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一个现实的批判家和理论家，同时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南希·弗雷泽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构想、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反思与总结以及与相关学者的辩论和交流逐步建构了自己的女性主义正义思想并不断丰富充实，她的女性主义正义思想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根源，其内蕴也体现了她鲜明的个人追求。
2. 南希·弗雷泽女性主义正义思想的基本意涵
弗雷泽认为，在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女性仍未能将命运和话语权紧攥在自己手中。通过对现实中女性遭受的不公待遇的批判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总结，她将女性解放的愿景嵌入一个新的坐标体系中去，追求女性的经济平等和文化认同，鼓励女性勇于表达自我诉求的同时还试图争取获得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代表权。
2.1. 对女性平等的再呼吁
在弗雷泽看来，女性本就在生产领域处于经济上被压迫和文化上被歧视的恶劣境地，那么这种境地理应在分配领域理得到矫正，女性理应在分配领域得到补偿。经济社会中女性普遍承担着人口的繁衍、子女养育、老人照料等家庭责任，这种劳动付出往往被忽视成为隐形劳动，被给予低报酬甚至是零报酬。在如此分工结构下，剥削和疏远使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弗雷泽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使女性大部分从事不被认可价值的低报酬劳动，在工作中受到歧视和不正当待遇，资本和家长制又进一步加剧了女性的艰难困境，她强调追求女性平等的再分配仍是女性解放无法跨越的“卡夫丁山谷”。弗雷泽是在调和再分配与承认的正义理论，并主张用“经济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多元主义”来解决再分配与承认之间的矛盾，引起了长达多年的学术争论，其包含再分配和承认维度的女性主义思想也遭到了众多女性主义者的批评和挑战。
2.2. 对女性差异化的差异的承认
弗雷泽指出，在文化价值层面，女性依附于男性规范而遭遇的轻视暴力等一系列伤害，其价值始终未得到承认。在当时，对差异基础上的女性的认同成为二十世纪末女性主义关注的主要方面。弗雷泽主张，应该消除哪些差异，推广哪些差异，认可哪些差异，要根据再分配是否加强来判断。弗雷泽主张女性的认同差异(包括性别差异、女性之间的差异以及多维交叉差异)的承认要进行实际分析，并且将承认和再分配有机结合。她还强调全部社会正义之路的践行都必须兼顾经济和文化领域，因为文化差异不仅受经济运行的影响，也对经济运行起着一定的反作用。另外，弗雷泽还指出，在寻求性别正义的路径上，资本主义福利制度是不可靠的，相反，正是由于福利制度本身具有的性别歧视属性会使女性对福利制度产生依赖性而陷入贫困化境地，从而进一步引发对女性的身份歧视和政治参与的阻碍。
2.3. 对女性代表权的争取
弗雷泽吸收了费尔德曼、凯文·奥尔森和瑞尼尔福斯特等人的观点，把政治维度纳入正义的范畴，而这对女性长期受压迫、未能参加到公共领域活动的问题解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对女性解放寻求政治参与和制度设计打开了一个新的出口。弗雷泽强调，女性政治参与的首要前提是女性拥有事实上的代表权，这是与法律和形式上的代表权决然不同的，它关乎女性能否真正可以有机会表达自身的实际诉求并在决策中发挥作用，这也是她强调事实上的代表权具有不容替换的价值的原委所在。弗雷泽将性别平等概念诠释为七项规范性原则的混合物：反贫困原则、反剥削原则、收入平等原则、闲暇时间平等原则、平等尊重原则、反边缘化原则、反男子主义原则，主张平等和尊重地对待女性，并使女性获得充分的代表权。由此，女性主义发展从平等或差异的单一维度走向为再分配与承认相结合的双向维度，以及包含代表权在内的三向维度。弗雷泽强调多元的、超越地区的女性主义公共领域的构成，她不单单想实现妇女平等和认同的目标，还对生态保护、种族歧视、全球反恐等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制定了战略和计划。
3. 南希·弗雷泽女性主义正义思想的现实基础
3.1. 性别化的全球化
从物资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规则来看，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理性、父权制、单一话语霸权及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普遍化和世俗化。因此，“全球化的影响在社会性别规范的作用下常常具有性别化的特征。” [1] 相对于对男性来说，全球化给女性带来的影响多数是不利的，主要体现为：在劳动分工中，报酬低、工作环境恶劣的低端产业的劳动者多半是女性。在职业安排上，主要管理者、领导者多是男性，而配合、辅助其工作的多是女性。即使在某一个公共发言场合，女性发言时间也远远短于男性，且更容易被男性打断。
弗雷泽指出，在家庭内部，大部分女性进行着无报酬的家务劳动从而受到家庭父权制的控制，在社会生产领域从事低薪工作而受着国家父权制的统治。此外，发达国家的父权制还对第三世界的诸多女性进行着跨国家的剥削和压榨。如此种种建立在对女性压迫和剥削基础之上的分工机制，不单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诉求相契合，也捍卫了男性剥削女性的持续性优势，造成了女性境遇的恶性循环。
3.2. 社会发展的多元性
全球化日益呈现政治、经济与文化有机融合的局面。但可以说，这种全球化不是单一导向的，而是多导向的。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仍然为弱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独特性和自主性需求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例如有色人种排斥种族歧视、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反对殖民等。
于女性而言，多元化的发展环境既是苦难，也是机遇。一方面，多元化使原来的发达国家白人精英女性代表所有女性发声的局面发生变革。但黑种人、第三世界国家等的女性群体在实际情况和问题上与白人女性不同，当然，他们的目标和解决方案存在分歧和冲突。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多元化的发展释放了女性的多种需求，这也促进了女性之间的谅解和团结，有益于共同为女性解放的总目标而努力。因此，在当前多元化的未来，女性不仅要追求男女平等的共同目标，更要尊重女性主体的性别需求，使多元化女性主体向人格多元化发展。
3.3. 西方女性主义浪潮的衍变
女性主义理念与女性主义运动相辅相成，女性主义理念在反思与总结女性主义运动中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又反过来指导女性主义运动。弗雷泽的女性主义正义思想是对美法等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总结和省视革新，其中当属美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对其影响最为直接。
女性主义运动的首次浪潮发生在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主要围绕两性在教育权、劳动权、选举权等方面平权的获取和话语权的争夺。但此时对女性的研究还处于初叶，而且只是讨论少数女性的生活，对一般女性群体不感兴趣。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兴起。这次浪潮中，以女性基本获得了与男性平权的状态为前提，女性主义者申明了以尊重女性差异为中心的目标诉求。“个人的是政治的”的口号席卷整个运动过程，强调要把家庭暴力等问题由私人事务转化为公共问题，从关注女性特有的生理差异和家庭经历来维护女性应该特有的权利。到了九十年代，“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科罗尼主义等的影响，在美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内部，存在着从追求同一性、关注差异到接受差异的范式转换” [2] 。女性主义运动吸纳了各种各样的女性进行联合斗争，推行有关女性的人种、民族、阶级等解放运动，试图获得在生态保护等全球性问题和国际政治中女性的话语权。此时的女性主义者弗雷泽顺势提出了倡导对女性差异接受的认识、对其他弱势群体的相互扶持、对生态学等全球性问题的关注和参与、女性话语权的构建和政治参与等主张。
4. 南希·弗雷泽女性主义正义思想的理论渊源
4.1. 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继承
作为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南希·弗雷泽自称是“批判性社会理论家”。多次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任所长霍耐特进行激烈的争论使得她身上浸透了法兰克福学派浓厚的理论和对现实的批判的精神传统。虽说不同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呈现出不同的批评风格和主题，但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弗雷泽女性主义思想的批判视角和理论题旨，其中不变的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
弗雷泽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凌厉批判风格，从女性主义视域探入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了细致透彻的批判，包括对理性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合法性批判和政治伦理的批判。弗雷泽与那个时代的霍耐特进行了多次直接的辩论，霍耐特在一定程度上从现实基础上回归到黑格尔的认同理论。“霍耐特不同意把哈贝马斯未被歪曲的语言沟通作为批评理论的基础。而是在洞察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种族问题、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问题的基础上，把一种理想的主体间的承认关系作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将注意力投向人与人之间的承认与蔑视、蔑视与反抗问题上，把批判理论聚焦于承认和正义问题上。” [3] 弗雷泽非常重视这个议题，她和霍耐特共同将目光置于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定问题上。弗雷泽还对霍耐特再分配问题的忽视展开了多次批判，他们的理论引起了共同关注。
4.2. 对西方其他女性主义思想的吸收
弗雷泽的女性思想深受西方其他女性主义理论的浸染，西方国家的女性主义运动自下而上，其女性主义理论也与其他理论之间相互交流冲突而不断革新发展。弗雷泽的女性主义思想是通过与爱丽丝·玛丽恩英、琳达·尼科尔森、谢丽亚·宾·哈维、朱迪丝·巴特勒、莱昂纳德·费尔德曼、凯文·奥尔森等众多女性主义者进行碰撞而发展起来的。
艾利斯·马利恩·扬是一位深受弗雷泽钦佩的女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她们共同对现代政治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倾注了诸多心血。弗雷泽与扬在多元文化主义和差异化政治思想方面有很多共同点。两者的相似之处包括正义焦点的解读、对女性压抑的多方面分析、对女性不公正结构性制度根源的关注、对女性群体差异的尊重等皆可以从弗雷泽的著作中看出。扬还主张通过争取妇女群体的代表性权利来实现女性主义正义。“因此，在扬看来，群体代表权是促进民主决策过程公正的最好方法，并能在压迫与统治的情境中使公平得以最佳建制化。” [4] 这在弗雷泽的女性主义理论中都能找到，虽然两人观点也存在诸多分歧，但她们这一定义的相似性对弗雷泽的女性主义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3. 多元文化背景下女性主义正义社会愿景的分散化
在多元化的全球化形势下，女性群体的诉求日益复杂化、多元化，摆脱了统一的目标导向和思想基础的禁锢，她们对于目标的设定和实现开始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不再受一些专家的干涉和影响。另外，女性面临的诸多问题也不再囿于某个特殊的领域，而是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女性主义正义社会的愿景中心化现象渐趋消逝，分散化、多样化形态出现。弗雷泽倡议：“应该郑重摒弃对旧模式的享受和对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的粗俗祝贺，创造分配正义、身份上的平等、所有阶段广泛民主参与相结合的新正义社会的全面愿景。” [5] 当然，弗雷泽的愿景是对当前正义社会不同构想的摸索，其具体雏形态和蓝图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构建。随着政治文化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分散，包含弗雷泽女性主义思想在内的多种女性主义理论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走势，在这种理论的背景下，弗雷泽从批判性视域出发、立足系统全局性视野，丰富创新自己的思想，女性主义正义思想逐渐形成。
5. 结语
我国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在增加，我国女性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南希·弗雷泽的女性主义正义思想所要解决的女性问题存在着相通之处。在信息化的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中西方女性在各领域面临的相似问题使我们可以借鉴弗雷泽的女性主义正义理论，而将此理论融入本土化研究则更有利于为改善我国女性生存发展空间提供有益指导，利用弗雷泽女性主义正义思想中的理论资源挖掘和解构中国女性的具体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英美左翼女性主义家庭伦理思想研究”(20BKS16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