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结婚并组建家庭是个人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 [1] 。但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个体间亲近状态逐渐疏远，人际关系呈现出冷漠状态，为自己而活、关注个人生活质量的观念逐渐为青年人所接受，加之网络媒体所渲染的“渣男”、“绿茶”等负面形象，使得众多青年对自身婚姻爱情产生了严重担忧和恐慌，“恐婚青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2. 以“消费伦理”为准则的消费者社会
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于1970年在《消费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消费社会”概念，即“以消费取代生产、一切物品皆符号”的社会，在其中的人们沉迷于外在物质消费，逐渐沉沦迷失自我，同时主体间关系变得逐渐空虚和冷漠，社会逐渐被物化、异化。“今天把个体当作不可替代的需要的领域，就是个体作为消费者的领域。” [2] 此后，许多社会学家丰富并发展了“消费社会”这一概念的内涵。
与“消费者社会”一词相对应的是“生产者社会”，指的是在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阶段，社会按照劳动分工的需要塑造个体角色，要求个体以生产者身份参与其中，并使之遵循“工作伦理”——“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3] ——的束缚。在以“工作伦理”为行动准则的生产者社会当中，人类行动者的道德情感逐渐与其行为相分离，继而使得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规律性和可预测性，这让个体在其中获得了短暂的安全感，但随之而来的是“用他治的、外部强制的伦理规则取代道德自我的自制责任” [4] ，造成个体对确定性权威的依赖。“消费者社会”指的是近现代(late-modern)、次现代(second-modern)或后现代(post-modern)阶段，社会按照消费者角色塑造社会成员，并要求个体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中。“消费者时代的来临，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消费者冲动和使行为服从于快乐的倾向都不必受到压抑，他们不必被严加看管” [5] 。消费者社会要求个体遵循“消费伦理”即社会个体应具备永远求新、求变以及永不止息的欲望，并在纷繁复杂的选择面前依据自己的理性做出判断，并为之负责。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以持续稳定性、逻辑一致性为主要特征的工作伦理消失了，指向快速更易的消费美学支配着当代人的认同模式，社会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快速的进入到公众视野当中，同时也以更快的速度沦为过时。因此，每个当下的认同都是暂时性的，“人们只需轻轻地拥抱它们，确保一旦放手它们就消失不见，以拥抱下一个更新、更鲜艳或未曾尝试的新身份。” [3] 在此种社会之中，消费并不仅仅指一种个体外在行为，一方面，消费是个体确立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消费又是组织起社会规范的核心概念。故而，以“消费伦理”为价值指引的个体需要直面现代生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并在转瞬即逝的选择中做出自己的判断并对其负责，而这势必会对青年人的婚姻爱情观念造成巨大冲击。
3. 消费者社会中青年恐婚的原因
以“工作伦理”为行为准则的消费社会带来了世界的“去幻(disenchantment)”，将个体从“正好属于他们的、几乎无法想象可以偏离的角色和处所” [6] 当中解放出来，使得人们能够具有更多的选择权，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个人崇高目标的丧失使得其只顾眼前生活而失去了更为宽阔的视野。这反应到当代青年身上就表现为他们必须面临脱嵌、角色分化以及信任的缺失等社会问题，而这些因素势必会导致青年群体对自身未来婚姻产生严重恐惧心理。
3.1. “脱嵌”：青年恐婚的社会根源
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我国社会交通日益便利，人口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增强。人们可以利用便捷的交通去往各个地方，同时可以依靠自身劳动在自由市场获取大量财富，实现自由且富足的生活，但在个体不断“流动”的同时，其地方性特征也在不断弱化，个体逐渐从传统的家庭共同体中“脱嵌”出来，不得不面临消费者社会所带来的一些困扰，如无法预知的失业风险、激烈的市场竞争、迅速变化的环境等。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就很容易陷入焦虑和恐慌当中，而其原生家庭也无法为之提供恰当的安抚，甚至成为束缚个体的枷锁，久之，个体就会逐渐丧失对组建新家庭的向往。
一方面，不断流动的消费者社会带来了个体与原生家庭的脱离，导致个体安全感丧失。在传统社会当中，原生家庭往往充当着避风港和引路人的角色，当家庭成员遇到困难时，能够通过长者的指引或成员之间的交流协商获得解决方案；同时，家庭成员之间的学习、工作、生活往往相对较为接近，因此各个成员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这就有助于增进其亲密感。然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交通便捷度的提升，人群之间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增强，人们往往脱离原生家庭去往更具活力的大城市，这就造成家庭成员之间产生距离进而造成情感疏离。在大城市中，人际关系逐渐弱化，相对稳定、充满人情味的人际关系被以金钱或财富为评价个人能力的“法宝”所取代。这种评价标准既导致社会人群对财富的疯狂渴求，又导致传统社会充满温情的家庭共同体丧失，使得家庭对个体吸引力在逐步下降。另一方面，“脱嵌”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加重了个体对生活的焦虑，导致青年对未来稳定婚姻生活担忧。在消费者社会中，由于“脱嵌”导致人类行为的后果变得不可预测，“在行为和行为的后果之间有一个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巨大鸿沟，我们不能用我们固有的、普遍的知觉能力对此进行测量——因此，几乎不能通过完全列出行为结果的清单去衡量我们行为的性质” [4] 。这也就造成了个体需要直面生活中的不确定性风险，恰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风险具有预期现实性，它的位置被未来取代了，不存在的、想象的和虚拟的东西成为现在的经验和行动的‘原因’” [7] 。这就导致个体需要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应对未知风险上，当自身稳定、完满生活都变得困难的时候，更遑论爱情婚姻了。
3.2. “工具理性”造成青年个体情感空置
现代社会由于理性力量的推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作为一种“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 [8] 的工具理性的片面膨胀造成了社会以追求高效率、高收益为主要目标，不断压榨个体自由时间，忽视个体的情感和精神价值。爱情作为一种需要男女双方进行长久、持续且无私付出的情感力量变得与以效率和利益为目标的市场逻辑格格不入，爱情在现代社会变为一种“消费品”——“意味着消耗殆尽，时间性和短暂性是其内在特征” [3] 。在以高效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裹挟之下，伴侣关系被严重侵蚀，人们更加看重即时性回报。青年人在极具梦幻般的感觉中体验着爱情的猛然降临，同时也经历着爱情的迅速消退，这就导致青年对爱情产生麻木感，丧失对未来婚姻的期待。
工具理性支配的市场经济除了压榨个体自由时间之外，还进一步导致个体不再担任一种稳定、持久、连续的职业，而是承担着多重身份角色，如：一个人可能兼具司机、快递员、教师、售货员等多种身份，“在工作基础上构建终生身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至少在目前，除了少数高技能、高特许职业的从业者外)是死路一条” [3] 。个体被随意地贴上不太持久、容易剥离、可随意更替的标签，在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身份角色或集合身份(Aggregate identities)。个体的多重身份角色带来了道德责任的分化，一个人在工作和家庭中的道德表现愈发难以整合，人们只能看到其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并对他人品德做出部分评价，如：一个工作上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的人可能在生活中充满暴力与冷漠，或者与之相反。因此，作为以部分品德示人的青年在爱情初期可能不会察觉到对方身上的缺点，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身上的缺点会逐步暴露，进而导致青年对爱情的失落，造成个体情感空置。
3.3. “信任缺失”造成青年爱情悲观主义
在消费者社会中，伴随着社会流动性和碎片化的加剧，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逐步由自我无条件的为他者负责的“为之存在(being for)”状态转变为自我对他者保持冷漠或视而不见的“与之共存(being with)”状态。由这种“与之共存”状态所产生的他者就是“陌生人(strangers)”——既不是邻居也不是异类或者更准确地说既是邻居又是异类。这些陌生人与个体之间“在社会(空间)上很远，然而在物理(空间)上很近” [4] ，也就导致青年异性之间虽然可能在同一公司或学校当中，但却将彼此之间交流较少甚至将对方视为一种危险的存在而相互戒备，因此，“交流的代理人和对象注定要保持令人惊慌的飘忽不定和危险，注定没有成功的保证” [4]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之下，从前那种车马慢、一生只爱一人的细水长流式爱情已经变得可望而不可即，年轻人在一次次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是没有将来的事情” [9] 。造成青年人对于“陌生人”持一种怀疑、戒备、不感兴趣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其情感态度价值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大多数青年对爱情持一种悲观主义态度，认为与其将金钱、时间和情感浪费在逐步了解一个多半没有将来的陌生人身上不如直接结婚，然后逐步培养感情，确立信任感，更有甚者开始有一些怀念过去包办婚姻，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以恋爱为主题的电视剧开始朝向“先结婚后恋爱”方向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青年真实存在的爱情悲观主义。
4. 现代婚姻困境的应对策略
“消费者社会”遵循的是以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消费伦理”，人与人之间是互为对象的关系，他人对自我来讲是没有过去和未来的陌生人，同时消费者社会中充满了无限选择性和刺激感。在这种社会境况之下，青年很容易陷入自我认同的缺失以及无节制追求新鲜感的漩涡，自由却孤独。若想舒缓当代青年对婚姻的恐惧，助力其步入婚姻殿堂组建幸福家庭，就必须寻求能够弥合个体与消费者社会间张力的有效策略。
4.1. 加强良好家庭引导，确立正确婚恋观
在当代社会，消费主义盛行，人们逃离了伦理法典的权威性和确定性牢笼束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元化道德抉择，但与此同时也将个体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当中。这就导致青年人在生活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他们逐步与原生家庭脱离，受到以追求效率和利益为目的的工具理性的潜移默化影响，导致青年在人生当中考虑更多的是自身利益，体现在婚姻爱情当中就表现为一味索取，一旦遇到困难便转身逃离。爱情婚姻领域中的不良现象就极易在现代社会当中不断蔓延、发酵并由此引发巨大恐慌，使得青年人不再相信爱情的纯洁与美好。当代青年人逐步意识到“纯情”之不可能，继而由在婚姻中对情感追求转变为对物质利益的强烈渴求，同时片面夸大了家庭对于个人的束缚作用，弱化了家庭给予其成员的温暖。因此，这就需要发挥良好家庭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帮助青年看到婚姻家庭中美好生活的一面，加强对青年婚恋观的正确教育，逐步克服利己主义思想。个体在追求婚姻爱情的过程中需要兼顾物质利益与精神需求的统一，物质方面的考量固然重要，但若仅仅以此为目的结婚只会导致“大难临头各自飞”。
因此，青年人应当综合运用自身的理性与情感能力，运用理性思维去正确评估婚姻中的风险问题，同时也要顾及自身情感，意识到在消费者社会“我们必须作为我们自己的道德代理人去行动”，在爱情当中主动承担对他者的责任。除此之外，媒体不应当过分夸大家庭内部矛盾，给青年人贩卖过多焦虑，应当为青年人注入健康、良好的婚姻关系以便促进个体积极健康发展的意识，缓解青年恐婚状况。
4.2. 拓展第三空间，缓解工作与生活矛盾
第三空间理论(Third Space Theory)最初是由后殖民主义学者霍米·巴巴(Homi Bhabha)通过分析后殖民理论的文化身份概念时提出的。在他看来，第一空间是指本土文化，第二空间指殖民者所带来的文化，第三空间指在两者交汇融合地带所形成的一种“间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霍米·巴巴指出第三空间“既非内在也非外在，既非单一权威也非多元权力，既非殖民世界也非被殖民世界(我者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 [10] 。之后，爱德华·W.索亚(Edward W. Soja)进一步发展了第三空间理论，他指出第一空间以关注具体的形象为主，第二空间则主要指人的精神想象空间，在此基础上他引入了“第三化”和“他者化”的视角来构建第三空间，构建了一个超越了“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融构了物质生活和精神想象的“差异空间”，并且具有开放性和共时性的特点 [11] 。由此观之，在现代消费者社会很有必要构建第三空间，通过第三空间的构建来缓解工作(物质)与生活(精神)之间的矛盾，为社会青年团体提供一个可以供其休闲、娱乐甚至满足其精神需求的公共空间。只有通过构建“第三空间”才能够既保留青年人的个性，同时又为激发个体的公共性提供平台，帮助青年从繁重的、复杂的、多重身份中解脱，使其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与他人进行交往，帮助青年尽早获得自身情感的归宿。总之，一方面，第三空间可以缓解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矛盾，让个体回归完整自我；另一方面，第三空间能够扩展青年交际圈，为消费者社会中的青年提供暂时性依赖，缓解其精神焦虑，又可以帮助青年认识新异性。
4.3. 发挥儒家伦理，重塑个体间信任
在以“与之共存”为个体间交往关系的消费者社会当中，个体往往将他者视为一种危险的“陌生人”，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深深的戒备和不信任，这就导致青年对婚姻爱情充满了悲观主义色彩，因此，有必要重塑个体间的信任，帮助青年树立爱情乐观主义精神。而在儒家传统文化当中则强调了个体要以“‘人同此心’的方式用共在经验的机制想象陌生人作为他者的存在，并且以晕轮模式制造一种同理和同情的共在感” [12] ，因此，有必要在现代社会当中重新唤醒儒家文化中“亲亲为仁、以孝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要义，发展一套基于亲情的跨世代平衡的道德权利与义务 [13] ，将人际交往的实践作为个体自身修养的一部分，使个体以“投身和切近”的方式去理解“对面的陌生人”，逐步在这个充满了碎片化和流动性的社会当中树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进而将陌生人消融于日常生活当中。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年轻人恢复信任，并树立起为他者负责的个体道德意识，在爱情婚姻过程当中主动承担责任。
总之，家庭是社会的起点和基础，只有家庭幸福社会才能安定。作为一名社会公民，我们应当充分重视消费者社会中的流动性、不确定性以及个体间信任的缺失等问题的深刻影响，深入探究当代青年恐婚现象的背后根源，并针对此种问题提出应当在加强良好家庭引导，帮助青年确立正确婚恋观的同时，充分发挥第三空间和儒家伦理的作用，缓解角色分化所带来的矛盾，重塑个体间信任。
基金项目
河北师范大学2023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校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