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产茶、制茶和饮茶的国度，早在唐代时便有陆羽作《茶经》系统总结茶的生产技术、发展历史和饮茶之道，后经两宋数百年时间的茁壮生长，中国茶业发展至元代更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元朝虽国祚较短，但元代茶业发展非但未有陷入停滞或倒退，反而较前代有明显变化和鲜明转向，是中国茶业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失的一环，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同时，元朝的茶业经济、茶业政策以及茶文化在整个元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占据了重要位置，因此研究元代茶业对研究元代历史以及中国茶业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诸多学者以不同角度、运用各种方法研究元代茶业，取得了巨大的研究进展，成果颇丰，故本文拟从元代茶业经济、茶业政策、以及元代茶文化等三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至今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国内元代茶业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求对学界元代茶业研究之概况脉络达到初步的整体把握。
2. 元代茶业经济的研究
学界关于元代茶业经济的研究，主要可划分为对元代茶叶产区、茶叶生产技术、茶叶品类、茶叶产量以及茶叶贸易等五个方面的探究。
关于元代茶叶产区分布和元代茶区面积的讨论：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认为元代榷茶区域面积较宋代有所扩大( [1], pp. 122-131)；与李文所持观点不同，高荣盛《元代的茶叶生产和茶政》认为元代官营茶园和贡茶之规模虽远超宋代，但由于元初战乱破坏以及元廷对贵族官僚大量赐予土地等原因，使得元代榷茶区域实则较前代有所缩减( [2], pp. 20-21)；王泽农《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则认为元代茶区分布在宋代基础上又有新开拓，主要是江西行省和湖广行省等地茶区的进一步拓展 [3]；朱自振《茶史初探》亦认为元代南方的茶叶生产非但没有衰落，反而福建、湖广等地的茶区分布和产茶面积都有显著扩张 [4]；另有裘孟荣《元代前中期茶叶总产量测算与探析》分析元初茶区分布和茶区面积的变迁状况后认为，直到1279年元朝政权吞并南宋统一全国后境内茶区分布才逐渐趋于稳定，而元代茶区面积确实较前代有所扩增( [5], p. 185)。
对元代茶叶生产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茶叶制作技术、茶叶贮藏技术等方面的讨论：陈椽《茶业通史》指出宋末开始特别是进入元代以后，国内的制茶技术开始逐渐由“蒸青团茶”过渡为“炒青散茶”( [6], pp. 81-86)；吴觉农《茶经述评》指出元代继承并改造发展了北宋时期一种以水为动力的水转磨“制茶机具”用以制作茶叶，极大提升制茶效率 [7]；陈伟明《元代茶文化述略》则谈及元代茶叶的栽培种植方法和加工技术，并指出元代蒸茶方法较前代更为简易，且元代花茶加工更为普及，同时肯定陈橼观点，认为元代出现了炒法加工来制作茶叶，虽作为过渡在技术上仍是先蒸后炒，却已为明代“炒青法”做了铺垫( [8], pp. 30-31)；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对元代茶业的茶叶生产情况、地域分布、发展概况，茶的品种类别、以及元代茶课和茶价等进行了较为详细论述，涉及对元代茗茶、末茶的制作方法和饮用方法的讲述( [9], pp. 146-154)；胡小鹏《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介绍了元代茶户、茶业生产的概况，以及元代茶叶摘采和制作方法、元代贡茶种类、元代饮茶方法后认为，唐宋时期的散茶、末茶只是团饼茶省略部分制作工序而得，尚未形成自己单独完整的工艺技术，但在元代则出现类似近代蒸青的工艺流程，此后我国古代的绿茶生产工艺便趋于定型( [10], pp. 818-821)；陶德臣《宋元茶业技术述论》一文将宋元两代放在一起考量，详细论述宋元时期的茶树栽培和管理技术、茶叶采摘和焙制技术、以及茶叶包装和贮藏技术后指出元代在茶叶采摘和焙制方面实则是蒸青饼茶和炒青散茶相结合的制法，用不同的制作方法来制造不同类型的茶叶，而非像前人学者所说的是绝对单一的“先蒸后炒”制法，另外在茶叶包装和贮藏方面则开始大量利用箬叶作干燥剂贮存茶叶，这种茶叶贮藏方法是对宋代箬叶贮藏法的继承和发展 [11]。
关于对元代茶叶品类的研究：陈椽《茶业通史》一书指出元代散茶发展迅速，直接导致团茶逐渐被淘汰，并根据鲜叶老嫩的不同将元代流行的散茶再细分为芽茶和叶两种( [6], pp. 188-190)；王钟音《中国绿茶生产之沿革》一文认同了陈椽观点，认为元代生产茶叶虽在技术多仍依宋法，但与宋代主要生产团饼茶不同的是元代以生产散茶为主，而团饼茶数量很少，且团饼茶主要用于作为贡茶充贡，供贵族官僚饮用，民间饮茶多趋向购买条形散茶 [12]；陈宗懋《中国茶经》认为宋元时期中国的茶业重心逐渐向东南移动，并认同前人提出的元代团茶衰落、散茶兴起之观点和依据鲜叶老嫩划分茶类的方法，并以马端临《文献通考》和其他史料为基础总结出元代流行的四十余种茶类 [13]；陈高华《元代饮茶习俗》在前人基础上将相关研究内容进一步推进，其认为从制作方法上元代散茶又可细分为“茗茶”、“末茶”、“蜡茶”三类，而元代宫廷饮茶则以末茶、蜡茶为主，其中“蜡茶”实为末茶中的精品，可视作末茶的一种，民间则流行草茶(茗茶)、末茶( [14], pp. 94-96)；陶德臣《元明茶叶市场上的茶品》指出元、明时期市场上饼、散茶皆有，但以散茶为主，数量繁多，品种丰富，且市场上名优、中低档茶类皆有，档次分明，质量有别，得以满足元代各社会阶层各收入人群的需要 [15]。
关于元代各地茶叶品种的研究：高荣盛《元代的茶叶生产和茶政》详细列举元代全国各地的优良茶叶品种，如湖州金字茶、武夷茶、燕尾茶、范殿帅茶、紫笋雀舌茶、川茶、西番茶等，另外还有以茶叶为主料、另加入其他材料而制成的“合成茶”，如枸杞茶、香茶、兰膏茶、酥签茶等( [2], pp. 21-23)；陈高华《元代饮茶习俗》则详细论述了元代名茶种类并指出贡茶名茶中多为末茶，如建溪北苑茶和湖州金字茶等，但也有芽茶、茗茶，如范殿帅茶，作者更是指出末茶相较草茶在制作上更为复杂、花费劳动更多，这很可能便是末茶逐渐被茗茶、芽茶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14], pp. 89-98)；另外也有对学者元代文献记载中的茶叶品种进行考证的研究，如陈高华《孩儿茶小考》一文考证了出现在《岛夷志略》、《南海志》以及部分元代士人作品中的“孩儿茶”(乌爹泥)实际上并非某种茶，而是海外出产的一种药物，元代前期已传入中国，元代常以此物和其他香料混合加工成块状用以含嚼服用，有生津醒酒的功效，但当时有一些相关文献书籍(如《饮膳正要》等)错将此物划分到茶类 [16]；宗伟方《元代金字末茶与红茶起源》一文认为元代宜兴一带生产的“金字末茶”是一种自然发酵或轻发酵茶，其汤色呈红或金色，很有可能就是我国最早的红茶，而早在13世纪末的元代中国已经能大量生产这种茶，除了供元朝统治阶层饮食之外，还能用于布匹染色，若情况属实，中国红茶的诞生年代将会被改写，其具体时间将比学界普遍认为的明末清初提前将近三百年 [17]。
关于元代茶叶的产量：陈椽《茶业通史》一书以元代“引税”估算出元代前中期的茶叶产量，其产量从至元13年(公元1276年)的370万斤增长到延祐7年(1320年)的9000万斤，并认为实际生产数量应比该估算量还要多，但未能标明茶引税收的数据来源于何种史料( [6], p. 67)；裘孟荣《元代前中期茶叶总产量测算与探析》指出中国茶叶产地主要在南方，故元代在灭亡南宋之前的茶叶产量十分有限，1276年元朝政府管辖境内的茶叶产量仅0.83万吨，后随着元朝逐渐统一中国、控制南方主要茶产区后，元代中前期的茶叶产量快速增长，1282年为4.93万吨，短短6年茶叶产量翻了6余倍，而从1282年至1318年这36年间的茶叶产量的年平均增幅均在维持在0.9%左右，该文以《元史》中所载的元代前中期全国茶税总收入对元代前中期茶叶总产量进行测算，其结果较为精确可靠( [5], pp. 186-187)。
学界关于元代茶叶贸易研究主要围绕元代四川与西藏地区的汉藏“茶马贸易”进行讨论：白振声《茶马互市及其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元朝由于疆域辽阔涵盖产马和产茶的广袤区域，无需再以“茶马贸易”的形式换取物资，因此元朝官方对茶马互市贸易的重视不如前代 [18]；吕维新《我国封建社会茶马互市贸易剖析(待续)》观点则更为绝对，其认定元代是茶马互市贸易的停顿期 [19]；对此，刘俊才《历史上甘孜地区的边茶贸易》持不同观点，其指出元代统治者在边境实行榷茶制，进行茶叶专卖与藏区进行贸易，实则肯定了元代茶马贸易并未中断之事实 [20]；贾大泉《汉藏茶马贸易》看法则较为中肯，其指出元朝统治者虽然只重视征收茶税，不再重视茶马互市，但自宋代兴起的汉藏茶马互市却通过民间渠道一直延续下来，但就整体而言，元代汉藏茶马贸易并未兴旺，民间贸易虽在进行，但较之前代规模变小 [21]；贾大泉另有《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一文指出元朝政府出于团结藏族人民和维持对藏区统治的考量，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府对销往藏区茶叶的控制，同时指出销往藏区的茶叶多是川茶中的西番茶，川茶在元代汉藏关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2]。
3. 元代茶业政策
元代的茶政大致包括了元代政府实行的茶税茶法茶政、榷茶制度、贡茶制度及其相关机构组织等内容。由于这部分内容中涉及的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为方便阅读，故以20世纪前后作为分界。
学界对元代茶政的研究在20世纪前就有所进展：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一文谈及元代茶课问题，认为元代茶课大体沿袭南宋旧制，并且认为元代总体呈现榷茶区域逐步扩大、课率逐年加重的特点，同时指出元代政府虽然对禁卖私茶立法严苛，但发卖私茶等事迹依然大量存在( [1], pp. 443-447)；高荣盛《元代的茶叶生产和茶政》则认为元代榷茶制度在宋代榷茶制度的基础上更为发展严密，且四川地区茶法较江南地区另有特点，作者认同了李干关于元代茶政的酷滥和元代走私茶叶严重的看法，并认为元代茶政的酷滥是由于元代茶税课额的暴涨和管理制度的破坏( [2], pp. 23-26)；高树林《元朝盐茶酒醋课研究》指出元代茶课征收率从前期至后期呈上涨趋势，在元代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 [23]。
进入21世纪以后，学界对元代茶业政策的研究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推进：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对元代茶业的地域分布、发展概况、各地榷茶司机构、以及元代的茶课和茶价都有一定论述，作者认为元代四川地区经历从榷茶到卖引法的变化，而江南各地则一直延续南宋以来的卖引法。同时元代江南茶课由茶司出卖茶引的收入、茶户向茶司缴纳的钱钞和某些地方强行摊牌的茶税三部分组成，并且元代江南茶课收入增长得很快( [9], pp. 633-643)；陶德臣《元明茶叶市场管理机构述略》认为元代榷茶体系主要由茶引制度、边销制度和外贸制度等三部分组成，且元代榷茶机构经历了“由简入繁”的过程，发展到元末时，榷茶体系的管理则更为混乱 [24]；宋国华《从〈至正条格〉看元代的茶引》以《至正条格》中与茶课相关记载为基础材料，从茶法的角度对元代榷茶制度进行论述，并运用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进行论证，详细分析了《至正条格》中元代茶引与公据、茶引文字、茶引条画中的内容，该文所用材料较为新颖，可为前人观点起到补充验证之作用 [25]；于嘉胜《元明时期中国茶业的发展与管理制度创新》从榷茶制度的改革创新、贡茶制度、茶马贸易制度三个方面讲述元明时期茶业管理制度的变革，作者认为元代“茶引法”较宋代有所创新，在发放“茶引”的基础上还发放“茶由”，“茶由”是发给经营零售商人的凭证，用以征收零星茶税 [26]；于悦《元代榷茶制度》一文从制度、组织、茶课三个角度分析元代榷茶制度各个层面的内在关联，追溯了榷茶制度的渊源，详细论述了元代茶业经济以及元代榷茶制度的发展过程，对元代茶叶的生产、消费情况和元代茶户、茶商需承担的赋役以及元代榷茶管理机构的组成、榷茶制度的发展过程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整理，同时汇总了元代各时期的茶课征收额以及元政府颁布的打击私茶的法令，最后总结元代榷茶制度衰败的主要原因，将其归咎于元代政府的肆意征敛、元代吏治的日益腐败、病商之政和官商结合、以及监察制度的失灵等 [27]。
4. 元代茶文化研究
张茶文化既包括了与饮茶相关的茶品茶法、茶俗茶礼、茶馆茶商等，亦包含了与茶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和社会文化现象等。
学界关于元代茶文化综合性研究的相关学术著作颇丰：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从社会风俗角度介绍了元代饮食风俗中饮茶的习俗以及元代的不同饮茶方法后指出茶十分流行，已普遍成为当时元代社会各阶层的日常饮品 [28]；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则详细论述了南宋、元时期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并指出元代杭州径山寺的饮茶器具、饮茶方式以及“唐式茶会”传入日本后造成的影响 [29]。
元朝由蒙古人所建，蒙古人发源于大漠南北，本无饮茶习性，而元代全国各地饮茶之风尚蔚然，故学界历来多有对元代蒙古人何时开始饮茶所作之讨论：陈高华《元代饮茶习俗》认为元代宫廷饮末茶、蜡茶为主，元朝统一全国后，元宫廷中已开始饮茶，且蒙古奶茶大概是从藏族“酥油茶”演变而来的( [14], pp. 100-102)；蔡志纯《漫谈蒙古族的饮茶文化》则认为蒙古人在成吉思汗时代便已经开始饮茶，其所引证史料为南宋赵珙《鞑靼备录》中记载的木华黎对出使蒙古国之赵珙所说的“凡好城子多住几日，有好酒与吃，好茶饭与吃”，元代中西亚有很多民族皆有茶饭的说法，如回回茶饭等，但此类茶饭只是称呼中有“茶”字，实物中却无茶，可以说出现“茶饭”这一称呼足以见茶文化对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有重要影响，但不足以说明其已经形成饮茶的风俗，故此处之“茶饭”是否可以理解为“饮茶加吃饭”仍然存疑 [30]；黄时鉴《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认为元代在元武宗之前，即公元14世纪初之前，元朝上层贵族中的回回人和蒙古人尚未有普遍的饮茶风气，而马可波罗来华后多与此类人物接触，其书中未有关于茶的记述便是元初蒙古统治阶层未形成普遍饮茶风气的有力印证 [31]；裘孟荣《元代统治阶层的茶文化溯源》认为终元一代，蒙古人作为统治阶层并没有广泛普遍地真正接受中原茶文化熏陶，不可盲目地将当今蒙古族的饮茶习俗归功于元朝蒙统治时期 [32]；娜日苏在《蒙古族的茶文化》则指出元代时期饮茶习俗开始在上层阶级和城镇蒙古族人之间流传，但彼时广大的蒙古族中下层群众未能形成饮茶风尚，作者认为饮茶文化在蒙古族民间的广泛普及主要归功于16世纪下半叶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教活动 [33]。
元代茶文化研究中亦有对元代著名营养学著作《饮膳正要》书中与茶相关记载的研究：哈斯朝鲁《忽思慧〈饮膳正要〉养生论》一文以元代饮膳太医胡思慧所撰写的《饮膳正要》为基础材料，其指出该书中谈及元代各种茶的产地和制作方法，还清新阐述茶叶的性质，言明茶水漱口有利于卫生，此种说法已与近现代科学相关观点十分接近 [34]；双金《元代宫廷饮食文化探秘——解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指出《饮膳正要》中记载元代宫廷中已享用十八种茶，既包含了汉族人民习惯饮用的清茶、香茶，也记录了类似藏族人民酥油茶的兰膏茶和酥签茶，作者认为其中所载西番茶就是西藏地区的酥油茶，并且兰膏茶和酥签茶也是受藏区酥油茶的启发制作而来的，而如今在蒙古地区流行的奶茶与藏族酥油茶也明显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因此蒙古族茶俗实则与藏族茶俗关系密切 [35]。
亦有研究元代饮茶方法风俗、饮茶习惯特点的专题研究：陈高华《元代饮茶习俗》认为元代是我国饮茶方式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点茶虽仍盛行，但民间采取烹芽茶的煎茶方式愈来愈多，从而逐渐成为明代点泡散条形茶的先声( [14], pp. 97-98)；刘冰《从考古资料看元代的饮茶习俗》一文则从赤峰市博物馆发掘的沙子山1号、2号元墓中的考古材料进一步说明元代茶俗承上启下的特点和作用 [36]；陈伟明《元代茶文化述略》认为元代茶叶的饮用方法主要沿用前人的煎煮法，且元代泡茶法之雏形亦逐渐发端，同时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吸收了某些汉族的饮茶方法，结合本民族文化特点后形成了蒙古特色的饮茶方式( [8], p. 29, 31)；陈俏巧《中国古代茶具的历史时代信息》指出元代点茶器具如茶碾等开始消亡，而供直接冲泡的茶具新品种开始出现，同时元代中期以后随着高温颜色釉瓷等烧制技艺成熟，元代陶瓷茶具逐渐重视装饰，上述现象皆表明了自元代开始民间大众的饮茶器具以及饮茶方式迎来重大转变 [37]；戴杏贞《元代中外饮食文化交流》论述了元代茶文化的传播，指出元代茶文化通过陆路向中西亚、乃至欧洲和北非等地传播，同时通过海路向东亚、东南亚等地传播，特别指出中日之间的茶文化交流在两国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38]；王立霞《茶·茶文化·茶文化学：茶的文化史考察》一文亦认为宋元时期茶文化逐渐由雅入俗，特别是元代饮茶风尚较前代更加简约化、日常化，且元代茶文化出现诸如多民族融合、向下层民众生活中渗透等新的气象 [39]；雷敏《元代饮品研究》一文在简介元代茶叶的主要种植区和元代的榷茶制度，以及详细论述了元代的茶饮后指出，元代茶饮，是元代中外、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风俗习惯交融的产物，具有独特的时代特色，其中提到了元代如兰膏茶、油签茶等新式饮茶方法，同时亦提及元代饮茶的“避忌观” [40]。
学界亦有从元代与茶相关的茶诗、茶曲、茶词、茶画、茶乐等文学、艺术作品入手对元代茶文化进行研究：如陈旭霞《元曲中的茶文化映像》一文认为元曲内容反映了元代日常生活的饮茶风习、反映了元代茶馆的兴旺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增长、反映了元代种类繁多又富有特色的茶品，是研究元代茶文化的重要资料，同时作者指出元代茶文化更趋于“俗化”，更加融入自然的特点 [41]；王立霞《元代茶文化的隐逸情怀——以元代茶诗为中心》以元代茶诗来探究元代茶文化，其指出元代茶文化较前代更具闲情逸趣，更指出了元代茶文化中的禅寂精神和道教因素，作者同样认为元代茶文化虽然发展缓慢，但显示出许多新气象，是中国茶文化史中承上启下的一环 [42]；王立霞另有《元代茶文化：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的具象表达》一文认为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即有比较精细的饮茶追求，而元朝前期统治者对茶的接受和重视，更多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其次作者认为元代茶文化已在全国各民族地区中传播并对其日常生活造成巨大影响，元代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时代，而元代茶文化亦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具象表达 [43]；高文文《茶事生活与茶文化创作》分析元代茶曲的创作特点与作者倾向、元曲中的茶商形象、元曲中的“茶酒之争”以及元代茶曲所反映的元代茶事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后指出，元代茶文化有“雅俗共赏”、“内外兼收”的特点 [44]；王立霞《元代诗人马祖常茶事生活浅探》则从色目诗人马祖常入手，分析其生平及其作品中呈现出的元代茶文化，同时论述其接受茶文化的原因，该文视角新颖，在元代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着眼于受多民族影响程度较深的个体去探究元代茶文化，更能追溯元代多元茶文化的原貌，也更能突显出元代茶文化的特点 [45]。
学界亦有关于元代茶馆、茶商等与茶业相关的社会场所、社会群体的相关研究：刘清荣《中国茶馆形制、功能的演变与前瞻》认为元代茶馆十分兴盛，但形制上与唐宋相差不多 [46]；蔡定益《论中国古代茶馆的审美功能》指出元代茶馆除饮茶功能外，但元代茶馆在功能和结构上尚未成熟，虽兼有戏曲表演，却未设有专门戏台 [47]；王裕明《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则指出元代徽商十分活跃，其主要贸易商品便包括了茶叶，极大推动元代茶业的发展以及茶文化的兴盛 [48]。
5. 结语
泽近五十年以来，国内学界在元代茶业研究上取得了巨大进展，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对元代茶业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研究内容既涉及对元代茶区面积分布、茶叶生产技术、茶叶产量贸易、茶叶品种品类、等茶业经济方面的讨论，又有对元代榷茶制度、茶政茶税等政治制度方面的探究，更有对元代茶品茶法、茶俗茶礼、茶馆茶商以及与茶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和社会文化现象等方面的探讨；同时国内元代茶业研究成果丰硕，除传统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政治史、经济史外，其相关研究内容中还涵盖了对与茶业相关的元代历史地理、社会史、艺术史、文化史、科学技术史、中外交流史、医疗卫生史等领域的研究，相关研究中多次运用统计学、社会学、艺术学等跨学科方法。尽管如此，当前元代茶业研究仍有不足，有待进一步指出改进。
首先，当前元代茶业研究过于零散化、碎片化，对元代茶业研究的关注度仍然不足。当前学界尚无一部专门研究元代茶业的学术专著、著，元代茶业的相关研究内容多作为中国古代或元代的社会经济、社会风俗研究或作为中国古代茶业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存在；与元代茶业相关的专题论文，又经常将元代与邻近朝代放在一起研究，如宋元、元明、元明清等连续朝代，这便导致了元代茶业研究相关的著作、论文中有关元代茶业的部分内容篇幅不长、过于零散的问题。元代虽然相较两宋、明清等朝代存在时间不长，但元代茶业、元代茶文化仍然是中国茶业、茶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元代茶业研究理应得到与唐宋、明清茶业研究同样的重视，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时期加以考虑并研究。
其次，元代茶业研究能够利用的汉文文献资料相对有限。元代传世的汉文文献资料中与茶相关的内容并不多，又十分零散，且历代皆有茶书传世，而元代独无，凡此种种给从事元代茶业研究的工作者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这也是进入21世纪后从事元代茶业研究的学者多将目光放在元代茶诗、茶曲等元代与茶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很大原因，更是元代茶业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远不如唐宋、明清茶业研究成果多的重要原因。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是史学家得以耕耘收并获成果的土地，因此元代茶业研究欲继续推进，很重要的一点便是要扩充元代茶业研究能够利用的汉文文献资料，学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应该进一步收集有关史料，以供研究所用；在大力发掘、整理传世汉文文献资料的同时，还要多关注与元代相关的考古资料、碑刻资料、地方志资料以及元代诗文、曲剧等文学艺术作品资料，等等，并让其为元代茶业研究所用。
再次，当前学界关于元代茶业的相关研究尚未能充分利用非汉文材料。元代是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高峰时期，许多外人在这个时期不远万里来华，也有许多中国人西行或东渡日本进行游历、传教、通商等，极大促进了中外之间的交通发展和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在此背景下，该时段的外文(如波斯文、阿拉伯文、欧洲文字、日文)史籍文献中，必然存在不少与蒙古国、元朝相关的文字记载，这些书中收录的与蒙古国或元朝相关的内容或许能为元代茶业研究提供有效的材料；同时元朝版图辽阔，境内有许多民族共存，他们用自己的文字(如畏兀儿文、八思巴字蒙古文、畏兀儿字蒙古文、藏文等)或写成文献典籍，或留下碑刻、考古资料，为后世留下许多可供研究的非汉文材料。而当前学界未能充分发掘、搜集、翻译和利用这些相关的非汉文材料来研究元代茶业，实乃遗憾。
最后，当前元代茶业研究的视角逐渐趋于固化，陷入僵局。进入21世纪后，元代茶业研究在以文献资料为主的基础上，逐渐加强对考古资料的利用，甚至有许多以元代茶诗、茶曲、茶词、杂剧等文学作品为基础材料探究元代茶文化，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元代茶业研究的史料问题，其中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如王立霞《元代诗人马祖常茶事生活浅探》等文在研究角度和研究立意上均有一定创新，但此类研究数量依然十分有限，且大多研究成果在很多程度上仍未能跳脱前人的眼光和研究框架，当前元代茶业研究的角度亟待进一步拓宽。
笔者认为，研究视角的创新和突破可以参考、大胆去“开拓”前人学者未能涉及的视角或领域，如：第一，虽然西方人是在元代以后才接受茶这一饮品、形成普遍的饮茶社会风俗，但茶叶传入西方到西方人养成饮茶习惯必定有一个过程，且元代是古代中西交流的高峰，茶叶或已于元代西传进入中西亚等地，甚至是欧洲、北非等部分区域，学界是否能以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探究“茶”在元代中外交流上所发挥的作用；第二，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虽较早受到中国茶文化影响，但到元代时，元代中国的茶文化本身已较前代发生了变化，这已经发生新变化的“中国茶文化”是否对日本、韩国等国家产生了新的影响，这个角度是否也可以做文章；第三，元代的茶馆、茶坊、茶肆作为宋代兴起、元代大盛的城市空间场所，人们在其中不仅喝茶聊天，甚至还会进行曲目表演，是否能以社会学角度将其视作“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其在元代茶文化乃至元代社会文化“由雅入俗”变化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对近代商业都市、市民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