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宣言中明确指出，健康不仅仅是人体的生理健康，还必须包括个体在当时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都处于一个相对满意的状态(李新华，陶金，2001)。健康是社会福利的重要指标，在现代社会中，心理健康也越来越被认为是对个体健康状况的重要考察方面。而现代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也对个体的情绪、心理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从现代的健康概念中可以看出，心理健康是个体健康的重要且必要的组成部分。
2022年05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的通知，规划中提到了全方位干预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通知强调了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对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性，人民健康是国家繁荣和国家富强的重要象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取得了重要进展，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整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心理疾病已经成为影响国民健康状况和社会适应能力的一大挑战。
进入21世纪，国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国民综合素质不断提升，现代生活方式多元化，人民追求高品质的美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是健康的范畴不仅仅局限于生理上，心理健康变得尤为重要。二是国民对于健康的追求不仅仅是健康的结果，更体现在全方位的、贯穿个体生命周期的健康生活方式上。
2. 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2.1. 心理健康
社会学关于身心健康的研究，经历了从身体健康到心理健康的过程(姚远，张顺，2016)。心理学界对于心理健康的定义存在差异。有学者认为，心理健康是心理系统自动调节的平衡化机制正常运转的过程。另一些学者认为，心理健康是人整体健康状态的必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持续的心理状态，表现为生命活力、积极的内心体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能够有效发挥个人的身心潜力并具备积极的社会功能。
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研究内容丰富，方法多样，对象多元(俞国良，董妍，2012)。从研究的对象来看，首先是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群体，比如老年人、中学生、留守儿童、妇女等等。也有从职业工作划分上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群体，比如教师、农民工、公务员等。而这些群体出现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他们处于生命历程的特殊时期，二是工作上的压力和繁重，三是缺乏社会支持，四是弱势群体窘迫的生活境遇。
2.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健康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吸引了广泛的研究关注。众多国外和中国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健康状况普遍优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王甫勤，2012)。类似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中国的研究也发现了明显的健康不平等现象。具体而言，研究更关注家庭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收入与青少年抑郁倾向密切相关，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青少年的看病频率和肥胖状况有显著的关联。另外，在中国的中老年人群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个体身体功能更好，抑郁症状较少，并且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更佳(焦开山，2014)。
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维度，即社会地位、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均对青少年的心理素质显著正相关。在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的具体机制的研究中，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提高个人的社会权力感，进而提高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梁书玉，2015)。
2.3. 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
2.3.1. 国外生活方式的研究
现代性在西方已有较长的研究历史，现代性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研究大多是在现代性的框架下进行的。从社会分层的视角考察生活方式，它是一种基于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有关的身份群体的一种习惯化的生活方式，具有封闭与群体化的特征(Weber Max，1946)。
马克思、恩格斯对生活方式也有许多具有洞见性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写道：“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并认为生活方式是与一定的阶级相关的，是区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指标。生活方式还与生产方式相关，即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背后反映了整个一个地区社会环境与生存空间的发展状况(马克思，恩格斯，1972)。
齐美尔注重探究现代个体的生命体验和心性品质，高扬主体的生命意识，从内心体验获得对现代性的认识，堪称独具特色的审美现代性体验(赵岚，2015)。可以看到，生活方式包含了个体的审美、行为、身体、心理的许多面向，并且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当代的生活方式研究与消费密切相关，在媒介与广告的传播与诱导下，与鲍曼所说的一致，那就是人们选择用消费这一行为来实现自身，消费什么与如何消费构成了一个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齐格蒙特·鲍曼，2021)。
2.3.2. 国内生活方式的研究
生活方式是指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即如何生活的概念。与生产方式不同的是，生活方式强调人们根据一定的文化模式，利用社会环境提供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文化资源来满足自身生活需求的方式和方法，特别注重精神文化方面的要素。生活方式的研究在过去的社会学以及人口学等学科领域并不占优势，实证研究更是稀少，在一些时期甚至某一种生活方式还会受到批驳。而在改革开放过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人们提供了可选择的多种多样的消费产品，并由此让人们经由自身的审美志趣来通过消费活动构成自身的生活方式。关于生活方式的研究是在实践推动下发展的，1982年第1期《社会》杂志上的《谈谈生活方式》提到：“生活方式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课题(杜任之，1982)。”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国内学者对于生活方式的研究触及到家庭和日常生活、劳动、交往、消费、闲暇等各个方面，且有研究表明休闲娱乐方式对于主观幸福感、心理情绪有正向作用。
3. 变量设置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21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起并执行，采用了多层概率抽样方法，覆盖了中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省级行政单位，样本选择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剔除缺失数据的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5695个。
3.2. 被解释变量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21中，对于个人心理健康水平体现在这样的问题：“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选项分别为“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依次从高到低赋值1~5，分值越高代表心理健康水平越好。
3.3. 主要解释变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本文主要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三个方面来反映这一指标。经济资本选用家庭年总收入，并作对数处理；文化资本则是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求和后取均值；社会资本则是父母的政治面貌，群众取值0，共青团员、民主党派、共产党员取值1，求和后取均值。
生活方式变量，在问卷中体现在问题：“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看电视或者看碟、出去看电影、购物、读书看报、看展听音乐会、与亲戚聚会、与朋友聚会、在家听音乐、体育锻炼、观看体育赛事、做手工、上网)”选项依次为每天、一周数次、一月数次、一年数次或更少、从不，并依次从高到低赋值5~1。
3.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户口、婚姻状况、家庭规模等。各变量的赋值情况与描述性统计见表1。
Table 1. Assignment of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N = 5695)
表1. 各变量赋值情况及描述性统计(N = 5695)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居民生活方式描述性统计
由图1可以看到，当前被调查居民最常见的生活方式活动前三分别是看电影或者看碟、上网、体育锻炼，最少见的则分别是观看体育赛事、做手工、看展、听音乐会。
4.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家庭经济地位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在表2中，笔者采用了6个回归模型，在模型1、模型2、模型3中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的三个次级指标进行单独回归，发现父母政治面貌、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父母为共青团员、民主党派、共产党员，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在模型4中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的三个次级指标同时进行回归，家庭年总收入依然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在模型5中加入其它控制变量，家庭年总收入依然在0.01水平上显著。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mental health
表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健康回归分析
注：p* < 0.1，p** < 0.05，p*** < 0.01 (双尾)。
父母政治面貌、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但每一个指标又有一定的局限，所以对以上三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第一主成分指标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综合指标。所以在模型6中，综合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指标，加入其它控制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4.3. 生活方式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生活方式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见表3。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lifestyle and mental health
表3. 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回归分析
在模型1中，用生活方式的12个指标进行多元回归，发现看电视或看碟、逛街购物、读书/报纸/杂志、与亲戚聚会、参加体育锻炼、上网等活动对居民的心理健康有正向作用，观看体育比赛则是负向(可能由于竞技体育输赢带来的情绪波动)。在模型2中加入控制变量后，电视或看碟、逛街购物、与亲戚聚会、参加体育锻炼、上网等依然显著。
由于生活方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所以在模型3中对12个次级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选用第一主成分指标作为生活方式的综合指标，并且加入控制变量回归后，生活方式这一指标在0.01的水平上对心理健康有正向作用。
5. 结论与建议
笔者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21年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了以下结论：
第一，父母政治面貌、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对居民心理健康有显著作用，即父母政治面貌为共青团员、民主党派、共产党员，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总收入越高，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就越高。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仅家庭年总收入一项依然显著。在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进行主成分分析后，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居民心理健康水平随之越高。这说明以往的研究结论在今天依然被证实，家庭依然是影响个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第二，看电视或看碟、逛街购物、读书/报纸/杂志、与亲戚聚会、参加体育锻炼、上网等活动对居民的心理健康有正向作用。具体分析各个指标来看，看电视或者看碟、上网属于休闲娱乐活动，逛街购物属于消费活动，读书/报纸/杂志属于文化活动，与亲戚聚会属于社会交往，并且在其中可以获得社会支持，参加体育锻炼属于运动类活动。这说明这几个领域和类型的活动对于大众的心理健康有着很好的调适与促进。主成分分析后生活方式的综合指标也对居民心理健康有正向作用。这说明，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可以调节人们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状况，是人们进行调适、休闲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
总的来说，家庭这一单位对于个人的心理健康依然起着重要的影响，所以解决家庭所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尤其重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内容将越来越丰富，所以要不断以发展来解决大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的问题，加强对低收入家庭的支持，增加社会公平与机会，提高教育水平。另外，还要在全社会倡导反对唯权力、地位论的观点，注重个人的内在素质和精神世界，以及注重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的联结与互动，为个体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情感氛围。提升大众消费能力，倡导大众进行风格化、健康化的生活方式是有必要的。
本研究也存在诸多局限，首先定量研究不能深入家庭内部，从家庭互动模式、家庭再生产等方面探讨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具体影响机制。其次是生活方式这个极具哲学内涵的概念，定量研究只能起到一定的辅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