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性论问题是整个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弗洛姆综合了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学说，强调“人”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存在，承认人同时作为“生物人”与“社会人”的辩证矛盾，提出“使用社会生物学方法来构建人本主义理论体系” [1] ，并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和这种理论体系开展对人性问题的“动态”研究。所谓“动态”，是指承认人与社会都处在自身变化和相互作用之中，应当以运动、发展而不是静止、停滞的眼光看待人性问题。弗洛姆既是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始人，又是坚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其贡献还体现在对弗洛伊德性格结构问题和马克思社会批判学说的创新性发展。从哲学史的角度看，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推动着哲学家们产生不同的人性理论。弗洛姆的人性观使用社会生物学方法得以构建，通过对人性问题的研究实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因此，弗洛姆对人性问题的“动态”解释，着重体现在他以综合为方法、以人为目的、以批判为手段的“规范人本主义”人性观。
2. 弗洛姆对生物学与社会学方法的综合
在前弗洛姆时代的人性论，要么走向绝对的理论僵化，要么忽视人本身的价值规范。弗洛姆意识到，要想解决“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人性论基本问题，就必须对旧人性论进行批判与综合，构建一种更具创新性和科学性的人性论哲学体系。因此，他的规范人本主义理论相比于先前哲学家的人性观具有鲜明的特点。具体来说，弗洛姆的理论特色在于把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心理剖析和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社会批判综合起来，以生物学与社会学双重学科视角建立起完整的人性论哲学体系。弗洛姆的综合与创新着重体现在“社会生物学”研究方法和对人性的规定中。
2.1. 规范人本主义的社会生物学方法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以来，哲学家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到达了全新高度，涌现了诸多人性理论体系，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萨特的自由哲学、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等。在这些关于人性问题的理论体系中，弗洛姆以社会生物学方法构建起的“规范人本主义”最具科学性和代表性。弗洛姆对先前人性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既不满足单纯强调人的生物性的“绝对主义人性观”，也不同意片面重视人的社会性的“相对主义人性观”，他认为这两种人性观都具有极为显著的理论漏洞。
弗洛姆指出，在他之前的种种人性理论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方面，单纯强调人的生理本能，把人的某些心理属性判定为永恒不变的“人性”，实质上是否认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从而陷入“绝对主义人性观”的泥潭；另一方面，片面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忽视人作为高等动物的自在生物本能，人的本性可以任凭环境塑造而改变，把人作为没有任何自然本能冲动的“白纸”，从而走向信守“相对主义人性观”的教条。在弗洛姆看来，“无论是以一个僵硬地概念(如善恶和爱恨等)去解释人的本质，还是听凭环境对人的随意塑造，在理论上都是漏洞百出的” [1] 。因此，弗洛姆在探究人性问题之初，就力图将生物学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综合为“社会生物学”方法，来克服绝对主义人性论与相对主义人性论的弊端。他以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指导，综合精神分析与社会批判，将人作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对人性做出动态解释。
按照弗洛姆的社会生物学方法论逻辑，人是独特的。必须首先把人看作为一种高等的动物，其自在生物特性不可改变；其次，人同其他动物相比较而言又是社会性的存在，“具备着理性和爱等能力” [1] 。由此可见，人的独特性就表现在人是内外部因素相互影响的产物，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相互作用的存在。人本身作为动物又不等同于动物的生物学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人可以凭借人脑这个高度发达的物质载体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控制自身的生物本能冲动。由于这两个原因，“人就成了宇宙间的一种崭新的生物” [1] 。人以外的动物没有意识，不能从事实践活动，因而无法控制自在本能冲动，不具有社会属性。社会中的人，有自身可供依托的社会历史条件，但他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又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弗洛姆在其著作《健全的社会》中提到：“人的生存问题是自然中独一无二的；他与自然分了家，又还处在自然界中；他有几分神性，又有几分动物性；他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 [2]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存在的矛盾性归根到底是人类实践的矛盾性，人总是在超越自然与被自然制约的矛盾中进行实践。由此可见，弗洛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认为人处于“自在”与“自为”无法回避的矛盾中，体现了其社会生物学方法论的实践性和辩证性，即对人性问题的动态解释。
2.2. 生物社会学视域下弗洛姆对人性的规定
人作为高等动物，其本性的形成依托于人脑这个高度发达的生物器官，并在社会性活动中做出相应改变。因此，人的本性是受生物性与社会性双重规定的。弗洛姆指出，人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相互交织的产物，处在无限和有限的辩证矛盾中。人的本性不能用理性和感性、爱慕和憎恶、亲和与冷漠等具体心理属性来规定，而只能运用社会生物学方法从人的二重性生存矛盾角度下定义。在弗洛姆看来，人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具体体现在现实生命长度的有限性与扩展生命广度的无限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寻求对世界终极解释的无限性、实践水平的有限性与改造自然使之适合人的发展的无限性等生存矛盾之中。
弗洛姆试图以批判态度使用生物社会学的方法对人进行定义，他接受弗洛伊德主义无意识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包括社会异化与人的异化)；否定旧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决定论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他认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要服从自然规律、适应社会环境，但生存矛盾却又驱使着人按照自身需要和发展状况来改造世界。“人是唯一能够自寻烦恼的动物，能够感到被逐出乐园的动物。人是唯一发现自己的生存的动物，他不得不解决这一生存问题，这是他无法避免的” [2] 。人是自然界唯一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是唯一具有“我”的概念的生物，也是唯一能够将“生存”转化为“生活”的存在。弗洛姆将人性的本质规定为人生存所固有的、不可避免的矛盾，这种规定亦是他在社会生物学方法论基础上对于人性问题的动态解释，体现了实践性与辩证性相统一的特征。弗洛姆的社会生物学方法通过对人性下定义，以动态的方式回答了“人的本性是什么” [1] 这个人性论首要的基本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次社会变革和时代变迁都牵动着哲学家们对人性论研究进展的关注。人性论问题总体上呈动态发展趋势：从简单到复杂、从表象到本质、从零散到整合。弗洛姆就是西方人性论哲学发展史中的杰出代表。他所首创的“规范人本主义”人性观既是对前人的批判总结，又为后世哲学提供了创新性借鉴方案。
3. 弗洛姆对性格结构问题的独创性贡献
弗洛姆作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其理论贡献不仅限于人性论哲学领域，他对于精神分析学说中“性格结构”概念的创新性阐释也极为显著。充分理解性格结构这个概念是研究人性问题必不可少的一环，弗洛姆将经典弗洛伊德主义的性格结构概念进行修正和补充，“更加突出了性格作为人的行为基础的作用” [1] 。弗洛伊德主义认为，人的性格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分别代表了人的生物本能冲动、尊重现实规律和遵循至善原则。弗洛伊德从生物性的角度对性格结构进行了具体阐述，但却在形式上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性。弗洛姆以弗洛伊德心理学为基础，进一步将性格明确划分为“个人性格”与“社会性格”，具备突出的独创性贡献。
所谓“个人性格”，是指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所先天固有的心理运行机制，是在个人家庭状况和生活经历的双重规定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强调人性的生物本能。个人性格可以在人的需要和实际行为之间发挥调节作用，使人能够摆脱一定的“动物性”，抑制本能冲动。所谓“社会性格”，是指社会中的人的总体性格结构的共同方面，是在特定的现实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而来的，强调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社会性格的作用就在于造就和疏导人的社会能量，以便使社会能够生存下去” [2] 。社会性格可以在社会经济基础和思想上层建筑之间起中介联系作用，使人适应环境的同时能够通过实践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改造自然。因此，在现实自然环境和具体社会关系中，个人性格与社会性格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弗洛姆认为，个人性格与社会性格之间具有辩证关系——个人性格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性格才得以形成；社会性格的发展也不能脱离个人性格而完全独立。弗洛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坚称自己的人性论哲学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他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重点着眼于人的社会性本质。因此，弗洛姆在研究性格结构问题时，着重探讨了社会性格。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3] ，社会意识必须符合社会存在的发展状况，每一种思想成果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弗洛姆进而明确指出，每一个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状况都有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性格。“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形态，往往产生不同的社会性格” [1] 。弗洛姆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将社会性格概括为“非生产性性格结构”和“生产性性格结构”这两个部分。非生产性性格结构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不承认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把人引向他们不应当采取的贪婪“占有”的生存方式。弗洛姆对非生产性性格解构的论述，实际表明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和辩证法观点，反对“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生产性性格结构强调人应当以“存在”而不是“占有”的方式生存，它推动着人生命潜能的实现，去主动创造而不是被动接受。弗洛姆的这一观点代表了他所提倡的人应有的价值取向。弗洛姆通过对性格结构问题的系统论述，将性格解构划分为个人性格与社会性格，又着重将社会性格划分为非生产性性格解构和生产性性格结构，这不仅是他对性格结构问题的独创性贡献，更是他回应“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一人性论第二大基本问题的具体体现。
4. 弗洛姆通过动态解释人性问题实现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
弗洛姆的人性论哲学体系是综合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学说构建起来的，他不仅以二者为理论来源，更致力于修正和补充其知识结构，从而实现了对二者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弗洛姆对性格结构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更关注人性理论的社会性方面。弗洛姆的人性论主张以批判为手段实现对人生命潜能的发挥和生命价值的寻求。弗洛姆人性论哲学首先以社会生物学方法探讨了“人的本性是什么”的问题，但其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对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4.1. 资本主义生命价值评判标准批判
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总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事一定的社会活动、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人通过实践创造了社会，社会又反过来塑造人。要想充分厘清弗洛姆人性论哲学的精神分析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之间的真正关系，就必须结合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来洞察其人性论哲学之整体。弗洛姆作为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杰出代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以人自身为出发点、以人所处的社会为落脚点建立起来的。弗洛姆的规范人本主义人性观与马克思主义人学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和共同性，二者都具备着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相同的批判理论武器以及对人自身价值与人生存方式的高度关注。具体来说，弗洛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试图构建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 [4] 的社会形态；用“异化”理论作为自己否定资本主义大生产条件下各种生存乱象的批判性武器；致力于为人类寻找真正的幸福和实现生命潜能而奋斗。弗洛姆认为人的价值才是评判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标准，这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 [5] 观点有着极强的契合性。因此，研究弗洛姆及其人性论哲学，必须首先明晰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立场和基本方法；其次，洞察他作为人本主义哲学家的人文关怀；最后，深入探究他用“批判的武器”来创造理想社会结构的价值目标。弗洛姆的规范人本主义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道德上激烈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他对当时工业文明下生命价值规范的不满、提出“道德更新”为主导的社会变革方案及其人道主义计划。
弗洛姆处在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物质需求”和“消费需要”等经济动因支配着人及其生命价值规范。弗洛姆面对社会异化与人的异化现象，强调使用“爱”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爱”是弗洛姆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他社会变革理论的依托和实现社会政治理想的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人的物质需要和消费需求得到极大满足，但人们却沉醉在单纯物质文明发达的迷境中无法自拔，严重忽视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世界健全，由此产生了现代人的各种心理病症。这是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相异化的集中表现。从物质生活的表象来看，现代人获得了经济上空前的满足，人能够用金钱换取富足的生活方式。然而，人在物质上的极端追求却造成了精神世界的极度空虚。从社会评价标准的角度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将物质生活水平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状况的唯一客观标准，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盛行。弗洛姆就是在这种忽视人文关怀、违背人类道德的社会评价标准下提出的生命价值规范理论，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学说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激烈的道德批判，包括对社会评判标准和劳动价值扭曲的批判。
弗洛姆认为，评判社会形态是否健全、社会结构是否合理的客观标准只能是人的价值，而不是物质发展水平。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价值观念和评价方式严重违背了人的本性及其真正需要，集中表现在人过分地追求“物的满足”而不是“人的完善”。弗洛姆指出，现代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以征服自然，但他却陷入在这些方法的罗网之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 [6] 。人试图征服自然，使“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或“自为自然”，人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物的满足，却也走向了被物所支配的陷阱。实质上表明了人仍未脱离“必然王国”的制约，尚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 [7] 发展阶段。因此，弗洛姆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学说的“异化”概念作为道德批判的理论武器。他认为，异化是人现实的状态与自身潜在本性的不同一，异化现象已经贯穿社会生活的全过程中。弗洛姆将异化的人形容为一架机器，人无论在肉体还是精神上，都完全违背着自己的本性需要。
在弗洛姆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要害在于，现代人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都看作是商品。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不再是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实践活动，而是纯粹地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进而“导致人对劳动的厌恶甚至仇恨，导致人的懒惰心理” [1] ，不仅不利于社会进步，也损害了人的精神世界。现代人的性格结构是单纯强调“占有”的非生产性性格结构，他们对自己价值的理解就在于占有多少物质利益。弗洛姆认为，人对经济价值的无休止追求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幸福，反而导致了各种精神健康问题。现代人“具有关于物质的全部知识，但对于人的生存之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才能创造性地释放和运用人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却茫然无知” [6] 。由此可见，经济利益的极大满足并不符合人的真正需要，片面强调物质占有状况的生命价值规范只会将人异化为机器。弗洛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命价值规范的批判，实质上回应了“人如何能够实现真正的幸福”这个人性论第三大基本问题。
4.2. 以“道德更新”为主导的社会变革方案
由于弗洛姆自始至终都无法接受人类生存方式的异化现象，于是他将这种异化现象作为“社会病症”，并提出改变现有异化状况的“诊疗方案”。具体来说，弗洛姆强调要以“人的科学”为基础，建立人道主义的生命价值规范标准。必须把作为“经济动物”的“机器”转化为“爱的动物”的“人”，从根本上改变“人被人所利用” [1] 和价值取向和“人被物所奴役”的生存状态。对此，弗洛姆提出了治疗社会病症的处方——以“道德更新”为主导的社会变革方案。“道德更新”，是改变资本主义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生命价值规范，重新对人的价值评判标准进行定向。尽管弗洛姆的学科视野极为广阔，曾一再强调社会变革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同时推进，但他还是在社会变革方案中突出道德更新的主导地位，并明确了实行道德更新方案的三个具体条件。首先是基于人心理特性的觉醒。当人能够在焦虑、厌恶、恐惧、伤心等负面情绪中觉察到自身社会生物性的异化表现时，他们就可以使用符合人性真正需要的生命价值规范来改善现有的生存方式。人能够通过觉醒得以解脱，人不再是自己或他人的手段，而是自己将自己作为目的。只有真正觉醒的人才能主动意识到先前从未关照过的领域，也只有通过觉醒才能实现人的内在革命，也就具备了实行道德更新方案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其次，人作为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特殊性存在，具备着爱与理性的特殊能力，人必须以批判的态度充分发挥这种特殊能力来审视自身的生存方式，从而达到生命潜能的完全实现。弗洛姆认为，“爱不是一种感情，而是一门艺术” [8] 。“爱”具有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人可以通过爱的方式使世界成为适合人的生物本能、满足人的社会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化世界”。同时，弗洛姆指出“理性”是人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人越是利用理性，就越趋向于个人生命价值的真正实现。人对于爱和理性的充分运用，标志着道德更新方案的实行具备了第二个前提条件。最后是关键的一步，通过确立人道主义的生命价值规范来引导大众。人们一旦意识到人道主义价值取向能够指引着他们获得真正的人生幸福、实现生命的全部潜能，就会主动发挥爱与理性的能力审视自身“非人性”的异化表现，从而觉醒为“真正的人”。由此可见，如果道德更新方案的三个前提条件均已具备，便可以促成社会变革的人道主义计划。
4.3. 多领域推进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人道主义计划
在弗洛姆看来，促成社会变革的人道主义计划的核心是将人类社会一切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文化现象均服务于人的生命价值实现。具体来说，在经济生产领域，劳动不再是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而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摒弃消费主义桎梏，“一切经济活动均服从于健康的消费” [1] ；在政治生活领域，全面实施人道主义民主制度，推动“政治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人既是管理活动的接受者又是政策实施的参与者；在思想文化领域，全力培养一切社会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社会成为“人的社会”。在弗洛姆的构想中，整个社会是人道化的社会。人不再利用他人，人不再被物所奴役；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目的，而非他人的手段；人的主体意识空前强烈，将社会事务、他人事务作为自己的事务；一切人都致力于精神世界的健全，抛弃对经济利益的刻板追求。这是弗洛姆的社会改革方案，也是他期望的人的社会存在方式。“道德更新”的社会变革方案展示出弗洛姆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未被资本主义崇尚物质利益的价值评判标准所渗透的高洁品质，他是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中观点最为鲜明、立场最为坚定、理论最为彻底的哲学家。弗洛姆具有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他一切理论的落脚点都在于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为人寻求关乎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所在。弗洛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构想的人道主义社会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 [4] 的根本特征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体现了他人本主义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弗洛姆不仅是人本主义哲学家，又是心理学家和社会政治学家，他的贡献不仅限于人性论哲学领域。弗洛姆在社会政治学领域的贡献在于，他坚决摒弃了当时学界盛行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将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作为武器，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横行的激烈批判。现实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仍未摆脱“非人道主义”的桎梏，社会异化现象不断上演，人的异化现象交替重现，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所决定的。在根本矛盾被解决之前，异化现象不会自觉消失。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中，总有诸如弗洛姆这些怀抱理想的人道主义思想家推动着人的完善与社会的进步。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9]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弗洛姆始终坚信，只要他不停止对人道主义理想的呼唤，信仰人道主义的人就会结成强大的推动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促使“人道主义社会”理想成为现实。
5. 结语
弗洛姆的整个人本主义哲学体系以其规范人本主义理论为基石，以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弗洛姆人性理论是学理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他在人性理论的基础上，具体论述了单纯强调物质利益的异化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方案。弗洛姆以“道德更新”为核心，主张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领域同步推进社会变革，力图实现“人道主义社会”的最高理想。由此可见，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卓越的人文关怀精神和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纵观弗洛姆“动态”人性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实质上是弗洛姆以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实践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为指导而构建起来的规范人本主义哲学理论。这对于我国在新时代条件下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飞跃有着强烈的借鉴意义。
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自治区重点文科基地学生创新基金项目招标课题“新疆高校科学无神论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编号：ZFZJX202304)和“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发展历程及建设路径研究”(项目编号：ZFZJX20230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