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幸福这个话题古往今来都为人津津乐道，但讨论的结果大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幸福不在大小，在于每个人的感受，尼采曾说：“幸福所需要的东西多么微小！一支风笛的声音” [1]，诚然，幸福其实有时候是被我们忽略的细节，也有可能是我们一直想要逃避的生活中的“不幸”。现实生活中，孩子们将书本、学习当作不幸；大人们将思想、奔波当作不幸，这种种不幸对于“美丽新世界”中的野人约翰来说却是难以企及的，他呐喊：“我不要舒适。我要上帝，我要诗歌，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美好，我要罪恶。” [2] 即使总统说他要求的是受苦受难的权利，他也愿意接受这一切。书中的人渴望“不幸”，现实的人拒绝“不幸”，赫胥黎创作的《美丽新世界》与现实中人们的愿望不谋而合，没有疾病、不用奋斗，沉溺于强制的幸福中，但是当我们认清被幸福的本质和“美丽新世界”的真实面目后，或许就能稍微理解野人的想法了。赫胥黎通过对现代文明带来的异化现象进行分析，揭露虚伪的幸福彼岸，给予了人类深刻的反思。
这部小说写作于二十世纪，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后，工业革命和科技的迅猛发展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沉寂，人们向往乌托邦式的幸福，并极力建造现实版的乌托邦世界，但是这一道路阻碍重重，赫胥黎等具有前瞻性意识的作家洞察到当前社会潜在的不安因素，结合现实对未来提出预警，创作出反乌托邦的文学作品，本文以《美丽新世界》为例深入分析乌托邦中的异化幸福。
2. 异化及异化的幸福
“异化”本是一个哲学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异化”的概念首先出现在19世纪德国的一些思想家如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等的著作中。人类生活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会碰到不可战胜的自然力或社会力的压迫，于是人们通过幻想把自己异化为一种能战胜自然力的物，或异化为能摆脱人世间的苦难的物。这种幻想的产物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所以被文学家们引入文学作品，使得作品中也有了“异化”现象，读起来诡谲怪异，富有奇特的艺术魅力，尤其是20世纪卡夫卡写作的《变形记》，人异化为非人，虚幻、夸张以及怪诞的手法就是“异化”在文学中的成功应用。它在荒唐的艺术形式下，隐藏着内在的合理因素，具有一种特殊的深刻的批判力量。《美丽新世界》中对异化现象的写作也是如此。
追求幸福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不能被异化的幸福所操控。所谓“幸福异化”也就是将幸福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人类社会活动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幸福的本意并扭曲幸福的本质，致使幸福的重心错位和价值失衡。赫胥黎从日常生活入手，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夸张、虚幻出一个令人生畏的世界。生活往往由于太熟悉而不能看清它，幸福也往往由于身在其中而不能感知它，所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至理名言。赫胥黎在表现异化的幸福时，将现实的社会比作“野蛮人保留地”，让人们跳出现在的处境去观看野人进入新世界时的局促不和无法忍受，借此启悟我们珍惜现实的“不幸”。
3. 强制的幸福——《美丽新世界》中的异化现象
在赫胥黎创作的这个称之为“文明国”的未来世界中，高度发达的科技与极权统治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极大变化，人的反自然化与工具化也使社会出现严重的异化现象。“美丽新世界”中人们遵循千篇一律的生存模式，迷失在放纵的物质生活中，把统治者强加于他们的幸福当作享受。对于“美丽新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让他们否定了一切历史，否定了个体价值，以感官代替了灵魂，以虚无代替了真实，就这样躺在以技术创造单一价值的超稳定结构里，沉浸在被幸福的美妙梦境中，展现出婴儿般满足的支离破碎的微笑。本文主要从社会关系异化、个人生存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三方面来论述新世界中强制的幸福。
3.1. 社会关系异化——家庭消失，强制平等
赫胥黎创作的世界中，胎生方式早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调制好的精、卵子试管以及经过统一孵化的胚胎。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像学生们展示出一架架编了号的试管“这都是本周供应的卵子，保持在血液的温度，”继而解释道，“男性配偶子的温度必须保持在三十五度而不是三十七度。”然后在育婴的过程中，对一批批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进行初始“设置”，从高等到低等依次划分为阿尔法、贝塔、伽玛、德尔塔、厄普西隆五种等级，福斯特先生说：“我们也预定人的命运，设置人的条件，我们把婴儿换瓶为社会化的人，叫阿尔法，以后让他们做……孵化中心主任。” [3] 聪明漂亮的阿尔法在精英教育下被培养成为领导和控制各个阶层的大人物，卑微的伽玛、德尔塔、厄普西隆矮小愚蠢，并且会被一种叫“波坎诺夫斯基程序”的方法进行尽可能大规模的复制，用于社会低贱劳作。且每一等级都被灌输了相应的等级教育观念，主任像说格言一样说道，“是爱好你非干不可的事。一切条件的设置的目标都是：让人们喜欢他们无法逃避的社会命运。”不会发生等级流动，安于现状就是最佳选择，也不会出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说辞和想法，即使有也被扼杀在换瓶车间中了。就这样将所有人圈定在类别的圈子中并且禁锢他们，终于实现了圈子中的“平等”，大家不必为生活、为理想奔波奋斗，无论是贵是贱，都一样的幸福，“睡眠教育”告诉他们自己的等级就是最好的，没有选择，没有前进，没有机遇。而且正因如此家庭模式彻底消失，已经称为野蛮时代的陈迹。随之而来，爱情模式和伴侣需求也都称为野蛮时代的陈迹。在胚胎配置系统下，人的家庭、婚姻、爱情等私人情感的必须性均被消除。“父母就是爸爸和妈妈”，这样的科学表述在他们听来就是秽语，像惊雷一样砸向那些羞得不敢抬眼的沉默不语的学生…… [4] 父母变成“野蛮、耻辱”的代名词，“他们没有爸爸妈妈”来添麻烦，也没有妻子、儿女和情人让他们动感情。”
3.2. 个人生存异化——剥夺意识，强制娱乐
人是一种高于动物的特殊存在，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生命存在，更重要的是人会超越生命存在而不断追求理想世界以实现自我人生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也是人类幸福要达到的终极境界。但新世界剥夺了人们的意识，异化的幸福主张人们到欲望和消费中去寻找人生意义。
小说中以电极惩罚接触花朵的德尔塔，婴儿们一转身都向一丛丛花花绿绿的颜色和白色的书页上鲜艳耀眼的形象爬去，发出激动的尖叫，欢乐的笑声和咕咕声，等他们全都快活地忙碌时，一声猛烈地爆炸，汽笛拉了起来，孩子们震惊尖叫，脸都因为恐怖而扭曲。“现在，”主任高声尖叫道，“现在我们用柔和地电台来巩固一下这次的教训。” [5] 他再挥手，孩子们一个个小身子抽搐着，僵直着，四肢抖动，好像有看不见的线在扯动他们。因此，孩子们讨厌书籍和自然、厌恶宗教和艺术，热爱玩乐、热爱滥交、热爱消费，拥有无节制的快乐。成年人每天在完成定时定量的工作后，其余的时间都是用来娱乐，直到老年也能工作、能享乐，没有时间坐下来去思考。即使遇到偶然的不幸，令人们心中踏实的消遣出现空隙，也有万能的“苏摩”来麻痹人类的意识。当伯纳德因感知而痛苦，在海边对着列宁娜说：“你就不希望自己是自由的吗？你就不喜欢以另外一种方式自由自在地选择幸福吗？”列宁娜惊恐着，断然说到：“当你有了这些可怕的念头时，为什么你不吃点苏摩呢？你会统统都忘掉的。你不会感到悲伤，你将会变得快乐，非常快乐。” [5] 正如助理命运规划员引用的那句耳熟能详的催眠哲理“一克解千愁”。美妙的苏摩，半克就能享受半个假期，一克就能度过周末，两克就能神游东方极乐世界，三克则就能来到永恒的漆黑的月球世界，回来后又是每天踏实的工作和消遣，一部感官电影接着一部感官电影，和一个又一个丰满的女孩子交往，打一圈又一圈的电磁高尔夫……没有忠贞，滥交才是高尚。没有什么烦恼能抵得住虚幻的快感。这里没有艺术、没有诗歌、没有爱情、没有信仰、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而且，随着福特T型车和流水生产线的诞生，“消费主义使得全社会都具有崇敬福特和T型车标志的信仰”，新世界中“文明人”已经狂热到将福特异化为神，福特称为一种代表新世纪的特殊符号 [5]。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弱化，培植出一种外在的、没有内涵的文明，人们的个性消失殆尽，对欲望的追求已经超越对道德的向往。然而，麻木的感官刺激并不能承载全部人生的幸福。
3.3. 人与自然的异化——依赖科技，强制安定
“文明国”通过发达的科技抑制人体衰老和疾病，用筑起的高墙将莫测的自然环境挡在保留区内。人们急切地要摆脱自然，并极度地崇拜科技。在“文明国”中，人们孩童时期就通过“条件反射”等方法培养出了对自然地厌恶。这里人们不再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将自然驱赶到人类的对立面，迫不及待地投入充斥先进科技与感官享受的“人类发明的世界”中。
小说中，先进的科技成果——精湛的克隆技术、完美的制约计划、卓越的催眠教育让人们无条件顺从，从而达到极权统治的稳定 [3]。“稳定”，主宰者坚持说道，“稳定是首要的终极的需要。稳定，因此就有了这一切。”不仅如此，新人类的衣食住行全都依赖于科技的发展，他们可以开着直升机飞越到世界各地度假， 可以享受着神奇的“合成音乐”、“感觉电影”，痛苦也会被化学武器抚平，整个世界都被科技所统治。当列宁娜来到野蛮人保留区，气恼地说：“我真恨不得能够带了飞机来，”“我讨厌走路，在高山下地地面上走路，叫人觉得渺小。”机械化大生产的理念，提醒人们“谨遵”社会原则，以达成世界邦的“共有”、“划一”、“安定” [5]。世界邦杜绝一切历史文化元素，统治者凭借万能的科技消除了战争、衰老、死亡等不稳定因素……慕名而来的现代人在这个世界成了“野人”，其迥异于新世界的“正常”生活方式得不到认可，最终的下场只有被放逐。小说中科技消灭了痛苦，也消灭了伦理和道德，将文明一步步推向终结，也将人类与自然推向对立，异化的幸福损害了人类生活的根基，强制的安定只会让人们离自然界越来越远。
4. “不幸的权利”——《美丽新世界》中野人的选择
“因为害怕看见花一片片的凋落，所以为了避免一切的结束，你拒绝了所有的开始。” [6] 这句话很适合用来形容美丽新世界的统治者，为了避免一切痛苦，他替所有公民拒绝了一切“不幸”。如果没有野人坚守选择“不幸”，伯纳德或许不会受到冲击，我们也不会认识到未来世界的荒谬。赫胥黎通过描写约翰对于“不幸”的渴望告诉人们，没有痛苦、没有压力、只有享乐的世界是多么可怕，即使篇幅很小，但他用一个很小的杠杆撑起一个巨大的装满黑暗的水晶球，并将之摔碎，带来光明 [2]。
4.1. 选择真理与信仰的权利
赫胥黎将约翰比作基督，他们同样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受尽苦难，母亲的不理解、列宁娜的开放都是约翰获得真理过程中的打击，但是他没有放弃选择苦难的权利，而是坚定信念，与文明世界的规则作斗争，打破传统桎梏。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写道：“勃勃的雄心振奋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不可知的结果。” [7] 这些句子一直都在激励约翰寻求真理。当他被放逐到远离文明的偏远地方之后，约翰依旧坚持自己的初心。他始终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他将耶稣作为精神领袖，在物质与精神中选择崇尚精神生活，在隐居的时候也拒绝文明社会的一切。最后约翰的死亡让新世界的文明人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以诗歌的精神完成对信仰及真理的坚定选择。
4.2. 选择爱与人性的权利
美丽新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毫无感情，不限制性交，认为性欲是爱的高级表现，是文化的建设者，包含着无限的生命本能。在文明升华的过程中，亲密、持久的感情不被认同，约翰期待母爱，而琳达对母亲的身份表现出极度厌恶，认为生下约翰是对自己文明人身份的玷污，从而对约翰百般折磨。但约翰以一颗善良的心对琳达不计前嫌，挑战文明人的刻板伦理。因为莎士比亚诗歌的影响，约翰对整个世界都有很高的评价标准，所以在当他知道列宁娜只是浅薄的交际花时，心中对列宁娜的爱也就随之破灭。即使他对列宁娜爱意很深，他也无法接受没有灵魂的爱情，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欲望是没有意义的。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米兰达唱到：“好神奇呀，这里有多少美好的人！人类是多么美丽！啊，美丽新世界，竟然有这样美好的人。” [7] 其实这些人都是自私、丑恶的无赖，赫胥黎用美丽新世界为题也是讽刺了没有人性的异化的社会。在虚伪的世界中，野人用死亡控诉人性泯灭，和愚昧无知的新人类形成鲜明的对比。小说中汉姆赫兹保持清醒的意识，在异化的关系中有着独立的思想，勇于和新世界的潜规则做斗争，追求真正的快乐。
5. 《美丽新世界》带来的幸福启示
渴望幸福本无可厚非，但是通过以上对美丽新世界中的异化幸福分析，更告诉我们“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 [8]。赫胥黎反乌托邦的描述对于现实社会不仅是一种警醒的作用，也启示我们去珍惜“不幸的权利”。
5.1. 幸福不是奴役，工具理性不能代替价值理性
幸福不是源自于奴役，小说中伯纳和赫姆赫兹两个新世界的异端已经显现了这一想法的萌芽。伯纳一直在想如果换瓶时有了不同的做法，人是否就会变得不同，所以他总会执着于这古怪的想法并且愈加萌生其他的想法，比如看海的时候他说“我想静静地看看海”，并且他坚持“可是我想看”，“那叫我感到好像……”他犹豫了一下，搜寻着话语来表达自己意思，“更像是我自己了，你要是懂得我的意思的话。更像是由自己做主，不完全属于别人的了，不光是一个社会集体的细胞了。我宁可做我自己，虽然我自己很不高明，也不要做别人，即使那很快乐。” [2] 他的那句“宁可做我自己”表明他有了独立意识，在控制之下萌生了清醒的情绪。赫姆赫兹是情绪工程学院的讲师，他却对性和自己的宣传工作失去了兴趣，对享乐生活产生了厌倦，他曾向伯纳表达：“身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等着你给它机会宣泄……我觉得我可以做的事要重要得多。是的，是那些我更为迫切、强烈地想做的事。”他的这种自我隔离的行为和反思也是他对新世界体制和模式背离和不认同的体现。社会需要清醒，“一个社会，如果多数成员不能保持清醒，不在乎当下，不关心近在咫尺的未来，而把多数时间花在其他的地方——只关心无关紧要的运动和肥皂剧——那么这个社会很难抵御操控者的入侵。” [8] 我们作为单独的个体，虽然无法阻挡社会洪流的裹挟，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中像一个哲学家一样活着，即随时保持警惕，警惕好奇心的衰减，警惕求知欲的衰减，警惕工具理性对自由与思想的剥夺，甚至是对我们痛苦与不幸的剥夺。
5.2. 幸福不是麻痹，科技只是助力不是“万金油”
赫胥黎说过：“科学的每个发现都有潜在的颠覆性，科学有时也不得不被看做可能的敌人，跟幸福相对的不只是艺术，还有科学。” [9] 科技的发展，知识的丰富，目的在于提高生产力和使人们祛魅，而不是像霍克海默形容的那样“科学的进步导致了物化和科技对人的奴役和统治。”约翰的母亲琳达所有的快乐都是源于性爱和苏摩，当她误入野蛮人保留地，那里的生活让她无法适应，她极其渴望回到“文明社会”，跨界回归之后她沉醉于苏摩带来的快感，过量服用苏摩，最终在虚幻中去世。所以，先进科技的使用是当代的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无论是“世界国”还是十八世纪启蒙后的社会，都并不是对科学技术进行真正的探索和实验，大家的根本目的只是要维护自己的统治，让自己的地位至高无上，主宰者说：“政府是坐天下，不是打天下。你们是用头脑和屁股进行统治，绝对不能用拳头进行统治。比方说，强制性的消费。” [10] 科技造成了毒品、滥交、奢侈浪费、鄙视家庭、仇视上帝和历史混乱交织，所以并不是真正地支持科学。当然，科技的力量是不能忽视和限制的，但是我们在运用科学技术时必须要让人们明确科技是如何使用的，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让人们有权发挥自己的自觉性和批判本能，通过人的自觉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服务于社会，又能为人们追求幸福增添一份助力。
6. 结语
十九世纪，尼采说“上帝死了”，人们在受到了启蒙后告别了上帝，摆脱了神话巫术和宗教权威的奴役，希望“上帝死后”能让人类可以自己把握世界，追寻幸福 [6]。但对技术、对工具理性的盲目崇拜又造成了人本精神被忽视，出现了异化幸福的危机，所以在二十世纪福柯说“人死了”。如今对于二十一世纪，对于正在向着美好“大同社会”奋斗的我们，必须对一直追求的幸福进行反思，真正体悟到赫胥黎创作的意义所在，不让人性和“不幸的权利”被“美丽”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