的诞生地,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落脚地,著名的将军县红安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 [19]。但是也是集革命老区、多民族地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于一体的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为推动新时代黄冈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早在2015年,黄冈市全境纳入了《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依托革命文物打造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提出创建红色旅游扶贫创新模式,其主旨是按照“以红色文化旅游引领扶贫,以绿色生态旅游支撑扶贫,以历史文化旅游带动扶贫”思路 [20],开展乡村振兴与红色旅游扶贫创新模式和路径研究,围绕红色主题,着力打造红色旅游核心区,推进村民脱贫致富 [21]。近年来,市文旅局再次深入实施“十大行动”,推进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助力黄冈经济社会发展。2021年上半年,全市红色旅游市场整体回暖复苏,接待红色旅游游客超过千万人次,游客量较常年增长50%左右,较2019年增长30%以上,实现红色旅游综合收入超过82亿元 [22],目前,黄冈有红色革命文物652处,数量占全省的三分之二,已经迈入了全省旅游第一方阵。综上,选择黄冈市作为研究红色旅游发展、经济增长与扶贫效应三者间关系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4. 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变量为旅游发展、经济增长及扶贫效应。现有相关实证研究中,案例地经济增长状况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进行测度,本文选取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Y)作为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常用指标有旅游人数、旅游收入、投入产出绩效等,本文以旅游强度衡量地区旅游发展水平(T),其中旅游强度 = 旅游总收入/GDP,该指标表示旅游业在地方经济中所占比重,数值越大则旅游业发展程度越高,由于红色旅游收入数据无法全面获得,且红色旅游收入可以视为黄冈市旅游综合收入的主体,该指标以黄冈市综合旅游收入代替红色旅游收入进行计算;有关贫困测度的常用指标有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距等,本文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扶贫效应(P)参照张大鹏 [23] 的做法,扶贫效应 =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占比 +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口占比,为了避免在实证分析可能出现异方差,将三个变量相关指标数据取自然对数。本文中VAR模型的相关数据均取自2004~2020年《黄冈市统计年鉴》《黄冈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等资料。并且在使用经济增长相关的数据时候,统计资料中的名义GDP已经折算为了实际GDP。

5. 研究结果

5.1. 时间序列平稳检验

不是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的回归会导致没有意义的伪回归。为了分析黄冈旅游发展水平、经济增长情况及扶贫效应三者间的关系,首先需要检验三个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以避免高值伪回归的出现。本文利用ADF检验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变量单整的阶,检验结果见表1所示。

通过ADF检验,发现lnp分别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即序列存在单位根,也就是说序列是不平稳的,做一阶差分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即序列存在单位根。继续做一阶差分检验,结果dlny分别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即序列依旧存在单位根,继续做二阶差分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即原变量的二阶差分序列平稳,可以进一步检验其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Table 1. Results of unit root test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d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dd表示变量的二阶差分。

5.2. 阶数确定和协整检验

通过ADF检验可知lny、lnt和lnp为二阶单整I (2)序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黄冈市旅游发展、经济增长及扶贫效应的协整关系。首先确定该系统所对应的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如图1所示。

Figure 1. Lag test. Note: * is the optimal lag period

图1. 滞后期检验。注:*为最优滞后期

根据不同准则所选择的滞后阶数,为了保守起见,在此选择滞后四阶,并进行协整检验,但是根据检验结果并不能表明协整秩数,于是将滞后调整为三阶,并如图2所示三者间存在协整关系,随后依协整方程估计建立协整回归方程:lny = 1.84lnt − 1.80lnp。据此回归方程可知,经济发展与旅游水平成正相关,即旅游水平增加1个单位,经济水平增长1.84个单位,再对此等式进行变形,发现扶贫效应与旅游水平成正相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表现为旅游水平增加1个单位,扶贫效应增加1.02个单位。

确定模型之后,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残差不存在自相关,伴随矩阵的所有特征值都落在单位圆之内,故是稳定的系统。

5.3.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上述分析表明了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虽然可能隐含着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是并不能一定辨识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所以接下来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在协整检验时候,已经确定了滞后结构,在选定的滞后期内进行格兰杰检验可以进一步判断变量间真实关系,由于本研究变量的二阶差分为平稳序列,故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时因采用变量的原始形式带入计算,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Figure 2. Johansen co-integration test

图2. Johansen协整检验

Table 2. Granger causality test

表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注:P值设定为0.05。

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6.1. 结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黄冈市大力发展旅游产业,通过依靠当地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不仅能够实现红色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还能推进贫困地区百姓脱贫致富,这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一致的 [24]。从本文的实证分析来看,红色旅游发展、扶贫效应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当地红色旅游发展分别和经济增长、扶贫效应成正相关,经济增长和扶贫效应成负相关。通过协整检验之后,对三者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在滞后期为3的时候,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扶贫效应互为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两者可以双向影响,并且红色旅游发展是引进扶贫效应变化的原因。综上,红色旅游发展、经济增长及扶贫效应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关系,并且可通过时序预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6.2. 政策建议

6.2.1.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助力衔接乡村振兴

红色旅游发展与扶贫效应、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间的正向长期均衡关系与黄冈市红色旅游的发展现状相符。在此基础上依托革命老区,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全域旅游等形式,树立集体奋斗脱贫攻坚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红色乡村的典型案例,展示乡村红色资源、红色文化的巨大潜力和魅力 [25]。政企多元融资、农旅融合是助推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关键点。政府的投资应遵循“尊重历史,修旧如旧”的原则改造基础设施,不断升级服务软件。该推动“精准滴灌”“定制式扶贫”“靶向治疗”等多元扶贫方式,启动“红色村”党建示范工程,推进扶持红色旅游重点扶贫村建设,发展红色乡村旅游,带动农产品销售、民宿消费,就地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全面提升红色旅游扶贫的自身造血功能,助推大别山革命区乡村振兴 [26]。

6.2.2. 统筹规划红色资源,推进区域经济发展

根据本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预测了三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其结论可以用来支持实际的因果关系,就黄冈市实证结果而言,扶贫效应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说明了经济增长的提高能够带来扶贫效应的提高,相应的,扶贫效应的提高也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大力发展红色旅游能够带来扶贫效应的提高。就此而言,既然红色旅游资源能够帮助当地脱贫攻坚,并且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就要发挥发展规划在资源配置和要素整合方面的指导作用,整合黄冈市内不同规模、不同区域的红色旅游。把红色与历史、生态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开发,充分发挥旅游资源的集合效应,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推进贫困地区百姓脱贫致富 [27]。

参考文献

[1] 人民论坛网. 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EB/OL].
https://theory.gmw.cn/2022-02/01/content_35490768.htm, 2022-02-01.
[2] 罗文斌, 徐飞雄, 贺小荣.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第三产业增长动态关系——基于中国1978-2008数据的实证检验[J]. 旅游学刊, 2012, 27(10): 20-26.
[3]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要[EB/OL]. http://www/wenming.cn/ziliao/wenjian/jigou/zhongyang/201202/t20120222_513800.shtml, 2012-02-22.
[4] 何成学. 广西红色旅游扶贫和生态扶贫堪担重任[J]. 当代广西, 2017(9): 45-46.
[5] 张新成, 高楠, 王琳艳, 李锦敬.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培育路径研究——以红色旅游城市为例[J/OL]. 干旱区地理, 1-1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5.1103.X.20220519.0951.001.html, 2022-12-12.
[6] 赵磊, 方成, 吴向明. 旅游发展、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旅游学刊, 2014, 29(5): 16-30.
[7] 曾迎霄. 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及政策选择[J]. 农业经济, 2022(3): 62-64.
[8] 武晓英, 李伟, 李辉. 旅游扶贫地社区参与满意度研究——基于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57(5): 56-63+76.
[9] 韩伶娟. 新形势下三峡大坝景区发展的旅游扶贫效应[J]. 旅游纵览(下半月), 2018(14): 159-160.
[10] 鲁欣, 宋慧晶. 旅游发展、经济增长与生活水平的相互关系——基于山西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问题, 2021(3): 122-129.
[11] 郭健全, 李维. 旅游发展、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实证分析[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8(1): 44-56.
[12] 伏恬舒. 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路径探索——以汝城沙洲村为例[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16(2): 132-138.
[13] 程涛涛. 乡村振兴战略下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路径研究——以义乌“望道信仰线”为例[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18(6): 34-37.
[14] 田雅娟, 刘强. 中国旅游业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效应及其影响因素[J]. 旅游学刊, 202, 35(6): 40-49.
[15] 潘华丽, 刘婷. 旅游扶贫绩效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研究——以陕南秦巴山区为例[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58(2): 114-121.
[16] 张凤华, 叶初升.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当代财经, 2011(12): 14-21.
[17] 方迎风. 国家级贫困县的经济增长与减贫效应——基于中国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社会科学研究, 2019(1): 15-25.
[18] 戴钰. 中国经济增长对农村贫困减缓影响的实证研究[J]. 经济数学, 2019, 36(4): 69-74.
[19] 杨凯, 陈丽军. 乡村振兴背景下红色旅游扶贫的创新模式和路径——以湖北省黄冈市为例[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41(5): 44-47.
[20] 黄永林. 黄冈红色文化资源特质与文化产业发展[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1(2): 48-52+148.
https://doi.org/10.13793/j.cnki.42-1020/c.2014.02.010
[21] 李月华. 黄冈绿色生态与红色及古色文化旅游资源整合研究[J]. 生态经济, 2010(2): 109-111.
[22]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黄冈市“十大行动”全面推进红色资源保护利用[EB/OL]. http://wlt.hubei.gov.cn/bmdt/szyw/hg/202108/t20210831_3729994.shtml, 2021-08-31.
[23] 张大鹏. 旅游发展能减缓特困地区的贫困吗——来自我国中部集中连片30个贫困县的证据[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8, 33(3): 87-96.
[24] 张晶晶, 修新田. 精准扶贫视域下福建省苏区老区发展红色乡村旅游研究[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7(2): 66-70.
[25] 陈丽军, 杨凯, 胡潇敏. 基于社区参与的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7(2): 105-108.
[26] 兰金秋, 于立新, 王会战. 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制度增权的比较研究——以梁家河村和康坪村为例[J]. 旅游导刊, 2019, 3(3): 57-70.
[27] 来玲, 吴欣月, 梅艳晗. 利用红色旅游文化促进革命老区经济发展探讨——以黄冈市红安县为例[J]. 中国集体经济, 2019(35):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