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2021年5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为3.76亿人。据此估算，流动人口子女规模超过1.3亿人，超过中国儿童总数的40%，其中，流动儿童规模7109万人，跨省流动儿童1462.25万人 [1] 。所谓流动儿童，是指6~18岁随父母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青少年 [2] 。从农村来到城市，流动儿童往往产生角色认同的困惑，容易出现一系列的心理问题进而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 [3] 。市民认同是一种特殊的角色认同，即个体认识并内化特定的市民角色期望，从而达到认知、情感与行为相互一致的过程。现有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在市民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袁晓娇、方晓义等人 [4] 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及适应模式在家庭经济地位、教育安置方式等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城市认同对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均有正向预测作用。因此，探究流动儿童的市民认同问题，是改善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让他们在新的环境下真正融入社会所不可忽视的问题。
大量研究表明，不同人格特征与流动儿童的适应、市民认同有密切的关系。陈会昌、张红梅 [5] 在研究中学生人格建构复杂性与学校适应的关系中发现中学生人格建构复杂性与学习成绩、学习适应性和压力应对存在显著相关，这与市民认同研究中认为的多项认同(multiple role identities)可以减少焦虑、抑郁与压力的结果是一致的。郑友富，俞国良 [6] 用自编的流动儿童身份认同调查问卷和艾森克人格问卷对527名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人格特征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矛盾直接影响他们健康人格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与城市的融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格是影响流动儿童市民认同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人格影响市民认同的背后作用机制却缺乏系统整合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拟从生态系统观出发，探讨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和歧视知觉在人格影响市民认同中的作用机制。
生态系统理论的现象学变式理论(Phenomenological variant of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PVEST)将生态系统理论与认同发展理论整合在一起，用于描述弱势群体青少年的正常发展过程 [7] 。根据PVEST的观点，社会支持资源可能抵消或平衡掉危险因素对流动儿童发展的一些不利影响。社会支持的威胁模型(social support deterioration model)也认为，某些压力事件特别是创伤性事件或耻辱事件，会导致个体知觉到的社会支持减少，社会支持的减少进而导致心理适应问题增加 [8] 。这一观点得到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例如，Thompson [9] 等人以138名因遭受伴侣暴力而上医院求治的非裔美籍妇女为对象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在伴侣暴力与心理烦恼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谭千保 [10] 采用问卷法对762名流动儿童和509名非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与学校适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与非流动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性较差。此外，人格与社会支持关系紧密。研究显示，社会支持与人格有非常显著的相关。尤瑾，郭永玉 [11] 以大学生为被试的问卷调查发现，家庭外源性社会支持部分中介了人格特质(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类似地，针对农村老年人总体幸福感的研究中，社会支持某些维度在人格特征与总体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12]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会在人格与市民认同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PVEST模型认为，流动儿童如果不能获取适当的社会支持资源，歧视就可能会作为危险因素增加其脆弱性并导致不利后果。所谓的歧视知觉主要指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身份(如户口身份、种族等)而受到有区别的或不公正的对待 [13] [14] 。Prelow，Mosher和Bowman [15] 以非裔美籍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种族歧视知觉对社会支持有显著负向预测效应，对抑郁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较高的歧视知觉会降低流动儿童的价值感，还会增加其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等负性情绪体验 [16] [17] [18] [19] 。据此，我们假设H2：歧视知觉在社会支持中介的人格与市民认同之间起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根据生态系统发展观、PVEST模型以及已有的实证研究，我们对流动儿童的人格、社会支持、歧视知觉与市民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假设，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验证以上假设(见图1)，即社会支持在流动儿童的人格与市民认同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个体的歧视知觉水平调节该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
Figure 1. A hypothetical model of personality, social support,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migrant children’s civic identity
图1. 人格、社会支持、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市民认同的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被试
从三所中学共获取七至九年级有效被试339名，其中七年级74人，八年级66人，九年级198人；男生182名，女生156名；流动儿童151人，城市儿童187人。
2.2. 研究工具
2.2.1. 《流动儿童城市认同问卷》
自编《流动儿童城市认同问卷》，包括信息获取、能力知觉、积极情感、行为倾向四个维度，本次测验各维度α系数依次为：0.766，0.828，0.739，0.652，总量表的α系数为0.835。
2.2.2. 《大五人格简式量表》
以Costa等人 [20] 的大五人格简式量表(NEO-Five Factor Inventory, NEO-FFI)为基础进行修订。NEO-FFI量表是NEO-PI的简化版，由NEO-PI中在各因子上负荷最大的12个题项构成，共有60个项目，每个项目有5个等级，从“强烈反对”到“非常赞成”。各因子维度分别为：神经质、自觉性、外倾性、宜人性和开放性，已有研究表明该问卷有较高的信度，本次测试该问卷各维度的α系数依次为0.702，0.703，0.737，0.610，0.673。
2.2.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采用肖水源 [21] 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个因素，10个题项。本研究中，结合实际情况对问卷中相关内容进行了适当修改，该问卷的α系数为0.789。
2.2.4. “个体歧视知觉”流动儿童版问卷
采用方晓义 [4] 等修编的“个体歧视知觉”流动儿童版问卷。问卷列举了流动儿童在北京生活可能遇到的遭受歧视的9种情况，询问被试句子所描述的情况是否与其现实符合。共12个题项，答案为4点量表：1为“一点都不符合”，4为“完全符合”，以考察儿童主观觉察到的自己因为外地人身份而受到歧视或者不公平对待的程度，得分越高，代表感受到的歧视越多。本研究根据实际对相关语句作了相应调整，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9。
2.3. 施测过程与数据处理
在安静的教室内进行施测，被试之间互不干扰。首先由专业的心理学主试向被试说明问卷填写的注意事项以及解释本研究的指导语，待被试理解清楚之后分别进行作答。整体施测过程大概25分钟。收集所有问卷后剔除不符合条件的被试。数据分析使用SPSS17.0和AMOS17.0。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3.1.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问卷数据是通过集体施测和自评的方式收集的，因此，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es)。为此，在问卷收集过程中主要通过设定问卷的反应方式、反应语句，作答时的匿名性、保密性等方式来进行程序控制；在统计控制上，则主要是对数据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具体来说，就是同时对所有变量的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检验未旋转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如果只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公因子解释力特别大，即可判定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23] [24] 。如果得到了多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不超过40%，则表明共同方法变异不严重 。检验结果表明，总共有28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并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只有12.61小于40%，根据Ashford和Tsui [25] 的判定标准，如果得到了多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不超过40%，则表明共同方法变异不严重。因此，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3.1.2. 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采用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分析对市民认同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表1)，结果发现，主要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具体来说，市民认同与人格、歧视知觉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市民认同与人格、社会支持以及歧视知觉关系密切。在各影响因素中，社会支持与人格、歧视知觉呈显著负相关，人格与歧视知觉呈显著负相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citizen identification
表1. 市民认同影响因素相关分析表
3.2.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检验
已有文献表明，社会支持可能在人格与市民认同的关系中可能起着中介作用。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支持与人格、市民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以人格为自变量，市民认同为因变量，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人格与社会支持、社会支持与市民认同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人格与市民认同之间的情绪智力的路径系数显著(β = 0.15, t = 11.23, p = 0.016 < 0.05, CI = [0.045, 0.236])，这表明社会支持在人格与市民认同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β = 0.04，p = 0.003 < 0.01，CI = [0.018, 0.07])，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04/0.188 = 21.3%。具体参见表2、图2。
Table 2. Fitting index of the mediation model
表2. 中介作用模型的拟合指数
Figure 2.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social support
图2.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模型
3.3. 歧视知觉的调节作用检验
在本研究中自变量为人格，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为歧视知觉，调节人格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因变量为市民认同。所有变量已经中心化。分析结果表明，模型拟合指数良好(见表3)。人格与市民认同的路径系数显著(β = 0.17, t = 3.387, p = 0.000 < 0.01, CI = [0.066, 0.273])，人格与社会支持的路径系数显著(β = 0.15, t = 2.948, p = 0.003 < 0.01, CI = [0.249, 0.053])，歧视知觉与社会支持的路径系数显著(β = 0.29, t = 5.342, p = 0.000 < 0.01, CI = [0.394, 0.170])，歧视知觉与市民认同路径系数显著(β = 0.17, t = 3.326, p = 0.000 < 0.01, CI = [0.060, 0.293])，社会支持与市民认同的路径系数显著(β = 0.24, t = 4.58, p = 0.000 < 0.01, CI = [0.333, 0.133])，人格与歧视知觉的交互项对社会支持的路径系数显著(β = 0.14, t = 2.64, p = 0.008 < 0.01, CI = [0.250, 0.040])，人格与歧视知觉的交互项对市民认同的路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社会支持在人格与市民认同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歧视知觉调节了人格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图3)。
Table 3. Fitting index of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citizen identity
表3. 人格与市民认同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
Figure 3.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identity
图3. 人格与社会认同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简单斜率检验的结果表明，当歧视知觉水平较低时(Z人格 ≤ −1)，人格对社会支持的变化没有显著影响；当歧视知觉水平较高时(Z人格 ≥ 1)，随着人格水平的增加，个体的社会支持也呈下降趋势(β = −0.355, t = −3.241, p < 0.01)，然而人格水平下降一个标准差，社会支持下降0.355个标准差。即人格对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随着歧视知觉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图4)。
Figure 4. Interaction between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personality on social support
图4. 歧视知觉与人格对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图
4. 讨论
4.1.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纳入社会支持以探讨人格对流动儿童市民认同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人格维度中自觉性、宜人性、外向性与市民认同均呈显著相关，但作用方向并不一致。其中宜人性对市民认同有正向预测作用，自觉性与外倾性有负向预测作用；社会支持三个维度中的支持利用度可以正向预测市民认同，并达到显著水平。这与社会认同与整合的四阶段模型(FMSIDI)的观点是一致的。该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和应对会促进个体认同整合，而威胁感受和权力地位的不对称会阻碍个体的认同整合 [26] 。此外，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对个体的适应状况有普遍的增益作用，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个体的适应状况就越好。大量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例如，Chirkov，Safdar等人 [27] 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留学研究生社会文化适应呈显著正相关，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社会文化适应状况越好。
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支持在人格与市民认同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果与已有对人格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 [28] [29] ，并初步证明了社会支持部分中介人格和市民认同关系的合理性。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的现象学变式模型(PVEST)，可以发现，流动儿童通过提高社会支持水平，进而来改善其市民认同。这在理论上很好的解释了人格对流动儿童市民认同的影响机制。这提示，增加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可以部分阻断人格特征对流动儿童市民认同的不利影响。
4.2. 歧视知觉的调节作用
研究同时也发现，歧视知觉与社会支持的路径系数显著(β = 0.29, t = 5.342, p = 0.000 < 0.01, CI = [0.394, 0.170])，歧视知觉与市民认同路径系数显著(β = 0.17, t = 3.326, p = 0.000 < 0.01, CI = [0.060, 0.293])，社会支持与市民认同的路径系数显著(β = 0.24, t = 4.58, p = 0.000 < 0.01, CI = [0.333, 0.133])，人格与歧视知觉的交互项对社会支持的路径系数显著(β = 0.14, t = 2.64, p = 0.008 < 0.01, CI = [0.250, 0.040])，人格与歧视知觉的交互项对市民认同的路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社会支持在人格与市民认同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歧视知觉调节了人格与社会支持的关系。歧视知觉是个体知觉到的由于自己所属的团体成员身份(如户口)而受到的有区别的或不公正的对待，而市民认同反映的是个体进行有效认识及内化特定市民期望的过程，在理论上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即主流社会中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压力应对理论认为，歧视是弱势群体成员的重要压力来源，知觉到的危险信息会使个体处于一种应激状态，这种应激状态通常会使得个体去寻求社会支持来进行应对 [30] 。此外，由前所述的PVEST模型认为，歧视对流动儿童的不利影响可以由社会支持资源抵消或平衡。因此，当不同人格的流动儿童接受社会支持时，个体的歧视知觉会造成其市民认同的差异。在目前的城乡二元制户籍管理制度下，流动儿童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其农村户籍身份和消除“农民工子弟”这一社会标签的作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受各种排斥与拒绝在所难免；长期遭受歧视会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产生消极影响，进而阻碍他们与主流文化中成员的沟通与互动 [31] 。
4.3. 研究价值及展望
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深远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在理论上，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流动儿童人格特征对其市民认同的影响机制，对“怎么样”影响以及“什么时候”影响形成清晰的认知，从而为流动儿童市民认同的理论研究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也为生态系统理论的现象学变式模型(PVEST)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实践上，通过进一步了解不同人格特征的流动儿童市民认同的过程，对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文化适应以及建立市民认同有明显的启发意义。例如，学校、家庭和社会应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流动儿童建立或完善社会支持系统，有利于改善人格特征对流动儿童市民认同的消极影响；政府应着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努力消除流动儿童被歧视的根源，为流动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这些应对策略能较好的帮助流动儿童建立良好的市民认同。
5. 结论
1) 人格、社会支持、歧视知觉与市民认同成显著正相关。
2) 人格对市民认同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同时还通过社会支持部分中介对市民认同产生影响。
3)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受到个体歧视知觉水平的调节，人格对社会支持的影响，会随着个体的歧视知觉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