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脱贫攻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已经完成。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均得到很大提升。1978~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71.17元上升到35,128元，人均消费水平从151.02元上升到24,100元。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经济仍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处于经济结构优化和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同时，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新冠肺炎的多重冲击，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事实上，我国经济增速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速放缓趋势明显。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指出，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终点和目标 [1]。这说明生产只是提高消费水平的手段，生产应主要为消费服务。在经济下行趋势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呈增长态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其中，2021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65.4%。促进消费可以从需求传导到生产环节，充分发挥需求牵引供给的作用，畅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循环。但是，我国消费增长率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且消费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多数发展中国家水平，消费升级动力不足。通过对我国消费升级的历史演变和趋势特征进行分析，可以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居民消费升级提供经验借鉴，并针对当前消费升级存在的现实困境，为提升居民消费升级动能提供策略。学者对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历史演变分析，从时间划分上有不同的划分法。龚绍岳(2002)根据消费水平的变化，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消费阶段划分为改革前的四个阶段和改革后的三个阶段 [2]。孙豪、毛中根(2020)从消费发展和消费政策两个方面研究从1978年改革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的历史演进 [3]。刘敏(2021)对建党百年来中国居民消费升级路径及未来新消费趋势进行了分析 [4]。本文主要结合消费政策演变对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历史演变进行系统梳理，并基于经验分析对消费升级的趋势特征进行判断，同时针对当前消费升级动能不足提出应对策略。
2. 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条件不断提升，消费升级特征明显，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图1为我国1952~2020年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趋势图。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消费政策演变进程，大致可以把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分为四个阶段：1) “重积累、轻消费”的消费抑制阶段；2) 放开消费限制，消费初步释放阶段；3) 消费的市场化改革阶段；4) 消费的民生回归阶段。
Figure 1. The per capita consumption level of our country from 1952 to 2020
图1. 1952~2020年我国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元)
2.1. “重积累、轻消费”的消费抑制阶段(1949~1978)
新中国成立，为了尽快建立民族工业体系，我国采取“重工业、轻农业”的经济政策以及“重积累、轻消费”的消费政策。这一阶段的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物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为了集中和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并且实现快速积累，国家在消费政策上主要采取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政策，采取压低工资、原材料和资金成本的政策，以进行资本积累，并逐步构建了广覆盖、低水平的城镇居民福利消费体系。在这一模式下，一方面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和经济增长缓慢，供给比较短缺。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消费升级失去物质基础；同时，由于受到收入水平限制，居民消费能力低下；其三，由于实行严格的城乡户籍分割制度，人们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经济自由，包括居民消费缺乏自由选择权。经济学的“节俭悖论”说明，对消费的过度抑制会导致从生产到消费的经济循环受阻，使得经济停滞与消费升级受阻形成负反馈，最终导致消费贫困陷阱。1955~1978年，全球经济在战后经历了黄金增长二十年，我国经济却停滞不前，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占比由4.7%下降到仅为1% [5]。
2.2. 放开限制的消费初步释放阶段(1978~1992)
长期的消费抑制和物质匮乏，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提出质疑，国家重新全面反思经济发展道路和前景，如何发展经济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成为当务之急。为了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国家逐步放开对消费的限制，消费领域不断扩大。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论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消费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被放到了重要位置。这一阶段的消费升级主要受益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改革开放政策提高了生产效率，居民收入提高和产出增加提高了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力和供给能力。如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大锅饭”的集体生产和分配模式后，粮食增产基本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第二是国家制定了补偿性的消费政策，鼓励消费。如国家通过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以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城镇职工工资，恢复奖金制度并对城镇职工实行农副产品的价格补贴等方式，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三，放开消费限制，使得人们长期积累的消费欲望得到集中释放。在人们的生存型消费基本得到满足后，消费升级逐步由生存型消费逐步向发展型消费转变。1978~1992年，全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57.5%下降到53.04%。到上世纪80年代，城乡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基本得到满足，消费升级的代表性四大件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到了90年代，消费升级的新四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冰箱”日益普及。在这一阶段，国内研究鲜有关注消费升级问题，消费升级的研究文献屈指可数。
2.3. 消费的市场化改革与开放阶段(1993~2007)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行动纲领，对居民的消费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涵盖了全面的医疗、教育和住房改革。改革的本质是在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通过放开各类社会资本对教育、医疗和住房等行业投资准入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从而提高消费物品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增加市场供给。同时，通过市场化改革建立了个人、单位和社会的成本分担机制，以缓解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压力和政府对医疗、教育和住房投入不足的问题，促进我国医疗、教育和住房市场的快速发展。市场化改革大大提高了这些消费品的供给效率，使得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支出大幅度上升，这本身也是居民消费结构性升级的重要体现。尤其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使得我国经济更快融入全球经济并与发达国家接轨。加入WTO充分发挥出我国的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获得快速增长。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出口导向型特征，在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下，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受益于出口拉动作用。在这一阶段，一方面由于受到人口低成本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等市场化改革导致的高房价、高教育支出成本和高医疗价格，大大提高了居民的消费成本，容易对其他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杨汝岱、陈斌开，2007 [6]；尹向飞、尹碧波，2018 [7])。所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却呈不断下降趋势。
2.4. 消费的民生回归阶段(2007~至今)
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标志着我国消费领域逐步进入了一个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房住不炒”，对住房市场采取更为严格的调控措施。2020年，国家对房地产企业制定了“三条红线”的融资标准，以限制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无序扩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民医保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在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不断取得成效。2021年，国家又针对教育市场资本化实行“双减”政策，通过规范教育培训市场的过度扩张以减轻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和学生的学业压力。可以看出，国家在教育、医疗和教育等领域推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其最终目标是通过改善民生以提高居民的消费动能和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以增加居民消费需求。我国消费率直到2010年降至最低点的49.35%，才开始出现缓慢回升，2020年我国消费率水平上升至54.7%，仍处于较低水平。另外，从消费贡献率来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消费贡献率呈不断上升趋势，2021年我国的消费贡献率达到65.4%。
3. 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趋势特征
3.1. 消费客体由实物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
根据消费客体，消费物品可以分为有型的实物类消费和无形的服务类消费物品。实物类消费首先是以解决温饱的粮食和衣着类物品为主。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处于短缺经济阶段，一些生活必需品都无法得到满足，生活主要停留在解决温饱问题上。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人们不断增加其他有形的实物商品消费，食品类消费占比不断下降。我国农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7.7%下降为2020年的32.7%；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下降为2020年的29.2%。在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人们不断增加耐用消费品消费。家电、汽车消费逐渐普及，已不再是家庭消费奢侈品。2020年末，全国民用轿车保有量15,640万辆，其中私人轿车保有量14,674万辆。
按照统计局对消费武平的分类，把消费物品主要分为八大类，依次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它用品和服务。在物质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人们对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的无形服务类商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其在总消费的占比也不断提高。我国居民服务类消费需求不断增加与经济结构转型相适应。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由2016年的24.6.4%逐步上升到2021年的53.3%，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了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之和；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1978的28.35上升到2020年的46.3%。2020年，我国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9886元，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2.6%。我国居民在医疗保健、教育和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由2016年的3222元增长到2020年的3875元。我国国内旅游人次由2016年的44.4亿次增加到2019年的60.1亿次。
3.2. 消费层次由生存型消费向品质型消费升级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为不同的层次。所以，消费需求也遵循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升级的过程。具体来看，一般是满足了基本的生存性需求后，人们就会向追求更高层次的品质消费。高品质消费不仅可以使人精神愉悦，而且还能体现人的尊严和社会地位，即更向往过上“体面的生活”。其次，根据消费边际效应递减原理，当消费者首先通过增加消费数量的效应得到满足后，必然会通过提高消费层次来提高自身的生活品质。如购买更大面积和更高档次的住房、购买更高档次的名牌商品等。从我国居民的居住条件为例，1978~2019我国城镇的人均居住面积由4.53平方米提高到39.8平方米。居住条件不仅仅体现在居住面积增大上，还体现在户型结构、居住环境和装修标准提升上，如现代的智能家居、绿色家居。家庭消费的进一步升级为“智能家居、新风系统、激光电视”的科技新三件。
3.3. 消费模式由传统型消费向创新型消费升级
与消费层次升级对应的是，消费模式由传统型消费向创新型消费升级。在传统消费模式下，由于受到生产能力低下和消费者预算约束，消费者的选择余地较少，消费模式体现为B2C，即市场提供什么产品，消费者就选择什么产品。在创新型消费模式下，消费转变为C2B，消费者的选择更多，市场不再是单纯地供给决定需求，而是需求引领供给，供给必须更好地满足消费需求。首先，从消费需求端来看，随着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需求越来越向高品质、智能化、个性化、定制化方向发展。消费群体更加注重消费体验，而不仅仅是以满足功能性消费为目的。如新生代消费群体在消费选择上，更愿意选择设计师个性化设计、品牌消费和限量款消费，以凸显消费个性和个人体验。其次，从供给端来看，以大数据为核心的高端制造和互联网技术为满足这种个性化和高品质消费提供了可能。现代高端制造将改变过去主要依靠生产流水线的大批量生产来降低生产成本，而更多依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进行高端生产，并且利用互联网平台链接需求端和供给端，厂家能够根据市场和消费者需求迅速做出反应，使得传统制造主导的B2C快速向智慧化、个性化的C2B新制造转变。所以，在新的消费模式下，消费者追求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消费需求会不断倒逼供给方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并且更加注重通过创新以创造消费需求，形成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不断推动传统型消费向创新型消费升级。
3.4. 消费业态由线下消费向线上消费升级
互联网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应用引领了一场消费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消费业态，极大地催生了线上消费。相对于传统的线下实体店消费，线上消费既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节约了消费成本。线上消费领域不仅仅是实物类消费，注重体验的服务类消费也纷纷借助于互联网平台，实现了线上与线下消费相结合。如网约车、在线订餐、在线教育、在线穿戴、在线医疗等消费业态已经被普遍接受。我国1994年接入互联网以来，线下消费呈现爆发式增长。自2013年，我国已连续7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消费市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达7.49亿，占网民的79.7%；其中，手机网络购物用户达7.47亿，占手机网民的80.1%。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线上消费的优势更加明显。疫情催生了在线教育消费需求大增。截止到2020年3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4.23亿，较疫情爆发前的2018年底增长110.2%，占网民的46.8%。2021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3.1万亿元，同比增长14.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0.8万亿元，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12.0%。
4. 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动能的影响因素分析
回顾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历程，我国消费升级总的趋势是消费层次和消费质量不断提升、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不断创新。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问题，居民消费升级动能不足。
4.1. 居民整体收入水平较低导致消费动能不足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2021年我国GDP约为17.7万亿美元(约114.3万亿人民币)。同期，美国GDP为22.99万亿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但是，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从人均GDP来看，我国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与美国的差距则更大。2021年我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128元(约为5531美元)，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8万美元，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美国的14.56%。造成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人口基数大，以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长期偏低。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约为60%左右，远低于世界主要国家水平。
其次，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来看，经过长期的快速增长后，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的减速换挡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同时，还必须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等多重压力。在经济下行压力下，由于居民收入增长乏力，容易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振，消费升级动能不足。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消费需求不足时，加大投资在短期内可以起到提振经济的作用，但是如果居民收入和消费跟不上，长期则会加剧产能过剩，积累更多的结构性矛盾。所以，如何更好地平衡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作用，是今后我们经济工作需要更加关注的重点。
第三，居民收入增长的可持续问题。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关系来看，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能为消费升级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和服务，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时，较高的经济增速能够带动更多就业，促进居民收入的增加，增加消费升级的购买能力。但是，高经济增速并不必然带来相应的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增加。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采取重积累、重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增速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我国1978~2020年的经济增长指数、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指数和居民消费指数如图2。
Figure 2. Economic Growth Index, urban resident income growth index and consumption growth index (1978 = 100)
图2. 我国经济增长指数、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指数和消费增长指数(1978 = 100)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GDP总量、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呈现长期增长态势，但是我国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增速均长期低于经济增速，尤其是居民收入增加远滞后于经济增长。所以，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速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动能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
4.2. 收入与财富差距过大削弱了居民的整体消费升级动能
消费升级是一个由部分高收入群体引领中、低收入群体持续升级过程。当消费群体出现消费不平等和消费分层，则很难实现整体升级。收入与财富分配失衡是造成的消费不平等和消费分层的主要原因。
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扩大消费升级群体，会阻断部分升级向整体升级的传导路径。收入差距过大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主要特征之一。收入差距体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等诸多方面 [8]。针对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我国进行了强有力的收入分配调节，近年来收入差距有所减少。但是，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仍很突出，基尼系数长期处于0.4警戒线水平以上。根据岳希民(2021)的测算，2003~2019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均高于0.46 [9]。李实(2018)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减少是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但是城市和乡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10]。罗楚亮等(2021)研究得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处于一个高位徘徊的相对稳定状态 [11]。与收入分配并存的另一个问题是居民收入的群体分布结构。最有利于消费整体升级的收入群体分布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培育足够数量、收入水平较高且较为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大大提升整体的消费需求，从而促进消费的整体升级。陈宗胜(2018)总结了我国居民收入群体分布特征由改革开放初期的“飞碟型”，逐步演变到“金字塔型”，以及当前的“葫芦型” [12]。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还不是“橄榄型”，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够大。李春玲(2022)指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发展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低收入阶层规模十分庞大，有50.3%的成年人口为低收入阶层 [13]。收入差距过大和低收入阶层占比过高将从整体上会极大地制约消费需求，最终导致经济循环难以畅通，甚至使得一国经济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财富分配是比收入分配更加突出的问题。根据经典消费理论，财富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财富分配既与收入分配有关联性，又存在差异。通常把财富当作是收入积累的结果，但财富分配还与财富的初始取得有关。当前，住房是我国家庭财富最主要组成部分，占据家庭财富的70%以上，是家庭财富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家庭财富差距一是与住房获取机会不均等有关，二是住房价格过快上涨拉大了住房财富差距。另外，财富不平等又会通过财产性收入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并进一步拉大财富不平等，从而形成财富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正反馈机制。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公平与效率上主要强调效率优先，使得我国收入与财富的差距均开始拉大，并且财富差距逐步赶超收入差距。罗楚亮(2009)计算得出，2002年我国净财富基尼系数超过了收入基尼系数，并且财富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 [14]。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数据，我国的财富差距在快速上升，中国家庭净资产的财富基尼系数由1995年地0.45上升到2002年的0.55，2012进一步上升到0.73。正是由于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分化形成的社会分层，会导致消费分层和消费不平等。由于中低收入阶层和低净值财富群体受到消费能力限制，难以推动居民消费整体升级。
4.3.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削弱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推动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关键在于通过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以激发居民的消费动能。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充分体现出其公平性和兜底性。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人人在获取教育、住房和医疗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方面具有平等的权利；兜底性则体现在社会保障水平应该能够基本满足对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差距仍然很大。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大量的农业人口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子女难以平等享受到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另外，城镇居民内部之间在住房保障、医疗和养老方面的差距也很大，如由于体制内与体制外身份不同，体制内的公务员与事业单位职工在公积金缴存、医疗报销比例，以及退休养老待遇等诸多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距。不同群体之间由于存在体制与城乡等身份差异，越是具有较高身份权利的居民其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越高，有悖于社会保障的公平原则。兜底性问题主要体为数量庞大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难以满足这部分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以湖南情况为例，农业户籍的人口所能领到的养老金水平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年龄比较大群体由于没有购买养老保险，只可以领取到约150元一月的生活补助；另一部分则是购买了养老保险群体，大约一个月的养老金约在1000元左右。对于这部分老年人群体，由于几乎没有收入来源，过低的养老金水平不足以满足农村养老的基本需求，养老仍然不得不依靠子女养老或者自己的一生的积蓄。可见，由于当前我国社会保障还存在较为明显的身份权利差异导致的公平性问题，以及社会保障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兜底性不强，导致这部分群体的消费意愿不足和消费能力不强。
5. 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动能提升
从供给与需求角度分析，消费升级是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不断匹配的一个动态均衡的过程。在物质短缺时期，由于受到生产能力限制，居民基本的消费需求都难以满足，主要停留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温饱问题上，消费升级难以推进。现代经济随着科技水平不断进步，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产品和服务极为丰富，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但是，全球经济的兴衰交替的周期性特征并没有实质性改变，而且经济增速具有不断放缓的迹象，衰退的周期也更长。自上次经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经济并没有明显恢复迹象。所以，在经济下行趋势下，提升消费升级动能对畅通经济循环更具有实质性作用，将更好地发挥消费升级对稳经济的压舱石作用。鉴于我国消费升级的演变趋势和所面临的困境，主要应该通过缩小收入与财富差距、提高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和兜底性等方面入手，以增强消费升级动力。
5.1. 完善三层次收入分配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并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GDP占比过低，并且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首先，充分发挥好三个层次的收入分配作用。第一个层次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产出。根据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一个层次的收入分配要充分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所以，应该以调节收入分配为重点，在初次分配中改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增加普通劳动阶层的收入占比，使得普通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切实建立广大劳动阶层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当前，由于资本的过度扩张，特别是资本通过与权利、土地、教育和医疗等结合，在居民收入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过高的住房价格、医疗和教育成本使得收入进一步向资本集中，导致了居民消费能力下降。所以，必须通过第二个层次税收调节来缩小收入差距。在税收征收对象上，重点应该提高税收的精准性，重点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收。另外，在税收结构上，应该降低对企业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流通环节的间接税比重，适当提高企业所得税比重，既可以减轻企业税负成本，也避免企业通过税收转嫁抬高消费品价格增加消费者的支出成本。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促进居民消费；也可以扩大企业产出和增加企业销售量。第三层次的收入分配主要以引导和自愿为主。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占少数的富有阶层和占大多数的普通收入阶层都可以过上体面生活的社会。提倡先富起来的高收入群体懂得回馈社会，帮扶少数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
5.2. 完善税收制度，缩小财富差距
长期以来，我国间接税占比偏高，约占70%的比重。根据间接税的累退性质，间接税占比过高容易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失衡。由于我国持有环节的房产税还处于试点阶段，同时遗产税等直接税缺失，目前的税收体系很难对财富分配具有实质性的调节作用。作为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上应该更具有实现收入和财富更加平等的制度基础。由于人口老龄化化和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导致的少子化，社会财富分化将会通过代际传递导致阶层固化，加剧财富分配不平等。所以，针对财富不平等加剧现象，进行二次收入分配的制度改革，对于投资性住房资产征收持有环节房产税，以及适时推出遗产税，并把这部分税收收入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上，实现降低家庭财富分配失衡和提高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的双重目的。
5.3. 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平性，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继续深化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基本医疗和养老等领域改革，促进农村与城镇、不同所有制身份职工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基本医疗和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15]；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和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重点保障和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的目标。通过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平性，可以减轻低收入阶层的在住房、教育、医疗等重点民生领域的消费支出负担，让他们不但能消费，而且还敢消费，从而为提高居民消费升级动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基金项目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项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促进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研究”(202111548061)；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研究：基于路径分层的理论与实证”(20YJA79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