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个人、组织或集体为应对危机解决危机所发出的话语为危机话语。危机的发生不仅对社会、政治、经济产生影响，也与危机话语的使用紧密关联。在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时，主流媒体的危机话语代表了一个国家应对危机的举措，影响着危机的发展走向。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危及全球，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使多个国家陷入经济和社会的多重危机之中。然而，目前从元话语理论角度进行公共危机话语的研究仍在少数。因此，本文将对比分析中西方主流媒体对新冠疫情公共危机的新闻报道中元话语总体分布情况及其使用特点，并据此对当前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特征进行解析。
2. 理论基础
“元话语”最早是由美国语言学家Harris提出。Harris (1970) [1] 认为，文本中存在具有组织篇章结构、实现文本信息转换功能的语言结构，这为后来元话语的提出奠定了基础。1981年美国学者Williams明确使用“元话语”(metadiscourse)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不受主题影响的话语中的话语(discourse of discourse)。此后，元话语在语言学领域得到了普遍接受和深入研究。Kopple (1985) [2] 认为，元话语是引导读者进行文本分类、解读和互动的话语。Hyland & Tse (2004) [3] 提出，元话语具有明确和组织文本、并在一定语境下使作者与读者沟通交流、表达观点态度的功能。Hyland (2005) [4] 从功能角度出发，强调语篇的社会互动性，认为元话语不仅具有组织篇章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还可以用于表达作者对命题内容和读者的立场，具有建立作者与读者之间互动关系的人际功能。该定义能够全方位考察语篇及语篇的构建过程，能够充分体现语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展示语篇社会性的本质。因此，该模式为当前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
元话语的分类主要有三种：Vande Kopple (1985) [2] 、Crismore等(1993) [5] 和 Hyland (2005) [4] 。本文将采用Hyland (2005)的分类框架。Hyland (2005) [4] 将元话语划分为交际式(interactive)和互动式(interactional)两大类。具体来看，交际式元话语指通过建构语篇内部逻辑关系来连贯语篇层次结构和引导读者理解文本的话语，包括过渡标记、语码注释、言据标记、框架标记和回指标记五个子类。互动式元话语指通过对语篇的介入或评价针对观点态度进行“发声”，引导读者对文本进行思考，从而实现互动的话语 [5] ，其包括模糊语、增强语、态度标记语、自我指称语和介入标记语五个子类。Hyland的分类方法结合了Vande Kopple和Crismore分类的优点，进一步拓展了人际元话语的范围，强调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元话语的社会功能。因此本研究采取Hyland提出的元话语分类框架(见表1)。
Table 1. Hyland’s interpersonal model of metadiscourse
表1. Hyland人际元话语模型
3. 文献综述
3.1. 元话语相关研究
元话语理论在发展初期，主要关注学术写作的结构层次及其人际功能 [6] [7] [8] 。Hyland (1998)从修辞角度分析了元话语的语用意义。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学者对元话语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等不断发展，分析了政治语篇、新闻报道、期刊论文以及学位论文中元话语的使用情况 [9] [10] [11] 。此外，元话语研究也涉及到课堂教学、商务谈判、翻译等领域的元话语运行机制和人际互动 [12] [13] [14] 。
由此可以看出，元话语研究从最初的学术写作领域发展到应用于多个语篇领域，但其研究关注的都是元话语的篇章组织功能和人际互动功能。但目前，针对危机话语主题的元话语研究还相对较少。仅有Fuoli (2013) [15] 基于元话语的概念，采用语料库的方法对危机情境下商务信函的话语使用进行了探析。国内对于危机话语领域中的元话语研究还有待补充。为此，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西方媒体危机情境下语篇中危机元话语的使用，探析中西方主流媒体危机话语的异同及其特点。
3.2. 危机话语相关研究
早期的危机话语研究均集中在管理、传播及公共关系领域。随着这些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学者意识到话语在危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开始对危机主体产生的话语开展研究 [16] 。胡范铸(2002) [17] 从语用学视角出发，探究了危机事件在特定语境下所产生的语言行为。樊小玲(2013) [18] 从修辞学角度出发，分析了危机话语中的修辞策略以及危机话语对国家形象建构带来的影响。丁建新、秦勇(2013) [19] 进行了危机话语中政治因素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当前从元话语理论进行公共危机话语的研究仍为少数。因此，本文将对比分析中西方主流媒体新冠疫情新闻报道中的危机元话语总体分布情况及其使用特点，并据此对当前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特征进行解析。
4. 研究方法
4.1. 研究问题
研究以Hyland人际元话语模型为理论基础，以《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为研究对象，选取其关于新冠疫情公共危机的新闻语篇为语料，揭示中外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的使用规律，主要探究中外主流媒体公共危机中互动式元话语的总体分布情况是什么，存在哪些相似与差异，以及中外主流媒体公共危机中互动式元话语的使用有何特点。
4.2. 语料来源与分析
研究选取2021年初至2022年末间的《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新冠疫情新闻报告各30篇为研究语料(见表2)，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依据Hyland (2005) [4] 的人际元话语模型，运用语料库分析工具UAM Corpus Tool 3.0，对自建的语料库进行检索并标注，定量分析各类互动式元话语出现的频次及占比，运用卡方检验进行元话语使用的显著性检验，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总结中外主流媒体危机话语的互动式元话语特点，并据此对当前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特征进行解析。
Table 2. The size of two corpora
表2. 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语料库总量
5. 结果与讨论
5.1. 元话语总体分布
由表3可见，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在总体分布上存在差异。《纽约时报》公共危机话语语料中，引导式元话语共出现1180次，互动式元话语共出现1451次，《中国日报》公共危机话语语料中，引导式元话语共出现485次，互动式元话语共出现876次。《纽约时报》公共危机话语的元话语使用频次远高于《中国日报》，这说明元话语在西方媒体公共危机话语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
Table 3. The distribution of metadiscourse in public crisis discourse between New York Times and China Daily
表3. 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元话语总体分布情况
表4显示，《纽约时报》公共危机话语语料中，介入标记语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互动式元话语，共出现529次，出现频次占互动式元话语总频次的36.5%。自我指称语是互动式元话语使用频次最少，仅占总频次的4.5%。其他类型的互动式元话语使用频次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模糊语(27.2%)、增强语(27.0%)和态度标记语(4.8%)。介入标记语同样也是《中国日报》公共危机话语语料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互动式元话语，共出现441次，占互动式元话语总频次的50.3%。自我指称语是互动式元话语中使用频率最少，仅占互动式元话语总频次的2.3%。其他类型互动式元话语使用频次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模糊语(30.9%)、增强语(10.3%)和态度标记语(6.2%)。
Table 4. Comparison of 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 distributionin public crisis discourse between New York Times and China Daily
表4. 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分布对比
5.2. 互动式元话语对比分析
Table 5. The distribution of engagement markers in China Daily
表5. 《中国日报》中介入标记语分布情况
介入标记语指说话人引导受众参与到语篇建构的过程中，增加听众与说话者人际互动和交流。从表4可以得出中西方主流媒体互动式元话语中介入标记语的使用频次均较高。《中国日报》中使用频率最多的介入标记语有4种，分别是“中国”“我们”“中方”和“中国人民”，分别出现112次、54次、4次和5次，占互动式元话语的13.3%、6.4%、0.5%和0.6%，如表5所示。
“中国”“我们”等词不仅代表一个国家，也代表全体中国人民。作者通过这种方式，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在读者心中产生共鸣，即所有中国人都为抗击疫情做出了贡献。例如：
(1) 他表示，只要新冠疫情一天不结束，中方开展抗疫国际合作的步伐就不会停歇，我们的努力和贡献就会继续……
《纽约时报》中使用频率最多的介入标记语有4种，分别是“we”，“you”，“people”和“our”。分别出现89次、49次、44次和21次。分别占互动式元话语的16.8%、9.2%、8.3%和3.9%，见表6。“We”出现的次数最多，使用“we”可以使读者更容易接受这一观点，这样读者就会觉得健康是由自己控制的，他们有权利为自己的健康、民主和人权而斗争。例如：
(2) The good news in all of this is that we can take control of our health and that, together, we have the power to unite and fight back for our health, democracy, and freedom.
Table 6. The distribution of engagement markers in New York Times
表6. 《纽约时报》中介入标记语分布情况
模糊限制语指通过模糊的推测语气来表达信息的主观性、激发更多观点，为说话者与听众提高更多交流的空间。数据显示，《中国日报》中使用频率最多的模糊限制语有4种，分别是“可能”“多”“数”和“近”，分别出现13次、11次、9次和8次，占互动式元话语的1.5%、1.3%、1.0%和0.9%。其中“可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从例句中可以知道“可能”一词用来表达一种可能性，中国对疫情公共危机的负责。当疫情在中国被首次发现时，中国在第一时间采取行动，与世界各组织合作。虽然疫情尚不确定，但中国的态度仍然是严谨的。例如：
(3) 之后，新冠肺炎病例的发现按流程逐级上报，中国疾控中心已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可能存在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纽约时报》中使用频率最多的模糊限制语有4种，分别是“more than”，“about”，“may”和“likely”。分别出现39次、33次、28次和23次。分别占互动式元话语的2.9%、2.3%、1.9%和1.6%。“more than”的比例最高，从例句可以得知，当这两个词出现在数字前面时，数字没有必要精确表达，当作者用近似的数字来表达时，读者就可以得到大意。因此，通过使用近似数字就可以达到作者的目的。例如：
(4) At Houston Methodist, where force more than 26,000 people, the hospital said that there had been little lasting effect on its ability to hire people.
增强语通过加强语气来表示作者对某一观点的确定性，增强说话者所表达内容的可信度。如中文中的“一定”“坚决”，英文中的“obviously”、“clearly”等。作者不仅可以在自己和观点之间建立合作关系，还可以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合作关系。《中国日报》中使用频率最多的增强语分别是“一定”“坚决”“全力”“坚持”等，从例句(5)中，可以看出“一定”一词可以用来表达人民抗击疫情的决心。更重要的是，发言人在这句话中不仅表明了国家的决心，也表明了全体人民的决心。我们通过自己的行动，最终赢得斗争的胜利。
(5) 从源头防控，进行科学防治，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击战！
《纽约时报》中使用频率最多的模糊限制语有4种，分别是“very”，“really”，“fully”和“highly”。分别出现30次、17次、13次和9次。分别占互动式元话语的2.1%、1.2%、0.9%和0.6%。从例句(6)中可以看出，“very”一词用来表达说话人情感的强烈程度，增强神秘的感觉。
(6) “It was very weird, because that was a place l went to so much when I was younger to have fun and be with people, and now I was going to get a vaccination for a global pandemic.” Myles said.
态度标记语指通过说话者的态度来体现其对所表达内容的认可，是说话人对语篇内容的显性评价。数据表明，《中国日报》中使用频率最多的态度标记语分别是“相信”“坚信”“愿意”等，《纽约时报》中使用频率最多的态度标记语分别是“believe”，“agree”，“important”等。从例(7)中，可以知道研究者对规则的态度是赞同的，人们对规则的看法也是积极的。
(7) Most researchers now believe that the coronavirus is mostly transmitted through large drop-lets that quickly sink to the floor and through much smaller ones.
自我指称语通过第一人称代词及其变化形式来建构说话者的形象，具有良好的互动功能。数据表明，自我指称语是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中使用频次最低的互动式元话语，其表现形式有中“I”“me”“my”“we”“us”“our”“我”“我们”等。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语料中的自我指称语大多以第一人称复数“we”，“我们”的形式出现。代词“we”，“我们”的使用，说明说话者在努力淡化个人因素，加大叙述的客观性。同时说明领导者使公众参与到自己的话语中，参与到各项工作的实现中，形成良好的人际互动。
5.3. 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特征
从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元话语的总体分布来看，《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都使用了更多的互动式元话语而非引导式元话语。在两个语料库中，互动式元话语出现的频率高于引导式元话语。这主要是因为无论是《中国日报》还是《纽约时报》，均通过书面形式将新闻时事发布，得以广泛传播。此外，新闻时事尤其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更加注重与受众和媒体的互动，进而拉近与受众或媒体的距离，最终使受众或媒体认同其发布的报道。
从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子类来看，态度标记语在两个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均比较低，而介入标记语出现的频率最高。原因在于，《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都是由新闻发言人在现场发布的，发言人需要通过介入标记，对受众的思想产生较高的影响力，以获得良好的效果，使受众易于接受发言人发布的理念，对其产生认同感。而态度标记语使用频率较少的原因在于，《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都属于官方报道。官方报道的特点是准确性和非个人化，在报道新闻时事时必须正式，避免个人化的观点，因此较少使用态度标记语。互动式元话语在《中国日报》中出现876次，在《纽约时报》中出现1451次。显然，《纽约时报》中元话语的出现频率远高于《中国日报》中元话语的出现频率。此外，根据卡方检验可知(表7)，态度标记语和介入标记语在《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中的使用存在差异(p > 0.05)，原因在于汉语注重意义，依靠逻辑关系和语义关系实现意义的连贯，而不是显性的连贯手段。而英语注重形式，依靠显性连贯手段将句子连接起来表达逻辑和语义关系。模糊语，增强语、自我提及语在《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中的使用则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01)。汉语思维注重内在的整体性、主体性，而西方哲学强调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注重的是客观抽象的逻辑关系。因此，英汉思维方式的差异将影响互动式元话语在公告危机话语中的使用。
Table 7. Differences in 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crisis discourse between New York Times and China Daily
表7. 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分布差异
(The asterisks (*) indicate significance level).
6. 结论
本文基于Hyland人际元话语模型，以《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新冠疫情新闻报告为语料，运用分析工具UAM Corpus Tool 3.0对自建的语料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其元话语特征，并据此对当前中西方主流媒体关于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的特征进行解析。
从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的总体分布来看，《纽约时报》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的使用频次远高于《中国日报》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这表明互动式元话语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公共危机话语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此外，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均频繁使用介入标记语，使公众参与到自己的话语中，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塑造说话者在听众心目中的形象，提高领导者在公众心目中的可信度。而态度标记语在两个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均比较低，且模糊语，增强语、自我提及语在《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中的使用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作为较权威的话语，用词准确，旨在公平公正地陈述客观事实。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均呈现出建议、呼吁、拉近距离的特点。发言人在报道危机事件时，通过使用互动式元话语来表达自己的建议，呼吁受众采纳建议。此外，当发言人报道危机事件时，不仅需要表达主要观点，还需使报道更容易实现。因此，需要拉近受众与记者之间的距离，使报道更容易实现。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特征体现了对事实的客观陈述，全面有效地化解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