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经济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命脉，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以令世界瞠目结舌的速度飞速发展了数十年，期间创造了许多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时至2022年，我国已经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经济增长的背后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担忧，引发了各界的广泛讨论。其中备受热议的一点就是我国逐年放缓的GDP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分析，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GDP以一个基本高于8%的速率在增长，2003年至2011年中国GDP年均增速达到了10.7%，但从2010年开始GDP增速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中国不再“保8”，设定了年均GDP增长7%的新目标，事与愿违，GDP增速仍在持续下降。这一现象引起很多人的担忧，有很多人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人口红利”已经逐渐褪去导致的，那么事实上真的是这样的吗？
1.1. 中国的“人口红利”
蔡昉(2009)区分了“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 [1] 。“第一次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从而储蓄率高，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时期。而“第二次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产生新的储蓄动机，形成新的储蓄来源，健康老年人口的经验、技能等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来延长人口红利的时期。“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并没从被抚养人口的角度把老年人口仅作为消费者来看待，而是视其实际生产的效益为二次人口红利的源泉，这无疑在理论上丰富了人口红利说。穆光宗(2008)在反思“人口红利”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他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源积累及开发 [2] 。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拥有怎样的人力资本，以及怎样开发和利用它。他从理论上对“人口红利说”进行拓展，细化了人口红利的研究，从投资、人口迁移、人口结构转型、老年人再社会化四个角度提出了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人口转变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朱晓(2010)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通过劳动力成本低廉而获得，是以牺牲工人，特别是农民工为代价 [3] 。这种以“剪刀差”方式而获得的“人口红利”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弱势群体经济上的剥夺。因此，对于人口转型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盲目相信和夸大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国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且影响深远，通过劳动力数量的增长来获取“人口红利”并不是长久之计，而依托人的全面发展来获取“人口红利”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蔡昉(2011)通过把增长理论与二元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对中国人口转变和资本积累进行了分析，预测到中国的人口红利根本就不会延续到2030年以后 [4] 。随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消退，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既不会再是就业规模的扩大，也不会是资本劳动比的提高，经济增长会越来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的提高，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诸多途径包括加快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水平改善生产率。所以说，用劳动人口数量，劳动就业规模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无疑是片面的、狭隘的，保证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其实是这个国家的人力资本，通过王增武，张晓东(2022)的研究可以了解到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在物质资本成本和回报率不断降低的背景下尤其明显。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者质量，使其与经济发展相匹配，以推动经济发展，已成为社会共识 [5] 。
1.2. 释放“高质量人才红利”才是发展的源泉
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各国日益重视通过教育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教育投资等。胡鞍钢，才利民(2011)表示基于人力资源红利的分析框架，要比简单地基于人口红利的框架要综合得多、全面得多，得到的分析结果也不会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会随着人口红利的下降而下降 [6] 。由于教育具有明显的多重的外溢性和正外部性，会推动我国人力资本、就业总量、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中国会从人口大国迅速走向人力资源强国，会大大抵消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我国高等教育正式从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高文兵(2013)表示“90后”已经成为高校大学生的主体，他分析了“90后”群体的特点，提出高校应该明确教育群体的特点因材施教，通过高校创新创业助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7] 。原文娟(2017)也在研究中就表明，教育可以将中国的“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力资源红利，抵消“人口红利”消失的副作用 [8] 。这都表明高等教育是当前助推国家释放“人才红利”的重点，进入普及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还未被充分开发的人力资源红利。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职能，这对经济发展而言具有极为特殊的战略价值，并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目光局限在如何延缓人口老龄化、如何尽可能延长“人口红利”上，而是要打开眼界，去研究如何去挖掘现存的劳动力的潜力、如何去充分运用这么大体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上，最大限度地释放“人才红利”，将我国变成一个人力资源强国，才是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泉。
2. 高等教育助推“人才红利”的可能性
张立群(2022)表示要正确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他特别指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劳动年龄(16~59周岁)人口还有8.94亿人。除去目前城镇的4.6亿就业人口，8000万左右的农业劳动人口外，还有7000万左右的高中、中专、大专及大学的在校生，2.9亿左右的农民工。目前每年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就有1400万人左右 [9] 。这表明我国现在仍然有丰富的人力和人才资源。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专家蔡昉(2006)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需要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 [10] 。而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和加大人力资本积累的最有效和最直接的途径，也是我国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必经之路。
2.1.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
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程度和发达国家相比差别在哪里呢？通过胡建华(2021)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据2016年的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平均为66%，高于60%的有12个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最高的5个国家依次为新西兰(91%)、丹麦(86%)、瑞士(82%)、日本(80%)和波兰(76%) [11]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19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88所，各类高等教育在校学生4002万人，普通本专科招生914.90万人，在校生3031.53万人，毕业生758.53万人，研究生招生91.65万人，在学研究生286.37万人，毕业研究生63.97万人，普通高校的校均学生数为11,260人。这样的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远远超出众多发达国家。例如，美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数为1984.7万(2016年)，日本为387.9万(2019年)，德国为284.5万(2017年)，法国为268万(2017年)，英国为251.1万(2017年)。超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为我国提供了大量可供挖掘的潜力，而且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单一的入学标准导致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对象大部分都是适龄青年(18~22岁)，这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规模还有增长的空间，也意味着我国人口的劳动力素质仍存在着巨大的提升空间。
2.2. 我国“人口红利”释放的优势与挑战
根据袁越(2021)的研究来看，虽然我国的老龄化程度还将不断加深，但是还有很多劳动力潜力可以深挖 [12] ，其中有一点是我国国民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仍然明显落后于其他国家：中国25~64岁的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包括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13.4%，而OECD国家平均为34.5%。在日本和韩国等发达东亚国家，劳动年龄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甚至远超过40%。与此同时，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8年，远低于日本的12.8年和韩国的12.1年，而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德国达到了14.1年。这为我国“人才红利”的释放和发展也提供了巨大的潜力与可能性。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由于中国国情特殊，社会对于职业教育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导致现在职业教育发展缓慢，并不能很好的为社会提供较为优质的劳动力，并且在短时间内职业教育的现状也并不会出现质的改变，所以释放“人才红利”、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任便落在了普通高等教育的肩上，这对现在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很重的压力、很大的挑战。
3. 高等教育助推“人才红利”面临的困境
3.1. 我国高等教育待翻越的“高山”
我国高等教育刚进入普及化阶段，但也仅仅只是在净入学率上到达了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中普及化阶段的数量标准，实际上我国普及化的高等教育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着一定的差距，为了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也需要进行很大程度上的革新与转变。陈武元，王怡倩(2021)指出了我国高校培养人才的痛点是缺乏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短板是对多学科知识的传授还不充足，软肋是不重视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这些都制约了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13] 。高文兵(2013)表示高校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不仅可以缓解我国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还可以提高我国人力资源的质量，对我国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14] 。赵兰香，王芳，姚萌(2019)也表明，随着社会科技信息化的发展，许多专业化的工作越来越多地被机器取代，而社会对人的能力需求则突出表现为合作能力、网络能力、相互关联及歧义辨别的思维能力，因而创新能力的培养日益成为人才培养的核心 [15] 。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表明，当前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由于我国一贯的特殊的“应试教育”模式，导致我国学生、乃至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在创新能力上的缺失十分突出，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继续发展急需、也是必需翻越的一座“高山”。
3.2. 高等教育视角下“人才红利”释放面临的问题
许青云(2010)认为，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不足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二是教学模式和方法不适应创新性、实践性人才培养的要求；三是专业人才的专业特色不明显，毕业生缺乏差异化竞争力；四是培养模式思路比较狭窄，缺乏系统性和有机性；五是教学安排不合理 [16] 。马德秀(2006)认为，我国在创新人才培养上最大的不足在于长久以来创新理念意识的匮乏，而最重要的改革则在于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改革。而高校的创业教育，因为尚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更是处于大学教育与课程体系的边缘 [17] 。而除了创新能力培养的短板，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还面临着一大问题，那就是要避免陷入“教育先行”的困境。我国高等教育扩张的速度是世界是其他国家都前所未有的，所以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空前扩大，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国民素质，也推动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高等教育的规模效应和狭义的“人口红利”一样，仅仅只凭借数量的积累是不可能持续引导经济发展的，当教育规模的发展达到甚至超过当前社会资源能承受的极限，必然会引起一系列新的问题。马浚锋，胡阳光(2022)指出当高等教育赶超策略和后发优势带来的规模效应逐渐丧失、趋近拐点时，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内生增长动力的严重不足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制约，此时，通过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转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释放的高等教育质量红利将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18] 。
按照西方正统经济理论的说法，当每个人在他的收入和劳动生产率达到最大的地方工作时，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最大值；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高学历毕业生增长速度要远远超过当前经济发展所能创造的与其学历相匹配的职位，供大于求造成了毕业生在对应层次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劣势，加剧了教育过度现象，其范围逐步延伸至研究生群体，使人力资本并未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被充分利用。只有当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匹配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存量才能得到充分利用、有效转化为高等教育规模效应，拉动社会经济增长，否则就会引起过度教育现象，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将陷入高投入、高成本、低效益的“高等教育规模陷阱”。
综上，高等教育助推“人才红利”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就是教育规模有量无质的扩张，释放“人才红利”的必经之路就是总体提高劳动要素中的创新创业能力。
4. 地方高校释放“人才红利”的策略
游旭群(2020)指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落脚点在高校 [19] 。高校一方面要找准自身定位，另一方面要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特征是地方特色越来越明显，在这一趋势下的高等教育发展，既要有统筹普遍的发展方案，又要兼顾灵活性，发挥地方高校所在地的资源优势。因此对于地方高校促进释放“人才红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应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考虑：
4.1. 依托地放优势资源，聚焦社会需求
学校应该做创新的领头羊，挖掘所在地的优势资源，开设与之相应的专业培养方案。地方高校应该认真调研所在地人才需求，广泛吸收行业企业、毕业生、在校学生参与课程设置研讨，大力整合课程内容，不仅要强化核心课程设置，还要根据产业进行细分，使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结合得更加密切，充分体现出不同专业的特色。
与此同时，还要改革教学模式与方法手段，突出实践教学环节，构建五大实践创新平台，不断完善模块化、层次化、系统化的实践教学体系，积极拓展学生选择空间，整体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根据不同专业的不同需要，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应用知识能力、转化知识能力。学校定期进行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使人才培养方案更加符合社会需求、符合教育规律、符合学校办学定位。
此外还需要加强校企合作，江云，何运峰(2015)通过对现代学徒制的实践探索发现，企业通过现代学徒制深层次把学生培养成用得上、干得好、留得住的实用性人才，既节约了培养成本，又提高了经济效益，学生获得了更稳定的就业，企业获得了职业素质更高的人才 [20] 。可见由学校精心选择合作企业，实现定向培养，既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又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适应性人才。
4.2. 借助现代发达的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多元化的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不应该仅仅是对适龄青年(18~22岁)的普及化，而是对社会上所有想要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好的大学应该是没有门槛的，但是提出这一口号的MOOC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落实这一点，真正有用的、系统的、具有实际效用的高等教育课程的获取途径还十分狭窄。地方高校应该与地方政府通力合作，为想要接受高等教育提升自身的社会群体搭建一个适应地方人群需要的寻找知识接受教育的平台，并提供相应的学习证明。让真正优秀的课程、知识走出校园，让更多的人看到。
通过这一举措，不仅能够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程度，还能让想要继续提升的社会群体提供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这对提高全国人口素质，提升国家人力资源质量，释放地方“人才红利”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4.3.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晏月平，张晓倩(2018)指出当前中国第一产业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非常低，使得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程度不高，第二、三产业尽管比第一产业相比较高，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行业从业者较低的人口素质不利于产业转型和优化升级 [21] 。孙明英，冯增俊(2014)也表示知识经济的到来，使知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知识具有明显的外溢效果。从全球观点来看，知识创新步伐越来越快 [22] 。大学知识生产解决的问题不仅是科技问题，社会文化问题也是大学知识生产的范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大科研成果和技术的转让，把科研成果运用到实际当中，是现代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模式。
首先高校应该加强理论教育，多开设“双创”类专门课程，带学生深入了解社会行业，引导学生进行“双创”思考，保证学生具备足够的理论知识支持创业。其次，高校应该加强与政府的合作，为大学生搭建一个可以抵御风险、有保障、有容错的创新创业平台，通力合作构建大学生创业激励机制，加大对“双创”的政策支持和投资力度，通过政策扶持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最后，要打破地方高校之间的壁垒，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联合培养的高校合作机制。充分整合一市、一省乃至全国的高校教育资源，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在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方面的先天性优势。探索建立校内、校际之间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团体合作机制，鼓励大学生勇于创新、强于创新、敢于创业。
4.4. 建设人才队伍，大力开发“教师人才红利”
刘延东(2012)指出教师队伍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是决定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必须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高校最重要的基础工程来抓，又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出优秀人才 [23] 。
首先要加大教师的培养力度，特别是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要重视教师教学基础能力的训练，不仅要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还需要重视对教师教育基础课程的培训，提高教师传授知识的能力，以适应知识发展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其次要加强高技能师资队伍建设，整合不同高校的顶尖教师，形成“智囊团”，为地方发展提出新的想法，同时开展教师教育，由这一批顶尖教师团队培养教育其他教师，整体提高教师的师资力量。
最后可以借鉴德国、日本、瑞士等制造业强国的职业教育经验，大力推行“双师制”，让企业工匠走进学校，为学生传授更实际、更现代的专业知识。由高校教师传授理论知识，由企业工匠传授实践知识，最大化利用不同教师的优势，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
4.5. 因材施教高校教育群体，释放“学生人才红利”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群体已经是“95后”甚至是“00后”，在信息技术时代下长大的学生肯定会有不同于过去的特征。
从小接受新事物长大的新一代，会比以往的群体对新事物具有更高的接受度，会对新事物拥有更大的好奇心以及探索欲。这对于发展“双创”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在生活条件较好长大的这一代缺少了一点吃苦的能力，他们有新颖的想法，却难以有落实的毅力。针对这一特点，地方高校应该坚持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强化课程体系建设，积极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深入推进各教学环节的综合改革，根据受教育的群体选择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法，对学生因材施教，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更好地把学生培养成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优质人才。
5. 结语
总的来说，中国的“人才红利”并没有消退，它只是从“人口红利”转换成为了质量更高的“人力资源红利”。中国既是人口大国，也是教育大国，拥有全世界最多大学生的中国同样也拥有巨大的、还未充分释放的“人才红利”。虽然释放这么大体量的“人才红利”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但也并非无计可施，只要地方高校发挥自身的优势、依托地方的优势资源，借助新兴的信息技术打造更有针对性、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就能有助于提高教师与学生的各方面素质，从而为地方的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以此为依托不断地释放潜在的“人才红利”，助推我国更高质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