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引发了世界人们对灾害、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的思考及重视。而灾害一直是文学表现的重要题材，文学最初的最重要的作用包括治病和救灾在内的文化整合与治疗功能 [1] 。通过分析灾害作品，可知晓古人面对灾害时的情感态度，对于了解作者人格形象的丰富和完整亦极具价值，还可为人类的抗灾及生存发展历程总结经验与教训。
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的影响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中表现自然灾害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在中国，朱熹身处的南宋时期，在内忧外患不断的衰世气象之下，各类灾害频发不绝，灾害发生情况在强度与广度上均超过前代 [2] 。而在日本的中世，鸭长明生活的年代同样灾害频发。鸭长明与朱熹生活在几乎同一时代，同样面对灾害，同有灾害文学创作。从他们的灾害文学中，不仅仅只是记录对灾害的见闻，更多的是这两位处在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面对灾害面对灾害时的思想态度。
本研究以朱熹的灾害诗书写及鸭长明的《方丈记》的灾害文学书写为例，旨在探讨从属于东亚区域的古代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对灾害的态度及应对，分析面对灾害时中日两国人们在思想上的异同，并进一步剖析背后的原因。同时，也为现代灾害研究提供借鉴，并丰富灾害文学书写方面的研究。
2. 文献回顾与研究意义
2.1. 文献回顾
近年来，将灾害与文学结合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例如，在国内的研究当中，陈必应(2022)在《论朱熹散文中的灾害书写》一文中对朱熹的灾害书写进行分析，借此改变长期以来朱熹理学家的刻板印象；而刘娜(2016)则对《方丈记》的政治因素进行了梳理；此外，曹嘉伟(2020)对《方丈记》中的灾害文学书写进行了分析 [3] 。这些研究丰富了关于灾害书写方面的分析，但多为个体的文本分析研究。
另外，国外研究中也有学者对文学中的灾害书写进行探讨，例如：五味文彦(2013)将鸭长明的灾害文学作为其生平的一部分做了概括总结 [4] ；但另一方面，关于朱熹的灾害文学的分析，在国外尚未发现相关研究。
总体而言，国内外关于灾害文学的理论研究中，主要是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而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探讨较少。这正如刘晓岚(2021)所指出那样，当前该领域的理论研究还不够全面，尚处于起步阶段 [5] 。
2.2. 研究意义
现有的研究较少对中日古代灾害文学书写进行对比研究，而本研究将朱熹与鸭长明的作品为对象进行分析，可丰富国内外对中日古代灾害文学书写方面的研究，具有研究意义与文学价值。另外，本论通过对朱熹的灾害诗书写及鸭长明《方丈记》的灾害文学相关书写的对比研究，有利于探讨两国在灾害文学方面的联系，并深究背后的文化异同及灾害文学中所蕴含的思想，以及产生异同的原因。同时，通过本研究也可丰富作者的人格形象，并为如今人类对抗新冠疫情提供思想借鉴。
3. 灾害书写中的思想态度对比
3.1. 灾害书写中的思想态度的相同点
3.1.1. 恤民之情
在朱熹(1996)的灾害相关书写——《乞住催被灾州县积年旧欠状》中写道“上下相乘，转相督促，使斯民方幸脱于沟壑之忧，而一旦便罹追呼决挞囚繁之苦，甚可哀痛。况今疫气盛行，十室九病，呻吟哭泣之声所不忍闻，岂堪官吏更加残扰” [6] ；涝灾：朱熹致吕伯恭之书中言道“闻浙中水潦疾疫，死者甚众，闻之使人酸鼻。诸公直是放得下，可叹服也” [6] ；战争：“日前兵乱流移，民方复业，而官吏节次增起税额，及和买折帛数目浩瀚，人户尽力供输，有所不给，则复转徙流亡，无复顾恋乡井之意……观其气象，如腐草浮苴，无有根蒂，愁叹亡聊，深可怜悯” [6] 。
而在鸭长明对灾害记叙文学之中，记载了五大灾厄。其中，吉田兼好、鸭长明(2011)在治承旋风灾害中写道：“三町四町范围内屋宅，俱受旋风吹袭，无论大小，悉遭破毁。或当场倒塌，或仅存桁柱。门被吹飞四五町远，墙垣亦被刮倒，邻舍间再无界隔。不但屋舍毁损，抢修房屋时，丧生残疾者更是无数。此旋风其后移转西南方，想必又将有诸多人家遭灾哀叹。” [7] ；在迁都福元的描写中写到：“日日骚动不宁，人心摇荡，民生困苦” [7] 。
无论是朱熹还是鸭长明的这些灾害书写都紧紧围绕着“民”展开，也都关注到了灾害中的民生疾苦。而在上述书写中，也多次出现了“人”“人家”“民生”等字眼，可见朱熹与鸭长明对受灾民众的关心。同时，也看从书写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作者的恤民之情、仁人之心以及对受灾民众的同情。从朱熹书写的基调看，“苦”“哀痛”“不忍闻”“酸鼻”“怜悯”等词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悲痛与同情之情。鸭长明的灾害书写中，同样也出现“哀叹”“困苦”等字眼，表达了其对受灾民众的同情。由此可见，朱熹与鸭长明在面对灾害时都有着体恤民生的思想态度。
3.1.2. 批判官吏不作为
《朱熹集》中写道“大率今时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与图事 ” [6] ，这是他对官府不作为的批判，从中可见其抨击官吏腐败与不作为的思想态度。陈必应(2020)也有指出，朱熹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进行纯粹记录，而是怀着对底层民众的悲悯和共情之心。书写中有其真实情感的流露，例如对贪官污吏、不法之徒的惩戒态度，果断站在为民的立场等。
而鸭长明同样在其灾害书写中表达了对权贵者不作为、漠视民众的不满。在从迁都福元的描写中有如下的表达：“传闻上古圣人在位，以仁爱治国，天下大治”、“又有贤君，见民炊烟转疏，即命减免课税。此类善政，皆为惠民救世。今昔对比，优劣立分” [7] 。鸭长明借上“古圣人之优”进而对比，批判“现如今之劣”，如今已不如上古一般有善政救民，而是对民众漠不关心，可见鸭长明对官吏不作为的痛心与批判。刘娜(2016)在《<方丈记>的“政治性因素”浅析》一文中也提到了鸭长明的政治观念，指出了他所具备的社会责任感 [8] 。因此可以说，官吏对民众的不作为，朱熹与鸭长明两者对在发生灾害后，官吏民众的不作为的失望与批判这一点是共通的。
3.2. 灾害书写中的思想态度的不同点
同样是亲身经历，还是亲眼目睹，朱熹的灾害书写主要是其在为官期间面对灾害时撰写的上书。而鸭长明的灾害文学《方丈记》是在经历过灾害之后，于晚年隐居时写下的。从两者的灾害书写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朱熹与鸭长明所表达的思想态度有明显差别。
通过对《朱熹集》的灾害书写的分析不难发现，朱熹的灾害书写中上书不在少数。而在《晦庵文集》的《上宰相书》中，写道“是以不惮奔走之劳，不厌奏请之烦，以尽其职之当为者，求以报塞万一。而乃奏请诸事，多见抑却” [9] 。朱熹上书宰相好友王淮，语气也较为强硬，可见其渴望受灾民生得到政府资助的迫切，同时也可以看出朱熹抗灾赈灾是积极的，多次上书，不厌其烦，身处官职便尽职尽责。从朱熹的积极上书与抗灾救灾中，也可以推断出其对灾害的反抗与积极应对。
与朱熹积极的抗灾救灾态度不同，鸭长明对于灾害持以无常观的态度。吉田兼好、鸭长明(2011)在治承旋风灾害中有“旋风常见，却绝无此番经历之恐怖。难道神佛有何警示？实令人起疑” [7] 这样一句描写，对于灾害，鸭长明将其归于神佛，持以佛教的无常。而其在从处世之不安一章中如是描写：“屈从世俗，身心窘困；若不随波逐流，又被视为疯癫。究竟该宿于何处？从事何业？方能令身心暂得休憩？” [7] ，由此可以看到，对于灾害以及不安，鸭长明也只能随波逐流，也无力反抗，无能为力，只能持消极的抗灾态度。
4. 思想异同产生的影响因素
4.1. 产生相同点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朱熹与鸭长明的政治民生观念对于二者在灾害文学中所体现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保持封建统治的稳固和谐、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朱熹治国思想的最高目标。朱熹秉承儒家治国思想之大旨，糅合其他学派之精华从“发展经济，富国安民”、“德礼为本政刑为辅”、“正心修身，完善自我”、“擢举贤才，任贤使能”等方面提出并阐发了自己的治国思想体系 [10] 。朱熹的治国思想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爱民惠民。他认为君王要“视百姓为自家的百姓”，要“爱民如子”，国家财政应以“养民为本”，主张限制摇役、赋税。加之朱熹长期居住乡间，了解下层民众的疾苦，对他们怀有同情之心，故能在任职期间尽力做一些有利百姓的事。从这些资料记载中不难看出，朱熹对于民生疾苦有着较高的关注度，并且自身也积极参与进救治灾害的相关行动中去。但当时统治者庸政懒政不作为，使朱熹直言：“陛下之德业日隳，纲纪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怨民愁，盗贼间作” [11] 。结合前文分析可见，朱熹关注政治民生，并且这构成了其灾害文学创作中的一部分。
而鸭长明同样也关注到了政治民生，刘娜(2016)指出了鸭长明经历了战争以及在混乱的大背景下，身为对大环境较为敏感的文人墨客是更能关注到环境变化，而其中也不乏有政治因素。结合鸭长明的生平经历，可了解到当时平家政权的迅速勃发，源氏的势力日趋衰微，作为藤原政权荫蔽下的昔日贵族阶级的政权已如明日黄花风光不再，加之鸭长明曾任和歌所的寄人，其贵族立场使得将内心所有的愤懑归罪至新兴的平家政权身上。鸭长明前半生颠沛流离，自叹命运不济，因未能担任神社“祢宜”一职心存芥蒂，加之后来对自己仕途的彻底绝望，寄身于方丈之庵 [12] 。鸭长明虽然持有无常观，但这种无常观并不是对民生的漠视，也绝非对政治无感。政权的衰败、权势者对民众的漠不关心、加之自身的不济，使其灾害文学体现出体恤民众、批判官吏的思想。这些政治民生因素，影响其在灾害文学创作，以及自己对于情感的抒发与对民生的同情与共鸣。
4.2. 产生不同点的原因分析
儒学倡导积极入世，而如前文所述，朱熹自幼便受到长时间的儒学熏陶；而鸭长明出身于神官世家，父亲也曾任下鸭神社神官，从小受到的佛教的熏陶自然不再话下。另外，朱熹从小家境并不富裕，生活拮据，而父亲朱松去世后并没有留下什么产业，郭齐(2000)在《朱熹传》中也有写道“仅有的积蓄只能在短期内维持基本生活。从长远看，必须有新的经济来源，否则将坐吃山空，这个任务落到十五岁的朱熹身上。正如农夫种田，商人兴贩，百工献艺一样，一个士人唯一的生活出路就是出仕做官。尽快考取进士，是朱熹的当务之急。他不得不把应举作为学业的首要内容” [11] 。本就不富裕的朱熹肩负其责任，以学业为重，考取进士当官；而鸭长明出身在富裕家庭，“他的少年时代相对来说是幸福的。他的父亲在任职下社的摄社即河合神社的祢宜之后，于十七岁就成为下社的正祢宜，鸭长明在这一年左右出生，其父加官进爵的速度堪称奇快，至此，鸭长明的少年时期可谓一帆风顺，仰望父亲的英姿” [12] 。因此相对于朱熹，鸭长明的少年时代是较为一帆风顺的。但是，其后两者的人生轨迹有了较大的改变。
据《朱熹传》“绍兴十七年秋，十八岁的朱熹来到建州城，参加乡贡考试。朱熹顺利通过乡试，贡名礼部” [11] 。满腹诗书的朱熹，顺利考取乡试，中间有过隐居生活，而后其总体上的为官生涯也是较为顺利，受到朝廷重用的。而鸭长明在和歌所的工作，虽受到嘉奖，让其任职河和神社的祢宜出现了空缺，但是河合神社的祢宜以理应由惣官祢宜的子女担当为由强烈反对，最终祐兼之子祐赖任此职。失望离开和歌所，于五十岁左右隐居。
从两个人的人生轨迹来看，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从总体上看，朱熹的人生属于渐渐走上轨道，总的来说即螺旋式上升；而鸭长明则是从有到无，从神社到方丈庵，生活条件上可以说是有回落的。朱熹出仕，鸭长明隐居，种种经历后，面对世间之事也有了不同的看法。也许是这样不同的成长背景及人生轨迹，影响了两者的思想态度，也使其在灾害书写中有了不同的表达。
5. 结语
本论通过对比研究朱熹与鸭长明的灾害书写作品，了解到两者在灾害书写中有着体恤民众，批判官吏的共同的思想态度。而在抗灾赈灾上，两者又有着两种不同的态度：朱熹上书、亲自赈灾，表现出积极的抗灾救灾态度；鸭长明则持以无常观，在灾害面前无能为力。通过结合分析两者的生平经历，可以说两者对于灾害之所以会产生异同点，与其对于政治民生的关注、成长背景、人生轨迹等相关联。但本研究关于影响两个学者的灾害书写的因素的探讨尚不够全面，今后会对文本进行数据分析，以进一步深入挖掘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是广东海洋大学2022年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中日古代灾害文学书写的比较研究——以朱熹、鸭长明的作品为例”(010413162207)的阶段性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