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阿尔都塞是西方马克思理论研究长河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着手“保卫马克思”的一系列唯物主义理论建构，以反对自苏共二十大以来蔓延在马克思学界的人本主义思潮，力图回归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他断然拒斥了人本主义马克思学派中高举以消除“人的本质的异化”等先验唯心主义口号的道路，反对一种黑格尔式的历史决定论。并回归真实现实来考察社会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并以多元决定、无主体过程论来重新强化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由此生发了其关于艺术与意识形态等问题的思考。但当考察后我们发现，其自身的“保卫”在一定意义上仍旧犯了费尔巴哈式的错误，而这也对他的艺术思考产生了消极的导向。
2. “多元决定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2.1. 双重社会基底性下的艺术生产
艺术生产问题是马克思在论述社会生产方式与结构中涉及到的一个重要范畴，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现实下的理论生发。在具体的论述上，马克思区分了广义的艺术生产与狭义即资本主义时期的艺术生产两方面。在前者方面，马克思重点突出了艺术自身的实践本质，将精神的生产看作是与物质生产受同样的普遍规律支配的社会行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1] 。进一步明确了精神实践所涵盖的范围之广阔，以及点明了其具有一定的自身特殊性。这种偏向于精神性的行为对于人类整体社会构成了基底性的作用，也正是这种与物质生产并行互动的关系，使得马克思总结出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结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而后者即资本主义时期的艺术生产，则在语境上带有了一定的消极色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预见性地提出了“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 [2] 。这一论断。此说法特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直接同资本交换的”生产性劳动，其是作为生产商品的过程实现的资本增值环节。马克思认同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种定义，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只有这种交换过程完成实现，在社会化条件下的个人的分工性劳动才具有价值(交换价值)，而能够为他换来一定的被雇佣回报。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 [3] 。很明显，当历史演变到资本主义阶段，艺术生产带有的精神性创造价值已经在实际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被大大地消解了，艺术品成为了资本增殖的要素之一，只有当其进入交换流通中而产生财富，艺术才具有价值，马克思对彼时社会资本掠夺的批判可见一斑。
在把握了艺术生产的基本定义后，我们仍需回归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着重分析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马克思清晰表达了艺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以及消费的延迟性效用，生产居于支配地位主导消费，但不妨碍消费时刻制约、影响着生产。这种不平衡关系在具体历史时期、特定国家中的表现有明显的差异，应当回归具体实践中来加以把握。而从广义上艺术生产带有的相对独立性和狭义上的批判性出发，结合二者在历史上的不平衡关系，就成为了阿尔都塞发挥其多元决定论在艺术领域价值的绝佳切入口，然而其理论自身带有的缺陷和片面性，也使得阿尔都塞在对艺术生产的理论建构中产生了无法消除的弊病。
2.2. 去中心存在后的社会多元结构观
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很明显地集中了时代问题与个人思想际遇，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长久以来笼罩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经济决定论神话，空间隐喻中的大厦开始真正以辩证的面容示人。而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尤其以弗洛伊德和拉康对于无意识与他者的开拓，将个人意识所谓的决定性与独立性作用抹杀，在弗洛伊德那里，主体时刻受到深层生命动力的控制与催动，而并非时刻处于可控制的理智之下，而拉康更是进一步消除了主体，认为一切动物性个人压根不存在所谓的主体性，人的开端即是“无”，而社会则是用一张新的面孔给这个“无”增添了新的非主体性罢了。可以说，二者的合力使阿尔都塞认识到作为整体的社会以及作为个别的人都不再是以往所宣称的单向决定了，辩证与多元存在于历史的每一个角落中，由此他重新考察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历时性继承关系。
3. 回到费尔巴哈：多元决定论中的唯物主义困境
3.1. 多要素抽象辩证的结构动态论
马克思的辩证法通常被认为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外壳剥去，取出其中的合理内核，用唯物主义替代唯心主义，以实现用脚走路。学界传统的阐释只认为蕴含于黑格尔理论中的逻辑上升是一种纯粹方法论上的手段，是为了实现绝对精神复归的桥梁，而作为工具自然可以被完全的挪用而不带着足印，这种单纯的考量被阿尔都塞轻易地识破了。在阿尔都塞的分析中，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基于同一性的简单辩证法，一切的客体对象的历史性差异并非源于其内在结构的差异，而仅仅在于其外化绝对精神的阶段差异，这样就导致了客体对象看似具有丰富的外在形式，但是本质上不过是绝对精神的浮沉演进，外在形式在一种先天设定的原初点上实现了永恒的统一，因此历史阶段上的客体对象实际上不具有具体分析的价值，一切分析都是为了更深层的“一”服务，这种辩证法在对于历史看似现实的考察实际上根本不具有现实性，是一种空洞的抽象一元论逻辑，而将这种本质即为抽象的手段移植到马克思身上，将绝对精神换做物质基础，将历史看作物质基础的单一化演进，恰恰是长久以来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误读作经济决定论的根源所在，而这也忽视了马克思对于具体历史多要素进行整体性分析的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言：“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决不能了解它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 [4] 。正是在这种多因素非还原的原始语境上，阿尔都塞提出了他自己的多元决定论观，这是他恢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选择。
在社会结构的分析上，阿尔都塞一方面肯定了马克思对于社会的大厦空间隐喻，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平衡依存模式，但是精神分析的基底时刻在影响着他，表层与深层的生成性结构贯穿于他的社会设想中，他将大厦看作是社会内在架构的形式化表现，而内核应当是多矛盾的主次轮替结构。如他所言：“在每个社会形态内部，不平衡不仅以简单的外在形式而出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而且以社会总体的每个因素、每个矛盾的有机内在形式而出现。”藉此他划分出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种社会结构基本要素，且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总是有其中一个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呈现出第一阶的主次结构，而在具体矛盾内部又有不平衡性，此为第二阶的结构，双阶关系中永远有着主导与被主导这一结构，但其中要素不呈现固定的位次，而是在辩证的相互依附作用中不断向彼此转换，以形成力量的差异与转变，最终实现另一要素的主位攀升。而为了在基石上不出现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他强调了社会的基础与主导的差异，即经济永远在历史演进中扮演着底层推动力的角色，这是永恒的基础；而主导则更凸显了在经济的助力下促成历史实际状况转变的现实要素力量，这当然以其所论述的政治、意识形态为重。因此在他的这种三要素非同一轮替的社会动力学中，黑格尔式的简单矛盾演绎就失去了说服力，他用这种实际要素的辩证运动过程替代了绝对精神在历史上的肆意盘踞，而完成了他所认为的“马克思的回归”。
3.2. 由具体片段串联的伪历史进程
由这种现实化了的多元决定论来看待艺术所属的意识形态要素，就必然会产生新的关系问题。当马克思提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联系时，其并非如阿尔都塞所言是内在结构的外部形式如此简单。马克思曾在1852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明确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 [5] ，也就是说，上层建筑是一种立足于实际物质化劳动生产的精神性活动模式，因其带有的阶级局限和与经济基础的不平衡与滞后性，必然会导致其所属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延续在特定时期产生断裂。这种二元式的概括实际上是为了解释生产力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所会面临的意识阻碍与革命斗争的必然要求，当一种阶级社会的生产力尚未完全被开发出来之前，上层建筑以第二性的作用借助主体转化推动着经济基础的向前，但这种阶级性的上层建筑总会在末期感到自身的岌岌可危，因此会极力阻碍新生产关系的诞生与蔓延，此时这种历史性的上层建筑就成为了被时代抛在身后的对象。因此，上层建筑的第二性和其在特定时期的断裂地位使得它一定不会是与经济基础所平行的历史要素，其自身具有的属性很明显受到具体历史时代需要的限制。但是阿尔都塞将上层建筑拆解开来，用一种与经济平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要素来说明具体现实，在他那里，劳动力的再生产一定会涉及对现存秩序的规则附以人身屈从的再生产，历史是一种无主体的过程，而更多的是三因素的结构性力量角逐，以共同规训人之主体，实现历史推进。而这种规训需要一定的国家机器与社会机构来实现，因此其意识形态范畴已经带有了物质性和生产的意义在其中，而绕过了马克思所论述的单纯的精神现象及关系，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身的独立属性。他力图将意识形态这种自诞生之后而凝固下来的形式(如学校、宗教、文学等)以一种脱离经济基础的对象视角来考察，即特定的阶级经济关系促生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是他认可马克思经济基础作用即第一性的方面，但是他认为当意识形态以一种既定的模式自觉的发挥作用的时候它也就获得自身的自主权，宛如子女在拥有生活能力之后就会脱离父母一般自觉生活，也是它们积极介入历史发挥独立影响力的时刻。很明显，阿尔都塞已然在一种奇特的方位偏离了马克思的立意，他一方面看到了经济的第一性，却又用多元决定模糊了它；另一方面他看到了历史的辩证运动却在分析时又将历史切割成静止的片段来看待，而犯了费尔巴哈式的自然唯物主义错误了。
正如齐泽克在对阿尔都塞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比较中说的那样：“在这个精确的意义上，完整的基础是形式的基础与真实的基础的统一：正是与其他内容具有奠基关系的真实的基础被再次奠基在什么中呢——在自身之中，即在其与被奠基之物的关系之总体性中” [6] 。也就是说阿尔都塞未将经济第一性放弃，他用隐藏的潜流来象征形式的经济决定性作用，但是也不否定现实要素(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带来的真实基础作用，正是二者的整体性统一显示出了经济在一贯的历史中的真实位置。但是阿尔都塞在现实考察中区分出的这个新的经济的要素，这作为与其他两个要素平行的因素，一定是以具象化历史实体形式存在的，即现实的生产劳动与机器工业条件等等，在这里他构建了一个具体化的经济和抽象出来的经济之间的关系，似乎表达了一种由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奠基的经济的现实性表现，再利用现实性表现来强化对于经济这一抽象性理念的肯定评判，用抽象来统摄现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力图在一种道路的选择上不偏离马克思的原教旨，捍卫住自己马克思保卫者的形象，他在多元决定中所提出的现实“经济”真正与他说明的理念的经济第一性产生了本末倒置。阿尔都塞本人并未对这种理念第一性做更多的解释，这也使得他的唯物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了一定的混乱和倒退。
3.3. 倒退回费尔巴哈的无主体历史动力学
其次，因受到拉康精神分析的影响，阿尔都塞将历史看作是无主体的过程，一切主体都是社会三要素动态转换的呈现结果和提线木偶，基于此他基本忽视主体能动性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重要的动力作用。也就是说，阿尔都塞认可三要素之间辩证运动促成各部分地位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换，但是他是从一种上帝视角的宏观模式来看待历史进程的，他并不具体到每一次量化的实现途径，而只关注结果，这必然会将作为过程主体的人在历史中抹除，当主体作为过程来实现的具体联系消失了之后，阿尔都塞的这种辩证运动就只能体现为片段式的翻页画运动，看似是一种连续的动态过程，实际上则是无数历史片段的截面集合，他将无数现实的画面暂停并提取出主导因素，绘画出了一副“辩证”的历史图景。如他在分析俄国十月革命发现的现实因素时所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革命经验证明，一般矛盾足以确定革命被‘提上议事日程’时的形势，但它本身却不能直接创造‘革命的形势’，更谈不上促成革命爆发的形势和革命的胜利。为了使一般矛盾能够积极地活动起来并成为革命爆发的起因，必须有一系列‘环境’和‘潮流’”。他将俄国当时的“潮流”归结为在多因素(民族矛盾、他国压榨)的主导下，国家处于资本主义链条的最弱项从而实现的变革，而此时经济恰恰是俄国最弱的现实因素，因此经济在此刻就失去了现实主导地位，让位给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要素，这就是他以翻页画的形式来宏观看待历史的佐证。他没有意识到所有彼时的社会意识和国家关系等原因都是建立在前一步的经济弱势的基础上的，经济并非因其强势而成为主导因素，反而在较弱的地位上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而这种经济疲弱引起的其他方面的矛盾尖锐恰恰需要人民主体在其中进行转化才能实现，他忽视了主体的作用，因此便无法很好解决作为潜流起奠基作用的经济一般与现实强力要素的转换关系。当前一时期现实经济尚产生推动力时，他肯定自己的抽象经济第一性，并在现实条件上认可三要素中的现实经济要素主导地位，而到了后一个时期，现实经济条件一但衰弱，他便就换一个因素作为主导，模糊化地说些“经济的第一性”话语，而不能将两个时期很好地衔接起来。
正如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时所说的话一般，“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7]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犯了形式直观的错误，先将自然与人看作纯粹的客体与主体彼此分离，又将人看作感性现实的类本质的实现。因此当他立足现实时，现实的主客体分离使得历史无法发展，而当他回复历史时，又只能用人的类本质的演进来解释，失去了唯物主义底色。而阿尔都塞也如此，当他是一名唯物主义者，用多元因素转换解释现实时，因为缺失了主体能动性的参与而无法实现历史的连贯，片段无法用针线缝合起来，因此辩证的历史成为了虚幻的想象，而当他以经济的第一性回复历史时，他又因现实经济要素的羸弱将其余两个因素放在了主导地位上，由此经济第一性也成为了一种缥缈的抽象概念漂浮在现实之上了，他又不再是唯物主义者了。所以综合来看待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其超越性在于恢复了马克思所提倡的分析现实时要关注的矛盾现实性与复杂性问题，肃清了以抽象的人本主义为道路的唯心主义倾向。但是其局限性也恰恰在于其扩展了马克思的矛盾观，又无法调和现实与历史分析中的要素差异问题，最终在“保卫马克思”的道路上倒退到了费尔巴哈的“半截子唯物主义”。
4. 结论：阿尔都塞理论移置的创造与不足
4.1. 多元决定论在广义艺术生产上的移置问题
在分析了阿尔都塞社会结构理论当中的辩证法缺陷后，我们应当回到其对于艺术的具体阐述上来考察其哲学移置的后遗症效应。除却散落在书信、日记中关于艺术的零散论述，阿尔都塞专门论述艺术问题的文章数目有限，1995年整理出版的阿尔都塞遗著《哲学与政治文集》第二卷专辟“艺术论集”部分，共收入七篇文章，再加上其在《保卫马克思》当中的《“小剧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一文，总计是八篇具体论述艺术问题的文章，除却《在超现实主义面前：阿尔瓦雷兹·里奥斯》(1962年)和《林》(1977年)两篇在论述上因创作者关系而带有明显的主观偏向性之外，另外数篇都充分展示了阿尔都塞将艺术看作意识形态因素来对个人及社会产生效果的立场，并积极将艺术自身的历史功能凸显出来的主导性结构思想，而这也对他思考“艺术生产”问题产生了双重的导向。
在《论布莱希特和马克思》中，阿尔都塞承认“哲学和戏剧总是为了掩盖政治的声音说话。它们很好地做到了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哲学和戏剧的功能，就在于压低政治的声音。它们只是由于政治才存在，同时，它们又是为了废除其存在所仰仗的这个政治而存在的。” [8] 。如若按照阿尔都塞对于社会结构因素的分析，精神性的哲学与戏剧无法归属到物质生产属性的经济中去，而在此他又将政治与其划界，显示了其认定戏剧与哲学的意识形态定位。很明显，在这里他坚持了其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存在的立场，但是二者的辩证关系使得意识形态总是受到政治的影响，一种宛如脐带般的生命联结关系，意识形态的政治底色来源于二者的生产逻辑第次顺序，但是一旦意识形态产生自我独立性，即意识形态能以完整的建构范式和路径维持自身的存在，那它就开始在自身本体中抵制政治的侵入，用非政治化的精神阐释来对世界客体进行解答，进而发展成为有效的社会结构要素，以促进其他二因素的发展。这一点与马克思对于广义艺术生产的划分有了一定的借鉴与超越，马克思看到了精神性生产与物质性生产的辩证关系，在辩证的逻辑上肯定了物质的第一位序，但是物质生产作为一种独立性既成对象，如若不具有外部推动力的影响，便无法解释人类社会自原始时期以来的进步过程，因此，以人为主体的次生精神实践与生产就成为了有效的推力，由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依附性与相对独立性便显示了出来。阿尔都塞看到了上层建筑这一概念的过分宽泛，也明显意识到了艺术带有的一定非政治性属性，他沿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通路，将其的原初继发性进一步扩展，变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态，然后又将括号拆除，在一般历史时期多元化看待三者的平行独立关系。在这种三元平行关系中他看到也遵循了经济的逻辑第一，以及政治相对于意识形态的逻辑第一，即括号未拆除之前；但是当他把括号挪开，主次逻辑就开始失却效力了，他认为“马克思和布莱希特以他们各自的方式理解了哲学和戏剧的特性在于与政治保持着一种被神秘化的关系……在戏剧中建立一种新的实践，让它也有助于对世界的改造。这种新的实践的最初后果，就应该像这样建立在对哲学和戏剧的神秘化作用的破坏之上。”如若要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效用，就应该遗忘那根脐带，让它依照自身的本质规律发挥效用；要素一旦平行，就要以独立特性生效，这时候主次继承反而成为了平行的内在阻碍与困扰，阿尔都塞逻辑上的矛盾在先行思考与现实观察的领域中便凸显了出来。
那为何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观点没有在现实中遇到平行的矛盾呢？因为马克思将二者寄托于历史中活的现实主体，即人，人作为物质与精神的承担主体实现了转化的这一步骤，这种依靠主体时刻在进行的步骤既满足了辩证继承又实现了平行的现实关系，马克思用连续性和整体动态统一打破了理念上的二元对立。而阿尔都塞看不见历史的主体，一切历史都是结构要素的自身变动，既然彼此贯通的道路已经消失，那么在继承与平行上便只能选其一来论述了 [9] ，阿尔都塞这种静止的切面思想再一次在其的艺术论述中展现了出来。但是在这一点上，应当肯定的是，阿尔都塞确实看到了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精神生产所归属的意识形态领域是具有特殊性的，不能混同于政治全然归为宏大的上层建筑范畴，这是他继承马克思物质与精神生产影响关系的一种新的生发。
4.2. 多元决定论在狭义艺术生产上的移置问题
而在狭义的艺术生产领域，阿尔都塞贯彻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立场，提供了将意识形态生产作为物质生产的可能性。简单概括来说，阿尔都塞认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需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劳动力再生产以劳动者对劳动和劳动秩序的服从态度为首要要求，而劳动技能的发展也必然要以态度为奠基，因此意识形态实践承担了这种再生产的职责，通过非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宗教、文化等)发挥作用，因此在人们的物质劳动生产中实际上时刻都体现意识形态的存在，它因此便具有了物质性的底色，意识形态通过精神性材料和实体存在对主体进行“质询”使其成为社会从属者，以完成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而意识形态本身的无意识结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神秘性造成的，因此意识形态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又质询、改造着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通过意识形态这个神秘性工具使资产阶级牢牢把握着自身的统治地位，生产着社会的服从意识，以为资本增殖服务，阿尔都塞在此将多元决定中的意识形态要素的独立性价值与功能较为清晰地论述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创作者实际上践行的并非是独立的艺术创造，创作家本人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结构下被建构起社会本能，即生产无意识，一切国家机器的质询将艺术主体抹杀成单调的“职责人”，个人意识被分工生产所裹挟，因此所谓的艺术从下笔的开端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所规训的复现了，而这种艺术又继续实行着继续质询其他读者的职责与功用，以不断延续劳动力的再生产，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与发展。
阿尔都塞尽可能弥补了马克思在“艺术生产”狭义论述上有所缺憾的精神性方面，他深化了意识形态一词并以此概括了非暴力性精神–物质性生产，并将这种生产的内在延续逻辑呈现了出来，将意识形态作为历史要素的本体性功能显现了出来，明确了意识形态作为普遍的无意识结构是在历史上各个时期都存在的要素，这也为他贯彻多元决定论的泛用性提供了依据，这是他在马克思狭义“艺术生产”重视精神生产的产品作为流通商品的物质性过程上实现的超越。但是在另一方面，他这种意识形态作为历史结构要素，始终发挥着一种本体性的价值，它可以将其效用通过精神性、物质性产物完全施加于人之上，而使人成为“结构的人”，人的主体性在一种质询之下全然消失了。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既然意识形态在一定经济基础的条件上生长出相应内容，继而将这种规训施加给主体，主体全然接受而成为结构的木偶，那么失却了主体能动性的人如何使物质实践在精神意识的影响下进一步进步呢？当人成为了工具和手段之后，工具本身如何自我驱动发展呢？如果艺术家只能是时代意识的奴仆的话，那么超越时代的作品又是如何产生于现实中的呢？阿尔都塞用一种单向闭环式的社会要素作用将一个具体历史时期的艺术实践阐释了，可是留下的问题便是：由历史实践的片段得出的结论绝对无法构成永恒动态的历史流变过程，他恰恰在这种艺术生产的抽象与具体间重蹈了他在哲学上的自然唯物主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