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译介学是中国著名比较文学专家谢天振先生原创的翻译学理论，是上世纪末至今20多年来中国人文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译介学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以文字转换和翻译技术为主导的传统研究范式，凭借跨学科优势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从而拓宽了国内外翻译学的研究视野。文章首先对译介学理论作了简要概述，其次尝试挖掘译介学理论的创新意义与中国话语特性，并指出中国文化外译的现实难题，最后探讨其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际指导意义，以期推动中国文化外译的进步与发展。
Abstract:
Medio-translatology is an original translation theory initiated by Chinese scholar Tianzhen Xie, a renowned Chinese specialist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ories in Chinese humanities academia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since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It has broken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in domestic translation studies, which has long been dominated by text conversion and translation skills, and gradually formed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field with the advantage of interdisciplinarity, which ha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s in domestic and overseas academic circles, thus broadening the research horiz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rticle firs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medio-translatology, then tries to explore the innovative significanc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discourse of medio-translatology, points out the present difficultie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finally discusses its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going out” of Chinese cultu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xternal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1. 引言
文化历来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世界其他主要大国也都将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于虹，2021: p. 112) [1]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切实有效地“走出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国家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中国文学典籍的外译，相继启动了多个中国文学译介工程，完成了数百部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其中以莫言、余华、韩少功、毕飞宇、姜戎、杨牧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作家近年来颇受西方文学界与普通读者的欢迎，他们的作品在海外不断得到翻译和传播，这说明部分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是能够被海外读者所接受的，且对西方文学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这远不足以使中国文学、文化真正走向世界。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口和输出10:1的贸易逆差，70%以上版权输出港台东南亚等华人市场而引进书籍大部分来自欧美国家，1900年到2010年110年间，中国翻译西方书籍近10万种，而西方翻译中国的书籍种类还不到1500种(鲍晓英，2013: p. 62) [2] ，必须承认，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总是“四处碰壁”。
谢天振教授是译介学理论的创导者，他是中国第一位把“翻译文学”作为一个专门概念提出的学者，也是国内最早论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学者。谢天振认为，通过翻译促使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简单的文字翻译，而是译介，“译”即翻译，“介”的重要内容是传播，翻译文本的产生只是传播的开始，在它之前还有选择翻译什么的问题，在它之后还有“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谢天振，1999: p. 11) [3] 。在翻译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只关注“如何译”的问题，忽视了译作在译入国的接受程度与传播效果以及它对译入语文化的影响等方面。可见，今时今日我们在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问题时，更要关注译作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鉴于此，本文拟以译介学理论为关注焦点，重点探讨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指导意义。
2. 译介学理论概述
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最有创造性的研究著作之一。长期以来，中国翻译学界介绍西方翻译理论的书在一本本地出，而真正有创造性的翻译理论著作鲜见问世。中国翻译界只是西方翻译理论的追随者，《译介学》的出版可谓是石破天惊之作(张西平，2021: p. 21) [4] 。译介学起源于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与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有一定重合，是一个由两个学科交叉孕育但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是中西方学术交流融汇的成果。谢天振先生提出的译介学理论在中国译界可谓独树一帜。不同于传统翻译研究，译介学研究把翻译文本视作既成事实来研究，不对其翻译质量作价值判断，也不涉及对具体翻译实践的规定或指导，它超越了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层面的研究，实质是文学、文化研究。这样看来，译介学研究的关注重点就聚焦在文学与文化层面。
译介学的核心术语和理论基础是“创造性叛逆”。然而，这个术语并非如“译介学”那样是本土原创，而是来源于法国。它借用自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的专著《文学社会学》中“trahison créatrice”一词，汉语译作“创造性叛逆”或“创造性的背叛”。该术语经由日本比较文学家大塚幸男(Yukio Otsuka)和美国比较文学家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引述后得到充分阐发。大塚幸男在其自著的《比较文学原理》中对“创造性叛逆”(創造的裏切り)做出明确界定，他认为“译者翻译作品，是一个‘创造性叛逆’的过程”(大塚幸男，1985: p. 122) [5] 。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谈及“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时，先是认同埃斯卡皮在读者接受意义上赋予的“创造性叛逆”的内涵，随后明确指出在翻译中，创造性叛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意大利有一句俗话说，译者是叛徒(traduttore as a traditore)，看来不无道理。从文学被接受的角度看，字对字的翻译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翻译抒情诗时)都不是无懈可击的。把一首诗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只有当它能投合新的听众(读者)的趣味时，才能站得住脚(韦斯坦因，1987: p. 36) [6] 。国外学者从译者翻译的角度阐释“创造性叛逆”的先行之举，为国内学者的进一步理解与阐述提供了想象空间。在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1988)中，孙景尧在他执笔的“译介学”一节中明确提及了“创造性叛逆”，认为其在译者方面的突出表现是自由翻译和改译。在肯定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的同时，他也没有忽视读者的“创造性叛逆”。不同于前人，他此时所论的“创造性叛逆”的重心已转移到译者那里，作为读者的一种特殊理解机制的“创造性叛逆”不再突出(梁新军，2022: p. 98) [7] 。
谢天振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关注“创造性叛逆”，他本人非常欣赏并赞同埃斯卡皮有关翻译的论述，认为他揭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然而，谢天振并不满足于复刻埃斯卡皮的观点，他指出埃斯卡皮对创造性叛逆的解释过于片面，并且埃氏在《文学社会学》中更多谈论的是读者的“创造性叛逆”，有关“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仅几笔带过，没有过多论述。谢天振这样解释“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1992: p. 137) [8] 。在此，谢天振赋予“创造性叛逆”以新的定义，其内涵和外延得到丰富与深化，远超埃斯卡皮的界定。如此一来，“创造性叛逆”不仅涉及翻译本身，还触及到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碰撞、变形等问题。可以说，“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外来引入与本土革新为我们深刻认识翻译的实质和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野，为国内外翻译研究开创了新空间。
3. 译介学理论的创新意义与中国话语特性
“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的术语是中国学者的发明(查明建，2005: p. 48) [9] 。中国学者从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从多方面吸收中西方翻译理论之长，构建出这套具有中国话语特性的理论体系。译介学的“译”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它建立在一种全新的翻译观“创造性叛逆”之上。作为译介学的理论基点，创造性叛逆具有重大认识论意义，是从翻译史角度对一切翻译活动的后果所呈现的共性的理论提炼(何绍斌，2020: p. 41) [10] 。该术语虽然源自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但绝非简单套用，谢天振教授敏锐地从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之说中洞悉其对于翻译的研究价值。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指出，说翻译是背叛，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 p. 137) [11] 。谢天振教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充，他认为翻译要考量的不仅仅是语言层面，还应该包括译入语文化，并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行为进行细分，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读者和接受环境也有创造性叛逆。对于谢天振先生而言，与其说他把“创造性叛逆”当作一个核心术语，不如说他是将其视为一个“命题”、一个“理念”加以思考与探索。“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引发了他对翻译的本质、翻译文学的性质与归属、翻译文学史的编撰、中国文化外译等重要问题的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与学术价值。
译介学的创新之处还体现在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上。讨论翻译文学的定位就不得不谈及以色列文化史家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中“翻译的文学”(translated literature)的概念。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应该像原创文学一样作为一个独立系统存在于接受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中(Even-Zohar, 1990: p. 47) [12] 。对于翻译文学，谢天振教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佐哈尔的概念存在根本差异。他首先尖锐地指出，长期以来文学翻译家的功劳不被认可以及翻译文学作品找不到定位的问题，道出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上遭受“除名”的历史事实。产生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一直以来人们对文学翻译存在误解甚至偏见，认为文学翻译只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翻译这类作品只需要掌握语言层面的翻译技巧。他们没有意识到，文学作品是一种创作，文学翻译又何尝不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针对这些误解与偏见，谢天振从译介学的角度，为翻译文学正名，指出翻译文学是国别/民族文学(即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至此，翻译文学有了明确的归属，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长期追随西方理论的中国比较文学不同，“翻译文学”是中国学者根据中国语境的问题和理论需要进而提出的新概念，不仅拓宽了文学翻译研究的空间，还推动了传统国别文学史的编纂工作，引发学界对“重写文学史”的热烈讨论。译介学强调翻译对构建民族/国别文学发展史的意义，明确翻译文学并不等同外国文学的归属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翻译文学史的编撰的设想。就“翻译文学史”这个命题，西方学者尚未开展深入探讨，且该命题的提出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语境有着直接关系，因此翻译文学史有着十足的中国话语特性。
综上所述，译介学理论是中国学者创建的基于中国语境的本土理论体系，具有创新意义，值得向国际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和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推广。
4. 中国文化外译的现实难题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与国际影响力的持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化如何切实有效“走出去”的问题。自建国以来，我国致力于文学译介工作，有组织、有规模地开展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学翻译传播的出版工程并创办许多中国文学英译期刊。20世纪50年代，外文局创办了英文版与法文版期刊《中国文学》，成为新中国向外译介中国文学最主要的渠道，后由于刊物的译语语言不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期待，在西方世界的译介效果并不理想，该刊物于2001年停刊。80年代，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成立“熊猫丛书”，这套丛书共翻译出版了195部文学作品，但除个别作家作品受到海外读者喜欢以外，大部分译本都被他们“弃置一旁”，最终因长期亏损不得不停办。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家有关领导部门设立“大中华文库”项目，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组织翻译和出版了一百余种选题，其中只有个别符合西方国家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的选题能够出版，其余绝大多数即使“走出国门”，在国外的反响也不佳。不难看出，我国在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一事上付出许多心血，但这些外译作品依旧无法取得预期成功，无法起到真正将中国文化“传出去”的效果。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在论及翻译及翻译作品时，人们还是更为关注译本的语言质量问题，即翻译质量的优劣程度。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就此引发国内学界和译界对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问题的热烈讨论，并想通过莫言作品的成功“外译”获得对中国文学典籍对外译介的启示。对莫言作品在西方文学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的讨论已经超越传统的对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层面上的研究，转而进入到译作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也就是译介学的研究范畴。莫言作品外译的成功除了让我们关注“谁来译”、“怎么译”、“谁来出版”、“作品本身的可译性”等表象问题外，更为重要的是该现象揭示出的翻译问题的关键。
唐代儒学家贾公彦在《周礼义疏》中的“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为翻译做出了精妙解释。这么看来，翻译远非两种语言文字间的简单转换，还要“使相解也”，即达成双方准确无误的交流与理解的效果。也就是说，翻译的本质就是让说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能够切实有效地交流并理解对方。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和译界都没能探寻到翻译的本质，依旧停留在翻译的表象问题上，以至于半个多世纪来，尽管我国倾注大量心血组织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希望借此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奈何成效一直不显著。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深刻认识到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交流的规律。虽然我国近年来经济实力得到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也不容小觑，但纵观整个世界文化格局，我国文化地位仍稍逊于西方国家。一方面，由于我国自建国来的翻译工作基本上是由中国人完成的，在用语习惯、语言风格、审美品味等方面肯定不如海外汉学家或精通汉语的国外翻译家把控得好，因此，由本土译者译出的作品很有可能并不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风格和价值取向，译作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效果和接受程度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由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仍处于上风，中国的话语权受到一定程度的钳制，中国文化想要彻底走出国门还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得到西方文学界的认可。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想方设法改变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处于边缘地位的事实。
5. 译介学对于中国文化外译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中国文化未能切实有效“走出去”的话题，传统的翻译研究将其归咎于译者的能力问题，认为译者的外语水平不达标，这才致使译作得不到好的传播。然而，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原因，显然不足以用来解释中国文化外译未取得预期成功的根本症结。我国不乏优秀的外语人才与翻译家，质量上乘的翻译作品不在少数，但在海外的接受度与传播效果却始终不如人意。从译介学的角度分析，这是因为我们对翻译的认识不够透彻，存在误区。对于“译入”与“译出”这两种翻译行为，通常被翻译研究者认为只是方向不同，无非就是把国外的“译进来”，把国内的“译出去”。诚然，从两种语言文字转换的角度看，“译入”与“译出”好像就是如此，但是译介学一再强调要冲破语言层面的桎梏，将翻译研究上升到文学、文化的高度。因此，这两种翻译行为存在根本差别，“译入”是指一个国家/民族(一般处于弱势文化地位)基于对其他国家/民族(一般处于强势文化地位)文学和文化的极大需求上的翻译行为，“译出”则指一个国家/民族主动将自己这一方的文学和文化向外译介，而不考虑接受方是否需要或认可它的文化。以中国为例，在晚清时期，为了救亡图存，改变国家的落后与腐朽，大批知识分子投身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中，希冀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这一时期我国语言和文化的译入数量极大。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领导人与有关文化部门非常重视文化输出，想要让世界看到新生共和国的深厚文化底蕴，因此开展和组织了许多项目工程，力求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但最终结果如上所述，并不理想。
追根溯源，是我们未能分清“译入”与“译出”的本质差别：当我们译入外来文学、文化时，组织翻译的赞助人以及具体从事翻译实践的译者会尽量排除文化异质性，在“信、达、顺”的标准下翻译原作，让原作信息尽可能地被我国读者理解。在此情况下，译作即使只能达到合格标准，也能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甚至还可能对译入语文化产生一定影响，这种译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了解外来文化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而译出则不同，在目的语接受方尚未对该译出活动发起国的文学、文化产生兴趣或有需求时，一味地向国外输出自己的文化，而完全不考虑目的语国家的时代语境、意识形态、读者阅读喜好，以及译者的翻译方法与策略、语言风格等因素，这就导致译出的作品在国外反响平平，甚至无人问津，那么这样的译出活动自然也就算不上是真正的成功。因此，在文学、文化译出问题上，我们应该摒弃奉“忠实原文”为金科玉律的老旧思想，毕竟忠实、准确和流畅的标准只适用于译入行为。如果想要让译出作品获得关注，就必须将语言以外的如传播渠道、意识形态、读者期待等因素考虑进去，这样译作才能在目的语国得到有效传播和重视，中国文化也就真正“走出去”了。由此可见，运用译介学相关理念，能够解释中国文化外译困难的原因所在，能够启迪中国学界与译界对文学、文化跨语言传播与交流问题的深入思考。
当然，译介学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迪意义还不止于此。译介学进一步指出中西文化交流中存在的“时间差”与“语言差”的问题。时间差是指中国人对西方世界深入了解的时间远长于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时间，中国自晚清起便开始关注、了解西方文化，不少有识之士带头掀起学习西方的热潮，这样算来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已有一百多年，而西方对中国的全面认识和了解始于世纪之交，迄今不过二三十年。如此一来，中西方互相全面深入了解对方的时间差就此形成，意味着中国对西方文化大多了如指掌，而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却不知其详。另外，由于大部分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是由中国译者完成的，那么这些译作必然不会像严复译《天演论》时为迎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对原文进行大量删节与改写，因此西方读者在阅读这些译作时有极大可能是一知半解的，显然不会对中国文化有全面充分的了解。要想打破这种隔阂，就不能对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的译介工作操之过急，相比费心费力翻译全套书籍，最好能够编译一些中国故事选集，让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文化能有一种由浅入深的认识。
所谓语言差，指的是操汉语的中国人在学习、掌握英语等现代西方语言并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方面，比向英、法、德、西、俄等西方现代语言的各西方国家的人民学习、掌握汉语要来得容易(谢天振，2014: p. 9) [13] 。笔者以为，造成这种“语言差”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汉语本身难度要比英、法、德、西、俄等印欧语系语言大些，中国人在学习英语等西方现代语言时，自然要比西方人学习汉语容易些；二是中西方对对方语言的推广程度不同，众所周知，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我国普及率相当高，中国人对英语学习的重视程度甚至高过母语，因此中国拥有大批掌握英语并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的读者，以及精通西方文学、文化甚至能够担任起译介工作的专业人士。反观西方，对中国现状一无所知的大有人在，更遑论精通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专家学者。要知道，语言本身的难易程度是客观因素，是无法更改的，需要通过个人努力来克服，而中西方文学、文化的跨语言传播与交流的鸿沟，是可以通过国家手段改善的。在全球“汉语热”兴起的当下，我国应该乘势而上，通过举办文化节、开展专题讲座、与国外汉学家、翻译家队伍积极合作等一系列举措，大力推广中国文学和中华文化，改善当前中西文化交流不平衡的现象，使汉语和中华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与西方语言文化在我国的影响力持平甚至超越，真正做到中国文化切实有效地“走出去”。
可以说，译介学对中国文化外译困境具有指点迷津的实际作用。21世纪以来，我国实施数十项中国文学译介和文化传播工程，旨在向世界展示全面立体的中国形象，从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然而，实际成效却并不理想，其背后折射出翻译的本质问题——翻译不能只局限在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上，而更应该关注文学和文化方面。译介学以“创造性叛逆”为立足点，揭示翻译的本质，强调译作的传播与接受问题，分析“译入”与“译出”翻译行为的差别，指导我们树立正确的翻译理论，正视中国文化对外译介中的不足之处，使中国文化“走出去”行之有效。新时期，我们应该适当调整文化外译策略，努力培养中国文学、文化的西方接受群体，让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