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类社会存在一段层层递进的发展演变过程，历史研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同样也存在许多变化的节点。历史学家对以往的历史研究不断反思、批判并创新，形成若干史学研究范式，而一旦某种史学范式面临困境、陷入僵局，又会被后世的历史学家推陈出新。如此循环往复，极大丰富和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认识面。十七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顾炎武指出：“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 [1] 顾氏之语一针见血，虽针对文体嬗变而非直指史法，但史学亦概莫能外。对于历史和史学的哲学性思考，英国史家卡尔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永无休止的对话。” [2] 较似的是，章开沅常语“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来启发后进。在近代西方史学内在发展脉络中，从兰克学派到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实际上体现的就是一种新陈代谢式的史学批判、继承、创新过程。历史学家们不断对其所处时代弊端四露的史学进行反思，从而创造出若干史学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形成一系列史学研究新体系、新范型。20世纪70年代，当新史学停滞不前，深陷迷惘之境，叙事史学趁此崛起，形成西方史学新走向，世称“叙事史复兴”。对此，美国历史哲学家路易斯·明克认为，近来历史哲学的发展对历史研究的分析来说，已经越来越不“科学”或越来越不像“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而对历史“著作”结构却越来越强调是恢复史学和文学之间传统的却又被忽略了的联系 [3] 。值得指出的是，叙事史学书写手法亦存在若干问题，正是由于种种问题的存在性，叙事史学同样会被批判继承。如何把握好史学与科学、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与界限，再去清晰明朗地运用恰当手法书写历史，仍是需要注意、探讨及解决的重要问题。
2. 西方史学的前期科学化进程
2.1. 西方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产生
探讨1970年代西方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陷入的迷惘与危机，就不得不首先对此前西方史学的科学化进程进行一番简短但必要的爬梳。不论禹内抑或泰西，史学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从希罗多德到司马迁，早期历史叙事都呈现了文史不分的状态。在中世纪的欧洲，史学长期笼罩在神学、哲学、文学的阴影之下，18世纪的伏尔泰仍把史学视为哲学。史学在西方走向独立学科化的过程中，德国史家、兰克学派的创始人——利奥波德·冯·兰克居功至伟。
1824年，兰克在他的成名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语重心长且雄心勃勃地指出了其著史之崇高鹄的——“如实直书”。正如李剑鸣评定兰克时说道：“他不仅发展了尼布尔考订史料的方法，而且构筑了一套史学的研究范式：强调事实的确定性、细节的精确性和当时人记述的权威性，反对将个人情感和偏见掺杂在历史解释之中。这样就使史学同传说、文学及哲学彻底分家。” [4] 兰克一生都以培养学生为己任，并不断扩大了兰克史学的影响，形成了19世纪雄踞西方史坛的兰克学派。他的治史原则几乎成为西方学人所信奉的至高圭臬，并影响至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由于兰克学派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西方，作为一门合法的独立学科——历史学——应运而生。
2.2. 兰克史学的不足与衰落
兰克史学从西方近代理性精神及自然科学中汲取养分，胸有成竹地认为只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批判史料，如实地秉笔直书便能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历史的真实图景。兰克及其拥趸显然对于“如实”做出了过于自信且乐观的估量，这就涉及历史学家是否能够彻底消弭自己的主体意识？答案应是否定的。一方面，人类无法完全抹杀自身的自由意志，从而达到只对特定客体产生特定反应的效果；另一方面，人类必然会受到身处时代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制约，所以历史学家不可能超脱时代去解读史料并建构文本。恰如柯林伍德所说的：“历史学家的作品与小说家的作品都是想象的产物，不同在于历史学家的画面要力求真实。” [5] 毋说对史料进行“科学性”批判，哪怕仅是对原始事物的纯粹客观记录从而演变为后世的史料，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携藏记录者的主观意志。据此，兰克史学显然带有些许先天性的弊病。
1914年一战的爆发，动摇并打破了西方人对兰克沿着理性精神的轨道通向历史真实彼岸的信念，兰克史学面临危机。稍后，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大张旗鼓，似有取而代之的意图。年鉴学派的正式成立，滥觞于1929年马可·布洛赫及吕西安·费弗尔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张作成针对年鉴学派的兴起原因，分析道：“兰克学派‘上层’的历史不能满足人们了解社会底层和经济变动的需求，这促使历史学家们寻求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联合，试图对历史做出更加科学的解释。” [6] 概言之，由于兰克史学理论的先天不足与严重丧失史学社会功能双重因素的交汇、激荡，促使了19世纪30年代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的勃兴。
3. 新史学的迷惘与危机
3.1. 新史学的概况
倒卷而上，新史学运动在西方史坛掀起一股强有力的潮流实则肇始于1929年法国年鉴学派的创立。大体上，新史学运动主要有三股中坚力量：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和美国计量历史学派。年鉴学派作为中坚之中的典型，其影响之深远广大，堪比兰克学派，而西方史坛毋能无出其右者。新史学运动初露头角之际，便使西方史学偏离之前的治学门径与取法，这种新潮流最主要的变化表现在与社会科学的合流。而致使新史学史家们积极向新型社会科学靠拢的重要缘由，莫过于此前西方历史学与社会学科的背道而驰、愈隔愈远。在兰克的时代，各种学科迅速分化并各守阵地，不同学科之间界限森严。布洛赫与费弗尔针对这种现象感叹道：“墙是如此之高，以至常常挡住了视线。” [7]
一般认为，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坛上处于兰克学派的对立面。但实则二者相互区隔又紧密联系，年鉴学派汲纳了兰克史学对史料的考订及“科学性”批判的态度与方法，同时剔除了“只要把大脑洗清，排除一切主观偏见就能达到历史真实的彼岸” [8] 的天真思维。新史学史家们积极融合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在内的各种社会科学，兼容百家、博采众长，实行跨学科性质的科学研究，并且在史学认识论上将西方传统史学和兰克学派所青睐的政治史、军事史等扩展到人类总体的方方面面。而他们对此的种种努力，归纳起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致力于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迅速席卷全球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正当新史学史家们踌躇满志时，危机已悄然来临，并使新史学急遽陷入迷惘之境。
3.2. 新史学的不足与衰落
历史学“社会科学化”过程中暴露出来一系列问题，使西方史家对新史学进行质疑与反思。孙琇在论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时，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梳理与剖析，将西方史家对新史学弊端的抨击点归纳为三个方面：应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模式研究历史；过分盲目运用计量史学；总体史概念 [9] 。
首先，将历史学与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与模式广泛且紧密结合是西方近代新型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这种不假思索的结合却又导致新史学往往为了生搬硬套社会科学理论模式，经常弃历史背景而不顾，使得历史学失去了历史性。伊格尔斯更是在《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中，直接指斥新史学史家们深陷教条主义的圈套，过于迷恋新工具与新技术，从而有可能致使历史学在社会科学所谓实证主义的幌子下，失去了人性的神圣光辉。
其次，年鉴学派史家勒胡瓦拉杜里即使骄傲地宣布不能量化的历史非科学史学，但计量史学的盲目运用，对历史学反而造成了巨大伤害。又如孙琇所指出：“迷恋量化的历史学家们具有一种否认非数量形式的一切证据的倾向。一味追求数字和量化，也会使历史学变得冷冰冰，毫无人性的关怀。尤其是那些充斥着图标和数据的历史著作失去了广大读者，成为孤芳自赏的作品，其社会公用也大大削弱。此外量化只能告诉我们有关‘是什么’的问题，却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的问题” [9] 。
最后，年鉴学派的总体史研究体系也多受时人指摘：年鉴学派的学者们虽试图与各种社会科学一争高下，声称要寻求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以期冀改造社会与自然。但其却以过于宏观的“结构”书写历史，使得人类在历史的研究中减退甚至丧失了主要位置，历史变成了没有人民的历史。
新史学运动是近代西方历史学发展内在理路不断演进的结果，同时也受到各种新型学科外部的浸染与冲击。但由于历史学“社会科学化”过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弊端，使得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步入四面楚歌的尴尬境地，日渐式微。正当新史学史家深陷迷惘，仍在为历史学的未来与出路苦思冥想，此时的人类学取代经济学、社会学，成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而致力于以人为中心的西方史家与此一拍即合，这种颇有默契的遥相呼应，加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泰西广泛出现的后现代思潮影响下，令叙事主义史学登上西方史坛舞台的中心。
4. 叙事主义史学的复兴
4.1. 叙事主义史学的概况
1979年，史学名家劳伦斯·斯通在英国杂志《过去与现在》发表了《历史叙述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一文，即刻轰动世界。斯通在此文中颇有意味地说：“目前我却察觉出有一股暗潮，正将许多‘新史家’拉回历史叙述的形式。” [10] 他并同时指出了此时史家治学呈现以“叙述”代替“分析”与注重“人物”而非“环境”两大特征。换言之，泰西古人的治学传统与书写风格被重新拾起，历史重新回归到了以人为中心的态势。叙事史不论在禹内抑或域外皆由来已久、源远流长。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希罗多德的《历史》，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至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都属于传统叙事史的范畴。但需指出的是，此传统叙事史与20世纪70年代复兴的“叙事主义史学”南辕北辙、大异其趣。
孙竞昊在探讨史学“科学化”与传统叙事史的问题时，饶有趣味地采用金刚怒目式的“霸权”一词来分析。他认为由于近代以来历史学的“科学化”霸权，在不断演进的全球化语境中已波及到世界各地，从而直接导致了叙事传统的枯萎与衰微 [11] 。陈启能又指出：“‘叙事史的复兴’是西方史学对其理论，方法论基础现代化中出现的‘歪斜’的一种反动，或者说，是对西方史学科化走向极端的一种反动。” [12] 的确，叙事史的复兴是站立在对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挑战与批判基础上所建构的，但同时与新史学汲取了兰克史学的特长与优势一样，它同样兼容并蓄地吸收了传统史学与新史学不同的书写体系及叙事模式，取珠还椟从而延伸为更高层次的一种反思，而非绝对的极其简单化的传统复归。
不论兰克史学抑或新史学，都主张把史学与文学严格区分开，但到了1970年代初，即有大批历史学者偏离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模式。有两本书反映这种新倾向并值得一提：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子：一位16世纪磨坊主的世界观》与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像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一样，这两本书也避免重视宏大规模的非人格的历史进程，相反，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出身低微的个人在他们无法选择的社会背景下的生活经历，在主动反抗这些背景的过程中对自我的发现 [13] 。同时，金兹堡与戴维斯充分运用了自身浪漫的想象力及文学叙事手法，使得原本艰深晦涩的学术著作变为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广受欢迎且风靡一时。但若要论及最会“讲故事”的叙事史家，非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中国学研究巨擘史景迁莫属。史氏之书一经出版，便风行海内外，呈洛阳纸贵之势。李琛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这位“另类”的史家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史景迁在史学本体论方面具有人本主义倾向；在史学方法论方面则呈现以史为文的写实风格，即史氏在史学属性这一问题上的主张是既注重史学的真实性、科学性，又重视史学的文学性、艺术性，但却较偏重后者，并主张史学结盟文学，侧重历史书写时的叙事性、故事性、可读性；在史学认识论方面，史氏表现出注重史学社会功能的特点，并具体表现为主张治史应服务大众，史家应具有现实关怀之情感 [14] 。诚然，史景迁不仅在传统史学叙事方面是上乘的继承者，而且又融入了西方史学科学化进程以来各种科学元素和社科理念，把叙事主义史学引入了一个更高更新的境界。
4.2. 叙事主义史学的不足与现状
美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思想史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使命是勾勒出与暗喻、转喻、提喻、反喻的根本文体修辞类型相符合的史学研究结构，而叙事的故事结构只是历史学家的基础工作 [15] 。怀特甚至绝对化地疾呼道：“赋予历史事件意义的主要方法是叙述。” [16] 他一向认定即使是虚构的故事类型，同样可以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因此，以怀特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更加青睐于叙事主义史学，便不足为奇。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样，是用写诗的方式和态度对待历史材料，从而推绎出历史学等同于文学甚至是依附于文学而存在的论断，这是不基于事实出发的荒谬结论。怀特的主张是有失偏颇的极端例证，但大多叙事史家却多少浸染了一丝怀特的气息，这就致使叙事史家在宏观浮夸的历史书写方式下，埋下了令历史客观性真实消解的巨大隐患。“叙事史的复兴”借助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泛滥趁势崛起，形成1970年代以降西方史学的新走向，呈方兴未艾之势。如以1973年海登·怀特《元史学》为参照坐标，叙事史学已拥有50年的发展史。若说叙事主义史学已油尽灯枯，未免是自欺欺人的为时尚早之语，但说叙事史学在学界已过“复兴”时的巅峰状态，却是有目共睹。
5. 余论
由于兰克学派在西方乃至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在西方学界。兰克认为的只要彻底清除史家的主体意识，接着对史料进行“科学性”的考订与批判就能够达到历史真实的彼岸之观点犹如海中捞月。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史家对兰克史学进行了一番批判继承，将历史学广泛套用于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模式，但却深陷教条主义的圈套，历史学失去了历史性，历史变成了没有人民的历史，致使整个西方历史学危机四伏，这种危机表现为历史学是否有存在必要性。而此时叙事主义史学在后现代思潮的笼罩与裹挟下开始对新史学挑战与纠偏，新史学史家遭受讦驳，新史学运动日渐式微，形成20世纪70年代以降西方史学的新走向。这期间史学极其复杂的摇摆动荡的发展，其实是一种新陈代谢式的反思、批判、继承与创新。但又如前文所述，叙事主义史学埋下了宏观浮夸叙述与历史真相客观性消解的巨大隐患，而这种隐患的问题根源是如何把握并处理好与科学、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和界限。
其实长期以来，史学与文学、科学等学科的联系和区别一直深受西方史家的重视并争论不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围绕史学是否应为科学主义，更将辩论推至极点。历史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它因其包含史家对史料的解读与诠释而具有艺术性或人文性的一面，但同时又因其对史料进行“批判性”的实证分析方法而含带科学性的另一面。台湾学者杜维运宣称：史学“不是科学，不是艺术，也不是任何其他学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女神克丽欧永远凛凛不可侵犯” [17] 。的确，这蕴含了史家对历史学既有独特性又须保持独立性的深刻洞察与强烈愿景，又体现出了史家对于史学的骄傲与呵护。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史学与社会科学及文学的未来前景呢？从史学与社会科学二者来看，如查尔斯·蒂利所说：“社会科学方法把普通人带回历史的记录中去，而让历史学者把他们从抽象主义中拯救出来，重新获得对日常生活的感觉。” [18] 即二者应相辅相成、互相借鉴，但非一方完全绝对化融入另一方。至于针对文学，叙事主义史家有时更偏重文学的缘由之一即是他们认为历史真实客观性无法复原。诚然，历史无法复原，但恰如茅海建针对史家职责所阐述的：“尽管现代史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但求真毕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 [19] 同时，史家运用文学笔法实在是家常便饭，但在史学界，“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观点应是无人能否认的。总之，历史的书写在过去是不完美的，那么在未来，这种完美能否实现？现在不得而知，但这种历史完美书写的胜利显然至少在当下暂未取得。通过对1970年代西方史学的迷惘与走向来龙去脉的梳理，希冀在厘清叙事主义史学基础上博取史学进一步的突破有所启迪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