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黑龙江省，有史可查的文庙并不多，其中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当属哈尔滨市文庙。与全国其他省份的文庙在二十世纪初大多被损毁的情况不同，哈尔滨文庙是少有的在此期间建成且规模和建制堪称东北地区最大。因此，为进一步了解哈尔滨文庙承载的儒家文化传承功能并探寻其建成所蕴涵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本文将通过梳理哈尔滨文庙的历史沿革，还原其历史风貌的方式，突出其在东北地区革命时期抵御精神文化压迫的重要作用。最终，文章也将呈现两条核心线索：第一，从哈尔滨文庙的建筑特点以及“大祀”礼制规模中探究其建立背后的重要意义；第二，根据哈尔滨文庙“庙馆合一”的新发展模式探究其在现代社会中所承接的儒家文化发扬功能。
Abstract: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ere are not many Confucian Temples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among which Harbin Confucian Temple is the most complete and the largest. Unlike the Confucian Temples in other provinces in China, which were mostly destroy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Harbin’s Confucian Temple was one of the few built during this period, with the largest scale and structure in Northeast China. Therefore,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inheritance funct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carried by Harbin Confucian Temple and explore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mplied by its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will sort ou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Harbin Confucian Temple and restore its historical style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role in resisting spiritual and cultural oppression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in Northeast China. Finally, the paper will present two core clues: First, explore th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behind the establishment of Harbin Confucian Temple from th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and the scale of “big sacrificial” ritual system; Second, according to the new development mode of Harbin Confucian Temple, “integrating the temple and museum”, it explores the function of carrying forward Confucian culture in modern society.
1. 引言
哈尔滨作为黑龙江省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可追溯至两万两千年前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哈尔滨人”。而相较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名气，哈尔滨文庙却鲜有问津。哈尔滨文庙坐落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东端文庙街25号，此位置到南通大街与文庙街交叉街口的斜对面就是东北三省著名的四大佛教寺院之一的极乐寺。但未曾有人想过位于如此偏僻位置的哈尔滨文庙，竟成为了见证东北地区历史发展的标志性建筑。
2. 沧桑多舛数余载：关于哈尔滨文庙的修建与落成
关于哈尔滨文庙始建的历史背景，可见《哈尔滨历史编年》中的记载：“1926年8月30日，哈尔滨官绅在市自治会开会，推举14人组成修建文庙工程委员会，谢荫昌为主席。10月开工建筑 [1] 。”孔祥林在谈论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庙整体的情况时也曾提到：“1926年，黑龙江哈尔滨新建孔子庙，1929年落成 [2] 。”但是，为什么本地官绅会在1926年突然产生新建文庙的想法？其中又充斥着怎样强烈的政治诉求？这些疑问都有待解答。
事实上，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沙俄于1986年乘虚而入，诱迫清政府派遣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在莫斯科签订《中俄密约》，因此沙俄通过在铁路上的条款优势，顺利进入东北地区，并意欲控制黑龙江，这也是后期成立哈尔滨特别市并收回沙俄路权的主要原因。哈尔滨在被称为“特别市”之前，市政大权都是掌握在由沙俄人组成的“哈尔滨自治公议会”手中，相当于哈尔滨的一个“地方政府”，这也就是前所述为什么文庙的建立会由“自治会”来商议的原因。从《哈尔滨文庙维修工程报告》中可见：“哈尔滨文庙的修建由张学良将军于1926年倡导并主持……，由当时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焕相及继任长官张景惠实施筹建 [3] 。”在当时，张学良极力主张修建文庙并提出自己的理由：“哈尔滨据松花江上游，东省铁路横贯其间，欧亚商旅麇集而鹑居，列肆连廛，言厐俗杂。自政权收回后，百物聿新，当事者以学校浡兴，不可废崇祀先圣之典……今欧美诸邦，类皆厌兵戎而趋文化，其究哲学者，且旁搜中国经籍，以尼山之学为能止至善，而共深其企向，盖世界大同之机兆，而孔教之气昌矣。中华为至圣祖国，哈埠又为华裔错处之区，使无杰构，以虔奉明禋，其何以动学子钦崇，而回易友邦之视听 [4] 。”他通过对哈尔滨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分析给出了修建文庙的必要性。另在《东省特别区创建文庙碑志》中张景惠也同样肯定在哈尔滨建立文庙具有一定优势：“东省特别区位于吉江之间，华夷错处，礼俗纷庞，不承夏风，盖圣教之烟郁久矣 [5] 。”同时，张学良言明兴建文庙是为了要在社会中重新树立“祭祀为教化之本”的价值理念，其言：“‘祭者教之本’，此文庙之建所为不可缓也 [4] 。”为何要崇尚恢复“祭为教之本”的理念？这便又回归到了以儒学教化恢复社会秩序的问题上。此举在政治上可以简单理解为通过祭祀等仪式使人外在能够尊师敬长，从内能够孝顺其亲，达到社会和谐的形式目的。而在哈尔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如若可以通过兴建文庙等外在形式的推行，起到稳定社会政治、维护尚存的传统文化与习俗的效果，那便是极好的方式。
综上可见，哈尔滨于1926年修建文庙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点：第一，因哈尔滨特别市收回了沙俄由《中俄密约》所掌握的中东铁路特权，剥夺了其已享有类似“地方政府”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建立文庙将有利于进一步恢复已被打乱的社会秩序；第二，由于哈尔滨本身就地处松花江上游，铁路线路十分繁杂，欧洲、亚洲的商人和旅客集聚、商铺林立，而各民族与外国人的同时存在也导致了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庞杂无序。建立文庙并举行地方祭祀仪式将有利于恢复市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共同信仰；第三，沙俄统治之时对哈尔滨除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干预也进行了文化上的渗透，建立文庙将有利于树立儒家文化本位观念，抵制帝国主义文化侵蚀；第四，世界各国逐渐采取弃兵从文的博弈导向，开始倾向于剖析中国儒家经典，而作为儒家文化发源的中国更应该在此时大加推崇儒家文化，共建大同理想；第五，五四运动之后，青年们多致力于寻求对西方新事物的学习，但单一追求西方文化势必会导致家国中落，文庙的建立与祭祀仪式的举行也将带动本地学子培养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
可以认为哈尔滨文庙在落成后还是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并举行了首次祭孔大典。根据相关资料记载：“1931年3月23日，哈尔滨文庙举行首次祭孔活动，活动由当时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组织、主持，这也是文庙落成后唯一一次由当时中国地方政府主持举行的祭孔活动，之后的几次祭孔活动都是在伪满时期进行的 [6] 。”另一处文献记载的哈尔滨文庙首次祭孔的时间则更加具体：“1931年(民国20年) 3月23日午夜1时，一阵钟声鼓乐声在哈尔滨的夜空响起。哈尔滨文庙首次祭孔活动隆重开始了。这次祭孔仪式是在列强蚕食中华，日本虎视东北的历史背景下举行的 [7] 。”但好景不长，此次祭孔大典之后，主持大典的权力却逐渐转移到了日本人的手中。1932年到1937年间，日伪逐渐在哈尔滨兴起文教，从学校到神社再到科学院方方面面，无孔不入，希望借此能够荼毒市民思想，改变传统的风俗习惯和信仰。民国史料记：“1935年3月10日，哈尔滨日本神社临时社殿在南岗完工。3月22日，伪满设立大陆科学院。5月1日，北满特别区立实验中学开办。6月20日，哈尔滨日本花园寻常小学在通道街开办。1937年3月，伪满文教部公布训令，强制在学校教育中彻底普及日语 [8] 。”众所周知，教育是民族精神培育之沃土，钱穆就曾在讨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时说：“无君无臣，无不待于教，中国政治之终极责任在教，中国政治之基础条件，亦在教 [9] 。”当时的日本也正是意识到了“教”在培育民族精神中的重要性，也知晓“教”是控制政治的关键，才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巩固其对市民的精神控制。也正是这样，哈尔滨文庙逐渐被笼罩出了异样的气氛。事实上，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哈尔滨经历了最动荡且最艰难的时刻，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哈尔滨这座城市停滞，反而让更多的英雄人民崛起，并拼尽全力抵抗帝国主义的全方位入侵，也让哈尔滨成为了全国解放最早的城市。而哈尔滨文庙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地同样陪伴这座城市一起风雨飘摇，见证这座城市的兴衰。
3. 独特的建筑形制：“大祀”礼制下的仿清代建筑群
“1988年9月20日，经过初步修缮复原后，哈尔滨文庙(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10] 。”本着修建之初所设定的“庙学合一”的功用，哈尔滨文庙在20世纪初再次呈现在大众视野，也逐渐恢复了与祭祀和儒学传播相关的活动。
由于哈尔滨文庙是东北地区最大、现存最完整的仿清代建筑群，同时又是按照“大祀”的规模建造的，因此其从外观上看呈现出和清代皇家建筑相类似的建制特点。从哈尔滨文庙官方出版的书中可以见到，相关专家一致认为哈尔滨文庙的建筑形制是标准的“大祀”规模。进而依据张景惠所写《东省特别区创建文庙碑志》的内容更可知文庙建筑级别的高端：“自清光绪三十二年升孔子为大祀，而京外学宫，犹仍旧贯，未之改作。今东省特别区宏规大起，创而非因，故其缔造合乎大祀之仪，崇不逾度，奢不过则” [11] ，但另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孔祥林就认为哈尔滨文庙非“大祀”建制：“虽然许多文庙将正殿、正门改换了黄色琉璃瓦，但建筑并没有改造，大部分文庙仍然保持了中祀的规模，即使在文庙升为大祀后新建的吉林文庙和哈尔滨文庙正殿都是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重檐庑殿顶，黄色琉璃瓦，具有了大祀的因素，但阶陛等仍然不合礼制，所以全国并没有一座完全按照大祀礼制建造的孔子庙 [12] 。”于是，关于哈尔滨文庙建制的等级问题便产生了两种不同看法。
究竟何为“大祀”礼制等级？据此对孔庙建筑的要求是什么？这些更加具体的问题则需要进一步探究。“大祀”即是中国传统帝王祭祀等级中最高的一级，《周礼》云：“肆师之职，掌立国祀之礼，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币；立小祀，用牲 [13] 。”郑众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 [13] 。”又郑玄道：“大祀又有宗庙，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岳，小祀又有司中、风师雨师、山川、百物 [13] 。”这就是对“大祀”礼制相对较早的解释。进而依据清朝的规定可见对“大祀”礼制的要求：“清初定制，凡祭三等：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祇、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祠为羣祀。……光绪末，改先师孔子为大祀，疏典也 [14] 。”可见，文庙的“大祀”建制应包含如下内容：第一，“大祀”、“中祀”和“羣祀”分别对应“大祀”、“次祀”和“小祀”，而升先师孔子的祭祀规格为“大祀”，作为一种特殊的典礼，其从建筑规模上可与太庙相同；第二，升为大祀礼制后，文庙的建筑相应改为黄瓦，乐用八佾舞，又增加了武舞(歌颂统治武功的一种大典专用舞，始于周)，定九楹三阶五陛制。实则，关于孔庙升为“大祀”的历史情况，可见《清史稿》的记载：“光绪三十二年冬十二月，升为大祀……于是文庙改覆黄瓦，乐用八佾，增武舞，释奠躬诣，有事遣亲王代，分献四配用大学士，十二哲两庑用尚书。祀日入大成左门，升阶入殿左门，行三跪九拜礼。上香，奠帛、爵俱跪……。三十四年，定文庙九楹三阶五陛制 [15] 。”那么，贵为“大祀”礼制的“九楹三阶五陛制”到底是怎样的设计要求呢？按孔祥林解释即为：“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殿前露台三层围栏，正面设置三座台阶，东西两侧各设一座台阶，台阶三层，每层九级踏步，建筑重檐庑殿顶，斗拱九踩，金龙和玺彩画 [12] 。”《东省特别区创建哈尔滨文庙碑志》中载：“凡庙制，大成殿居中南向，为堂九，为夹基二，都十一楹。其高六丈，广十一丈五尺。堂下曰中阶，曰阼阶，曰西阶，阶各五尺而级十三 [16] 。”于是，按照张景惠的描述将哈尔滨文庙的建制与“九楹三阶五陛制”的要求一一对照便可知晓是否真正达到了“大祀”标准。按照实地考察的情况来看，除围栏和台阶的设置上，其余建制基本上都符合“大祀”标准。围栏方面，哈尔滨文庙只有一层围栏少了要求的另外两层；台阶方面，按“三阶”要求的是殿前三座台阶，每座设置三节，每节九阶，而哈尔滨文庙的台阶没有分节，直接设置成了十三阶。于是，哈尔滨文庙在“大祀”标准的建筑要求下只能算勉强符合标准，也就是说孔祥林指出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只是其缺少了对围栏栏数的了解和具体证明。
4. 儒学与民族文化结合：庙馆合一的现代新发展
哈尔滨文庙从1929年落成至今已有93年的光景，期间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六次修缮工作。2014年，《哈尔滨文庙维修工程报告》也相继出版，再一次为黑龙江文物保护方面的工作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也意味着黑龙江省政府对哈尔滨文庙发展与保护工作的重视。如今，在文庙东坛门正上方悬挂的牌匾上我们仍可以清晰地见到文庙两个大字，同时在左楹联上还写着“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字样，这也表明了文庙在现代采取的是将儒家文化传承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哈尔滨文庙逐渐被政府重视了起来，也在第一次大修缮后成立了国内首个“庙馆合一”的民族博物馆。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军说道：“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是以征集收藏、保护管理、研究和展示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物、历史、文化为宗旨的全国首家省级专业性民族博物馆，现为国家二级博物馆……。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以保护利用文庙为己任充分发挥馆舍作为宣传儒家传统文化主要场所的功能 [17] 。”这其实已经凸显了哈尔滨文庙在现代发展过程中不同于其他文庙之处，即把儒家文化传承功能与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研究相结合，充分彰显了黑龙江省多种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共生的特点。通过实地走访后了解到，现在的哈尔滨文庙除了承担祭孔大典的工作之外仍有一些主要活动在定期举办，如孩童“开蒙礼”、“状元桥上送状元”、“成人礼”、“中小学生开学毕业仪式”等公益活动，深受市民喜欢。通过这一系列以发扬儒家文化为旨的活动给在黑龙江生活的人们传播着儒家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在这座城市中生活的每一个人。
回溯历史，黑龙江省处在中国的东北部，自古就是山川边防之险地，李鸿章在光绪十六年就曾写到过：“中国山川，莫尊于辽东。自阿尔泰山，一支万折，磅礴而来，为外兴安岭。敖嫩河出其南，雷勒纳障其西，包络喀尔喀部。隃望所见，俄罗斯界，奔凑萦会，俯乎中原，刚气必宣，郁不遽泄，至黑龙江尽海而止。盖昆仑北干，极于艮维，成终成始，势蓄未已，天地所设险，王公所慎固，华戍所界，绝而绸缪也 [18] 。”李鸿章在这段话中精炼地总结出了黑龙江省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在战争时期占据此位置的重要性，这其实也道出了后期俄罗斯和日本争夺中东铁路权的缘由。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黑龙江省境内少数民族种类众多的事实，鸦片战争前黑龙江省的各民族主要是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费雅喀族、库页、奇勒尔族、恰喀拉族、锡伯族、汉族等(现今主要为满族、蒙古族、朝鲜族、回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各少数民族依旧生活在黑龙江的各个地方：“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共有49个民族定居在这里，世居的有十几个少数民族” [19] 。所以，以哈尔滨文庙为基底成立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是一项有意义的举措，毕竟儒家文化作为中原地区汉族的传统文化势必会和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张力，能够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从而融合发展实属不易。基于这一出发点成立的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也正是希望让儒家文化和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之间能够在黑龙江这片土地上和合共生。从哈尔滨文庙现今院内各屋用途的分配来看，祭祀功能的屋室与文化展厅是交错设计的。崇圣祠左手边第一个屋子用做了黑龙江世居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第三展厅，主题为传统与现代。而大成殿前的东西两庑分别用做了第一展厅进行历史综述和第二展厅展示多元文化，棂星门两侧的东西官厅也用做了文化展厅。每到一定时间，哈尔滨文庙就会把收集的大量关于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的物品进行展出，让参观的人尽可能的了解到少数民族的生活。可见，少数民族文化与儒家传统文化多元融合的发展模式在文庙内的布局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哈尔滨文庙“庙馆合一”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黑龙江省民族文化多元共生的局面。因此，文庙从建立之初就必然会涉及到如何处理满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所探讨的“夷夏之辨”问题在近代的延续。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而黑龙江作为孕育满族的“龙兴之地”，地位也随之上升。然而，中原地区的人民却对满族人民异常反感，两族之间的习俗与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使得融合过程相对困难，这也便成为了清朝历代皇帝都需要认真对待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按照传统夷夏观念，以中原人为代表的内地文化为“华”或“夏”，将不同于此种文化的民族称为“夷”，以此表达文化与地域上的差异，《尚书·舜典》就有：“蛮夷猾夏，寇贼奸究，汝作士 [20] 。”的说法；又有《礼记·王制》中言：“东方曰夷，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21] 。”都是从地域上来讲中原和非中原之间的差别。按照自古便有的“夷”、“夏”之间的地域划分方式，那么，由黑龙江发源起来的满族本就应为“夷”，而久居中原的民族便为“夏”，两种民族之间的界限在清朝进入中原后开始越发明显。所以，清朝皇帝力图通过隐藏满族的特殊性，主张满汉之间的融合与界限消解，雍正皇帝言：“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22] ？”这很明显是在主张将夷夏视为一体，没有分别。此后，乾隆皇帝也认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 [23] 。”事实上，也正是在清朝主张的满汉一家、夷夏统一的政策下，汉族和满族之间在渐渐有了融合发展的态势，直到鸦片战争后，出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夷夏”概念又有了新的解读，并不断将种族意义凸显出来。当西方文化在鸦片战争后单向强势输出时，中国人才更加意识到西方人是真正的“夷”，所以才会有如魏源所主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说法。显然，民国时期讨论夷夏之辨时，已经不再是基于传统的夷夏观框架，新的框架中“夷”已经被视为是“西人”的代名词，而此时的满族则由于之前政权的失败让其再次贴上了落后的标签。在二十世纪初革命派与改良派对立的阵营中，革命派多强调夷夏之辨的问题以此攻击帝国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威胁与挑衅，以期达到唤醒国民内心爱国意识的重要目的。总的来说，在暂不考虑对夷夏之辨新的解释的情况下，清朝所施行的“夷夏统一”的政策还是有所作用，至少在受此规制和影响下的黑龙江领域内的各少数民族都能够长期保持文化融合态势并稳定发展延续至今。
5. 结语：以复兴儒学抵御文化侵略
1926年，哈尔滨政府刚刚将政权从苏联手中夺回，关乎中东铁路的争夺也暂时告一段落。在俄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灌输之后，恢复国民对传统文化的责任感亟待推进，张学良秉着“祭者教之本”的使命感提议在哈尔滨修建文庙，希望将百废待兴的局面进行改善，这一出发点自然是好的。自五四运动之后，仿佛只有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才是当时有识之士做出的最佳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却往往忽视了西学本就应该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而不是忘却传统文化的偏执效仿。随着清政府的倒塌，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面临挑战，甚至有学者对传统文化存在的合理性都产生了怀疑。李大钊就曾愤言：“哀莫大于心死，痛莫深于亡群。今人但惧亡国之祸至，而不知其群之已亡也。但知亡国之祸烈，而不知亡群之祸更烈于亡国也。群之既亡，国未亡而尤亡 [24] 。”要深知“民族”才是根本，对“族”的认同本于人之内心的强烈归属。
哈尔滨文庙的存在显然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区文庙的特殊价值，总结如下：第一，文庙的建立初心是为了通过儒家文化的复兴来抵御俄、日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蚀，守住中国千年文化在东北的命脉，但却具有强烈的文化工具性意味；第二，哈尔滨文庙从建立之初采取的是“大祀”建筑礼制，虽然有个别配置没有达到“大祀”标准，但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庙建立的重要性；第三，哈尔滨文庙在九十余载的沧桑巨变中逐渐形成了“庙馆合一”的现代发展模式，这也是对近代满、汉民族融合的新诠释，也通过具体实践成功地证明黑龙江这片土地是适合民族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
当今社会，当我们再次找寻民族与文化上的认同感时，是需要从“心”出发的，而不能简简单单的一味强调文化的工具性，如单纯加强祭孔大典仪式的繁琐性，从表象上强化文化的力量。但是对于张学良来说，建立文庙却是当时抵御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最好方式，可以通过祭祀仪式来唤醒人民心中对儒家文化的崇敬，消退青年们只知学习西方的短暂热情，以此巩固传统文化在国民心中的地位。总的来说，哈尔滨文庙从建成伊始就与中国的兴衰共存亡，并见证了东北抗日联军一路英勇退敌的抗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