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工具理性”在西方世界中日益扩散、蔓延，而精神世界也被不断侵占，文化匮乏的气息也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弥漫着，而且随着发展，这个问题也愈加严峻。哈贝马斯指出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对科学的意义不断扩大，并因此持有过于乐观的看法，在这些观念作用下，人类完全被科学逻辑控制，使得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自然界之间越来越产生了一种主观与客观的联系，为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哈贝马斯创立了交往行为思想，社交理性观念是哈贝马斯社交行为学说思想的基础，是推动其合理交往模式建立的重要理论来源。
2. 交往行为理论的产生
哈贝马斯学派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或主要的代表人物学说之一，其总体思想虽然与其他法兰克福的学派思想仍存在许多相似，但侧重点也互有显著不同，其中哈贝马斯派对其基础进行了一些创造性观念转变和其他创新性学说发展。对于目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出现问题的“技术理性”社会现象产生问题的社会根源问题，哈贝马斯派与其它法兰克福社会学派产生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例如哈贝马斯学派认为：目前“在他看来，科学技术走向异化不是人们价值选择的结果，而是科学技术本身的性质和发展所决定的，是理性发展的内在机制决定的。”社会科技异化较为严重，社会普遍出现了多种的危害性问题，在当前这样严重的危机背景条件下，促使哈贝马斯学派的社会交往理论诞生了 [1] 。
2.1. 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现代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推动交往行为理论诞生
现代性危机是指科学技术等迅速发展促进了人的发展，使人获得自由，但同时也由于其脱离生活实际的问题限制了人作为主体的自由。受中国启蒙运动哲学的强烈影响，人们自己的道德思想终于从封建神祗的思想束缚中真正解脱出来了，人自己成为了他们自己社会的唯一主人，人个体的个性自由彻底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在马克思这种理性思想哲学的积极影响引导下，人的作为道德主体之一的道德理性开始逐渐演变成为人类主宰自然社会运行的一种工具，价值理性又逐渐地受到人了的工具理性的排挤。马克思·韦伯曾对此话题进行作了一篇比较全面详细精辟的哲学论述，他最后认为：“工具理性的伸张必然会导致价值理性的收缩，从而衍生价值非理性的后果，反之亦然。” [2]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立是西方社会现代性问题出现的根源。
合法性危机主要集中地表现出在国家经济、政治法律和宗教文化的三个方面。哈贝马斯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国家的干预和科技的进步。市场调节出现的不足在国家的干预下可以得到弥补，金融危机出现的次数降低，但是这样会导致对政府的过度依赖，经济的发展情况与政治的发展情况联系在一起。经济危机则会引发政治危机，政府的威信则会因此受到影响。而科技进步，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政府的威信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的自由受到束缚，人们变成了创造财富的工具，长期被科学技术所奴役，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经济和文化并不能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
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处于的大背景，这为进一步研究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2.2. 普遍语用学的建立是交往行为理论产生的基础
普遍语用学是指，通过对言语交流行为的分析，探究说话的一方和听说话的一方的关系，分析是按照什么样的规范标准来进行交流，实现互相理解的学说。哈贝马斯对于普遍语用学的定义是这样的，“我已经提议用普遍语用学来指那种以重建言语的普遍有效性基础为目的的研究。” [3] 普遍语用学中的分析，并不是简单地仅对语言进行分析，其主要是为了通过语言分析的方式来研究交谈双方是否是在真的规范的标准下进行的有效的沟通。
哈贝马斯认为人的语言主要有三种功能：表达现实、表达个人感受想法及帮助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哈贝马斯认为，合理的人际关系的建立是这三者里最重要的。只有建立了合理的人际关系，科技异化带来的影响才能更好地消除。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他提出的语用学的三个功能对应了三个世界，这三个世界分别是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普遍语用学的范围存在于这三个世界里，通过对于客观事实的陈述表达客观世界，通过表达个人的意向来表达主观世界，通过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进入社会生活。
现实中成功的人际关系的建立还离不开语言的有效性。有效的语言需要满足四个条件，分别是：有意义的、真实的、正当的、真诚的。有意义的是指，言语行为是可以被理解的，对于现实背景是有其存在的意义的；真实的是指，事实上为真，即根据具体的事实提出的，不是凭空随意地提出；正当的，则可以理解为，有合理的依据为其辩护；真诚的，主要指讲话者是诚恳的，不是处于欺骗的状态。哈贝马斯认为言语行为只有满足这四点要求，合理的人际关系才能真正地达成。“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与当代西方的其他语言学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关注的不是语言自我满足的能指–所指系统，而是在不受强迫控制的环境中的交往。” [2]
哈贝马斯提出的普遍语用学可以将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包括文化系统凸显出来的问题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去交流和讨论，当代西方出现的现代性危机和合理性危机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进行解决，同时，这也是哈贝马斯提出普遍语用学，交往行为理论的最初原因。
3. 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是其理论中比重最大、分量最重的一部分。基于交往行为，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深入的研究现实生活世界中在语言基础上所存在的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减少社会交往中的冲突。
3.1. 交往理性的内涵
交往理性主要是指，体现在交往行为的背景中和生活世界的结构中的人的生活理性。 [2] 哈贝马斯所谈的理性，不是单个个体的理性而是指主体间的理性，是指遵守普遍性的规范而建立起来的平等的、合理的主体间结构。在哈贝马斯看来，人们的交往大有深意，劳动是和交往时维持和延续人类社会的两种基本方式，这两者是相互依赖的，而且是不能完全等同的基本要素。在交往中，人们对进行言语交流，根据交流双方是否“好好说话”，人们的行动可以分为策略行动和交往行动。策略行动视为了操纵，而交往行动是为了理解，即听者理解讲话者，讲话者也理解听者，达到相互理解的状态。在当代西方社会，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技术理性”出现，人们的思想受到影响，人们总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去做一些事情，这可以理解为“策略行动”，这种行动并不是在真正的理性之下实现的。真正的理性不具有工具的功能，哈贝马斯对于理性的重建，即交往理性的提出，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理性运行的轨道，把交往理性孕育于交往行为之中。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概括来讲，主要包括三个特点。第一点，“交往理性是一种通过语言实现的、具有主体间性的、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在对话中完成的、能在交往者之间达成协调一致与相互理解的程序性的理智能力。” [4] 第二点，交往理性不是理性的本质概念。交往中的理性并不是固定的“理性”，交往中真正的“理性”是随着交往的具体情况而不断变化的东西，是指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对于知识的具体把握，这里的理性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抽象的理性概念。第三点，交往理性不是单一的、极端个人的话语体系。它不再是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发展的那种主体性的理性，伸张主体的自觉，高昂主体性的那样一种理性精神，而是基于公民之间平等对话，理性商谈的这样一个规范，这为交往行为的主体进行合理的交流提供了多元的交流平台，这样就保证了交往的有效性。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交往理性在交往行为发生的过程中是发挥主导作用的，对于交往效果起到决定作用，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具备的交往能力。
3.2. 交往理性的实现途径
1) 实现交往理性需要良好的环境
交往的合理化需要进行反复的辩论、讨论。讨论过程的和谐高效需要一定的条件，对此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的实现需要在“理想的言谈环境”下进行。理想的言谈环境需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点，每一个主体都有相等的条件表达调节性的话语，比如对于提出的命令表示拒绝，或是发出命令；第二点，每个主体都有相等的权利参与谈论，并且表达自己的看法见解；第三点，主体都有相等的权利对反对自己的观点或是有疑问的主体，进行回应并解答问题；第四点，每个主体都有相等的权利表达自身的愿望、需求和情感。同时，交往理性的实现需要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即要求全体社会参与理性交往行为的各方主体也要充分遵守这种共同遵循的共同社会规范，以切实促使我国社会环境的安全稳定及和谐的发展。
2) 实现交往理性需要共同的社会规范
交往文明的产生和交流理性原则的真正实现就需要通过建立出一套全民共同遵循的行为社会规范，因为只有这样，社会成员的交往行为才能受到一定的约束和规范，可以免受干扰。对于“如何建设社会成员都能尊重的社会规范”存在的若干的问题，哈贝马斯提出必须要坚持“普遍的”规范标准。道德规范的制定需要参与社会规范制定的所有参与者都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然后再一同进行讨论、商榷，使得最后确认的道德规范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可和赞同。在进行整个的讨论及协商讨论的具体过程中，参与到讨论环节的当事人每个责任主体也都应该要时刻站在一种平等主体的特殊地位下去做换位去思考，反思自己的行为，并且结合实际进行各种具体可行的法律社会的实践，通过法律实践去论证自身所主张制定出来的具体行为规范体系的其合理性价值和实际有效性，最终确定有效的社会道德规范。
4. 交往理性的当代价值
当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人和人之间相互联系发生碰撞，但很难准确的固定在一个中心位置。针对这种现象所带来的后果，哲学家们对此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看法思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正是对这些思想的丰富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特色，并且对当前矛盾碰撞、强调差异的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4.1. 交往主体间的平等是现代价值的关系基础
近代理性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中心主义，个体的发展重视权力的大小及自身的欲望，因此与社会的链接越来越松散，在这样的情况下交往主体是很难形成共识的。哈贝马斯认为，人是不能单独的存在的，除去人和人之间的联系，人的生活不是自我的有意识的生活，也不是属于自己的自由的生活，人并不能脱离其社会价值单独的去定义自身的价值。人和之间的主体间性体现了现代价值的关系，现代价值的关系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通过这样，主体间性得到了转变，主体间的交往模式逐渐取代了原本的主体和客体之间交往的模式。主体和客体的互动方式，是主体和客体处于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样的不平等会导致所产生的价值共性的脆弱性。但是如果双方都是主体，其达成的价值贡献是可以相互理解的。这种情况下的价值共识是实体价值的统一，相互影响又彼此尊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价值共识是实体价值的价值统一，它们相互影响又彼此尊重，从而创造了现代关系的价值基础。
4.2. 交往行为的互助性是现代价值的行为基础
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中，语言活动处于其基础位置，交往的行为主体是必须在同交往行为主体间的有效语言沟通交流互动中实现交流的。语言交流作为沟通媒介，成为我们生活世界沟通的最主流形式，交往活动主体双方才能进一步达到彼此相处和睦融洽相处的局面。交往主体行为语言中的对话语言并不是指单一交往个体行为的一种独自的陈述，非指单一独白行为的语言，相反的是指交往的主体行为间进行的平等对话，是平等互助式对话的。人们生活在和平时接触的社会生活环境中时，所经常进行的平等对话语言是构成人们共同生活和世界语言的范本，平等互动的平等对话语是所有交往关系主体行为间彼此达成平等价值共识时的行为基础。互助式交往的语言环境就是帮助交往对象的沟通主体双方在彼此交流理解的对话过程中就可以迅速达到一个相互沟通理解彼此的交流状态，阻碍了交往对象主体相互沟通交流的语言壁垒将被逐步打破，解决双方沟通对话中语言的障碍问题，使交往对话双方得以真正深刻的认识理解了彼此，构建起了真正和谐的交流互助式语言交往的语言环境。而环境的构成，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上文的第一点主体间要平等，在交流的过程中，交流主体不受任何外来强加的权力，在最大的视野里进行交流，实现信息互换，在这样的情况下交往主体不再是个人独立，而是逐步了解他人和社会，融入其中，在增进彼此了解，相互增进理解中实现现代价值。
人类社会终究是另一个复杂整体，全球化的时代又赋予人类了一个多元的价值体系的复杂的社会结构特点，无论它是一种积极方面的社会因素还是某种消极方面的经济因素，都应该能够在我们当前的中国的社会发展变化过程中逐步找到它自己合适的发展位置，对于目前这样特殊的经济情况，暴力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显然并远不是什么最佳解决方法。进行平等的沟通，合理的包容对话，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通过从交往行为理性的阐述了交往的主体行为之间相互的社会平等性关系和社会主体行为间相互交往的行为上的平等互助性，可以真正为现代人们帮助解决在现实交往中产生的实际交往中困境，更好有效的解决减少各种社会利益冲突。
5. 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评价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即通过重建“交往理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实现社会的合理化。从对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与实际运用来看，从前文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于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具有重要贡献，但是其理论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哈贝马斯提出要重建人类交往活动的普遍理性，并强调把后现代主义及其批评理论规范作为人类重建理性批判价值理论规范的思想基础，而后现代主义的意图也就是试图将中国传统道德启蒙中对人类理性价值规范进行另一个完全意义层面上的彻底否定，否定为一个仅具有一种普遍的批判价值意义层次上的人类理性价值观，而哈贝马斯顶着这种压力坚持强调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5] 。他个人也一直认为既然这个人性困境并没有因此遭到完全泯灭，那依然可以认为人类将会找到一条走出这一困境的正确出路，对此，他也虽然是提出来了另一个人类逃出这种困境的可行有效的一种途径，但是，他提出哈贝马斯的核心主张就是在于希望通过一种“交往合理性”这样的思想方法来重新塑造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类完全的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的和谐共处的文明社会，但这是他个人的主观看法，其想法忽略了可以反映现代生产力社会进程的历史文化的长期发展，带有一些浓厚的个人主观空想主义色彩。在哈贝马斯基提出的所有这些理论观点体系中，交往理论与社会理性文化交流理论对于今天的我们确实有机会起到推动着我们整个社会文明科学进步文化发展、维护我国现代社会长期团结、有序、和谐、繁荣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理论作用，这一点我目前相信还可能仍需要一些时间进一步深入研究来验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