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惯于争鸣的哲学家之间，哲学与诗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就其基本取向来看，哲学和诗之间的关系在于两种不同的言说系统上的孰优孰劣之比较。在古希腊本来的传统看来，这个“古已有之”的问题是由哲学所引发的，较为典型和集中地体现在柏拉图的文艺思想中，即突出地显示出两者明显不同的矛盾之间的关系角逐。但从本质上看来乃是两者在整一性上的解释方向不同的问题，作为早年醉心于写诗出身的哲人柏拉图，自其跟随苏格拉底求学之后，便烧掉了自己创造的诗稿，重新估量了以往所认为的诗的价值取向，其表面是以否定的、批判的激烈外在表现呈现出来。但在他能够运用诗体娴熟地进行哲学创作的情况看来，不难发现柏拉图有意无意地或者间接地在弥合两者之间矛盾下所做出的努力，其最终的艰难选择结果是：哲学的胜出。这标志着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在最高立场和终极价值上的胜利，这也是柏拉图艰难取舍之后的最终结果。
2. 诗哲之争
在《理想国》卷十中明确指出“诗哲之争古已有之”，其中有骂诗人的如“对着主人喜欢狂吠的猎犬”，“占据上风的过分聪明之士”；骂哲人的如“痴人瞎扯中的高手”，“穷困潦倒的思想家” [1]。色诺芬反对诗人，他认为这种将神降格为人格化的做法，是对神的丑化和污名化，其背后潜藏着对神的亵渎，会让人失去敬畏持重心。但我们应该看到诗人的地位和出现都早于和重于哲人，在古希腊诗人的地位，被视为“神学的缔造者”，“知识的传播者”“提供出神学和天文学的知识的人”。当哲学从诗为主的言说风气中脱胎而来并且自立门户地形成发展起来的时候，逐渐地成为更加理性逻辑的言说方式，受到了以爱智慧著称的人们的欢迎和接纳。
诗性感性思维及言说方式逐渐向哲学逻辑思维及言说方式的转变。古希腊的诗不仅包括悲剧、喜剧还包括讽刺诗，颂神诗和史诗在内的一个庞大的言说系统。从历史发展渊源来看，以悲剧喜剧为例，悲剧喜剧是由即兴口占发展而来的，人们在酒神颂和生殖崇拜中酝酿出来的颂歌。从诗的源起来看它与神的关系紧密，这是远古先民沟通与神对话的重要媒介，其与原始神话–巫术思维密不可分的关系，即在理性尚未发达成熟的时代，人试图用一种浅显的表征方式去言说身边的历史现象的结果，即诗性感性思维的出现。与哲学的逻辑理性思维和不可动摇的确定性概念不同，这种原始的思维方式是种感性直观作用的结果 [2]，它揭示出了人类所处于感性杂多的现象世界中所体会到感性世界的总体样貌。人类的活动借由古希腊人讲述神的故事开始，神人同形同性，对神的描写使人看到自身力量向外延展后的可能。神的情欲、脾气和不道德的行为结果，也导致了持城邦公民教育立场的柏拉图对待诗人的强烈的攻击，诗人遭至在城邦中被驱逐的命运。他坚持认为，诗和诗的其他艺术只提供了感官快乐、刺激情欲，养肥了凡俗人理应被理性革除的欲念，败坏了青年人 [3]。其次，从最根本上的实用价值来看，柏拉图认为，诗人以及诗的艺术以模仿为本事，但作为模仿者本人而言的诗人却是无知的，仅低端的技艺摹仿，摹仿人的情欲。除了摹仿对象的肖形逼真的模仿之外，别无其他的有价值的知识可以传递给城邦公民，更遑论给城邦带来任何认识真理的终极价值功用。由此，哲学家担负了重要的使命，这意味着哲学家将不再使用传统的神话言说或诗性言说(Mythos)方式向人们宣讲真理的表层，而是使用新的逻各斯或理性言说(Logos) [4] 加以展现必然的真理内核。牛宏宝说，“诗哲之争的核心，就是知识与想象、真理与说服、理性与感性、推论与模仿的斗争。” [2] 从诗哲之争中如何理解两者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以及如何解释这种分歧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要从“诗哲之分”与“诗哲之合”两部分说起。
3. 诗哲之分
以下从两个方面来分别论述存在诗哲之争问题的高下较量的实质原因。
首先，从表达境界上看诗哲之分。有着诗人气质的柏拉图的身上就集中体现出诗哲融合沟通上的矛盾。柏拉图的哲学著作多以诗体写作，其中还包括哲理性神话故事，柏拉图的著作在言说方式承继荷马史诗以来的诗性精神传统，不同之处在于是何种诗对人更有益，要做摹仿真理的诗而不是肤浅地、表面地对质料现象的模仿。后者接近于神话–宗教的原始趣味，是种陷入于诗性的迷狂后的结果，其影响是有害于人的健康纯正的思想道德的追求之路，从感性世界出发而不慎驻足于此，其所获得的也只能是真理之外的“显形”，至于真理本身仍是不容觑见的“影子的影子”。柏拉图坚决地站到了哲人的立场上开始了对诗的攻击，他拥护爱智者而批评诗。他认为自荷马以来的所有诗人都只是美德或自己制造的其他东西的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不知道真实，但同时他也认为要允许诗人为自己辩护，除非诗可以证明自己对人们是有价值的。
柏拉图也清楚地知道诗是哲学之前的另一条门径，谁也不能刻意地忽略诗在时间和逻辑上较先的地位，正如在他对于哲学中爱欲问题的探讨。在《斐德若篇》中通过记述苏格拉底与莱比阿斯关于“爱欲”为主题来阐释爱欲与哲学关系的四篇讲辞，集中探讨了爱欲的两种面相。柏拉图先后否定了包括他在内的三篇讲辞中涉及的男女之爱，男男之爱，智术师无爱欲者的爱，从而肯定了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的爱欲。前面的爱情都因沉浸在肉体快感中缺少冷静与节制，在这里柏拉图并不否认肉体爱欲，而是要求人从肉体出发得出欲望的迷狂状态，进而有对灵魂欲望的追求，这是种爱知识与智慧之爱，在智慧中的欢愉。他认为唯在哲学上的爱欲是爱者追求智慧和真理的过程，去实现孕育思想的婴儿，这是种理性的迷狂。诗性迷狂是理性迷狂在逻辑上较先的，而理性迷狂这种迷狂本质上看是善与好的。对智慧的沉迷让公民培养出更多的理性精神，从而更好地参与现实政治活动当中，提出有指导性的建议。又如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假托第奥提玛之口印证哲学是追求美与善的，在文末诗人和哲人作为饮酒到最后的清醒者而留下来，在秉持着酒神狂欢精神的亚尔西巴德口中宣判了以苏格拉底的智慧和节制所取得的胜利，是对诗哲之争中哲学代表的理性精神给予的较高评价，哲人最终战胜诗人取得最后的胜利。从这点上看，哲学可以拥有比诗更高的言说体系价值。
其次，从语言思维的方法上来理解诗哲之分。诗所显示出来的感性直观，其整一性体现为其言说真理的指向始终是神。诗是由神所赋予的，是诗神凭附后的结果，在神这个至高力量的作用下才有了诗当中的整一性，其所在的基础仍然是米索斯的。这是宗教背景之下的人，被动地接受着神给与的命运的安排。诗让人的思考和视野仅停留在表层，是真理的外衣；但诗是哲学的史前史，当人类理性尚未达到足够的抽象化的时候，采用的主导方式就是诗的诗性思维。由此，人类的终极追求落脚点在于信仰。作为可朽的人其存在于世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生命的短暂性，一旦落入经验世界将会沉沦于感性世界的多样化而丧失探索自身的蓬勃斗志。米索斯是属于信仰跟崇拜的，人的力量最终在恐惧与担忧中臣服于宗教的快慰。那么，可朽的人便无所适从，保有谦卑的品性而止步于朝向“爱的阶梯”的攀登，这是人类言说经验尚未达到成熟时的典型表现。而另一方面看哲学，哲学让人思考不断攀升上界(理念)进而到达真理本身，理性思维的产生最后由逻各斯统摄并完成对终极世界的探索。可朽的人在自身有限性之外获得了一种不朽的可能性，逻各斯是人的自信、自主和自为的精神主导。由此，人类把视野的聚焦由肉体成功转化到灵魂之上，去探寻灵魂的永久性问题，人的自由意志得以体现。进入理念界达到理性的世界本真，这种理性思维是种哲学的迷狂。它所带来的好处是，理性言说或哲学思维的方式是思辨的结果。不得不说，哲学较诗而言更突出了整全性。同时需要注意，这并不意味着诗脱离本真更远，而是说明在运用逻辑推理等理性手段去探寻世界本真问题上看哲学的本体性意识更加强烈。从这个角度看，诗哲之争仍是哲学占上风。
总的来说，在表达境界上看，诗重在经验界、表象世界，哲学重在理念界、真理界；在语言思维方法上看，诗是宗教米索斯的，走信仰路线，哲学是逻各斯的，走理性路线。前者最终落脚点在神，后者最终落脚点在人的理性上。诗，强调神的至上无限性要永远凌驾于人之上，人的有限性的地位被凸显出来并且成为不可动摇的既定现实，其结果导致人自身力量在与神相比之下显得渺小，人处在窘迫不安中摇摆动荡，内心空无不定。在柏拉图看来，这对于城邦教育而言也是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这不仅是在没有知识扩充的任何可能性的境遇中，而且导致了人的不良发展，“由此证明诗的腐化力量，这是一种最具有威胁性的力量，因为它是快乐的一种来源。” [5] 所以在柏拉图看来是不可取的，于是，强调哲学则是出现了有限性与永恒性的可能，从而清算掉神话–巫术思维笼罩下的旧有习俗、经验意见的言说方式。这是种人类理性思维发展的进步，脱离了蒙昧状态向外界寻求力量的努力，再转回到人的内心世界上，是从中发现自己的过程。从而体现出人的永恒性与真理的绝对唯一永存性相互契合，从这里面不仅发现了真理也找到了人自己。
陈中梅指出：“诗缺乏深刻的哲学内涵，没有配套的方法论体系。史诗不是辨析，不是意味深长的哲学探讨，虽然它能追溯历史，表现氏族社会的政治情貌和酷烈的战斗场面。‘诗情’似乎总爱和‘画意’联手，却难与哲学的思辨结缘。” [6] 哲学始终是缺乏如诗般对人的吸引力的，它通过假设的设定来针对真理提出自己的建议，而诗如史诗为例是通过曲折的情节、激烈的场面、英雄悲歌的礼赞来引起观众的各种感念，熏陶和培养了人性当中的感伤癖和哀怜癖的，让人沉溺于不定的情绪波动中无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当然也无益于城邦建设。再者，史诗的逻辑性和说理性也弱于哲学，其不包含思辨的内容也就无从谈及深刻。那种朦胧得来的某些人生含义的感悟是无法和经过训练之后的透彻说理匹及的，也不能成为解释“形”的力证。柏拉图认为此种摹仿生活境况的方式，是诗人表现了不可靠的生活表象，没有任何实际价值，诗人在诗里面说谎是因为“灵魂中的无知”把心中不真实的假象反映了出来。“诗的摹仿不能像哲学的摹仿那样紧追真理或‘真形’具有蓬勃的上升意识。” [6] 由此，诗的意义止步于此，诗人制作了一切却对自己的制作所知甚少。
综上所述，诗人在哲学家面前是败退的，这是诗哲之争在柏拉图之前至柏拉图之后存在的理性思维，逐渐地形成与诗分庭抗礼的局面的早期发展特点。它们之间各自贬损，仿佛是难以找到共通之处的绝对的对立。
4. 诗哲之合
诗哲之争实质上是两种认知思维方式上的相异，即诗性感性思维和逻辑理性思维之间的斗争。其所指的并不仅仅是两种学科之间的不同角度去理解诗和哲学更在于言说话语方式和认知方式上去理解的不同。一般来说，诗的认知方式是以感性、直觉相关，哲学的认知方式是以理性、推理相关。前者是感性的诗性思维，后者是理性的逻辑思维。但也应在诗哲之争中看出，论争的双方都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亟待融合的矛盾心理，即体现为诗哲之合，柏拉图对诗与哲学的看法是：“他承认诗的悠久历史和长期以来对城邦教育权的掌握，但这种传统的诗因为其作者的肤浅，其摹仿的低贱，其实是不占有真理和知识的；而哲学虽然产生时间晚，受欢迎的程度也远不如诗，但哲人一旦采用了诗的形式来表现哲学思想，其成就必将胜过所有诗人。” [4]
由此，诗哲之争的实质应为诗哲对话。其结果不是有意造成两者的断绝和分裂，相反而是种趋近的倾向，两者之间的融合性才是其论争背后所要强调的重点。在古希腊理性观念的不断推进的变化历程中，感性观念的认知模式在与理性认知模式的彼此消长关系中也迎来了其地位的变化。但总体上看，基于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人们有意于推崇理性而贬低感性，诗人与诗便在其中受到不小的影响。
我们应该看到诗性思维对理性思维的影响，是在于理性思维始终要建立在诗性思维的基础之上，“苏格拉底不能仅仅以理性的对话来谈论必须观照的事物；他也不能知识依靠数学学科中真实事物的那些容易理解的纯粹影子性的图形；他必须以可感的景象作辅助手段，并且讲述故事(神话)也就是说，他必须做诗。” [7] 诗性思维在这里被看作是根基，正如黑格尔看待神话时候将它作为人类原始思想的萌芽状态，在原始神话和巫术残留下来的人类思想意识的始发，从中照见了人类精神在孕育着灵魂的胚胎时候的全部样貌。人类理性在尚未达到其所应有的完满性之前就是这种浪漫气质的、擅长于情感性、叙述抒情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理性不健全的时期占据着绝对的主导，而随后的哲学则满足了人们理性的需要，人有不断追求整全性的内在冲动，这种终极追求的内驱力催动人不断向上攀登，正是这两者之间的互通关系导致诗哲之合何以成为可能的原因，诗哲互为补充，不能用简单的思维方式去断定孰优孰劣。
以哲学为例，哲学要充分考虑到诗的技巧在其自身上的运用，将哲学化身为哲学诗，以此来解决哲学和诗两种思维方式的内在矛盾，消弥掉诗性思维和理性逻辑思维两者之间天然的距离。哲学和诗都是对于世界整体性的表达，一则以感性方式显现整体性，一则以理性方式分析了整体性。诗哲之间要存在杂糅交通的可能，又如诗中本是具象化探讨形而下的万千世界的，在哲学中抽象化地展现形而上的哲理世界，两种世界同为一个完整世界的全貌，其中分属不同的形式部分但在内核上都是整一的、统全的。诗性思维和哲学理性思维是互补的，其导致的结果是哲学诗化，诗哲学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消除诗和哲的界限，取消诗人和哲人的划分，而是基于区别探寻两种思维方式互可交融的部分，形成最终的真正意义上的对话的实现。由此解决诗哲之争的最终决定性结论，促进诗哲之间的良性发展。
5. 结语
从以上“诗哲之争”产生“诗哲之分”到“诗哲之合”的讨论可以看出，诗、哲是基于两种不同的言说话语体系背景下的结果，其背后暗含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诗性感性思维和理性逻辑思维。这也是米索斯(Mythos)和逻各斯(Logos)的区分，其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种泾渭分明的区分方式，更在于理解两者在整一性上的描述和解释方式上的不同，要看到其区分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它们之间有关联的部分所代表的价值意义和真正的旨归，才是使得诗、哲对话何以成为可能的目标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