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种特别的物件贯通古今、联结中外：远至天涯海角，近至祖国内地；上溯金戈铁马时期，下迄科学昌明时代，社会各个阶层、各色人等多有喜爱。举凡帝王贵胄、社会名流，乃至普通士人、文人骚客，颇多珍藏把玩。这就是被称为“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文房四宝”中，笔多动而易损，纸无骨而多碎，墨常磨而摧折，唯砚质地坚实，淳朴厚重，能传百代。砚是文化流传的工具，也是文化本身的载体，砚的文化意韵及价值值得深入考索。
2. 自然天工与人工之巧的浑然融合，具备“灵性”品格与经济价值
2.1. 好砚源于自然与人工的绝佳组合
砚的种类有许多种，包括石质、玉质、金属质、陶质、瓷质、漆质等，其中石质砚最为普遍，也最实用。相传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就已经产生了石砚，只不过那时的石砚是研磨谷物。到了战国时期，出现了研墨的石砚。汉代以后，砚台开始有了艺术元素。魏晋时期出现了烧制的砚台。隋唐时期，端砚歙砚问世，制砚工艺也有很大的进步。宋元时期，砚台从单一的文房用品逐渐发展为欣赏与实用相结合的艺术品。从明代开始，砚的功能由实用为主变成了以艺术为主，进而成为一种收藏品。清代则被视为中国砚史的巅峰时期，在材质取用、造型、纹饰、雕刻、题铭等方面均超越前代而达到高峰。
衡量砚台是否优质的基本标准是什么呢？宋代苏轼在《书砚·赠段屿》中写道：“砚之美，止于滑而发墨，其他皆余事也。”意为砚台“滑而发墨”的实用功能最重要。如何做到“滑而发墨”，这就涉及对砚台质地的要求。古往今来，鉴别砚台的好坏，对其产地来历、材质属性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砚的本身就需具备“灵性”和经济价值才堪称好。
以名贵的端砚为例，采用3~4亿年前泥盆纪地质时期经过高温高压后形成的泥质变质岩作为砚石，这种泥质变质岩含有软的泥和硬的硅，刚中带柔。出产这种砚石的地方为广东肇庆(古称“端州”)东郊端溪。砚石名贵程度如何，民间有“端石一斤，价值千金”之说。《端石考》中对其“灵性”有详细的描述，称其“体重而轻，质钢而柔，摩之寂寂无响，按之如小儿肌肤温软，嫩而不滑，看而多姿，握之稍久，掌中水滋。盖《笔阵图》所谓浮津耀墨，无价之奇者也”。直白一点说，就是石质致密、温软、嫩滑、造型丰富、色彩多样、滋润如玉等。如此充满“灵性”的砚石如何不招人喜爱，每一方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品！能出产如此砚石的地方地质条件怎样呢？广东肇庆在远古时代是海与陆之间的过渡带，即滨岸地带，在漫长的地质发展中，端砚岩层经历了物质聚集、深埋成岩、褶皱降起变质、表生成岩等漫长的阶段。每一方端砚，都是历经数亿年的不可再生资源。
名贵的砚，体现了自然与人工的绝佳组合。除了以材质名贵而外，另有以精工制作而贵、以名人经手使用而贵等。有的砚台因艺术价值高而不再实用，作为古董来观赏、珍藏，舍不得濡水发墨了。如此说来，看似简单的一方砚台，实则汇聚中华四方之灵气，寄托文人雅士之情怀，历经时光淘洗，最终成为摆在有缘人案头的名贵之物。
2.2. 好砚材质稀缺愈发助长其经济价值
砚石作为“精美的石头”，里面含有非常罕见的化学物质，其硬度也是衡量质量优劣的标准，硬度过大，不易雕刻；硬度过小，容易使磨墨处变得凹凸不平，影响砚的使用寿命。同时，砚石的硬度低于墨的硬度，容易在研磨时变成粉末，与墨共溶于水，影响书画效果。中国适于磨墨的石头几百种，砚石的硬度应是最适中的。砚石的硬度一般在摩氏硬度3~4度之间，大于墨的硬度2。一般而言，端砚求其硬，歙洮软者佳，宣砚硬度则介于这几种砚石的中间，均适合做砚石(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table of inkstone hardness
表1. 砚石硬度对比表
物以稀为贵，名砚的材质往往出于特定的区域，如今不可能再有同样的地理条件去形成同样的岩层、岩石，所以“片石足珍”的说法并不为过。加之开采加工依靠的是手工，劳动强度大，采石技术高，更助长了砚台的市场价值。在众多的砚台中，像端砚那样，能荣幸跻身“四大名砚”的，都是经过时间磨洗、行业竞争、因人幻化，最终获得一席之地，所以标准近乎苛刻。“四大名砚”中还包括山东青州的红丝砚、安徽古歙州(今黄山)的歙砚、甘肃卓尼的洮河砚。另有一种说法，兴起于清末，将山西的澄泥砚与端、歙、洮并列，纳为中国“四大名砚”。
以红丝砚为例，能跻身“四大名砚”绝非偶然。其砚石生成于4.5亿年前，石质温润，给人以淡泊宁静的舒适感，艳丽多姿的色彩妙不可言，变化莫测的纹理让人产生无尽遐思，古朴自然的造型让人叹为观止。现只有山东临朐县才有出产，故红丝砚的经济价值及市场前景将不可估量。
当然，物与人同，亦有“幸与不幸”，洮砚的名气不如端砚、歙砚等，似显遭遇之不幸。据《甘肃洮砚志》记载，洮砚从来都不弱于端砚、歙砚，只因地处偏远，“产于梯航难及之乡”“关山险阻”，所以地区传播力不足，加上市场混乱，“以赝冒真”，导致洮砚“竟不能与端、歙之石争短长于文房”，实属遗憾。
3. 砚以比德善美的传统观念，蕴含美学意义与人文价值
3.1. 巧妙融合自然属性与人文精神
中华文化有“比德”的优良传统，认为万物皆有灵性，于是将自然物的属性特征比附人的道德精神品质，揭橥其美学意义、人文价值。《论语·雍也》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以水比智者的“动”与“乐”，以山比仁者的“静”与“寿”，开儒家“比德”说之先河。后又出现以玉比德，认为“君子”需佩玉，“无故玉不去身”，玉逐渐成为高贵、纯洁、神圣、长寿等象征，由具体的器物而代指抽象的德行。儒家最初提出“比德”说，是为了对“君子”所应具有的伦理道德思想做一种形象的比拟说明，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蕴含着极高的人文价值。又如将梅、兰、竹、菊合并，称其为“植物四君子”，均含有生命力强、不屈服于恶劣自然之义，分开则比拟“傲、幽、坚、淡”品性，对应象征耐寒凌霜百折不挠、高洁典雅爱国坚贞、刚烈不屈虚心有节、隐逸超脱不趋炎势之人文精神。“文房四宝”亦有“文房四士”之说，以物喻人，雅称“笔、墨、纸、砚”为“毛颖、龙须友，墨曹都统、黑松使者，楮先生、云蓝，即墨侯、石友”等。
关于“文房四宝”的排序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有将砚排在首位的，因其具有坚固、传万世而不朽、千古而永存的品质而获美誉。一方砚台，君王用它发号施令，文人靠它攀登仕途，雅士凭它挥毫泼墨，展志抒怀，砚台里盛的岂止是墨，更是仁人志士化不开的情怀。宋代苏易简的《文房四谱》云：“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与终身俱者，惟砚而已。”中国传统文人咏砚诗词很多，民间关于砚的故事也很多，传递的往往是对砚衷心喜欢、难以割舍的情怀。对于普通文人而言，书房是他们精神的“栖息地”，他们始终走不出此方天地，在此天地中，长时间守护的只有砚。心诚则灵，只有倾心以对，才可迎来富贵繁华。文人之有砚，犹武将之有剑、美人之有镜，当为深谙器物与人关联的妙悟之语。
3.2. 承载士人价值观念与人生理想
文字记载、民间传说中有关人与砚的故事数不胜数。唐代文嵩曾作《即墨侯石虚中传》，以砚拟人，称砚姓石，名虚中，字居默，封“即墨侯”。唐代女诗人薛涛《四友赞》中称砚为“润色先生”。宋代苏轼在《孔毅夫龙尾砚铭》中盛赞歙砚道：“涩不留笔，滑不拒笔，瓜夫而理，金声而玉德”，直接将砚比附于玉，具备君子之德。中国人爱玉数千年不变，这种习惯延续到爱砚台，砚台也像玉一样温润、敦厚。南宋王迈在《除夜洗砚》诗中说：“多谢吾家即墨侯，朝濡暮染富春秋。”字里行间，饱含对砚的一片深情。清代王继香《醉庵砚铭》独取砚之“静而真”，谥之曰“静真先生”……砚台已成为文人高士立身利器、精神支柱。
此外，古人以砚喻德，谚语形容为：“砚田有谷，耕之有福。”砚台还承载着正义、真善美等文化内涵，民间有将砚台作为祖传之物，以示书香绵远、品质高洁。
4. 砚穿越时空美誉广布，彰显文化魅力与艺术价值
4.1. 砚的形制变化因时因世而异
砚品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砚由原始社会研磨器演变而来，逐步形成专用的书写砚。由研究者认为，“在砚的演变历史中，其名称和形制均有所变化，名称从‘研’到‘砚’的过程亦映射着其最初形制的演变……直至魏晋时期，研之实物就已基本为砚所取代。此时的砚虽还没有砚池、砚堂之分，但已具备砚之初形。” [1] 砚的制作历经秦汉、魏晋，至唐代起，各地相继发现适合制砚的石料，开始以石为主的砚台制作。王正光先生认为，“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砚台造型样式林林总总，面貌繁多，概括起来讲可以分为三形七式，即三大类型、七大砚式。所谓三大类形即正形砚、随形砚、仿形砚。所谓七大砚式即辟雍砚、石渠砚、箕形砚、抄手砚、淌池砚、落池砚、平板砚。” [2] 王先生对砚的造型作了系统的研究与概括，可谓精当。
砚的发展集合了书法、绘画、雕刻、金石、文学、历史、地理等诸多文化元素，每一方砚台，其形制纹样中均展露出浓厚的文华之气，遂逐渐演变为精美的艺术品，向世人展示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艺术价值。陈国源先生认为，“中华名砚除实用价值之外，还集历史、文化、艺术、欣赏、收藏、研究、投资等诸价值一身，无愧为华夏优秀文化殿堂中一朵绚丽夺目的艺术奇葩。” [3] 陈先生对砚的多种价值，由砚里到砚外，由微观到宏观，作了充分的诠释。
随着时代的进步、制砚工艺水平的提高，文人士大夫、匠石艺人们开始引申考究砚的文化内涵。一方小小空间可打开胸中丘壑，展示对宇宙的认识、对人生的认知。当砚台讲求题材思想美、经营位置美、形神兼备美、砚铭书法美、骨法用笔美等诸多美感之后，“文人砚”便自然蔚然兴起。以非石质砚的澄泥砚来说，“明代澄泥砚色彩多样、造型多变，雕刻纹饰较唐、宋、元时期更为丰富，极具艺术性与观赏性，带有文学色彩的砚铭也开始被铭刻在砚台之上，这都使得明代澄泥砚不仅仅是实用文具，而开始步入收藏品和艺术品的行列。” [4] 明代澄泥砚实现了“人”与“物”的融合，文化韵味十足。
4.2. 砚的传播流布记录着传统文化发展印迹
《经济》杂志(2007年第4期)曾发表一篇题为《全球最大古代名人砚群惊世再现》的文章， [5] 陈述了一位海外华人大家族历时300年收藏1290方中国古代名人名砚的事实。文章认为，这些砚台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历史学研究来说，可以廓清一些历史事实；对文学研究来说，可以加深对一些文学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对于哲学研究来说，可以发现一大批著名历史人物的哲学思想和古代文化人的哲学思想变化轨迹，还可以纠正一些数据错误；对于书法理论研究来说，可以纠正一些书法理论的出处；研究这些砚，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我国宗教圣地的文化氛围……这个海外华人家族对保存我国传统文化的确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民间也有很多关于名人名砚的传说。相传唐代李白砚乡游历，在兴唐寺门前购买歙砚，歙砚质地石色如碧云，纹理清晰妍丽，摸上去光洁、细腻、滋润，犹如婴儿肌肤。南唐后主李煜喜欢收藏名砚，视歙砚为“天下之冠”。李煜出降被俘到汴京，他不持他物，仅带砚台，并写下了多首艺术性很高的诗词。有人进行比较总结，“唐代的砚，雍容华贵，肥硕健壮，如出水的杨贵妃；宋代的砚，冷峻峭拔，瘦而有神，如风中的李清照；明清的砚，外柔内刚，婀娜多姿，如多情的柳如是……” [6] 语虽多主观，但珍爱把玩之情，已跃然而出。
关于咏砚台的诗词、书写砚台的文章，自然是洋洋大观、难以计数，兹不罗列赘述。
5. 砚联络情感助推交流，具有催生交际功能的外交价值
5.1. 砚坛佳话凸显情感维系功能
中国人尚礼，礼物馈赠大有学问。因为砚之名贵，自然可以成为礼品赠送他人。唐代韩愈赠送后生李元宾砚台，一不小心被人掉在地上摔碎了，李元宾用盒子将砚台的碎片装起，带回京师的家中，郑重地将碎砚埋掉。埋砚之举，包含着对于朋友赠物的重视。苏东坡最喜赠人以砚来表达淳厚交谊，他曾向知遇之交陈梦英赠送汉渠阁瓦砚台一方，以勉励陈氏子孙后代勤奋耕读。到晚清时此砚不幸丢失，后又经收藏家何公卓收购后慨然“完璧归赵”，陈氏一族十分感动，在村南建“还砚亭”一座，以永传东坡先生之墨宝，永念何先生之勋德 [7] 。此类故事均为砚联络情感助推交流提供了明证。
“正气砚”的故事广为人知，这块砚也被称为“史上最悲壮的砚台”。清人梁绍壬所著《两般秋雨庵随笔》中，曾记载岳飞使用过的一方砚台。宋元易代之际，这方砚台被诗人谢枋得收藏。后谢枋得为了激励同榜进士文天祥抗元，不惜割爱，把这方代表着忠良和正气的砚台送给了文天祥。三位宋室孤忠死后，这方宝砚辗转漂泊，最终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秋，在皖南为福建晋江人吴鲁所得。吴鲁感于此砚“得乾坤之正气”，遂为之取名“正气砚”。一块镌刻着先贤教诲的砚石，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久弥坚的伟大品格，演绎得荡气回肠，令人感佩不已。
清代纪昀受砚与赠砚的事迹也广为人知。纪昀赠砚，一方面为了联系志同道合的僚友之间的情感，另一方面仿效先贤，在赠砚的行为当中赋予了一般庸人所无法想象的深刻内涵。如同当年他的老师刘统勋的用心一样，赠砚与他是让他努力精心编纂四库，而裘日修先生赠砚给他，是鼓励他修好《续通志》。多少年后，纪昀桃李满园，他也曾多次把藏砚送给心爱的门徒。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作为朝廷重臣的纪昀自觉践行中华美德，将知恩图报、奖励提携后进的善举落到了实处，值得褒扬。
齐白石作为一代艺术大家，与毛主席有同乡之谊，他将珍藏的传家宝砚台赠送给毛主席，表达了人民艺术家对领袖的崇敬之情，演绎的一段佳话也常常为人们称道。
5.2. 砚品国宝增进文化交流
唐代末年开始，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的歙砚就作为御赐品大行于天下。在宋代，歙砚多次被作为国宝级的礼品，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赠品送给外国的使者。清代统治者立国后，“暹罗进献贡物后，清廷通常会回赐于数量几倍的物品，其中便有文房四宝中的砚台。” [8] 论者认为，砚台作为中国书法文化不可或缺的“文房四宝”之一，代表着汉字书写的符号，也是汉语传播的工具。
砚，作为宝中之宝，如今也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馈赠外国元首的国礼珍品，在国际交流和外交上均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砚传入日本后，日本人民发挥聪明才智，不断模仿、创造，生产出不少“和砚”，颇具艺术价值。中国砚还传入朝鲜、越南等国，大大丰富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内容。
6. 砚顺应需求主动求变，拓展非遗功能的市场价值
6.1. 砚的功能及发展定位变迁
变者，天下之公理。从砚文化的发展来看，从实用到审美赏玩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趋势。每一方砚都是一册静默的教科书，蕴涵主人深情而特有的遐思、雅致而痴情的守望。
随着时代的变化，砚的实用功能已大部分被其他工具代替。但由于各地优质砚材的日益枯竭，导致近年来砚台价格暴涨，市场潜力增大。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对艺术品的需求增加，砚台市场前景仍然看好。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书法、绘画等传统艺术，对砚台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砚台作为艺术品，也受到了越来越多收藏家的青睐。同时，一些企业也开始推出高端砚台产品，进一步扩大了市场需求。近年来，异军突起的有河北易县的易水砚，制作精美、古朴，质地优异，驰名中外，可谓后来居上。
6.2. 砚的产业及市场价值展望
新时代下丰富砚文化内涵、推动砚台市场发展，要注意继承历史底蕴、涵养人文情怀、突出地域特色、实现转型创新。要加大网络平台推广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好博物馆，举办砚台体验活动。借助科技手段，提高砚台制作工艺、制作质量，尽可能降低制作成本，让砚台由“曲高和寡”走向寻常百姓之家。随着数字艺术技术的不断发展，砚台的制作和设计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可以将砚台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实现更加多样化的展示和销售方式，为砚台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推动砚台市场发展，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满足特定、个性化需求。如现代端砚雕刻，巧妙融入了2008年奥运会、2010年亚运会、世博会，以及赞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白衣天使等诸多元素，很受百姓欢迎和市场需要。再如，绛州澄泥砚研制所在挖掘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坚持守正创新，创作出一系列“红色砚台”，将红色元素融入砚台制作中，先后制作推出了“庆祝新中国70华诞系列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十方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砚”等爱国主义题材砚品。思路一变，市场前景便无限广阔。
7. 结语
一切故事，转瞬之间，即可化为云烟，唯有文房常在，人砚相守，现实与梦想相融相接。砚承载的不仅是社会个体的精神记忆，更是民族大众的群体文化记忆。砚的历史是一部厚重的大书，它的历史也是中华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部分。
砚从最初实用的写字工具，到如今成为精致的艺术品，包含着太多文人雅士、艺术工匠的心血，彰显了不同时代的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承载了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这些都值得被我们铭记并加以传承。有识者认为，收藏把玩砚台实际上是玩味生活、品味人生，这是传统中国文化下的高雅生活方式，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作为华夏儿女，龙的传人，我们有充分理由也有足够的信心加强对砚台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让这一传统文化的瑰宝继续发扬光大。