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活着》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992年，小说讲述了富贵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的不幸遭遇和坎坷命运。其英译本由汉学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翻译，于2003年由美国著名的兰登企鹅出版社出版，深受西方读者喜爱，发行量居高不下，美国不少的高中都以《活着》的英译本作为英文写作的教材 [1] ，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成功案例。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是意志体，译文中自然会融入译者的意志性 [2] ，本文基于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结合翻译外和翻译内两个视角，探讨译者白睿文行为的合理度。希望为其他翻译中国文学典籍的译者提供一些参考。
2.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由我国著名学者周领顺提出，其结合了翻译内的翻译学研究和翻译外的社会学研究，该理论以译者行为为切入口，充分把意志性纳入研究范围，回归译文质量和译者行为的双向评价研究范式 [2] 。其核心架构是“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 [2] 。“求真”是指译者为实现务实目标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真相的行为；“务实”是指译者在对原文语言所负载的意义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需要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 [2] 。“求真–务实”是一个动态的自律过程，译者总是努力在“求真”和“务实”间保持理想中的平衡，译者或偏重“作者/原文”，或偏重“读者/社会”，都是译者的自由 [2] 。对于译评者来说，“求真–务实”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描写系统，描写的是翻译的社会化过程，其中包括对译者在使翻译进行社会化过程背后的心理及其他一切社会因素的考察 [2] 。译者行为评价需要首先从语言性角度看待译者的翻译行为多大程度上“求真”、求了多少“真”，其次从社会性角度，考察译者的社会性和行为社会化程度：多大程度上“务实”、务了多少“实”，同时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性动因，全面描述译者行为的轨迹 [2] 。因此本文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角度出发，全面客观的分析译者白睿文的行为合理度。
3. “翻译内”的“求真度”
“翻译内”指的是翻译的内部研究，具体而言，一般指的是在“忠实”思想指导下对于文本求真度(或日“近似度”等，也即译文和原文靠近的程度，应对的是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一般来讲，翻译内研究更多地强调文本的求真效果 [2] 。对于译评者，在进行评价时，把“翻译内”和“翻译外”诸因素综合考察，是确保批评全面性和客观性的前提保证。本文将从语言、修辞和叙事角度三个角度探讨译文的求真度。
3.1. 语言
3.1.1. 至简至朴的语言和口语风格
《活着》的叙述语言至简至朴，这是余华刻意追求的语言效果。小说里的主人公富贵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地主儿子，让这样一个人来讲述自己，必须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写，只有那些连孩子们都愿意使用的成语，余华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 [3] 。此外，小说里面有大量的口语对话，用词简单，句子短小，译者白睿文翻译时，不仅努力保留了原文至简质朴的语言，也保留了原文的口语风格，译文句长和断句和原文几乎都保持一致，努力向作者和原文的语言靠拢，因此，译文的求真度也是相对较高的，并且也有不少读者表示，感受到了简单语言的力量(见表1)，译文的效果务实度也较高。译者白睿文针对“作者/原文”求真的同时，获得了务实“读者/社会”的功效。
Table 1. Reader’s comments (from Goodreads)
表1. 读者评价(来自Goodreads)
例1：原文：“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
“这头牛有多少名字？”
“你是城里人吧？”
“是的”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牛究竟有多少名字？”
“这牛叫富贵，就一个名字”
“可你刚才叫了几个名字”
“噢” [4]
译文：“Erxi, Youqing, come on, let’s not be lazy. Jiazhen and Fengxia are doing a good job. Hell, even Kugen does Okay.”
“How many names does this ox have?”
“You a city boy?”
“Uh huh,”
“I could tell right away.”
“Just how many names dose this ox have?”
“He’s got only one. He’s called Fugui.”
“But just now you called him a whole bunch of names.”
“Oh…” [5]
原文是富贵和采风者“我”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语言简单，句子短小，共有九句话，平均句长为8个字符，口语色彩浓厚，使用了很多日常口头用语，比如，“偷懒”、“耕得好”、“也行啊”、“一眼”、“就”、“噢”。译者白睿文向原文靠拢，句长和断句几乎和原文保持一致，平均句长为7个字符，基本和原文保持一致，也保留了原文的简单日常的语言风格，比如“come on”、“doing a good job”、“You a city boy?”“does Okay”、“Uh huh”、“right away”、“a whole bunch of”、“Oh…”，求原文之真。
3.1.2. 文化负载词
在翻译具体的文化负载词时，译者白睿文主动向作者和原文靠近，大都采取了直译或者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求原文之真。
例2：原文：朽木不可雕也 [4]
译文：a rotten piece of wood that could not be carved [5]
例3：原文：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4]
译文：If you escape a calamity with your life, there is bound to be a good fortune to follow. [5]
例4：原文：风水先生 [4]
译文：the fengshui expert
Fengshui, also known as geomancy, is the Chinese art of determining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of a house, tomb, office, etc., that will have the greates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fortune of the individual, family or company that uses it. [5]
例5：原文：大字报 [4]
译文：big character posters
Big character posters, or dazibao, are large posters featuring handwritten slogans, announcements or protests, and are one of the key forms of political expression, and often political dissent, in modern China. The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Democracy Wall Movement (1978~79). [5]
例6：原文：百十来斤大米 [4]
译文：one hundred ten jin of rice
A Chinese unit of weight equivalent to 1/2 kilogram or 1/3 pounds [5]
例2和例3是中国的俗语，译者白睿文在翻译时，在保证西方读者可以理解的前提下，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技巧，向原文靠拢，求原文之真。例4“风水先生”、例5“大字报”，类似的还有原文的软骨病(Soft Bone Disease)工分(Work Points)等，这些是中国特有的时代产物，例6“斤”属于中国特有的计量单位，以及包括原文中的亩、里等，西方读者对这些完全是陌生的，对于这些中国特有的文化负载词，译者采取了“文化补偿”的务实措施，采用直译和加注的翻译技巧，直译求原文之真，突出中国的异域色彩，加注求原文之用，确保西方读者能够理解，求真兼顾务实，在求真和务实之间达到了平衡。
3.2. 修辞手法
文学翻译是语言性的，属于表达型文本，应以服务作者/原文为第一需要，以吸引读者欣赏原文为重 [2] 。《活着》虽然语言简单，但是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比如明喻、提喻、反复等，这些修辞手法中外文学作品中都是很常见的，西方读者也很容易理解这些修辞手法。因此，在翻译时，译者白睿文努力向原文和作者靠近，保留了原文的这些修辞手法，求原文之真。
例7：原文：他摸到了我的手，他的手和冰一样，一直冷到我心里。 [4]
译文：As he stroke my hand I realized that his was as cold as ice. It was a chill that went straight to my heart. [5]
例8：原文：我娘摇摇头说：“四只手总比两只手强”。
我说：“你要是累成病，那就一只手都没了，我还得照料你”。 [4]
译文：But Mom would shake her hand and say, “Four hands are better than two.”
“If you get sick, then I’ll have to take care of you. And then there won’t be any hands”. [5]
例9：原文：我一个人往家里走去，走走哭哭，哭哭走走。 [4]
译文：Alone, I walked home. I cried as I walked, I walked as I cried. [5]
例7原文采用“……一样”的句式结构，使用了明喻的修辞手法，译文保留了这种修辞手法，采用英语中的“as...as...”的句式结构。例8原文采用了提喻的修辞手法，用部分代整体，即用“手”指代“人”，译文保留了提喻的修辞手法。例9原文使用反复的修辞手法，“走走哭哭，哭哭走走”，体现了主人公富贵因赌博负债，不得不变卖家产去还债的悔恨悲痛自责的心情，译文保留了原文反复的修辞手法，进而保留了原文所传递的感情色彩。
3.3. 叙事角度
《活着》原文有两个叙事者，都采用第一人称“我”，由采风者“我”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遇见主人公“我”(徐福贵)开始讲述，将主人公“我”的回忆做主线，以采风者“我”的询问、感慨为副线展开叙事。原文一共有五个回忆片段，没有分章节，只有几处空白的停顿。第一人称的叙述里充满了亲切之感 [6] ，译者巧妙地处理并保留了作者余华刻意追求的这两个双第一人称，采风者“我”的部分篇幅不多，做斜体处理，富贵的回忆是小说的正文部分，没有斜体，以此来区分过去和现在，求原文之真，格式上的区分也可以更好地帮读者区分两个叙述者，求原文之用，求真兼顾务实，在求真和务实之间达到了平衡。
3.4. 求真度
由此可见，在翻译内，在语言风格上，译者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技巧，保留了原文的简单朴实的语言风格和修辞表达，求原文之真；在文化负载词上，译者选择直译或者直译加注的翻译技巧，直译求原文之真，加注求原文之用，求真兼顾务实；在叙事角度上，为了保留原文双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意志性，灵活地采用斜体的务实性举措，求真兼顾务实。因此，总体而言，翻译内，白睿文努力向原文靠拢，译文求真度较高。
4. “翻译外”的“务实度”
“翻译外”指的是翻译的外部研究，具体而言，应对的是译文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2] 。“务实”的效果既包括实现作者、原文的目的也包括译者及其他社会人服务读者/社会的需要的目的 [7] 。经过翻译内的文本分析，译者白睿文主要采取了直译的翻译技巧，向作者和原文靠近，在翻译内文本求真度较高。接下来本文将从译者、读者以及意识形态三个角度出发，探讨译者行为“翻译外”的“务实度”，更全面客观地解释译者的译内行为。
4.1. 译者白睿文
人是典型的意志体，作为意志体的译者兼及服务“作者/原文”和“读者/社会”的双重责任 [8] 。相应地，不同的译者行为倾向在译文的正、副文本中都会留下“意志性”译者行为痕迹 [9] ，《活着》的译者是白睿文，作为一个意志体译者，他翻译动机、翻译策略、除译者之外的其他身份以及译本选材都对他的翻译有所影响，都在译文中有迹可循。
4.1.1. 翻译动机
《活着》英译本的译者是白睿文(Michael Berry)，1974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现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华语文学、电影、流行文化和翻译学。两年的在华留学经历为他打下了深厚的中文和文化基础，中国给他带来的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中美双方之间严重的文化失衡，让他意识到了作为一名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和译者的责任，即要真实地传播中国的声音，加深两国民众的了解，这也是他个人的翻译动机，因此在他的作品里大多都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活着》是他翻译的第一本书，也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翻译内的求真实现了翻译外译者真实传播中国声音之实，译文的效果务实度较高。
4.1.2. 翻译策略
任何翻译策略的选取都注定是社会性的，是翻译社会化的需要 [2] 。白睿文的翻译策略和他的翻译动机、读者的期待以及作者余华的要求息息相关。为了真实地向西方读者传达中国的声音，白睿文希望扮演一个“透明人”的角色 [10]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西方年轻一代的读者对异域文化的包容性和期待性也越来越高，他们希望将外国文学视为异域地理文化、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的直接信息来源，期望通过阅读该类作品了解相关信息，满足自我对异域他国的想象 [11] 。除此之外，作者余华认为尊重原著是翻译的底线，当然这个尊重是活的，不是死的，但是不能将原著里的段落甚至章节删去 [12] 。译者希望真实传达中国声音的翻译动机、西方读者渴望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以及作者余华尊重原著的要求，致使翻译内、译者偏于求真的翻译行为在客观上实现了翻译外、译者、读者和作者所期望的务实效果 [2] 。因此，《活着》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符合译者白睿文自己的翻译策略、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以及原作者余华的翻译要求，译文效果务实度较高。
4.1.3. 译者身份下的多重角色
译者的身份和他扮演的角色决定着译文的走向 [2] 。身份和角色的不同，决定翻译的策略和效果的不同 [7] 。在翻译时，除译者身份外，白睿文还有扮演着多种的社会角色，他担任过与电影有关的口译工作，为电影、舞台剧、话剧做字幕翻译，同时也是一名文学评论家。白睿文提到，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他的这些自我翻译的经验会使他的译本稍微大胆一些，会自由一些，不会那么依赖原文的字字句句，当然前提是要重视与原作和原作者的那个世界 [6] 。例如，原文中“总不能让两个孩子都被苦捆住” [4] ，译者白睿文翻译为了“We couldn’t allow the kids to be set back by poverty” [5] ，认真分析原文后，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将原文的“苦”具体化为了“poverty”，方便读者的理解，靠近读者和社会，求真兼顾务实。
此外，白睿文还是一名学者，作为一名传播中国文化的学者型译者，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在翻译时，除了要像一个冒险家一样去发现，也要像科学家一样细心，像艺术家一样专注 [13] 。在译后记出现的9个注释，译者都采取了脚注的形式，为专业读者提供即时的专业信息。同时在面对中国一些特有的文化负载词时，如上文提到过的“风水先生”、“大字报”、“软骨病”、“工分”，“斤”、“亩”、“里”等，译者采用直译和加注的翻译技巧，直译求原文之真，突出中国的异域色彩，加注求原文之用，确保西方读者能够理解，求真兼顾务实，在求真和务实之间达到了平衡。
4.1.4. 文本选择
白睿文的文本选择和他的兴趣，博士研究主题和读者息息相关。“一见钟情”、“欲罢不能”是白睿文选材的标准 [1] 。《活着》是他翻译的第一本书，最初接触这本书是通过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版，看完电影后被深深打动，之后在征得余华同意后，即使在没有找到出版公司，没有稿费和经济收入的前提下，也在尽全力地翻译《活着》，传播中国文化 [13] 。他的博士研究主题是历史灾难，聚焦于20世纪到20世纪末两岸三地的历史事件，他希望自己的翻译可以和自己的研究有机整合，彼此关联。《活着》这本书几乎涉及了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故事始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主人公徐富贵先后经历了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立，土地革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最后，白睿文认为还要考虑美国市场。如果一本小说自己很喜欢，但翻译之后没有出版公司愿意出版，那也是没有用的 [9] 。西方读者阅读中国文学天然存在着文化隔阂，这种隔阂不仅是中西的，还有古今的。当代题材中总有一些人类共同的问题，较容易引发读者的认同感和共鸣感 [1] 。因此，白睿文的翻译作品大多都是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不仅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也符合市场和读者的潮流。
4.2. 读者
读者需求是最为直观的、影响译者行为的环境因素和翻译外因素，读者是社会需求的一部分，意志体译者无时不考虑社会的需求 [2] 。在处理副文本的时候，白睿文认为，在美国，中国文学英译的阅读主要还是专业读者，集中能在精英知识分子范围内，受到大众热读的作品并不多。脚注更方便专业读者获取即时信息 [1] 。因此，《活着》英译本正文里一共有16个注释，白睿文全部采取了脚注的形式 [14] ，方便专业读者及时获取专业知识。
好的序言和译后记可高效地囊括读者阅读文本是必备的时代背景信息，以减少脚注的数量 [1] 。在英译本的序言里，译者为读者介绍介绍了作者和译者的基本信息，方便读者进一步了解。在正文的结尾处，译者白睿文撰写了译后记，仔细介绍了《活着》动荡的时代背景，为读者提供必备的时代背景的知识储备。
4.3. 意识形态
因为冷战的原因，80年代以前，在西方，几乎所有大陆小说都被贴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中国的宣传教育资料”，这些作品在国外没人愿意出版。到了80年代初期，随着《活着》《红高粱》《金陵十三钗》等一些现代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中国文学作品开始慢慢走出去，逐渐在西方找到了自己的读者群 [10] 。之后，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西方年轻一代的读者对异域文化的包容性和期待性也越来越高。《活着》英译本是由兰登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在处理副文本时，该出版社就强调了该书的异域特征，以此来吸引西方读者。该书的封面设计采用了具有辨识度的中国元素，采用代表中国的黄色作为对比色，借用了中国典型人物形象，身着盘扣长袍马褂的男性 [11]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白睿文采取“透明人”的翻译策略满足了西方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期待，对“作者/原文”求真的同时，获得了务实“读者/社会”的功效，译文具有较高的务实度。
4.4. 翻译外的“务实度”
由此可见，在翻译外，翻译内的求真实现了翻译外译者真实传播中国声音的翻译动机，符合白睿文自己的“透明人”的翻译策略、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原作者余华的翻译要求，也符合日益开放包容的意识形态，并且也在读者中得到了4.34的平均评分，译文效果务实度较高。
5. 译者行为的合理度
“求真”是面对原文的，“务实”是面对读者/社会的，译者行为合理度的大小取决于对原文求真和译文求用之间平衡度的把握 [2] 。翻译内，在语言风格和修辞手法上，译者保留原文的简单的语言和口语风格，努力向作者和原文靠近，求真高于务实；在文化负载词和叙事角度上，译者发挥自己的意志性，灵活地采用直译或者直译和加注的翻译方法，创造性的使用斜体的务实性排版方法，求真兼顾务实，因此，在翻译内，文本的求真度较高。在翻译外，翻译内的求真实现了翻译外译者真实传播中国声音的翻译动机，符合白睿文自己的“透明人”的翻译策略、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原作者余华的翻译要求，也符合日益开放包容的意识形态，并且也在读者中得到了4.34的平均评分，译文效果务实度较高。因此，基于翻译内“求真度”和翻译外的“务实度”的综合考量，译者白睿文的行为合理度也是最佳的。
6. 结论
任何翻译的进行都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在翻译内和翻译外，译者的意志性始终左右着译文的生成。对于翻译活动的主体来说，在翻译时，译者既要考虑翻译内的语言因素，求原文之真，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翻译外除了译者自己之外的读者、作者、意识形态等因素，求原文之用，努力在作者/原文和读者/社会之间达到平衡。对于译评者而言，考察译者行为合理度时，应该从翻译内和翻译外的两个角度同时出发，从而全面客观地描写译者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