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河边的错误》作为余华早期先锋小说中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通常被认为是对传统侦探小说的一种戏仿。但显然，在这种形式的背后，“疯癫”就如同显了形的幽灵一般在故事里游荡，而这些“疯癫”元素所代表的，是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理性与非理性割裂的、未曾沟通的事实的揭露，这正是余华真实观的一种表述，也是我们这篇文章所要探讨的重点所在。
2. 疯癫——作为一种理性世界的威胁
在西方的古典文学传统中，疯癫曾作为某种与真理相伴的事物，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里，堂吉诃德将风车看作巨人，将羊群当成军队，无疑是疯子般的行为，但堂吉诃德的某些言行，却时常让人感到充满了智慧与哲理，真理与谬误时常矛盾地混杂在堂吉诃德身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同样也是其中代表，李尔王在失去理智过后，反而窥见了世界的悲剧性本质，“当我们生下地来的时候，我们因为来到这个全是傻瓜的广大舞台上，禁不住放声大哭”，他认识到这个世界不过是愚人之间相互戏弄、相互欺骗的舞台。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鲁迅的《狂人日记》同样也以一位狂人的形象，揭示出中国四千年历史背后吃人的真相。这些来自于疯癫的声音既是对现存秩序的威胁，同时也传达了某些具有真理性的意义。到了余华笔下，疯癫已成为了对于理性世界完全异质的东西，疯癫不再传达某种真理之光，而是一种完全破坏性的元素，它关联着血腥与暴力，无法受到理性世界的完全掌控，成为了理性世界的绝对对立面。
《河边的错误》里的疯子可以说是疯癫的代表，甚至可以说，他等同于疯癫本身。福柯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中这样论述疯癫：“虽然疯癫本身是对理性的否定，但是它能自我阐述出来的一切仅仅是一种理性。” [1] 福柯引述了扎奇亚对于疯癫的研究，扎奇亚发现在疯人的表述里，这些看似疯癫的语言却存在着理性的、逻辑的成分。例如，一个有着被害妄想症的人使用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法，他是这样推导的：甲、乙、丙三个人都是自己的敌人，而他们都是人，因此得出结论是人类都是自己的敌人。又比如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死人，因此他用三段论的方法说服自己不去吃饭：死人是不会吃东西的，自己是一个死人，因此自己不需要进食。在这里，疯癫被病人带有逻辑性的、具有理性的语言表达出来。而《河边的错误》里的疯子，自始至终未说过一句话，他是“失语”的，他并非通过自我阐述表现疯癫，而是通过他者的阐述成为疯癫。
对理性世界的动摇是从一系列暴力血腥的杀人事件引起的，死者分别为住在老邮政弄的么四婆婆、一名三十五岁的工人、发现么四婆婆人头的那个孩子。他们的死法都十分相似，余华重点描写了么四婆婆的死状：罪犯是用柴刀突然劈向受害者颈后部，她的头被用柴刀劈下来，无头的尸体被埋在坟堆之中，而头颅则被放在坟堆之上。头与身，一个在地表一个在地底，这样奇怪的案发现场是一种隐喻，从文化上来说，头被认为是安置灵魂的场所、是理智的来源，而身体则是作为它的反面而存在，“从柏拉图，基督教，经笛卡尔直到黑格尔都将身体作为灵魂或者意识的一个不名誉的对立面”。 [2] 例如，柏拉图将身体看作是灵魂通向真理与智慧的障碍，身体是低级的、贪欲的，灵魂则是高尚的、纯洁的。奥古斯丁将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对立起来，欲望的身体则无法通达上帝之城，因此需要通过禁欲来控制身体。也就是说，被埋葬在土堆之下的躯体和在土堆之上的头颅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象征：作为具有动物性、非理性的躯体是需要被隐藏起来的，而理性则在这种人为的与躯体的分离之中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下。将理性与非理性分离开来的，看似是非理性的疯癫——疯子施行的，但故事从始至终，都未曾从理性世界秩序的代表法律上给予疯子一个判决，疯子的杀人行为则是通过种种侧面的暗示而非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疯子的罪行。从这个方面来说，疯子到底是否杀了人这件事具有了不确定性，我们无法用理性的手段去理解疯癫的真相。理性世界试图以理性手段解决这种非理性的疯癫，但最终结果是失败的。然而非理性是如此地威胁到了理性世界，因此他们将疯子关进了精神病院，将疯癫与这个理性世界区划开来，隔离和禁闭成了疯癫暂时的归宿。在这个被理性世界区划开来的精神病院之中，看似井井有条的理性世界显现出了与非理性的疯癫类似的暴力一面，这种暴力同时还带着一副虚伪的假面，他们对疯子进行电疗作为他不服从管教的代价，而当疯子接受电疗的次数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生理负担之后，医院害怕疯子死在医院，因此将他送了回去。然而杀人事件又一次发生了，发现么四婆婆人头的那个孩子也被同样的手法所杀害，虽然没有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三个人都是疯子亲手所杀，但种种的证据又将嫌疑指向了疯子。另一方面，法律却对疯子无能为力，这也促使马哲采取了行动，他找到这个具有犯罪嫌疑的疯子，直接开枪打死了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非理性疯癫对于理性世界的威胁促使理性世界采取了暴力手段将疯癫从理性世界铲除，然而这种铲除却是以破坏理性世界秩序为代价的。马哲杀死疯子后，为了免除法律的惩罚，局长同医生等人一起，将马哲伪造成了精神病人，而马哲也从最初的抗拒到最后的顺从。这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理性世界消灭非理性的行为永远不会成功，在消灭了疯癫之后，新的疯癫又从所谓理性世界的内部中产生了。就如同疯子是在他者的叙述中成为疯子的，马哲的“疯”也不是由于自身的表达，而是外部施加的结果。
其他角色身上同样带有着不同程度的疯癫元素，这代表了理性世界试图抽离自身这种非理性疯癫的彻底失败。首先是么四婆婆，她的丈夫早亡，离群索居般地生活了四十八年，如果说疯子是被理性世界畏惧、排斥的存在，那么么四婆婆就是被理性世界遗忘了的人，她在遇到疯子之后身上展现出来的疯癫元素又让世人重新注意到了她。么四婆婆牵着疯子的手因此遭到了人们的围观，而因为她照顾疯子的举动，“有那么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怀疑么四婆婆是不是也疯了”。 [3] 当么四婆婆诉说疯子不体谅她，将碗砸到她身上，甚至将她乳头咬下来这些事时，她也并未露出痛苦之色。甚至，当疯子打么四婆婆之后，么四婆婆脸上竟洋溢着幸福的神色，她在疯子的暴力行为中想到了她早已逝去的丈夫，并因此感到满足。几个被审讯的人同样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疯癫，女孩子的回答前后逻辑并不一致，余华在这里用了“痴呆”来形容她的脸。王宏在面对盘查后则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攻击性，他对马哲大吼大叫，骂脏话。许亮则带有着被害妄想症或者臆想症的特征，他害怕因为自己在那个时间段去了河边而被警察怀疑成为犯罪嫌疑人，“他总把别人的事想成自己的事。常常是我钓上来的鱼，可他却总说是他钓上来的。” [3] 他人对许亮的描述同样证实了他妄想的特点。更甚至，他由于这种心理实施了自杀行为，第一次的自杀并没有成功，在第三个被害人遇害之后，许亮觉得自己和案件脱不了关系，于是再次实施自杀，最终成功了，事实上这次没有人认为他去了河边，唯独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第二个被害者工人的妻子与马哲的对话同样不能说是“正常”，她像是个老熟人似的与马哲说起她和丈夫的婚礼，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认识，她的情绪也十分地微妙，从始至终马哲“没有听到他以为要听到的那撕心裂胆的哭喊声。” [3] 自称许亮朋友的年轻人则是感情冷漠，他对许亮的事情漠不关心，甚至建议警察将许亮枪毙。马哲虽然较少表现出类似的疯癫特质，但可以称得上精神正常的马哲，最后却成为了精神病人，他并非自身表现出疯癫，而是被要求表现出疯癫，他被施加了一个代表疯癫的身份。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河边的错误》中所展现的“理性世界”，并非是真正的排除了非理性因素的世界，这个世界期望以客观、逻辑、真实构建起自身的王国，非理性的疯癫因而也就成了这个世界的威胁，是需要被排除在理性世界这个理想的王国之外的。因此他们将疯子驱逐、禁闭以致杀死，但是事实证明了这种行为的徒劳无功，代表了理性的刑事、法律、医学等都在对待疯癫的过程中展现了自身的局限性和非理性的一面，客观、逻辑、真实等看似完美的公理在疯癫面前展现了其无力的一面，看似理性的人们，同样透露出了如上所述的“疯癫”特质。
3. 无法达成的对话
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语言的存在本质和人的存在本质是同一的，即对话性。”他的这种超语言学的对话理论将对话关系超出传统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囊括到整个人类社会领域(不管是日常交际、公事交往、科学还是文艺等)。而如果我们关注《河边的错误》里的对话关系，就会发现小说里展现的，不是巴赫金所理想的“众声喧哗”的世界，而是一个冰冷的、无法达成对话的世界，理性世界拒绝与疯癫的对话，并对疯癫施以专制和权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每一个个体之间的对话也是困难的。
无法达成的对话首先体现在疯癫处于一种“被观看者”的地位上。有两处非常明显的例子说明了理性与疯癫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地位。首先是么四婆婆牵着疯子的手去买菜的情节，镇上的人将这一场景看成是百年难遇的新鲜事，他们一拥而上地观看疯子和么四婆婆，高兴地“脸都笑烂了”。么四婆婆最开始还是处于被观看者的地位，她若无其事地，一次又一次将疯子丢出去的篮子捡回来，充当人们的笑料。然而不久之后，她也不自觉地加入了观看者的位置，“她也像他们一样嬉嬉乱笑了”。在么四婆婆加入笑着的人群后，疯子成为了唯一的被观看者。第二个例子是疯子从精神病院回来，被抬到了老邮政弄时，疯子又被一群人围着看，而当疯子看到这么多人围观他时，他惊恐地发出鸭子般的叫声。在疯子躺在屋里的那些日子里，孩子们也都扒在窗口看疯子，并且汇报他的行动和状态。
无论是在这两次被观看过程，还是小说其他部分，疯子从未说一句话，从未发出过属于他自己的声音，他的反应只有用篮子丢向观看的人群和发出鸭子一样的叫声，他们之间也就因此没有对话的可能性。也正是因为如此，疯癫不是通过疯癫自身表现出来，而是通过他者的叙述表现出来。疯子没有自己的声音，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出现在他者的叙事话语中。一方面，疯子被认为是三次杀人事件的杀人凶手，但余华事实上从未直接描写疯子杀人的过程。疯子的疯癫和杀人行为，在他者的叙述之中逐渐被确定和认同。在马哲开枪杀死疯子之前，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余华这样写道，“当他回过头来时，那疯子已经停止说话，正朝马哲痴呆地笑着。马哲便报以亲切一笑，然后掏出手枪对准疯子的脑袋。” [3] 我们特别要注意“痴呆”一词，这里的“痴呆”这一形容明显是马哲对疯子的观点，类似的描述同样出现在疯子被观看的情节之中，如么四婆婆和疯子一起逛街被围观，疯子始终“嘻嘻傻笑”，第二个死者死后，马哲看到疯子正捉着跳蚤“乐呵呵地傻笑”。如果不处于这种被人观看的状态，则不会出现这种对疯癫的确认性词汇。回到这一段情节，假如去掉“痴呆”这一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马哲不会开出那一枪。两个相互微笑着的人，说明他们之间有构成对话的可能性，微笑这一动作，表明的是友善与亲切，是潜在的沟通。这一情况下，也许马哲会认识到疯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与他平等的人类，而不是一个疯狂的非人的怪物，他并没有权力去定夺这一个与他有着平等地位的生命。但“痴呆”这一形容的加入，显然是理性世界投出的一道冰冷的围墙，他们将疯癫禁闭于围墙之内，同时禁止人们与疯癫的沟通。于是马哲终于开枪了，疯癫被来自理性世界的子弹杀死，新的疯癫却也随之诞生了。
余华还给了疯子一个“未成年的地位”，他被么四婆婆像孩子般照料，身上带起了红领巾，他还要吃么四婆婆的奶，在这种未成年地位的象征意义中，疯子不再具有对自己负责的行为能力，同时也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法律在赋予这种保护的同时，事实上也剥夺了他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力，就如同那个说河边有个人头而无人相信的孩子一样，疯子无法与这个世界对话，也无法被认识与理解。最终的结局也证明了法律的失效，马哲、局长、医生等人以破坏理性世界秩序的代价杀死疯癫，同时也证明了这一世界的荒谬所在。
对话的失效不仅仅产生于理性与疯癫之中，在将疯癫排除之外的理性世界内部，人与人的对话也是困难的。理性世界要排除一切异质性的元素，就必须建立起绝对的权威，在这样的权威之下，完全平等的对话是很难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也就从此产生。那个孩子向大人诉说河边有一个人头，但是没有人相信他，孩子在对话关系中处于一个弱势地位，他们只能被对话，而无法主动发起对话。么四婆婆在丈夫死后就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她一直被孤独围绕着，疯子的出现和陪伴让她感到了幸福，在对话关系中，她从被遗忘到被观看，到最后，她也成为了观看者的一员，但观看，显然并不是对话，世界依然是寂静无声的，观看者们只是耐人寻味地笑着。几次审讯也很难达成一种对话关系，被审问者要不就是撒谎，要不就是拒绝沟通，甚至有人试图自杀以逃脱这种被审讯的地位，被审问者之所以表现出如此不合作的态度，显然是因为，他们在对话关系中处于劣势，不安全感笼罩于他们的内心，使他们抗拒这样不平等的对话关系。也许马哲和工人死者妻子的交谈才具有一些平等对话的意味，妻子对他们夫妇结婚场景的回忆令我们感到一丝温情所在，马哲虽然并不认识他们，但也附和着她的话，耐心地倾听着。但对话结束后，马哲也没有听到他以为要听到的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这突然就将对话带入到一种不确定的空间之中，我们所认为的“温情”，这种平等的对话真实地发生了吗？还只是我们一时之间的错觉？余华在这里运用的叙事诡计使我们产生怀疑，这也是余华所要达到的目的：对人与人之间这样一种难以达成的对话关系的强调。故事的最后，理性世界展现了他绝对的权威。马哲被精神病医生一次又一次地问询，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对话关系，他们想要在马哲身上得到一种确证，他们要马哲成为新的精神病人，马哲这时突然处于了和疯子同样的地位，他们不是自身表现出疯癫，而是在他者的叙述之中成为疯癫。疯癫在这样一种重复之中被理性世界不断生产着。
4. 结语
余华在他的《虚伪的作品》里这样写道：“任何新的发现都是从对旧事物的怀疑开始的。人类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秩序，我们置身其中是否感到安全？对安全的责问是怀疑的开始。”余华采取这种怀疑的态度，将自我置身于广阔的精神世界，于是“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 [4] 在河边的错误里，余华质疑这样一种常识的价值：那就是对世界同时也是我们自身具有的理性结构的深信不疑，以致理性的秩序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非理性因素都应屈从于这个权威之下，以疯癫为代表的非理性因素应当被驱逐、禁闭以至于消亡，但疯癫从未消亡，反而以新的形式出现，继续威胁着理性的秩序。
应当说，《河边的错误》是余华早期小说真实观的一个集中体现，早在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余华就开始了他对“真实”的探讨，在卡车抛锚、司机狂笑及苹果被抢等一系列事件中，经验和常识的意义被消解了，刚刚十八岁成年的“我”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真实世界”。《四月三日事件》中的现实世界在不断地被“我”的预见证实后，“我”产生了对这个世界的怀疑和被迫害的幻觉。《西北风呼啸的中午》讲述“我”被拉去参加一个素不相识的朋友的葬礼，又不得不在葬礼上装作悲伤的样子，同样展现的是这个世界的荒诞性。虽然同样是余华真实观的叙述，但《河边的错误》与这些同样展示真实观的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小说主要展现的是“我”，也就是个体的真实，与这个世界的紧张关系，个体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产生的裂缝使得小说充满了荒诞的色彩。《河边的错误》是另一种荒诞的真实，小说跳出了个体感受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以一种独特的真实观，将批判的眼光延伸到了文明之上。《河边的错误》对传统侦探小说的戏拟形式，恰恰说明了余华对一直以来封闭着的“理性世界”的一种挑战，“越轨”的手段使得我们重新审视这习以为常的世界，“绝对理性是一个封闭的整体，它看待问题的视角的单向性造成其自身成为一个盲点，这就使它无法跳出自我而进行对自我的审视和批判，因而就导致理性的僵化，并表现为绝对正确的虚幻想象和意识形态上的独裁。” [5] 《河边的错误》正是跳出这种单向性视角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河边的错误》向我们展现了，世界并非那严丝合缝的、可以完全把握的理性世界，我们无法用理性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全部真实，以疯癫为代表的非理性因素，就正如一幅规整的古典油画中出现的怪异色彩，不管我们用怎样一种理性的力量对此或阐释或祛除或禁闭，终究不能把这一抹怪异变成理性世界的一部分。这也正如余华所引的那句话：“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 [6] 由于我们对疯癫所代表的作为理性的异质性事物的排斥，我们事实上对疯癫本身从未真正了解，我们对疯癫的看法来自于偏见，而余华在这里所书写的，也就是这一理性与非理性割裂的、未曾沟通的事实，余华把这种事实交给我们，他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我们目前所认知的、由看法所组成的世界，于是潜藏于理性世界的疯癫也就显现了出来。在《河边的错误》里，一方面余华展现了他的真实观：对我们生存着的“虚伪的现实”的怀疑，这种怀疑直指现实中我们习以为常的理性秩序，并以一种精神的真实将其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河边的错误》不同于《堂吉诃德》《李尔王》《狂人日记》这一系列伟大的作品，将疯癫作为世界的反叛者，作为传递真理的角色，余华在这里展现了世界与疯癫的一种纯粹的对立与隔膜。但这并不意味着，《河边的错误》与这些伟大作品的精神没有共通的地方，在余华冰冷的、近乎“零度”的叙事语言之下，他所追求的精神的真实同样传递给我们一种价值，那就是反叛和怀疑的精神，这种精神既是对我们生存着的世界、对我们自身的不断反思，也是一种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因为一切对我们现存秩序不合理之处的怀疑，最终都会给我们的世界提供一个改变的可能性，并最终关切到每一个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