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决定论这一概念的界定并没有达成一种普遍的认识，这种概念界定不清的现象一方面导致了人们对于决定论概念本身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人们对由其作为组成部分的历史决定论这一复合概念在认识上难以达成共识。
2. 决定论与历史决定论的概念界定
(一) 决定论的概念界定
第一，决定论就是因果决定论。《辞海》指出：“决定论是承认一切事物具有规律性、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的哲学学说” [1] (p. 73)。这种定义表示决定论这一概念的内涵包含有三个要素，即规律性、必然性和因果性(因果制约性)，也因此将这三个要素看作是同一层次的概念，这种定义方式不在少数。
第二，决定论是一种承认客观规律起决定作用的理论，既包括原因与结果规律，又辩证发展规律等 [2] (p. 90)。这种对于决定论的阐述并不像第一种界定一样将规律性、因果性和必然性置于同等地位，而是将规律性作为因果性和必然性的上位概念。
关于规律性与因果性的关系问题。在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概念的解释中有所提及：“‘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 [3] (p. 801)；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也提出了对规律的看法。他指出：“规律就是关系” [4] (p. 128)。根据这两种阐述，我们可以说规律性就是所有事物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内部本质之间的联系。而因果性，虽然是一个我们熟知的概念，但人们却时常忽视了因果性的应用前提，即因果性是孤立地研究两个事物或事件之间的关系，割裂了事物或事件之间普遍的联系。因此，我们觉得后者定义更有说服力。
(二) 历史决定论的概念界定
学界对于“历史”概念含义的理解几乎是具有共识性认识的，即认为“历史”包含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指人类过去的活动及其产物……二是指人们对这种活动及其产物的叙述和说明” [5] (p. 1)。历史决定论由此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承认历史过程本身存在着客观规律起决定作用的理论，一是指人类对历史过程本身存在的起决定作用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人们研究历史决定论的目的就是去认识历史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客观规律，即展示并分析前者的内涵。
3. 前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
(一) 古代哲学中的朴素决定论
希腊是哲学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决定论思想的发源地，但在这一时期，由于人们的思维并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人类对历史的理解还并不清晰，或者说在这一时期人们还不能将自然和人类社会完全区分开，也导致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也仅仅将其认为是自然的简单延伸。因此，这就导致了我们不能够将这一时期的决定论思想归结为历史决定论，只能将其看作历史决定论的前身，或者说是一种朴素的决定论思想。
将古希腊时期的某些思想看作是历史决定论前身的依据在于这一时期存在着对人性、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思考。在这一时期，人类并没有被作为一种区别于自然物的存在者被单独考察。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作为万事万物中的一份子，也属于哲学思考的对象。相对于对人类的思考，对因果、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讨论是十分丰富的。
一方面，对因果性的探讨是古希腊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自哲学产生以来，哲学家们首先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如何产生的？探索世界产生的“最终原因”是古希腊哲学家思考的核心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种种回答被称为“本原论”。米利都学派是西方哲学的开端，也是因果性问题甚至是决定论问题思考的开端。他们最早将宇宙的本原看作某种物质因素。例如，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本原决定了世间的生灭变化，一切由本原产生，毁灭之后又复归与本原。泰勒斯以后的哲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即认为世界的产生是源于某种物质性本原，例如火、土、气等物质元素，而万物是作为本原运动而产生的结果。但是这类观点有着明显的问题：第一，作为本原的物质性因素如何能够产生出与其对立的事物，例如水作为本原如何生成火，火又如何复归于水？第二，单一的物质性本原，或者说有限的物质性本原如何产生出无穷无尽的事物？对于这两个问题，在古希腊时期也有哲学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例如，阿那克西曼德就提出了世界的本原是“阿派朗”，也称为“无定”。意指缺乏界限、无穷无尽，在性质和数量上都是无限的。这看上去既解决了物质性本原与对立产物的逻辑矛盾，又解决了由于本原在性质和数量上的有限性与无限的生成物之间的矛盾。这确实是思维上的进步，但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也被表述成一种只具有否定意义的存在。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就是通过没有肯定意义的本原产生万物的逻辑如何能够自洽？
新的问题自然而然地产生新的解决方案，阿那克西美尼就提出“气”本原来力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总而言之，他们都是以物质性本原来回答世界从何而来的问题，而所有以物质元素作为最终原因的解释方案都将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它们如何能够产生非物质性的东西，例如理性、灵魂等等？这也预示了以毕达哥拉斯开始的通过抽象的非物质元素解释世界的新道路。
毕达哥拉斯认为，世间万物无论是有具体形态的物质还是不具有具体形态的存在物，它们都具有一种“数”的规定性，用“数”作为本原能够更好地解释万物的生灭变化，“数”是无限的、不变的和永恒的。但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不变不动的“数”何以能够成为决定变动不居的宇宙的根本力量？凡此种种，不管是唯物主义的解释方案，还是带有神秘性质的唯心主义的本原学说，都是人们对因果性探讨的各种尝试，即将某种本原作为原因，将世间万物作为结果的因果观。
另一方面，对于最终原因的探索也使得人们产生出对必然性和规律性思想的理解。阿那克西曼德作为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除了提出“无定”的思想之外，也提出了对于必然性的理解，只不过必然性是用“命运”一词来表述的。“命运”这一概念最初是神话中使用的词语，其含义是“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的行动，结果已然确定了下来” [6] (p. 339)。可见，“命运”的含义指的就是某种结果不可避免或者必然发生。阿那克西曼德在解释本原的运动时指出：“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 [6] (p. 7)。这句话表达了万物都是由本原产生，毁灭之后又回到本原，这是不可避免、必然发生的，所有事物不仅仅是由“无定”这一原因产生的，并且事物的产生皆要服从必然性或者说“命运”，这既是对必然性的描述，又是对因果性和必然性之间某种关系的察觉，而且这种本原与事物之间循环往复的运动也明显地体现了规律性的思想。
赫拉克利特关于宇宙终极原因的论述中也包含了对于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思考。赫拉克利特较好地解决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抽象本原思想存在的问题，即不动的本原如何能够生成变动不居的世界的问题，用一团永恒燃烧的“活火”取代了不动的“数”，并认为“活火”的运动方式是在不同的“分寸”上燃烧和熄灭。首先，以火作为世间生灭变化的根本原因，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其次，“活火”、“燃烧”、“熄灭”这些性质赋予了本原运动变化的本性，能够更好地解释“火”作为本原是如何构成变动不居的世界；最后，赫拉克利特的“分寸”一词，其实指的就是某种秩序或规律，也就是他所提出的“逻各斯”。而关于必然性的理解，赫拉克利特是这样表述的：“一切都遵照命运而来，命运就是必然性” [6] (p. 22)。可见，在赫拉克利特看来，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也是完全等同的。而关于火与万物之间的转化过程，赫拉克利特指出“一切转为火、火又转为一切” [6] (p. 21)，世间的生灭变化仍是一个循环往复，从本原出发再回到本原的过程。不管是后来的原子论者还是宿命论者，他们的思想大体上均未超出上述对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理解，这也表明了古希腊时期人们思想程度的有限性只能止步于此。
(二) 基督教的神学先定论
由于古代希腊人生活状况所导致的狭小视野，对历史的理解只停留在他们所见所闻的范围内，历史的变动就是以某种本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循环往复，甚至是不断倒退，即他们所说的，属于人的时代将从“黄金时代”倒退至“黑铁时代”，与真正科学的历史决定论还相差甚远。而多年以后，强悍的罗马帝国通过疆土的扩张，在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更大的历史视野，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则以一种新的形式促进了历史决定论思想的发展。
公元前510年，拉丁人建立起罗马共和国，自此开始的几个世纪，罗马的疆域迅速扩张，直到罗马帝国时期达到最盛。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版图横跨亚、非、欧三个大洲，甚至连地中海都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海。更大的版图必然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历史视野，并由此逐渐产生了一种世界历史的意识，这一意识又在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无论是早期的教父哲学，还是后期的经院哲学，虽然他们对神学思想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大体上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即一种神学先定论的思想，这种思想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表达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
所谓神学先定论的思想，可以引用一国外论者的表述来进行最清晰而简要的理解，即“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以及宇宙中每一件事)都为上帝所知，哪怕不是事先被上帝造成。与宿命论一样，先定论并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前提条件，除非我们想说上帝就是一个前提条件” [6] (p. 343)。通过这一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上帝是神学宇宙观的逻辑前提，任何事物都被上帝预知或创造，都是上帝作为原因而产生的结果，这种先定论的思想也被应用于历史观当中。
作为基督教神学的早期代表，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阐述了这种以神学先定论为核心的历史观。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造物主，在创造万物之初建立了两座城和两类人，人类历史就是分属于两座城池中两类人的斗争过程。奥古斯丁说道：“我把人类分成两个序列……象征性地说，我把这两个序列称为两座城，亦即人类的两个社会，一个预定要由上帝来永远统治，另一个要与魔鬼一道经历永久的惩罚” [7] (p. 632)。所谓“按人生活的人”就是违抗上帝而顺从魔鬼的人；而“按上帝生活的人”则是顺从上帝的意志的人。前者生活在“属地之城”，而后者生活在“属天之城”，而“属地之城不会是永久的，因为当它受到终结时的审判和惩罚时，它就不再是一座城” [7] (p. 637)。整个世界历史就是两类人在斗争中前进的过程，最终“属天之城”必然胜利，“属地之城”必然失败，并遭受审判和惩罚。而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历史冲出了“循环往复”和“倒退”，表现为一种前进和上升的过程，相对于古希腊时期朴素的决定论思想，向更加完善的历史决定论跨出了一大步。
神学先定论的不足之处在于，这种历史观的逻辑起点是上帝的意志，即以上帝为决定因素来解释历史的发展。由此，人作为历史的主体，丝毫不能对历史产生任何影响，而只是作为上帝的创造物，成为实现上帝某种目的或意志的工具。历史的发展的决定因素不是从历史本身即历史中现实的人这里得到解释，而是通过一种历史之外的，非历史的因素来找寻历史发展的动力。科学而完善的历史决定论思想仍未形成。
(三) 近代人本主义历史决定论
以神学先定论为核心的历史观，其进步之处和不足之处都十分鲜明，进步之处在于人们产生了一种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初步认识，并且对历史的理解体现为一种前进而上升的发展过程；而不足之处就是以一种外在于历史本身的非历史因素即上帝来解释历史，存在着极强的神秘色彩。而自15世纪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客观上要求资本市场的扩张，进行航海活动，即“地理大发现”的到来。这种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的航海活动又一次拓宽了人们的历史视野，突破了将世界的一部分看作历史整体的狭隘眼界。在政治领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政治革命的兴起，也需要一种能够使革命自身合理化的理论原则，提供了一种人们研究历史的必要性。在文化领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反对教会组织以神学为工具对劳苦大众进行“愚民统治”的实际行动，使人们能够更清晰地发现神学先定论的一些弊端，使人们从历史本身中探寻出历史发展的未解之谜成为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期，近代著名思想家维科开创了一种以人的本性作为历史发展决定因素的历史决定论思想，被称为“人本主义历史决定论”或“人性历史决定论”，维科的历史决定论思想普遍被现代学界认为是第一个形态较为完备的历史决定论。
维科认为人类历史存在着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能够被人所认识，能够认识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历史就是由人类所创造的。维科认为，历史的规律决定了所有民族都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而且不同阶段的变化的必然的。有学者将这三个阶段的描述即对应时期进行了简要的概括：“第一阶段是神的时期，即宗教统治人心的时代；第二个阶段是英雄的时期，即贵族统治的时代；第三个阶段是平民时期，即资本主义的阶段，这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8] (p. 222)。而历史规律的依据在维科看来就是“各异教民族的共同本性” [9] (p. 29)。也就是说，维科认为各个民族都存在着共同的人类本性，这是全人类共同的起源，无论不同地域的民族之间是否存在着相互往来，其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在具体细节上存在不同，但整体上都要经历相同的发展阶段，即从神统治的时代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这种人本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赋予了历史主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地位，但维科对历史阶段变化的理解仍存在着局限，因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历史发展的最终阶段；另外，维科将人类的共同本性作为历史规律的依据或逻辑起点，很自然地会让人们追问一个问题，即人类从何而来？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维科将人类再一次归结为上帝所创造的产物，人的本性归根结底是顺从上帝旨意的，由此而言，“这门新科学就成了玄学” [9] (p. 26)，维科对历史决定论的理解仍是带有神学色彩的唯心主义思想。
对于维科将人类归结为上帝创造物这种神学唯心主义解释，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试图以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克服维科人本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神秘色彩。孟德斯鸠认为，历史发展存在着规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一规律的具体内容被孟德斯鸠等同于政治法律制度，但这一规律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
《论法的精神》中写道，“人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受不变的规律的支配。作为一个‘智能存在物’……人是不断地违背上帝所制定的规律的，并且更改自己所制定的规律” [10] (p. 1)。孟德斯鸠认为，作为“物理存在物”即自然物的人，受到不变的自然规律的支配，而作为“智能存在物”的人，能够自己创造规律，也就是法律制度，这样一来历史规律就失去了其客观性。孟德斯鸠思想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他摒弃了以上帝或神的意志等非历史因素来解释历史的不合理思想。只是，孟德斯鸠的问题在于法律制度到底从何而来？任人去改变的历史规律如何能够解释历史？
孟德斯鸠的方式是通过不变的规律来解释可变的规律，而不变的规律在他看来就是地理环境的各种因素。他指出：“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 [10] (p. 7)。尤其可见，各种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法律制度归根结底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对于孟德斯鸠的解释，爱尔维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爱尔维修认为，地理环境因素并不能作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即便地理条件对历史的发展存在影响，但这一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客观上，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地理环境大体相同，但却衍生出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同样，很多国家地理环境完全不同，政治法律制度却极为相似；对于同一国家来说，千百年来地理环境并未出现过太大变化，但政体早已产生了巨大变化。种种证据表明，将地理环境因素作为解释历史之谜的钥匙并非一种合理的办法，基于这一点，爱尔维修另辟蹊径，转向从历史主体，即人类的一部分当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原因。在爱尔维修看来，历史的发展是由贤明之人的观念决定的，民族的品格、社会的环境、历史的发展程度都取决于贤明的人的观念。那么贤明的人从何而来？贤明的人与平庸的人之间的区别是如何产生的？
爱尔维修认为，人所处环境的不同导致的受教育程度不同决定了人的贤明或者平庸，从而得出“人是环境的产物”的结论。而这样一来，爱尔维修就陷入了“人的观念决定环境”与“人是环境的产物”这种矛盾当中。之后的思想家，无论是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费尔巴哈，他们都选择避开爱尔维修所留下的矛盾，不谈社会环境对人的作用，而只是从人类自身出发，认为永恒不变的人的本性是历史发展的根源和动力，认为过去的历史与人的本性相违背，而未来符合人性的历史终将出现，如果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能够出现某些天才人物，才会推动历史发展。但这种解释即便克服了服从上帝旨意的神学唯心主义，仍然无法解释人性从何而来的问题，从而将最终原因归结于自然的必然性，即陷入唯物主义机械决定论的窠臼。
(四)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历史决定论
人本主义历史决定论遗留下来的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家给出了一种解决的方案。在德国古典哲学家看来，人本主义历史决定论最终之所以会出现无法解释人性从何而来的问题，是因为眼光仍然停留在历史现象的层面，而他们认为，历史未解之谜的答案并不在现象的领域，而是在本质的层面，因此，他们不再从人的本性中寻找历史发展的根源和动力，而是转而从理性中寻找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客观规律。康德认为人类历史中的种种事件、人类主体出于道德所做出的种种选择，都是由理性所颁布的道德命令所决定的；黑格尔则将唯心主义立场贯彻到底，将理性作为历史的前提，将理性主义历史决定论发挥到了极致。
在黑格尔眼中，历史并不是一些散乱现象的堆积，在历史现象的背后存在着历史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而这一规律在人的观念中并不能找到，而是要到这些观念背后去发现历史发展的动力。“‘精神’在本性上不是给偶然事故任意摆布的，它却是万物的绝对的决定者” [11] (p. 57)。黑格尔是从“绝对精神”或“绝对观念”出发来构建其思想体系的，世界整体在黑格尔看来就是精神自我运动的过程，要经历逻辑、自然、精神的三阶段。在逻辑阶段，绝对精神作为概念只具有内在抽象性；在自然阶段表现为自然界，从而具有了外在的物质性；而精神阶段的开始则标志着人类的出现，这一阶段包含有前两个阶段的内在抽象性与外在物质性，呈现为人类社会历史，这也是绝对精神运动的最复杂的阶段。黑格尔理性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也突出地表现在对绝对精神运动到这一阶段的描述当中。
首先，黑格尔用绝对精神在这一阶段的运动描述了人类历史的整体过程，认为从“主观精神”到“客观精神”，再到两者达到统一的“绝对精神”，这一运动过程产生出了人类历史的所有内容。
其次，黑格尔阐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动力的问题。“历史所记载的一般抽象的变化，久已经在普遍的方式之下被了解为一种达到更完善、更完美的境界的发展” [11] (p. 17)。也就是说，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朝着一种更完善、更完美的境界去发展。对于何为“更完善”、“更完美”，黑格尔指出：“事实上，‘尽善尽美性’这个原则差不多是和变化性同属不确定的名词” [11] (p. 57)。这就说明，历史发展的方向在黑格尔看来是一种开放的状态，而并非某一种确定的境界，相对于之前其他时代的历史决定论思想少了很多独断的成分。而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黑格尔认为是精神的自我对立、自我冲突。黑格尔指出：“精神的发展……是一种严重的非己所愿的、反对自己的过程” [11] (p. 58)。也就是说，正是精神内在的矛盾、冲突和对抗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
最后，黑格尔从直观和本质两个层面阐述了对历史规律性的理解。直观上：“我们假如把一般世界历史翻开来……有时候我们看到某种包罗宏富而为大家所关切的视野，进展得比较迟缓，而且结果竟然在许多琐屑事项的错综纠纷中被牺牲掉，终于纷纷化为尘埃了……而从显然是渺小的事情上，却发生了一番巨大的事变” [11] (p. 75)。通过这段论述可以发现，黑格尔想表达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充满了令人难以把握的偶然性，很多事情的结局并非达到了人类最初的目的，相反很多并未引起关注的琐碎事件却产生了某些富有巨大影响的结果。不过，黑格尔又指出，偶然性并非历史的本质，在种种现实的偶然性事件中，其实已经包含了某种可能并没有被人所意识到的必然性。“现实呈现于人们意识面前，最初大都是采取偶然性形式” [12] (p. 303)，但这只是假象，目的在于“从偶然性的假象里去认识潜藏着的必然性” [12] (p. 303)。黑格尔正是通过对直观的历史现象所表现出的偶然性，指出了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揭示了历史过程中偶然性与必然性关系规律。而我们熟知的“理性的狡计”则是黑格尔对人类历史的另一规律性进行的生动描述，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规律。黑格尔认为，每一人类个体都在追求着专属于自身的特殊的利益，为争取特殊利益而不断地争斗，而这种对特殊利益的追逐是人类的普遍行为，而这一普遍行为实际上不过是理性在驱使着人们帮助自己完成自身的目的而已。综上，黑格尔在现象和本质层面揭示了偶然与必然、特殊与普遍的历史规律。
理性主义历史决定论者，尤其是黑格尔关于这一思想的理解，确实达到了前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从人的观念和动机来思考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转向探究人类动机背后更深刻的动机，无疑是思维的巨大进步，这一点恩格斯也明确作出过肯定；精神的自我运动从自然到人类历史，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也使得历史在理性的推动下呈现为一个更加合理地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必然性和偶然性、特殊性与普遍性，黑格尔的这些阐述为马克思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究其根本，将理性或绝对精神看作历史的基础和前提，仍然是从历史之上或之外将某种意识形态输入到历史之中的做法，这种做法不可能从人类主体本身发现历史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原因，科学的历史决定论思想仍未完全形成，关于历史的未解之谜也只有在马克思那里，才得以正确地解答。
4.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
我们仅从概念的层面来分析“历史决定论”的概念，我们在上文中已经作出了清晰的界定，而作为理论形态，我们需要先澄清“唯物主义”这个分概念的含义，再在总体上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这一复合概念的含义。
“唯物主义”的立场。“唯物主义”是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哲学概念，它们的区别在于，在回答“世界是怎样”的问题上持相反的立场。简而言之，“唯物主义”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唯心主义”坚持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这是我们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般理解 [13] (p. 231)。
在马克思这里，“唯物主义”在其一般含义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更多内容，马克思所理解的“唯物主义”，除了与一般意义上的“唯心主义”相对立以外，还区别于所谓的“旧唯物主义”，这种特殊的理解，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14] (p. 155)。由此，我们需要解释清楚两个问题，一是何谓旧唯物主义？二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不一样在哪？马克思给出了答案：“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14] (p. 133)。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旧唯物主义仍然是要理解和回答“世界是怎样”的问题，这里面的“对象”、“现实”、“感性”指的就是人面对并构成对象性关系的现实的感性世界，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人类社会历史，而旧唯物主义对感性世界的理解虽然强调了对象的优先性，但仅从客体直观理解，没有给人的主体性留下任何空间。实践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实践”的理解对象，要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中理解世界的变化。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是马克思创造的，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承认社会历史中存在起决定作用的客观规律的理论。
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渐渐成熟的过程，在哲学立场上经历了从人本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马克思从分析上层建筑的诸多现象出发，探索出历史诞生于现实的人类实践，揭示了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纵向发展的一般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在横向上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形态。而后，恩格斯作出了必要的补充，从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三个关系范畴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恩格斯还进一步通过“历史合力论”表明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合力是由许多带有偶然性和随机性的分力构成的，虽然历史总的方向是由合力决定的，但不能忽视分力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从抽象劳动到生产实践，马克思确定了历史的发源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对“历史”作出阐述，并初步确定了以“劳动”解释历史的道路。他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15] (p. 131)，但他关于劳动的理解还停留在抽象，即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出来了“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14] (p. 135)。实践是历史的发源地，以往的哲学家要么将历史的发源地归结为理性，要么归结为人的本性，马克思虽然不同程度上受到过这些思想的影响，但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历史的发源地就在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实践当中。
其次，从类本质的异化与复归到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揭示了历史一般发展规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人类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不过这时他还停留在通过人的类本质来解释历史发展，认为历史是“人的类本质与人的存在相统一–人的类本质与人的存在相对立–人的类本质与人的存在相统一”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探索出决定上层建筑诸多现象的基础，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并指出了这一生产过程形成的两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16] (p. 51)，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历史纵向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规律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而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历史发展规律对历史发展的趋势作出了总结，解释了资产阶级是如何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中诞生、发展和灭亡，指明了无产阶级推翻无产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再次，人类社会在横向上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在《哲学的贫困》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重点强调了关于社会有机体的思想，即人类社会在横向上是一个多种因素构成的、经常处于变化之中的有机体结构，而历史规律就是在社会有机体各种因素的缠绕和冲突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资本论》正是着眼当时社会具体形态，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来阐发历史规律运动。其中，马克思揭示了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各种意识、上层建筑因素的作用，指明了两个方面一同推进社会有机体从低级到高级形态发展。他虽然注意到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但并没有表达出全面而丰富的内容。由于这部著作更多的是为“‘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17] (p. 62)，使得这一理论的全部含义没有在社会的运行规律中全部展示。
最后，恩格斯作了补充和深化。恩格斯致力于解决马克思所遗留的问题，尤其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被误解为经济决定论的问题。他在著作和书信中指明了应该从社会有机体的一切因素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中揭示社会整体的发展规律，反对了将经济最终决定作用绝对化的观点。还通过“历史合力论”指明很多偶然性的分力共同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合力。虽然历史总的方向是由合力决定的，但不能忽视分力的作用。历史合力论的思想既是合理发挥，也使得历史决定论思想上升到了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